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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春先:在中关村开公司第一人
    时间:2006/10/10 出处:博客网
      齐忠

      中国.北京海淀的中关村,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硅谷”、高新技术企业的摇篮而闻名世界,但是对中关村首家公司的创建过程,只有以下简单的文字介绍。


      “1980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带领几名科技人员,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移植美国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从此开创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寥寥数语,多年来成为陈春先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的记载,刊登在不同的报刊和书集中。使人们对中关村首家公司的创立产生错误印象,陈春先好像是先知先觉传奇式人物,清晨带领几个人在中关村拉大旗开公司,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随手建成。陈春先干的都是容易事,只要胆大谁都能完成。使人们很难理解陈春先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的艰难历程,他对旧传统、旧科技体制挑战的勇气,利用科技创新使国家富强的贡献。还会引发许多疑问,当年美国硅谷并不出名,陈春先如何得知?陈春先在硅谷看到什么,促使他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陈春先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后,谁最支持他?谁最反对他?新华社北京分社报道陈春先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的内参如何写成?中央领导人为什么做出对陈春先支持的批示?为还原历史真实面目解开这些疑问,笔者做了大量的调查,了解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用本篇文章描述陈春先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历史原貌以飨读者。

      陈春先访美为疑问参观硅谷  回国创办公司为扩散新技术

      1977年,中国结束10年“文革”动乱得到平静,科技界由于多年没有与国外接触处于封闭状态,国家为改变科技界的封闭状态,制订多项对外科技交流计划。其中有中美两国核聚变学术交流计划,该计划规定两国核聚变科学家互相访问进行学术交流,费用由接待方负责。这个协议结果产生出新的“粒子”,她就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1978年夏,中美核聚变学术交流计划启动,中国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代表团成员有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物理所位于海淀中关村南三街,物理所附近还有其它中科院研究所,例如计算机所、数学所、力学所、声学所、生物所、自动化所、电工所等。知名度最高是计算机所,著名的联想公司是该所创办。另外是数学所,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陈景润,就是出自数学所。物理所在公众中不大出名,在科技界圈里非常有名。我国原子弹、氢弹、卫星、导弹的研制开发都与物理所有关。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所长是我国物理学泰斗严济慈,著名物理学家施汝为、赵忠尧也出自该所。


      陈春先是首次访问美国,参观美国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PPPL),环形聚变实验反应堆(TFTR)的托卡马克(一种环形磁约束装置)是他访美的目标,他要参照美国托卡马克的实验数据,与北京托卡马克6号实验数据相对比,还要以美国托卡马克为参考蓝本,筹建国家计划投资4000多万元的合肥托卡马克8号,这笔投资在当年是天文数字的巨款,合肥托卡马克8号的重要功能是从核聚变探索人类的新能源。


      20世纪40年代,人类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后,科学家们希望把核聚变产生的巨大能量作为新能源,运用到和平用途上也就是核发电。基本设想是用氢弹中两个核聚合在一起产生热核反应,释放惊人的能量。实现这种设想要解决许多问题,因为核聚变必须在近亿度高温下发生反应,这种高温中物质全部变成等离子体的气体,还要研制出能够存放高温等离子体的容器。科学家们提出用磁场实现聚变的磁约束概念,采用由封闭磁场组成的容器,来约束高温等离子体。这种容器又叫磁瓶或磁笼,它由磁力线组成,看不见,摸不着,不怕高温烈火烧。


      1954年前苏联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研制出存放高温等离子体的容器命名托卡马克。


      1968年,前苏联科学家在托卡马克装置上取得新突破,在千万度高温以上获得稳定环形高温等离子体,在全球核聚变界引起轰动,西方各国纷纷建造托卡马克。


      1971年我国开始关注托卡马克,陈春先负责研制。在“文革”混乱的年代里,陈春先排除干扰带领课题组在1974年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命名北京托卡马克6号。北京托卡马克6号的研制成功不仅是我国当年最好的科技成果,也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核聚变的垄断。今天在中科院网站的大事记中还显示:“1974年物理所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


      陈春先访美期间与美国核聚变试验室负责人、核聚变事业之父弗斯(H.P.Furth)教授,进行多次学术交流并成为好朋友。陈春先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科研爆发力,托卡马克、人造卫星都是苏联首先研制成功,弗斯教授带领科技人员,只用几个月就研制出托卡马克并超过苏联,成为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建造托卡马克的学习基地。美国的航天事业很快赶上苏联,把人类送上月球。陈春先对美国的科研爆发力进行了思考,发现中美两国科研体制是不同。核聚变在军事上可以造氢弹,在民用方面可以用于发电。中国只有氢弹研究,民用研究是空白,建造核发电站要用外汇进口核发电设备,对核聚变的科学研究全是花钱。美国的核聚变研究是氢弹和民用发电两条腿走路,提高军事实力的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回国后,陈春先对美国科研爆发力问题没有再研究,因为当年他非常忙。


      1978年是陈春先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他和陈景润、何祚庥、郝柏林四人,被中科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陈春先在友谊宾馆会议室宣读学术报告后,著名科学家严济慈、钱三强、钱伟长、华罗庚、周培源等全体评委给予高度评价,一致投票通过。当时在中科院主持工作的方毅对陈春先留下深刻印象。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北京托卡马克6号被评为一等奖,美国弗斯教授对北京托卡马克6号数据的高度评价,使陈春先深受鼓舞,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合肥托卡马克8号建设上。


      1980年,陈春先第二次访问美国,走访了美国20多个城市,参观多处核聚变实验室。这次陈春先访美与上次不同,重点是美国核聚变实验室的效率、试验周期、实验设备、制造流程等,为合肥托卡马克8号建设和发展获得帮助。陈春先得知美国实验室设备是由几十人的小公司制造,设备质量优良生产周期短。中国几十人的小工厂只能搞小商品加工,拥有上千人的大工厂,才有能力承接核实验室设备的制造。


      陈春先向弗斯教授提出疑问,他说:“这些小公司怎么能为实验室制造设备?”


       弗斯教授回答说:“这些小公司是美国技术扩散区的技术公司,技术扩散区在旧金山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两地,那里有几千家技术公司。技术公司与其他公司不同,公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教授、工程师、大学生,他们有技术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另一部分人是风险投资家、企业家、金融界人士,他们有钱负责提供公司创业时需要的资金。我们实验室使用的超导磁体,就是128号公路汤姆克的永磁公司制造,汤姆克还是咱们同行核物理教授。”


      陈春先听完满脑子全是“水”,技术扩散区与技术公司,这些全新的名词首次听到。教授开公司做买卖更不可思议,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因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人人皆知,教授是读书人的尖子哪能做买卖。


      陈春先对新生事物非常敏锐和关注。他向弗斯教授提出参观技术扩散区。陈春先是利用中美交流计划的规定。计划规定双方互访期间费用由接待方负责,可以约定参观地点。弗斯教授答应了陈春先的请求,他没想到陈春先参观技术扩散区后,使古希腊盗取火种神话再生。


      陈春先参观技术扩散区的首站,是波士顿128号公路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汤姆克教授是荷兰裔美国人,波士顿大学教授。他向陈春先介绍永磁公司说:“我有技术有想法,另些人有钱,双方坐下来谈,同意合作就开公司,目前公司有20多人,买卖多的时候再招些临时工,产品在全球各个核试验室使用。”


      陈春先问:“开公司当老板比当教授挣的钱多吗?”


