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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围攻”仅万人 “倒扁”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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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10/10 出处：凯迪网络 |
文章提交者：活久了就知道
正在看凤凰卫视的新闻，感觉就是，台湾倒扁行动，算是走到头了。
这个行动刚开始时，我就说过，准会是虎头蛇尾，无疾而始。现在，我可以明确地说，我说对了。
台湾检方已正式宣布吴淑珍在礼券案中不涉及违法行为，全身而退。
施明德的环岛游行，只有少量的人随行，现在在台南行动困难，处处遭遇围堵，被人追骂。
我并不指责台湾部分人的倒扁行动，我也不关心施明德的动机。我当初之所以判断倒扁行动会无疾而终，主要基于三点判断。
1/ 依据台湾的政治体制，在司法机关没有明确是否涉罪之前，就以贪腐罪为名发起运动，带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一旦罪名不成立，整个运动就失去基础。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
2/ 运动的设计规模过大，诉求过高，情绪过于激动，这就很容易发展成社会动荡。一个社会，如果不是民不聊生，民众会在社会动荡和社会不公中，选择社会不公。何况，我的看法，民进党做为新党派，腐败的再快，也不会超过国民党几十年的腐败积淀。民众在选苹果时，最终会选新摘下来的苹果。
3/ 运动在一开始，就带有太明显的统、独之争的背景。反腐是台湾的全民诉求，但统、独则各有各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强调反腐是主调，最后都会发展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对抗。至此，倒扁运动如不是演变成群体激烈对抗，就是被社会要求平稳的心态降温，无疾而终。
我希望台湾这次倒扁运动无疾而终，这对台湾两大民众阵营都是好事。
有一个事情要明确，那就是台湾的政治体制，已经基本实现了司法和新闻的独立。新闻不能过多的左右司法，更不能代替司法。但台湾又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民主体制，新闻的独立，虽然基本上不再受政府的钳制，却没有完全脱离与政党的联系。
因此，分析台湾的事情，一定要同时分析新闻机构的党派背景或顷向。而这一点，我们却往往忽视，或不易办到。
另一个问题。
这也涉及政治体制的问题。当影响民众的思想的工具，如教育机构、宣传机构等，不是一个整体声音而是多种声音时，想用一种理念、一种口号、一种理论影响所有人，是不可能或不容易的。起作用的，仍然是事实。在民主体制下，当权者的腐败如果是事实，他就倒了。如果不是事实，口号和理论说再多，也不能影响很多人。所以，如果政治上成熟一些，应该是在抓住贪腐的事实后再组织攻击，否则，不光不会加分，还会失分。
我并没有太关心SOGO案的详情，我看事一般不太注意细节，而更多是看情势。
按商业的潜规则，如果我要搞定一件大事，我不光要攻下主管这个事的人，而且要攻下与他相关的人。什么是他的相关的人？一是他的同党，二是他的对头。而且搞定他的对头，比搞定他的同党还重要。否则，大事一定不成。
如果按这个规则，那SOGO案的资金就有可能是一部分流向主管人员，另一部分流向这个主管的对头。我说的双刃剑，就是这个意思。
在台湾，我想任何人都有无限怀疑的权力，而且可以无限期的怀疑下去。
只是在台湾现行体制下，仅有怀疑是不足以改变政局的。
现在反对党团搞罢免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在向部分民众做交待，等同发出了结束这次运动的信号。罢免案是个“终极武器”，用过了，部分民众就不好说政客不做为了。
政治就是政治，是政客的玩具，不是民众的玩具。
我在开头就说了，我对施明德的动机不关心。
为什么不关心他的动机？一是施明德的动机可能很复杂、很隐蔽，可能长期不会暴露出来；二是对台湾社会而言，施明德的动机是什么根本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施明德的行为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的看法：
1/ 台湾的政治体制，反贪倒扁的运动，不管规模如何，都只能起到向台湾司法机关施加舆论压力的作用，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司法机关和国会。也就是说，施明德发动的运动，在倒扁问题上的作用是有限的，是间接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只要司法机关拿不到实证，这个倒扁运动就是一场空。
2/ 另一方面，施明德的运动在全面反贪防腐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施明德把全面反贪与倒扁两件事绑在一起，那运动的主调就只能是倒扁了。当主调是倒扁时，也就是反某个确定的人的贪污行为，自然对全面反贪不会有什么明显作用。这一点，我们都有经验。当某个省委书记因贪被治罪后，那个省的贪污现状并不会有过多改善。而要想全面改善，那就必须全面反贪。全面反贪，是施明德不愿做也做不到的。如果施明德做了，那大方向也就转了，焦点模糊了，也就别倒扁了。