      汤姆克教授说:“开公司能够赚到很多钱,使我的夫人、孩子生活很快乐。但是,我设计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非常好,这种自我价值、自我满足感的快乐,超过了赚钱的快乐。”


      陈春先听完感慨万分,自己总认为资本主义都是金钱交易,是个腐朽没落的社会。汤姆克教授使他的观念发生改变。陈春先向汤姆克教授表示佩服时,汤姆克教授连连摇头说:“华裔科学家王安先生的王安电脑公司,是我们波士顿最好的公司应该去看看!”陈春先没有去王安公司,却记住了王安的名字和美国媒体对王安公司的评价:“王安公司要代替IBM (美国商用机械公司)”。


      陈春先第二站是硅谷,硅谷位于旧金山南60至70公里处,左边是太平洋,右边是旧金山港湾气候非常好。硅谷当年是个乡村,在地图上找不到标记。陈春先在硅谷参观时,美方陪同人员郭保光先生向他介绍硅谷公司状况说:“斯坦福大学校长特纳,把校园的土地提供给教授开公司,才有今天的硅谷。惠普公司(HP)就是斯坦福大学电机系两个教授开办的,第一个产品是高频振荡器。还有大学生乔布斯在车库里设计出全球首台个人电脑,他拿设计图纸找到投资商,投资商立刻给乔布斯资金创办苹果公司,苹果公司营业额已达到几千万美元。”


      陈春先听完弗斯教授对科技公司的介绍,联想到中科院的科研项目。陈春先接触过中科院国防科研档案,从档案看到中科院几十年来研制大量国防产品,形成很多新技术项目。有些技术项目打破“巴统”的技术封锁。(注:“巴统”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成立的,阻止向我国出口高级技术产品的联合组织“巴黎统筹组织”的简称。)可是这些新技术项目长年躺在实验室、仓库、档案里睡大觉,我国的工厂要忍受“巴统”封锁。


      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句话评价中关村的科研院所。“中关村科研院所大墙外,是牛马拉车的田园风光。大墙内是日新月异的现代高科技!”这句话评价的恰到好处。因为中关村周围的科研院所代表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大墙外是四季青公社,每天是袅袅炊烟,鸡鸣犬吠牛马耕田。陈春先在中关村工作生活了几十年,深知大墙内外的差别是由旧科技体制造成的,科技人员只满足实验室的成果和评奖的“象牙之塔”。科技人员在研制科技成果时,花多少钱、成本多高、转化为产品后,老百姓是否买的起从不关心。


      中科院计算机所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有上千名科技人员。原计算机所工程师联想公司老板柳传志,讥讽旧科技体制下的计算机所时说:“计算机所在联想公司成立以前,是不下蛋的‘公鸡’,没造出一台老百姓买的起的计算机。”


      陈春先在参观硅谷时还发现,中关村与硅谷在人才密集度上极为相似,应该在中关村搞试验,开公司扩散新技术。他对技术扩散区也做了详细的调查,得知技术扩散区是美国对自身反省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美国投资200亿美元的载人飞船登上月球,又在几十年的“冷战”中投入数千亿美元研发军事装备,虽然在全球军备竞赛中领先。但是这些巨额投入没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美国与日本等国家在经济竞争中处处败阵。日本的汽车、半导体、彩电等产品畅销全球,美国产品处于竞争劣势。美国为扭转被动局面,推出128号公路、硅谷技术扩散区,颁布税收、贷款、风险投资、证券等优惠政策,鼓励科研人员办公司扩散新技术,使新技术经济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陈春先掌握这些情况后,更坚定在中关村开公司搞技术扩散的决心!



      陈春先与院士失之交臂托卡马克8号停建


      使他加快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



       1980年,发生两件对陈春先创办服务部起到促动作用的事。中科院在当年进行“文革”后首次增补科学院学部委员,也就是现在的中科院院士。跟陈春先一同破格提拔为研究员的何祚庥、郝柏林、陈景润增补为学部委员,陈春先榜上无名,原因是物理所没有把陈春先作为增补人选上报中科院,物理所当年上报的名单有管惟炎(后任物理所所长)、章综、郝柏林,这3人都增补为学部委员。陈春先虽然与院士失之交臂,塞翁失马,蔫知祸福。如果陈春先在1980年当选为院士,他不会用全部精力创办服务部。


       不久,合肥托卡马克8号停建,原因是国家经济发生困难没有钱。因为历经10年的“文革”动乱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1966年至1980年中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增长为负数,国家面临经济崩溃的边缘。为了扭转局面国家大规模减少投资项目,中科院也对大型实验工程进行调整和停建。陈春先负责的合肥托卡马克8号工程被停建,这期间他频繁来往在北京合肥之间,解决工程下马的善后工作。


      科研工作是科技人员的生命,托克马克8号的下马,对陈春先打击是巨大的。但是他没有怨天怨地,而是思考怎样为国分忧。他向同事们说:“托卡马克8号下马事件,对我们是清醒剂,我们应该重新看待对国家给科研的拨款,党和政府当年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对国防、“两弹一星”的拨款是不惜代价,有时比给工厂的钱还多。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主,自然会减少对国防科研项目的拨款,还会要求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为国民经济服务。我们要主动为国分忧,在中关村进行新的试验,把我们的知识运用到技术扩散领域。”


      陈春先直白的告诉大家:“我们的国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受综合国力的影响,中国要在核聚变领域中领先世界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坦然面对合肥托卡马克8号的停建,探索新路使国家繁荣昌盛,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时隔25年的今天,陈春先话仍然掷地有声!


      陈春先在物理所反复游说,在中关村搞试验移植硅谷经验,开办科技公司扩散新技术给国家带来的好处。他向同事们讲美国技术扩散区、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128号公路、硅谷、乔布斯开办的苹果公司。为了让同事们更好的理解硅谷,陈春先还画张卡通画,画的上半部分是美国硅谷,分AB、C、D、E,4个部分。他说:“AB是树木、果实、花草,代表硅谷公司,是风险投资与技术结合的符号。C是金融投资体制、D是管理体系,E是工业、社会文化、法制。”为使大家了解硅谷地形还画上水,代表硅谷两边的太平洋和旧金山湾。


      卡通画下半部是中国的科研体制,画面上有棵大树,树下有众多小草。陈春先用手指点画面说:“大树代表我国的科研体制,小草代表我国科研项目。小草都要向大树靠拢,只有这棵树上有钱,有钱科研项目才能干。我国所有的科研项目都固定在这棵树上,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要在这棵树上。这种僵化的体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是不利的。我们要为小草脱离大树创造自由的氛围,打造发挥科技人员才智和创新的新平台。”


      陈春先开公司的设想得到不少人赞同,物理所最积极的支持者有:崔文栋、纪世瀛、刘春城、刘培铭、李兵、耿秀敏等。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是人们对开公司的看法。那年头开公司的人被称为“倒爷”,因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倒卖钢材、玻璃等,陈春先要是辞职开公司当“倒爷”,人们会认为他疯子。中关村不是硅谷没有风险投资家,陈春先也不敢辞职开公司,辞职会没饭吃、没房住。1985年陈春先与夫人共同从中科院正式辞职。


      陈春先想在物理所搞试验开公司,向领导请示好几次都是泥牛入海,当年没有领导的批准是无法开公司。陈春先非常着急四处找路子想办法,他得知北京市科协开展科技咨询活动的消息后心中大喜。陈春先是北京市科协下属学会,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他通过这个渠道,向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部请求支持。咨询部负责人是个女同志叫赵绮秋,40多岁颇有主见,陈春先向赵绮秋详细的谈了创办公司的事,赵绮秋表示欢迎和支持。


       10月初,赵绮秋在北京市科协热情接待陈春先,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田夫亲自与陈春先会谈。赵绮秋认真的打量陈春先,陈春先身材不高,身上的衣服很普通,右脚穿白色的袜子,左脚穿黑色的袜子,手里拿着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头颅圆圆的非常大。陈春先出名后有人说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科学家雕像,是以他的大头颅做模特的,有位名人还写到文章里,其实这不是真的,建造纪念碑时陈春先在苏联留学。陈春先向田夫讲述美国技术扩散区、128号公路、硅谷科技公司的情况,提出要在中关村搞移植硅谷经验开公司,扩散新技术请市科协支持。


      赵绮秋说:“老陈的想法非常新,我表示支持。可是开公司非常麻烦,要有大笔的注册资金、门市用房、有上级主管单位等工商局才可能批准。这些手续半年都办不完,用等离子体学会搞个服务部,全部工作由老陈负责和办公司差不多。”


      田夫也表示支持,他说:“只要对‘四化’有利我们都支持,对老陈这样的科学家,市科协举双手欢迎,有问题提出来我们尽快解决。”


      陈春先很高兴,他说:“赵部长的意见非常好就搞个服务部,有独立的银行帐号更好。”


      田夫说:“老陈,用等离子体协会的名义打个报告,内容为开办服务部和独立账号,我来批。市科协给科技咨询活动拨了经费,开账号的钱就由这里面出。”


      没几天陈春先写好报告,服务部的名称叫“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服务部用科协拨的200元钱在银行开办单独账号。


      1980年10月23日在北京市科协小会议室,召开北京市等离子体学会常务理事会,陈春先在会上首先向大家宣读题为“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访美报告,向大家介绍美国硅谷经验和技术扩散区。随后他宣布服务部正式成立,以下人员参加服务部初创时期的工作。


      中科院物理所:陈春先、崔文栋、纪世瀛、刘春城、潘英、李兵、耿秀敏,市科协:陈庆国,电子所:吴德顺,力学所:曹永仙、电工所:陈首燊,清华大学:罗承沫,等离子体学会秘书处:王殿儒、汪诗金。服务部管理由管理小组负责,组长:陈春先。服务部在成立之初为什么有中科院各所和大学人员参加?有两种缘因,首先是陈春先在研制托卡马克6号成立课题组时,中科院各所和大学都派出人员参加托卡马克6号的研制工作,以上物理所以外人员都参加过陈春先的课题组。


      第二个是当年我国改革开放大潮涌动,南方深圳等地兴起开公司热,对中关村大院大所科技人员有级大的诱惑,他们也想开公司。陈春先的移植美国硅谷经验,开公司扩散新技术,为这些科术人员提供公司模式和重要的理论基础,开公司扩散新技术是为国家富强,不是当“倒爷”,所以这些科技人员非常涌跃的参加服务部。


      这些成员后来又在中关村开创公司和经商的有,陈春先:华夏硅谷公司董事长。纪世瀛:理化研究所所长。王殿儒:长城钛金公司董事长。崔文栋:到南方经商。其他人员大多数回到原单位工作。


      王殿儒的长城钛金公司最大,成为全球三大钛金公司之一。钛金技术最早是由前苏联研制成功,王殿儒留学前苏联时接触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殿儒开创钛金公司设备远销美国,是当时中关村电子街惟一给美国人进行技术培训的公司。


      服务部后来成员有多少人,陈春先解释说:“1个人也对,100多人也对。物理所往死里整服务部时,服务部其他成员都宣布退出,就剩我一个人硬顶不交枪,所以说1个人也对。说100多人也对,因为服务部最兴旺时,开了两个培训班,有100多人参加。”



      服务部获力学所启动资金3千元


      打造公司化模式很快赚到3万元



      服务部在正式成立后,获得等离体协会的挂靠单位中科院力学所的支持,从力学所获得第一笔启动资金3000元,原等离子体协会副秘书长、力学所工程师王殿儒亲自从力学所账号把钱汇到服务部。


      服务部的体制完全按照公司化模式打造,等离体学会理事长、力学所著名科学家谈镐生出任服务部理事长,陈春先任副理事长。设有财务、对外联系业务、研发产品等专职人员,是公司的基本雏形。不少人认为服务部是“民办科技机构”不是公司,这是阶段性称谓的延续错误。“民办科技机构”是中关村科技人员早期创办公司时对自己企业的称谓,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大环境不利于私营公司的开设和成长,中关村科技人员为获得广泛的支持营造宽松的生存氛围,发明“民办科技机构”这种适合生存的称谓。后来又演变为“民营科技企业”、“非公企业”等,随着公司开设和生存环境宽松,“民办科技机构”、“民营科技实业”、“非公有制企业”等中国特有的企业称谓,逐渐成为历史名词。


      有些人还认为,服务部没有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不能叫公司。其实服务部没有营业执照,恰恰是科技人员防范风险可进可退的策略,服务部如果经营失败,他们可以回中科院工作,如果经营成功,他们可以正式开公司。服务部成立后工作地点安排在两个地方,陈春先的办公室和物理所的仓库。开始的业务是“空手套白狼”,利用中科院的牌子和北京市科协的关系,到北京乡镇企业搞设计解决技术问题,或讲课传授实用技术。


      在1981年参加服务部的人越来越多,业务也从教课转到生产,当年陈春先第三次访问美国带回不少芯片,服务部利用这些芯片优势制造核聚变试验需要的电源开关, 这是服务部的主打产品,这个主打产品触犯物理所的老规矩,当年物理所需要的东西来源是自己制造和对外购买。但是不能购买服务部制造的电源,因为服务部主要成员来自物理所,他们拿物理所发的工资,做出东西再买给物理所是损公肥私。服务部制造的电源买给别的单位也不对,那是吃里扒外个人干私活捞钱抢物理所生意。


       服务部很快赚到3万多元,在中科院生活区盖起两座30多平米的木板房作为办公室。木板房挂两块牌子,一块是服务部,一块是“北京等离子体学报编辑部”,服务部负责出版等离子体协会的油印小报,除报道学会的学术活动外,也报道服务部的活动和取得的成绩,陈春先为这张小报刻蜡纸,还写有关美国硅谷的文章,通这张小报对外宣传美国硅谷经验。


       开办电子培训班是服务部另一项业务,陈春先和李兵负责。培训待业青年人,为他们讲授计算机和电子技术。老师从清华、北大、北航聘请,陈春先为请到优秀老师,给老师的授课费为每小时6元,高于国家规定兼职教员授课费每小时1.5元。电子培训班造就大批人才,被人们称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期的“黄埔军校”。这也成为物理所认定的“罪状”,因为服务部胆敢超过国家规定的每小时1.5元。


       服务部为从国外引进《科技导报》做不少工作,1980年陈春先到美国访问期间,认识美籍华人加州大学物理学家孙良方教授和夫人钱宁,钱宁是《科技导报》的发行人。1980年创刊于美国的《科技导报》,宗旨是向中国介绍世界先进科技发展水平和动态。陈春先为《科技导报》进入中国出版发行做不少事情。从《科技导报》申请出版发行的许可证,到打通《科技导报》在中国的发行渠道,服务部还为《科技导报》支付5000多元的相关费用。陈春先参预《科技导报》这件事,由于没有向物理所汇报又是“有罪”,埋下违反外事纪律的伏笔。


       服务部承接海淀锅炉厂技术设计改造工程,使该厂生产的锅炉降低耗煤,增加热量成为抢手货,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服务部还开展新技术系列讲座介绍新技术、讲授计算机的是美国某大学副教授郭保光,他也是陈春先首次访美的陪同翻译、孙良方教授、香港企业家郑庆飞、关博文也到服务部讲课。


      服务部的工作成员每月发放7元至15元的津贴,发放的形式是现金支付个人签收,也就是在领款单上签名查账时叫“白条”。陈春先向领取教课费和津贴的人保证不向外界透露。


      服务部有账号能把支票换成现金,别小看这件事,当年各单位付费大多数是支票,科技人员到外单位干活只能拿到支票不能花,用支票换成现金非常困难,账号是稀缺资源。服务部为科技人员解决这个问题后,成为中关村科技人员聚集的地方,服务部如同“小石”抛入中关村平静的“湖水”,引起阵阵涟漪不断向四面八方扩散。



      所长管惟炎立案收拾陈春先


      只因服务部挑战旧科技体制



      1981年5月物理所所长施汝为退休,超导物理学家、刚当选不久的中科院院士,52岁的管惟炎出任物理所所长。年底,管惟炎叫陈春先到办公室谈点事。他说:“老陈,物理所要检查核聚变账本,特别是资金花费及物品使用情况。”对查账陈春先是心知肚明这是要收拾自己。


      陈春先当时任物理所一室主任有一定的权力。国家给核聚变项目的经费和物资,在陈春先权限内签字就可以领走。管惟炎刚上任时就找陈春先谈话,劝他不要搞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的事。他说:“老陈,你是物理所室主任,出任服务部的负责人不太好。反过来讲,如果你是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又自己办个小公司当负责人,这件事谁都会认为不妥。”


      陈春先说:“搞服务部的事,我向领导打报告请求支持,回复是用铅笔画的几个圆圈。没办法只好自己办服务部,扩散新技术为国分忧,不存在大公司与小公司的关系。”管惟炎不管怎么说,陈春先都认为自己没有错。管惟炎在陈春先那里碰钉子后,从心里就看不惯服务部,物理所内部的议论使他收拾服务的决心越来越大。


      有人说:“陈春先把核聚变项目中的物资拿到服务部卖了,还把项目的钱转到别的单位,再从别的单位转到服务部私分。”还有人说:“中关村各科研所都在说,物理所陈春先开办服务部,想干私活就去找服务部。