3/ 以我们自己都有的经验，大家都知道，如果出现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全面反贪，那就一定不是倒某几个贪官，结局一定是倒政府、倒政权。这一点不用细谈，懂点历史的人都非常清楚。
所以，如果施明德成功地倒掉扁，台湾现政权就等于瓦解。民进党甫上台即出现台湾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以最高官职被定罪的贪官，民进党将在政治上一垮到底，永远别想翻身。由此可知，说施明德此举是为了救民进党，那纯属是胡说八道。
吴淑真收礼券的事，依我想，事情很简单。只要台湾检调单位的调查属实，按台湾法律，确实不属违法行为。即便按大陆的现行法律，也不属于行贿受贿的行为。
解释法律和政策规定太累，我给你举个我自己的例子。
一个副市长，调到省里去了。一次我去看他，没有目的，属于联络友谊。空手上门不合中国礼数。正好我没见过他儿了，我包了个二千元的红包，送给他儿子当见面礼。他客气一下，让他儿子过来收了。这二千元并不是我自己掏腰包，数额在我可以支配的招待费额度之内，回去我就在企业报销了。
我这个红包，放在台湾，可能就会换成礼券，更雅一点儿。
我说的这样事，在大陆绝对扯不上违法。真要上纲上线，最多是个风气不正，不能免俗而已。
:)
还是没事。
依我所了解的大陆企业情况：
1/ 凡是大型企业，不管国营私营，都会有名目不同的一笔费用，用于公关使用。常用的名称就是业务招待费。这笔费用是董事会批准使用的，不存在私用的问题。主管人员按公司规定，掌握使用一定额度，在额度内使用，事前不用请示，事后不用汇报。这也是经营权的一部分。对公司内部而言，这部分费用用白条报销即可。但由于工商税务部门的要求，所以公司财务也以部分其它发票抵冲做帐。
2/ 是否是行贿受贿，需看金额与企业所求办的事情的得利是否相衬。再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们公司在某市拟投一个项目，在申办的过程中，在一个宴会上我送给主管市长一本精美的大型画册，值几百元。我拜托该市长对我们的项目多予关照。后来，该市长主持批准了我们的项目。这是个投资数千万的项目。我求他办事，送了礼，事也办了，但仍扯不上行贿受贿。因为我送的礼，与我求的事，在价值上完全不相衬。
:)
你谈法律问题，我谈的也是法律问题。
法律禁止企业向政府官员行贿，但法律不禁止企业与政府官员加强联系的友善行为，这是两个概念。工商税务管理部门对企业用于公关的费用的总额度有规定，政府对官员参加宴请与收受礼物的金额也有规定。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法律不禁止。不同国家，这个额度的大小不同。欧美国家额度小，我们比较大。
在财务方面，工商税务审计部门规定，在业务招待费项下，允许白条存在，同时对白条的数量和总额有限制。对国有企业的限制较严，对私营企业的限制较宽。而且此种限制的重点是防止企业漏税。
我不想再争论这个话题。
我的帖子的重点是台湾倒扁运动能否成功，及其策略设计如何，而不是评论台湾检调机关对吴淑真的处理决定是否正确。台湾有台湾的法律，吴、扁是否犯罪，是台湾的司法机关说了算。
施明德声称要在10月10日组织起200万人搞“天下围攻”，继续倒扁。
我从趋势上看，我认为倒扁运动如果在10月10日能真实的组织起20万态度明确的穿红衫人参加活动，那么这个倒扁运动还能支持一段时间。如果真实的参加人数不足20万，或者远远不足，那这次倒扁运动应该就会很快结束了。
10月10日对台湾人是个具有丰富政治内容的日子，在这一天举行的倒扁活动，能触动台湾民众内心的深层次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10月10日“天下围攻”是施明德所组织的运动是否得台湾民众之心的一个试金石。
施明德今天首次在媒体前提出“红军”的“退场机制”。
我把这看做是落花流水，大势已去。
施明德又提出以罢免民进党籍立委的办法，减弱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力量，从而使全民公投罢免陈水扁的议案得以在立法院通过。
看了台湾《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相关条文，感觉施明德如果选择一两个合适的县市罢免一两个民进党籍立委，还是有可能的。
以50万人的台中县为例，如果要罢免台中县选出的立委，简单计算，如果有超过1万人提议即可开始在一个月内争取连署；如果另有超过6.5万人连署即可进行公投；如果参加公投的人数超过25万人且同意罢免的人超过12.5万人，即罢免成功。当然，如果是全县民众都参加了公投，同意罢免的人就得超过25万人。
问题是，又简单计算一下，施明德要想用这个办法达到目的，倒扁民众得集中罢免掉30来个民进党籍立委。这就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了。
经过耐心等待，总算看到了施明德组织的10月10日“天下围攻”的全景照片。
不要说200万人，能有数万人就不错了。
我说过，10月10日是鉴别倒扁活动在台湾的得民心程度的试金石。
现在我可以说，这个活动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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