      管惟炎听到这些话很生气,陈春先搞什么新技术扩散,探索改革开放的新路简直是胡闹。物理所搞改革是所长的事,陈春先小小的室主任懂什么?标新立异。在管惟炎的心里,陈春先那点本事不算什么,他要用查帐的办法收拾陈春先。物理所检查核聚变项目财务帐、材料帐的结果很快出来了,财务帐有几笔有疑点,涉及金额十几万。材料帐问题更多,服务部人员经常使用物理所的器材。这时又有人说陈春先在服务部每月拿15元津贴。巧了,陈春先一级工资级差是7.5元,等于自己给自己涨两级工资。管惟炎更加认为服务部有问题,他想查服务部的帐。可是又没权力查服务部的帐,因为服务部上级主管单位是北京市科协,不属物理所管。


      1982年1月,在北京市科协召开的科技人员迎新春茶话会上,身为市科协委员的管惟炎,在发言中突然批评北京市科协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他说:“陈春先在物理所另搞一套打乱科研秩序。每月还从服务部拿15元津贴,给自己涨两级工资,服务部还有其它经济问题。”管惟炎的发言对参加会的其他人员影响很大,也纷纷发言批评市科协。


      赵绮秋对管惟炎的发言很生气想反驳,又考虑和管惟炎争吵起来影响不好,她与市科协党组书记田夫,副主席孙洪商量会后和管惟炎交换意见。


       市科协领导和管惟炎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赵绮秋说:“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业务是在市科协科技咨询范围内进行的,市科协还派陈庆国同志负责指导工作。服务部工作人员每月拿7—15元津贴有中国科协文件的规定为根据。”赵绮秋是最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的市科协官员,她认为陈春先和服务部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把服务部的活动大包大揽,还用中国科协的文件,把管惟炎说陈春先给自己涨两级工资的话顶回去。


      党组书记田夫也表态说:科技人员业余时间搞技术咨询,是中国科协提倡的没有错,不能上纲上线说是抛开物理所另搞一套搞乱科研秩序。


      当年的管惟炎正是春风得意,在物理所是一言九鼎没人敢反对。没想到市科协领导和他唱反调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


      管惟炎抛出杀手锏,他说:“物理所对陈春先负责的核聚变项目的财务账本和材料账本进行检查,发现财务账中有十几万元有问题,并且和服务部有关,材料帐中发现陈春先把物理所的东西拿到服务部使用和卖掉。”


      田夫原来在中科院工作过,清楚中科院的办事程序。如果发现陈春先有经济问题,没有调查清楚前不能对外人讲,这是组织纪律。讲了等于给陈春先通风报信。管惟炎讲的事情可能是捕风捉影。田夫打个官腔说:“管所长讲的情况,我们市科协刚知道需要了解情况,事情搞清楚会找管所长协商解决的办法。”


      田夫不软不硬的官腔让管惟炎哭笑不得,只好说:“眼看快到春节了,过了节咱们再碰。”


      赵绮秋第二天就赶到服务部,她要核实服务部是否有经济问题。陈春先见赵绮秋很高兴,他请赵绮秋参观服务部新置办的木板房,又介绍了服务部近期的工作。赵绮秋看到服务部已经从讲课、搞技术咨询,发展到制造专用电源开关,还同外地科研院所联合开发新项目很高兴。她对陈春先谈了管惟炎对服务部的指责。


      陈春先听完气愤的说:“管惟炎是旧科技体制的代表,他们认为农民没工资吃不饱饭才搞改革开放、土地承包。科技人员每月国家发工资,每个人都能吃饱饭,还搞什么改革开放扩散新技术,老老实实听领导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前几天有个美国大学校长到中国参观访问,他问中国的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是干什么的?他问的这些有外事纪律,不请示领导不能说,请示领导时间来不及。我就编个瞎话说,这些部跟美国的波音公司、IBM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差不多。在场的人都知道我在说谎,全都哈哈大笑。旧习惯势力和科研体制束缚着科技人员,科技人员连说话都要领导管,别再说什么探索。科学探索在自由的学术空间才能成功,如果按老规矩,论资排辈、职位大小决定科学探索的正确与否,就会一事无成。服务部搞改革开放和科学探索,就是要打破旧的科研体制。”陈春先越说越激动两手紧紧的握成拳头。


      赵绮秋很感动,她说:“老陈不要生气,搞改革肯定有阻力,服务部的事情没有错,是在北京市科协支持下成立的,跟管惟炎谈清楚他会理解。”


      陈春先说:“物理所核聚变项目的拨款,服务部没有动,在服务部工作的同志每个月有津贴7—15元,我一分钱津贴没有拿,怕让人家说拿双工资。物理所的有些钳子改锥等工具,服务部可能借用,还借用过检测设备,检测服务部的产品,这些事情在服务部的帐上记的很清楚。”


      赵绮秋为了保护服务部,提醒陈春先说:“今后服务部不要和物理所以及中科院各所争业务,使用单位东西要征得单位同意还要给使用费。你们初次办服务部对财务没经验,有的账目可能不清楚,让市科协会计先看看,别让人家抓小辫。”陈春先同意市科协看账本。市科协会计查看了服务部所有账本,对全部20多笔收入,350多笔支出进行检查,得出的结果是服务部账目清楚没有问题。就是“白条”多点,这些“白条”就是服务部工作人员领津贴签字的纸条,科协领导非常开明,认为知识分子首次开公司出点错是没有经验。


      1982年春节过后不久,市科协副主席孙洪和赵绮秋到物理所找管惟炎谈服务部情况。孙洪路上对赵绮秋说:“管惟炎说陈春先和服务部的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春节也没过好。"见到管惟炎后,赵绮秋说:“市科协对服务部的账本进行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经济问题。服务部人员每月有7—15元津贴,这不是什么问题,是多劳多得打破“大锅饭”有力的行动。服务部使用单位工具的现象有,这不是原则问题可以原谅。陈春先办服务部没有经验,陈春先本人大家也知道,小节不注意,袜子穿错衣服扣子上下弄错在物理所是出名的。”


      孙洪也说:“陈春先在中关村移植硅谷经验开办服务部,市科协是支持的,有问题希望物理所与市科协共同协商解决。”


      管惟炎认为市科协是偏袒陈春先,他说:“服务部的帐应由物理所审查,因为服务部主要人员都来自物理所,我们审查陈春先负责的科研项目账本中,不少重大问题都与服务部有关。物理所要查清服务部的账,并将查帐结果上报中科院。”孙洪、赵绮秋和管惟炎的谈话不欢而散。


      管惟炎马上向科学院有关部门打报告,说陈春先把科研项目中的国家财产,非法转移到服务部卖掉,还有十几万元国家拨款也被转移到服务部私分,要求立案查处陈春先。管惟炎在物理所召开大会公开点陈春先的名说:“陈春先办服务部说什么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实际上跟卖菜卖肉的‘二道贩子’差不多,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是‘科技二道贩子’。服务部每月还发津贴,鼓励不务正业、腐蚀科研队伍、搞歪门邪道.....。”管惟炎的话在物理所引起轰动。参加服务部工作的有不少人后悔,后悔到服务部干活让所长抓到把柄,今后涨工资、评职称、分房子等着领导穿小鞋吧。开会的当天晚上有人到陈春先家,放下从服务部拿到的津贴不说话就走,那个场面让陈春先真难受。


      过了几天,管惟炎又找陈春先谈话,他说:“老陈,你是所里的骨干,服务部的事写份材料跟所里说清楚做个检查,以后别干服务部也就算了。特别想干服务部就离开物理所做买卖怎么样?”


      陈春先冷笑着对管惟炎说:“物理所每天打开大门要花掉国家多少钱,管惟炎你知道吗?计算过吗?告许你,是3万人民币!物理所过去以国防科研为主只花钱没收入,是没有办法的事。改革开放的今天则不同,要认真想想国家的难处,怎样为国分忧为四化做贡献,不能再吃国家当天和尚撞天钟。我刚刚办起服务部为国家分忧,扩散科学技术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所里不支持也罢,还逼我离开物理所弄垮服务部,这办不到,办不到!”陈春先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同事们也闻声赶来看热闹。


      事后管惟炎大怒,通知陈春先物理所要检查服务部的帐,服务部不让查也要查。陈春先得到通知后马上召集服务部骨干成员开会,把物理所要检查服务部帐的事告诉大家。服务部的骨干成员都反对物理所查帐。


       一位骨干成员向陈春先说:“老陈,我太了解这些查帐的人,服务部的帐哪怕是清如水,也肯定能找出毛病来,如果从账目中找不出毛病来,那不等于查帐的人没水平,搞我们搞错了,只要从服务部账上查出一分钱的错,会让我们粉身碎骨家破人亡。”


      另一位骨干说:“物理所查帐不用查出问题,只要把每月在服务部领津贴的人和单位记下来,再到这个人的单位说该人私下捞钱,证据是服务部给的。服务部就会臭名远扬,谁也不会跟服务部打交道。


      陈春先也觉得说的有道理,他说:“我参加工作20多年,单位查帐的事也见过,被查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也不想让查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老陈,咱们找找市科协怎么样?”一名骨干成员说。


      陈春先问:“找市科协有用吗?”


      这位骨干成员知道陈春先是个书呆子,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他耐心的对陈春先说:“老陈,咱们中国的事有些特别办事要讲系统。中科院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单位,可是中科院的权力只能管中科院本系统的事。没有权力管非系统的事。海淀区小小的居委会,中科院也没有权力管。咱们服务部是市科协批准成立的,中科院没有权力管,物理所就更没有权力查帐。”陈春先和服务部其他成员听完,认为说的有道理。就用市科协这块“盾牌”挡物理所查帐的“暗箭”。


      陈春先找到赵绮秋,把物理所要查服务部帐这件事告诉她,赵绮秋非常生气,报告给党组书记田夫、副主席孙洪。两人听后表示不同意物理所查帐,让赵绮秋与管惟炎协商。


      管惟炎还是那个态度,他说:“陈春先放着物理所的科研工作不干,办服务部捞钱肯定有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让老老实实搞科研的人吃亏,科研工作今后没人干,服务部的帐一定要查。”管惟炎的话听起来有板有眼很有道理。


      赵绮秋说:“陈春先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搞科技咨询,市科协和物理所应该支持。服务部是市科协批准成立的下属机构,只接受市科协的财务检查,物理所没有权力查服务部帐!”


      管惟炎知道要弄倒服务部先要弄倒赵绮秋。管惟炎的判断很准确,陈春先全面溃败的时候,赵绮秋力挽败局扳倒管惟炎。


       管惟炎说:“服务部负责人是陈春先,陈春先是所里的人,物理所检查服务部帐是正常的。服务部的帐没有问题还怕检查,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赵绮秋说:“物理所为什么要查服务部的帐,要达到什么目地,你我心里最清楚,是要整垮陈春先和服务部。所以市科协不同意物理所检查服务部的帐。”赵绮秋说完甩袖而去。。


      管惟炎不查服务部的帐,就无法鸡蛋里挑骨头弄倒服务部。他多次打电话给市科协领导,要求检查服务部的帐,又向中科院有关部门汇报该事,让有关部门与市科协协商,联合检查服务部的账目,市科协领导为避免管惟炎的纠缠同意联合查帐。


      5月,由物理所一位副所长带队和市科协人员组成工作组进驻服务部,对服务部所有的账目进行审查。工作组到服务部的那天,平时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没有了,谁都不敢在检查组面前露面。只有陈春先站在服务部的大门口,胸怀坦荡的迎接工作组,他说:“账本放在桌子上有事叫我。”说完搬把椅子坐在门外,看热闹似的看着。


      服务部的那几笔帐一会儿就检查完了,物理所副所长拿着几张“白条”问陈春先:“服务部发放这些津贴有什么根据?”


      陈春先回答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规定,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技咨询工作,每月可以获得15元左右的津贴。”


      副所长听完把手伸向陈春先说:“老陈,把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的文件拿出来我看看。”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是故意刁难陈春先,当年部级文件都属于保密文件,小小的服务部肯定不会有。陈春先不慌不忙的拿出方毅副总理讲话的复印件递给副所长说:“在方毅副总理的讲话中有这条规定”。


      原来陈春先对物理所查帐早有准备,因为他太清楚管惟炎整人的手段有多狠。知道津贴费会成为主要问题,就到有关部门寻找有关规定的正式文件。在国家科委办公厅存档处找到方毅一份讲话,讲话中有“规定津贴费”这段话。


      副所长看完后说:“这是领导人讲话不是正式文件。再说,科技人员是脑力工作者,怎么分清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怎么分清本职工作和业余工作?谁也管不住大脑。”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旧科技体制条条框框的本质,不仅要束缚科技人员的手脚,还包括他们的大脑。物理所人员不顾陈春先和市科协人员的反对复印全部账目。


      管惟炎用服务部账目记载的情况,派人到北京和外地与服务部有合作关系的单位进行调查,调查理由是追查陈春先的经济问题,凡是在服务部拿津贴的人,物理所的人员个个面谈,外单位人员通知本人单位,变相打击服务部。


      管惟炎又在物理所召开大会,他说:“今年国家开展的重要活动,就是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物理所已经把陈春先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谁在服务部工作过,要主动向组织讲清楚。今后物理所人员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业余时间到服务部工作,都要经过领导批准。


      破屋逢大雨,这期间陈春先让美藉华人物理学家孙良方在家中住几天,按照有关规定违反外事纪律。物理所又查出服务部与《科技导报》事情,两事并举要求中科院有关部立案审查陈春先。物理所内部天天都流传着有关服务部的各种小道消息。有人说:“陈春先被定为经济犯罪团伙首要分子”。还有人说:“服务部的账写的象天书,是本花账谁也看不懂,服务部帐上全是白条,陈春先明着给自己长两级工资,暗着不知道长多少级”。


      物理所各级领导对服务部成员开始不客气,外面来找服务部的人,门卫如临大敌严格盘查。服务部的人在长级、评职称、分房子等方面受到刁难。他们问管惟炎:“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管惟炎冷言冷语的回答说:“服务部的人不用所里长级,想长几级就长几级,房子更不用所里分,做个花账就买好几间。”


      在物里所工作的人,这辈子就是长级、评职称、分房子,没有这几样还干什么劲。服务部的成员在物理所,如同狡兔脱巷众人争擒。服务部的成员也不甘心“人为刀俎吾为鱼肉”,这期间发生件离奇的事。


      某日,一位服务部的骨干成员走进陈春先的家,他对陈春先说:“老陈,管惟炎把我们上报中科院立案,这是往死里整我们,他不仁我们也就不能手软,我们也要让管惟炎知道点利害。”


      陈春先说:“管惟炎是所长,我们是小兵能把他怎么样?”


      骨干成员听完笑笑说:“文革后期管惟炎当过物理所革委会副主任,毛主席去世后他们革委会的几个头给江青写了一封‘效忠信’,我那时在政工组看过这封信,就用这封‘效忠信’警告管惟炎别往死里整我们。”


       1976年9月6日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不少政治投机分子认为江青要掌中央大权,为日后升官他们纷纷给江青写信表示效忠,被称为“效忠信”。由于人们对江青等“四人帮”分子的痛恨,凡是向江青写过“效忠信”的人,都会认为是江青及“四人帮”的同伙,从心目中痛恨他们,这件事对管惟炎很有杀伤力!


       陈春先认为不妥,他说:“这件事即使有证据,对‘效忠信 ’的事还要具体分析,不能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这位服务部的骨干成员同意陈春先的意见。


       陈春先被管惟炎在物理所大会上点名以后,每日回家闭目沉思,感到自己面对的旧体制是道厚厚、高高的墙。想在墙上找个缝做硅谷试验,开公司扩散新技术的想法多么可笑。被立案审查的结果可能是受处分、劳动教养、判刑入大牢,失败和死亡降临的幻觉出现在大脑里。陈春先为宣泄心中的苦闷,走出家门来到服务部的办公室独自坐到深夜。第二天下班他又来到服务部时,突然看到赵绮伙在门前来回踱步,俩个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好长时间才控制住激动的情绪。


      赵绮秋说:“听到你要被立案审查的消息我很难过,本想到单位看你,物理所的人肯定不欢迎我只好到服务部来等,事情发展到这步打算怎么办?”赵绮秋说完眼含热泪。


      陈春先说:“赵部长不要难过,这件事没有什么。要是向管惟炎屈服,就证明服务部搞技术扩散探索改革开放的新路走错了,我认为移植硅谷经验没有错,服务部所有的事情我承担不连累别人。”


      他还安慰赵绮秋说:“我们搞科研的人都有执著精神,不怕失败和冷落。如同陈景润研究歌德巴赫猜想用10年的时间,在6平米小屋足不出户不停的在稿纸上演算。陈景润成功后大家会认为没有什么,反过来想如果陈景润不成功,就要在6平米的小屋与废纸堆度过悲惨的一生,这种科研的执著精神平常人是不会理解的,还会认为是精神病。我现在的处境比陈景润当年好多了,我是正研究员服务部还有市科协领导的支持,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赵绮秋见陈春先都要被立案审查心态还很坦然,十分佩服。她说:“搞改革开放是党中央的号召,服务部没有错,我不仅支持到底,还要到中科院纪委反映情况。”那天的月亮非常明亮,赵绮秋和陈春先谈话的身影印在窗户上,透过月光看的非常清楚。



      赵绮秋和周鸿书夫妻两人


      内参告到中央扳倒管惟炎



      清晨赵绮秋赶到三里河中科院纪委,纪委的同志早就听说过北京市科协有个女干部叫赵绮秋,最支持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没想到还会到中科院为陈春先喊冤叫屈。


      赵绮秋首先向纪委的同志介绍服务部账目,她说:“市科协对服务部账目进行过审查没有问题。服务部白条多、用物理所的工具、陈春先违反外事纪律在家接待外宾等,这些问题如何处理?我认为要从改革开放探索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开办服务部经验不足有失误是难免的,应该帮助他们提高管理水平,在家接待外宾是小小的马虎。不能用科技二道贩子、不务正业捞大钱违反外事纪律偏激的态度处理问题。”赵绮秋把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说的有理有节。


      她又说:“陈春先是搞基础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搞技术咨询,移植美国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为国民经济为四化服务,是对国家有利的好事。我们应为四化设想,放弃旧观念不记小处大胆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


      赵绮秋说到这里突然感到头昏,对面的人在眼前晃动,屋顶上的灯往脚下转,知道自己甲亢综合症犯了,她用手使劲支撑着上身说:“对不起,我头昏要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说完两眼发黑晕到在地。


      赵绮秋到中科院纪委为陈春先和服务部申冤喊屈,状告管惟炎打击改革开放新生事物,刁难陈春先和服务部晕倒在地这件事,传遍物理所、市科协和下属各个学会系统。大家都说:“赵绮秋这个女同志官不大,敢到中科院纪委论理不简单。”


      物理所不公布对服务部的查帐结果,想拖垮服务部。这招真灵,服务部如同停摆的钟没有声响,只有陈春先每天晚上7点半准时出现,11点锁门回到804楼自己的家,用简单的行动撞击着管惟炎为代表的旧科技体制。


      在这期间,陈春先还担任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班导师,亲自执教讲述核聚变。他语重心肠的对这些年轻人说:“托卡马克8号虽然停建,我们追踪国际先进技术的脚步分分秒秒不能停,国家要富强就要掌握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你们今天是学子,明天就是国家的栋梁,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常宜金针度与人,陈春先身处逆境还拥有如此胸怀。


      中关村不少知识分子暗中关注陈春先,如果服务部这棵“树”不倒,他们会走出科研院所办公司。如果服务部这棵“树”被管惟炎砍倒,陈春先和参加服务部的人没有好下场,他们在今后数年内不会再有开公司的想法。


      管惟炎对赵绮秋非常恼火,小小的市科协干部懂得什么是科学技术?懂得什么是新技术扩散?敢状告自己打击改革新生事物!还说陈春先和服务部是为四化大业做贡献,真是胆大妄为。“懂得什么”是管惟炎的口头语,也是他高高在上惟我独尊的说话习惯。在管惟炎看来科技活动要有领导、有计划、有请示报告、有讲究、有规矩的来,这种体制不允许挑战。有人挑战这种体制时,他会不顾一切的捍卫并置对方于死地。管惟炎把赵绮秋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编造对赵绮秋不利的“故事”,说她支持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搞乱了科研大方向,陈春先和服务部有重大经济问题。管惟炎向各方面汇报状告赵绮秋,还告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非常重视这件事,部长佘涤清约见赵绮秋谈话。


      赵绮秋对佘涤清说:“市科协遵照中国科协的指示,开展科技咨询活动为国民经济服务。在北京有关单位、各部委都开展这项活动。例如:在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勘探院开展科技咨询,受到石油部领导好评。在北京郊区通县开展小电机的制造和推广,使通县小电机在全国销售十分红火。陈春先创办服务部也是科技咨询活动中的一部分,服务部搞扩散新技术是探索新思路,跟我国科技成果推广有本质的不同。成果推广是以单位为主体的转移,是领导批准和现行体制允许的。新技术扩散是以科技人员为主体、不加任何条条框框的,由科研人员自发性质的技术产品扩散,不仅能够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还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单纯的成果推广是无法比拟的。


      赵绮秋说到这里停顿一下,看看佘部长,发现佘部长不仅认真的听还记。她又说:“物理所有些人思想僵化,把科技人员视为本部门私有财产,死死地限制在小圈子内,谁越过这个圈子,就会扣帽子在小事上纠缠不休。现在农民种什么庄稼都可以自主决定,知识分子利用8小时以外的时间搞推广新技术,为什么不可以?我作为党培养的普通干部,就要支持党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要支持服务部这个新生事物,使服务部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佘部长听完赵绮秋的话微笑的说:“只要是有利于改革的事,我们要支持,我亲自听汇报就是支持你,今后在开展科技咨询工作,要放手大胆的推动还要掌握策略。”


      赵绮秋向市委组织部汇报工作后心情很沉重,自己为改革为四化拼命工作,最后还让人家告到市委组织部,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她向丈夫周鸿书倾述心中的苦恼,周鸿书听完爽朗的笑笑说:“咱们把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写篇“内部动态清样”,让中央领导看看听听领导怎么说。”


      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当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条轰动全国的消息,就是周鸿书参加北京市委有关方面会议,从文件堆中挑出来的好新闻。


      1982年底,周鸿书派记者潘善堂两次采访陈春先,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和修改,使文章更加有说服力。最后把文章的题目定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发往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也称内参,是新华社记者对出现的各种事件,通过采访写成的稿件,这些稿件简明快捷专供党中央、国务院各级领导阅读。


      这篇文章有1500多字,讲述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意义和取得的成绩,为什么在中关村移植硅谷经验。还介绍中关村地区拥有的科技成果和人才优势。指出这些科学成果大多数停留在论文、样品、展品阶段,处于“潜在财富”状态,不能迅速生产,取得经济效益。对于物理所所长管惟炎刁难打击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文章在结尾用110多字进行叙述,文章指出:“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试验,却受到本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个别领导人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陈春先和服务部的成员对这篇文章没抱什么希望,赵绮秋与周鸿书夫妇也只是想让中央领导人知道有这件事。没有想到中央领导人会有批示,旗帜鲜明的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为开创中关村电子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82年的冬天很冷,11月底下起入冬的头场大雪,陈春先站望着窗外飞舞的雪片沉思,他的夫人问“你在想什么?”陈春先才从沉思中惊醒,只是苦笑并不说话。


      明天早上陈春先的夫人就要随中科院计算中心代表团,赴美参加IBM公司的计算机技术培训。夫妻这种短时间分别之际,应是欢乐的交谈,陈春先夫妻却在“立案审查”的阴影下,进行“最后的晚餐”。


      夫人打破沉默说:“咱们在“文化革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就领教过管惟炎整人的利害,这次的立案审查恐怕是凶多吉少,我走之后你千万小心!“陈春先的夫人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陈春先拍拍夫人的肩头安慰她说:“对我和服务部审查也好立案也好,我都不怕。因为服务部扩散新技术没有错,把我抓起来也会平反恢复名誉。就是服务部会夭折扩散新技术的事情中断,浪费大量的时间太可惜!”


      夫人擦擦泪水说:“事情虽然有公论,我们也不能座守待毙,除内参向中央领导反应情况外,这次去美国向我父亲的战友,联合国副秘长毕季龙求助请他向上反映情况。”


      陈春先点点头说:“说的很对,我要想办法直接向方毅(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昌(注:当时的中科院负责人之一)申诉,这两位领导了解我可以支持和帮助我。”


      陈春先的夫人到达美国后,向毕季龙讲述陈春先创办服务部扩散新技术的事。1983年1月中旬,毕季龙把陈春先的夫人叫到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给她看信使带来的《经济日报》,当她看到有关报道陈春先和服务部的内参事件时激动万分。毕季龙让她用领事馆电话往家打长途,电话接通后陈春先也是异常激动,他说:“这回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不用再怕立案审查。”陈春先的夫人听后泪如雨下。


      毕季龙说:“《经济日报》率先报导中央领导的批示,从来也没有过,说明陈春先创办服务部的事,还有争论有风险,你们今后要谨慎行事。”


       1983年1月7日,曾经担任过中科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内部动态清样”有关陈春先报道上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1983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也在该报道上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可委托科协大力支持。如何定,请耀邦酌示。”


      1983年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小组研究方针政策来。”


      1983年1月13日,国家科委(现为科技部)副主任赵东宛批示:“请明瑜同志阅,在我们制定制度和政策时可按胡耀邦同志和胡启立同志指示精神把陈春先同志的意见考虑进去。”(注:明喻是指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喻)


      1983年1月29日《经济日报》以“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为主题,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陈春先和服务部的事情,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经济日报》还在1月31日、2月2日、3日、7日、16日为此事做系列报道,公开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经济日报》系列报道中指出:“我们要大力支持科技界的改革工作。阻挠、抵制改革的“马蜂窝”一定要捅,而且要一捅到底,影响新生事物发展壮大的阻力一定要坚决排除。”


      《经济日报》系列报道的题目为:1月29日《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1月31日《陈春先从事新技术扩散未取分文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账目没有问题》,2月2日《给“科学上的二道贩子”摘帽子》,3日《科技人员能量远远没有发挥》,7日《不做改革的旁观者》,16日《奋斗不息的人》。


      党中央领导人对陈春先的批示和《经济日报》系列报道,在中关村各大研究所引起很大震动,科技人员争相传阅,有的还复印报纸贴在黑板上供大家传阅。一位科技人员称:“这些报道搅动了科技界一些部门的一潭死水。”


      管惟炎面对惊天大逆转不知所措,身为物理所所长竟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他读完1月29日的《经济日报》有关陈春先和服务部的报道后,用颤抖的手拨通经济日报社有关负责人的电话,他说:“陈春先确实有经济问题,物理所正在追查陈春先的经济问题。”


      对方反问:“陈春先有什么经济问题?”


      管惟炎说:“陈春先以权谋私,通过物理所财务科在1981年l2月给合肥一笔7万元,给四机部10万元。”


      1983年1月31日,《经济日报》再次发表文章,对管惟炎所说陈春先有经济问题的事,用事实澄清,表明陈春先的清白。管惟炎失去最后的救命“稻草”。


      管惟炎是个奇特人物,解放前中学生时代入党,解放后保送上清华、留学苏联,工作后在物理超导领域颇有建树。“文革”期间成为中科院物理所惟一被结合进革委会的科学家,任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81年出任中科院物理所所长。1984年3月,中科院批准物理所为第一批试行所长负责制的两单位之一,管惟炎再次出任所长。9月出任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任代理校长,不久任校长、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因支持副校长方励之搞“自由化”运动被撤职。1989年管惟炎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再次支持方励之并滞留美国,1991年去台湾“清华”任教,2000年回大陆到合肥科技大参观后又回台湾。2003年在台湾新竹因车祸去世。管惟炎人生轨迹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令人目眩。



      党中央批示目标:希望青年科技人员开公司走创新之路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宋健“火炬计划”再印证



      当年党中央为什么做出批示,旗帜鲜明的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党中央是鼓励青年科技人员开办科技公司,通过管理公司激发他们的活力和智慧不断创新,把国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5年2月出版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13章“大胆探索和加速改革”中187页,刊登有关原国家科委(注:现科技部)主任宋健,1992年底在政治局提议批准建立数十个高新技术园区讲话。可以得到印证。宋健在政治局提议:“作为1993年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应当鼓励发展由企业家兴办的高科技公司,并为此批准建立数十个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宋健认为:“发展能够激发中国年轻科学家潜能的小企业、小公司是正确的途径。”


      宋健说:“国有企业恰恰不是发展新科学技术的合适场所,因为创新一般说来是年轻人的工作,而大型国有企业的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体制将会抑制而不是增强他们的创造力。”


      宋健说:“在论资排辈的国有企业,年轻人怎么能有机会去做一些独创性的工作,去挑战那些陈规陋习呢?年轻人决不会受到尊重,不管他们的想法有多好。“


      宋健解释说:“如果我们对科技创新是认真的,我们就应该打破旧的模式。为什么不能让中国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们自行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呢?”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他的观点:“我同意宋健同志的意见。”


      该章节还写道:“被称为“火炬计划”的项目就这样开始了,24个国家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后来这一数字又增加53个,其结果是培育了大量高技术公司和新的产业。”


      再次回顾历史,会发现这个印证是正确的。


      1980年,陈春先开创中关村首家公司。


      1983年,党中央表示支持后,中关村科技人员深受鼓舞。他们称:“党中央为知识分子办公司,打开绿灯。”在中关村纷纷“下海”开办公司。


      1987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科技人员在中关村地区创办的公司有500多家,经营额还到9亿多元。


      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调研室、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科院、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委、海淀区7单位组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中共中央调研室于维栋为组长,对中关村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调查,最后形成调查报告《希望的火光》。该报告肯定中关村科技企业的发展方向,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在中关村设立我国首家新技术开发区。


      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试验区的核心是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基础,这是我国首家国家级科技园。



      陈春先提供了科学的新观念


      资产有价观念无价



      如何评价陈春先,是在他去世后议论纷纷的话题。有人评价陈春先是中关村第一个科学家“下海”吃“螃蟹”的人。这种评价多出现在某些研究中关村的学者之笔。吃“螃蟹”的人只要胆大就行,把陈春先划归到改革开放初期敢于“下海”创办公司的人群中,丢掉了陈春先向旧体制挑战这个重大现象,是颇偏的评价。


      有人评价陈春先创办中关村第一家公司,揭开新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最光辉的一页,创建举世闻名的中关村电子街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向各行业贡献出民营企业“两不”、“四自”优秀的运行机制。(注:“两不”、“四自”为“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自由结合、自筹资金、自担风险、自主经营”)这种评价多出于中关村企业人士,虽然前进一大步。但是,把陈春先开创中关村首家公司局限于改革开放时期、科技体制改革范围中。


      陈春先的评价应为,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种科学的新观念, 人们用这种新的科学观念能够科学的认识世界。这种观念就是扩散新技术,使科学技术成果走商品化的道路,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成为国家的新兴经济。资产有价,观念无价!



      不当院士 聚集财富 公司不大


      陈春先有关事情与中关村称谓考证



      不当院士


      “陈春先是优秀的科学家,不是优秀的企业家,创办服务部成功以后,应该回到物理所搞科研当院士。”这是在服务部工作过的战友对陈春先的惋惜。在中关村凡是熟悉陈春先的人都认为,陈春先如果继续在中科院工作肯定是院士,这是不容置疑的。陈春先的解释说:“不当院士创办公司我不后悔,在社会学到的知识比院士更多。”


      以上的解释完全说的过去,可是总有点空。记得陈春先说:“1988年我们公司业务是倒卖计算机,出售一台计算机的利润在1万元左右。”1990年中科院院士的月工资为1500元左右,从出售计算机的利润到院士的月工资,可以看到巨大差距,给陈春先为什么不当院士留下想象的空间。


      聚集财富


      陈春先去世后,某新闻媒体刊登纪念文章,标题是“陈春先经历磨难未能聚集财富”。文章的内容告诉人们,陈春先办公司没有赚到钱。对于陈春先开公司是否赚到钱无法证实,只能从历史资料求证。


      1983年4月,海淀工业公司出资10万元,帮助陈春先开办“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当年10万元是不小的资金,拥有1万元当万元户是人们的财富梦想。


      1984年6月华夏所与中科院器材站签订技术开发合同,为器材站研发100台专用计算机,收取定金40万元,向银行贷款近300万元。陈春先领导的华夏所在这时期拥有使用资金340万,相当于现在近亿元。


      公司不大


      陈春先从1980年开办“服务部”,到2003年开办生前最后的企业“陈春先工作室”,20多年的时间内创办的公司很多。规模都是不大。陈春先对这个问题说:“我虽然在中关村创办了首家公司,但是没有做买卖的意识,全部精力放在扩散新技术方面,不知道做买卖要赚钱、有风险、会倒闭。当我认识到这个问题时别的公司已经长大。四通公司创办前,几个创办人到我家谈了多次,他们开公司的目标很准确就是赚钱。”



      中关村


      中关村这个名字,在短短的20年的时间内,名气超过有千年历史的海淀名称。20世纪80年代,中关村只是海淀北街普通的公共汽车站名,远不如魏公村、农科院、四季青公社知名度大,1986年,在中关村附近聚集了四通、科海、信通、联想(注:联想当时叫中科院计算所公司)等公司,随着这些公司知名度的不断扩大,中关村的名气不断攀升,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的叫“电子一条街”。


      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联合调查组进驻电子街,调查组负责人为中共中央调研室于维栋。调查组对电子街一条街科技公司的状况、架构、营销、运行机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做出报告,报告主标题为《希望的火光》,副标题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这个报告对中关村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报告公开发表后,我国各大报刊在显著位置刊登,标题多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从此中关村牢牢的加冕在电子一条街之前。



      陈春先简历


      陈春先(1934.8.6-2004.8.9)男,四川人。


      1934年8月6日出生于成都知识分子家庭。1951年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


      1952年加入共产党,1953年赴前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学院学习,1956年转入乌拉尔大学物理系。1957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


      1959年初毕业回国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历任室主任、合肥等离子体研究所副所长。1978年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


      1980年10月23日创办中关村第一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任管理小组组长。


      1981年任中国科技大学等离子体研究生班指导导师。


      1984年4月创办“北京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任所长,


      1985年正式从中科院物理所辞职。创办“北京华夏硅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任总裁。


      1998年创办“中国民营网”任CEO。


      2003年创办“陈春先工作室”任负责人。


      2004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0岁。



      写作札记



      为陈春先开创中关村首家公司的事写篇传记,这个念头在陈春先在世的时候就有过,是写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动力。再有,我和陈春先认识有十几年,非常熟悉无事不谈,还为陈春先办过不少事,有些还是非常重要的事,任何想给陈春先写传记的人都没有这种经历,也是写这篇文章的第二个动力。动力又变为责任重重的压在身上,直到完成这篇文章后,才感到全身心的解脱。


      我和陈春先教授结识在1990年,当时我在北京民协负责《科技之光报》的工作,十几年来在他的家、公司和各种会议中对陈春先进行过多次采访和交谈。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陈春先在不同时期,向我进述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的经历。为弄清服务部当年的事情,我还采访过他的物理所同事、留苏的同学、公司的员工,获得不少珍贵的材料。例如:陈春先向我讲述当年管惟炎在物理所大会点名指责他的情况时说:“散会后没有一个人敢跟我一块走都怕沾上,我想向所里“交枪”不干服务部,但是又想我是研究员,服务部就数我名气大就不投降。”


      陈春先还送给我一些资料,把当年给物理所同事们讲述硅谷的卡通画签上名送给我。2004年5月16日,在四通集团庆祝成立20周年大会上见到陈春先,他的身体已经很弱手里拿着拐杖,见到我扔下拐杖和我握手。我拣起拐杖递到他的手说:“陈老师不要这样,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自嘲的说:“人老了不中用了,看看在座的各位老板,我是最不行的。”


      四通这次庆祝会聚集不少著名企业家,使陈春先的心情有些低落。我安慰他说:“陈老师说错了,今天在座的各位能够留名青史你是第一个。”陈春先听后很开心,对我说:“那就拜托你写个传记不要失信。”不久,我们又接触了几回,他又给我讲了许多创业时的故事,希望我能给他写出传记。陈春先去世后,我以他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为基点,写下本篇文章。我多次拜访原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负责人、科协副主席赵绮秋和她先生,原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原科海总裁陈庆振(注:陈春先在物理所同事)等人,聆听他们的讲述,得到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问赵绮秋,当年为什么不计个人得失,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她只是淡淡的说:“当时只想为“四化”干点事。”赵绮秋的回答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平平淡淡才是真,我在本文中也采用平淡的语言,尽全力恢复历史原来的面目。


      文章在4月开始收集资料5月动笔,考虑到发表增加阅读性等原因,文章最初以报告文学形势为写作框架,文章完成以后发现文学色彩太浓,多处失去历史的真实性,后将5万字原稿作废重写。7月再次完成2万字的第二稿,向中关村企业家及相关人士发出电子稿征求意见,得到不少中肯的帮助和热情鼓励。中关村科技园区驻美国硅谷办事处主任谈锋先生发来电子信件,指出文章的两处错误。我国著名科技园区的理论家、《希望的火光》调查报告负责人、原中央中央调研究室于维栋亲自打电话指导如何写作该文。


      9月初,偶然机会获得有关陈春先在1978年首次访美的珍贵资料,资料中有3篇文章记载陈春先在1978年去美国的事情。有两份是陈春先亲笔所写。一份是陈春先在2004年3月受中关村园区委托,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关村发展史所写文章《陈春先和硅谷创业精神在中关村发展的故事》,该文章还译成英文。


      另一份是陈春先在2002年为《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专著所写的文章《纪念H.P.Furth教授》。


      陈春先在这两篇文章中对首次访美的记载,有很大差异。给斯坦福大学的文章里写道:“1978年夏天,陈春先访问美国,参观硅谷和128号公路,并把硅谷精神带回中国。”陈春先在纪念一文,清晰的记载1978年去美国的行程和所做的事情。没有提到去硅谷。为了考证陈春先何时去的硅谷,我又查阅大量资料,弄清是在1980年他第二次访美期间。还发现陈春先首次访美与参观硅谷有很大关系。合肥托卡马克8号的停建,对陈春先创办服务部也有很大的推动。为了使文章能够清晰的再现历史,显示出当年的历史氛围,我又重新写了第三稿。第三稿给在美国居住的陈春先夫人过目,她在百忙之中逐字推敲,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又给我许多资料,我又根据资料重新修改完成第四稿。


      这篇文章的主导思想是忠于历史,紧紧围绕着陈春先开创中关村首家公司这件事,全力还原当年相关的社会氛围、人文语言、经济状况、科技动态、思维观念等,让读者能够清晰的看到陈春先开创中关村首家公司的历史本色!


       最后,向提供帮助的陈春先夫人、陈春先幼子陈新宇先生、赵绮秋女士、周鸿书先生、王殿儒先生、陈庆振先生、于维栋先生、谈锋先生、王江民先生、倪光南先生、王永民先生、王缉志先生、张玲生女士、王平先生、王缉慈教授等表示感谢!


      齐忠: 2005年11月4日于中关村



      齐忠简介:姓名齐忠,笔名齐中,男,1956年出生。


      1990年至2003年在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协会工作。


      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在职研究生班。


      曾任北京民协副秘书长、《科技之光报》编辑、记者、主编、发行人。《北京科技报.民营产业》主编兼发行人,《北京科技报.中关村园区》主编兼发行人。十几年来撰写800多万字有关中关村及民营科技企业文章。其中《洋电脑围剿中关村系列报道》、《亚都兼并启示录》、《微软状告中关村五公司》、《王永民的五笔之路》、《中国知识产权第一案》、《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故事》等文章被新华社内参及全国多家新闻媒体转载刊登。


      1990年向北京民协借款1万元,自负盈亏出版北京民协内部刊物《科技之光报》,1993年成功的将《科技之光报》发行量突破15万份,成为中国最大的宣传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的内部刊物。1994年,因《科技之光报》是内部刊物,有关部门规定不能刊登广告,《科技之光报》面临经济危机破产关闭,负责筹划《科技之光报》再生工作。1995年成功的把《科技之光报》并入《北京科技报》,使北京民营科技企业又获得重要的宣传窗口。从1990年到2003年成功的筹集办报资金近千万元,使《科技之光报》和《北京科技报?中关村园区》有良好的发展动力。还使《科技之光报》和《北京科技报.中关村园区》成为宣传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的喉舌,社会各阶层人士认识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的重要窗口。拥有1990年至2003年,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重大活动、中关村历史变迁的珍贵照片近万张,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重大活动资料。2003年3月,因病退出报社工作。2004年8月,受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所委托,完成《完善经济法(企业相关法)支持项目事前评估调查最终报告》,该报告译成日文。


      荣获中国科协与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联合颁发的“敬业乐群奖”。荣获北京市科委、市科协、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市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联合颁发的“科技之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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