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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岛“颜色革命”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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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9/23 出处：天涯 |
冥冥之中似乎真有定数。上个月的一阵大风，刮折了台湾的旗帜，断旗就落在“三军统帅”陈水扁的眼前。
尽管经过一大堆御用的小丑苦心粉饰，但“上帝之恼”似乎已经图穷匕见。
陷入一系列贪腐案件纠缠的台湾政坛正处于风口浪尖，一时间烽烟四起，群雄争霸，台湾的分裂和政体的垮台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而从这眼花缭乱的几乎毫无章法的动荡中，我们似乎能看出很多“颜色革命”前夜的影子，台湾大变局就在眼下。内幕似乎能让人们目瞪口呆。
台湾第一家庭以及陈水扁家族亲信的弊案，已占据着台湾和几乎所有华人社会媒体的版面。在经过六年之后，人们已经忘记了千禧年春天台湾政治民主化的那一次彻夜狂欢，以及对“宁静革命”氛围之下政党轮替的礼赞。
两岸以及华人社会第一次大规模自下而上的政治民主化尝试，在陈水扁家族以及亲信被揭露和被证实的弊案接二连三浮现在大众面前之后，出现了历史性、戏剧性的变化。曾经发生在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其他处于发展中政治状态的国家和地区的故事，也无法避免地发生在今天的台湾。
“窃盗统治”令人大开眼界
按照台湾著名政论家南方朔的观察心得，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在发展中政治实体中，传统的贿赂、收取回扣等贪污腐化现象日益普遍，统治者利用公权力，藉着各式各样的操作，将国家资源和金钱送到少数特定人士或利益集团手中。这种现象被归纳为“窃盗统治”。
在特定的政治形态里，在缺乏最基本的权力制衡、最起码的舆论监督之下，“窃盗统治”具有某种合法性。至少在此之前，陈水扁家族和民进党既得利益集团是这样，而在其他类似的华人社会里也是这样。
观察陈水扁家族以及亲信“窃盗统治”事态的发展过程，笔者发现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
几乎所有涉及陈水扁家族和亲信“窃盗统治”行为的信息，传播的渠道和出口都是单一的。单一的信息发布者是现任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邱毅。邱毅每天定期发布的信息，对陈水扁家族以及民进党政府都是致命的，都是精准的、点穴式的，基本上也都是到位的。
在此之前，邱毅也是台湾政坛极少数揭露弊端的公众人物之一。由于他经常发布内幕消息，也常有故作惊人之语、耸人听闻之辞，新闻炒作的意味很浓，一般都属于姑妄听之的范畴，主流媒体甚至对邱毅及其话语，多半时候都避犹不及、不屑一顾。
但这一次迥然不同。邱毅公布的弊案，大部分是准确无误的。无论是陈哲男还是马永成，无论是吴淑珍还是赵建铭，一说一个准，他们涉及的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也让舆论和社会大众大开眼界。
问题是：邱毅所掌握的信息究竟是谁提供的？提供给邱毅如此之多的可信信息，究竟是一个小群体，还是一个或若干个“深喉”？他们属于在野党，还是执政党？其中是否有在陈水扁身边供职的人？他们是否曾经与陈水扁属于“共犯结构”，但基于某种政治考量，借机和他做出彻底切割？
朝野政党的反应值得玩味
笔者还注意到，台湾在野党方面，除了邱毅、李庆华等少数立委之外，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宋楚瑜没有过多的表态，马英九态度极为低调。邱毅等人的行为似乎更像个人性质，而不是在野党所认同的行为。
吊诡的现象还包括，民进党所有派系和所谓的“四大天王”，都迅速和陈水扁划清界线；李登辉、彭明敏等“台独”大佬也纷纷发表讲话，迫不及待地给陈水扁及其家族做了政治定性。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陈景峻呼吁，“四大天王”应该站出来，与陈水扁共商国是，让政局不致于陷于混乱。
与陈水扁同为“正义连线”的立委郭正亮，则发表“政治停损，结束一人独大，迈向合议制”的声明，强调执政党在危机时刻不能再讲究既有决策建制，认为所有重大决策、危机处理，应由总统与“四大天王”、派系领袖共九人采合议制决定，每周定期开会，共商国防、外交与两岸事务。
结束一人独大、迈向合议制的诉求，据说已获得民进党多数派系和“许多党内同志”的认同。民进党暂时还没有因为赵建铭案被“判了死刑”，但陈水扁的政治前途，也许因此被“判了死刑”。宣判死刑的不是邱毅，也不是在野党，而是民进党以及民进党的政治同盟者。郭正亮露骨地提出“党内应提早产生总统候选人，进行实质权力交棒”，其中的信息更是耐人寻味。
迄今为止，与陈水扁走得最近，政治资源和利益分享最多的民进党“新潮流系”，并没有对陈水扁家族弊案的接连“爆煲”表明立场。熟悉台湾政情的人士其实早已发现，“新潮流系”原本对“后陈水扁时代”的政治投资，已经悄然向苏贞昌倾斜。邱义仁的沉默，郭正亮的活跃，围绕在苏贞昌身边的“新潮流系”策士的深藏不露，“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割席”，在在凸显了陈水扁孤家寡人的窘迫境地。
“深喉”究竟是哪些人？
悬念看来很多，最大的悬念是消息来源是谁，“深喉”是谁？
有没有外力的介入和干扰？对陈水扁采取“柔性斩首”策略的不大可能来自大陆。尽管对陈水扁印象恶劣，但北京掌握陈水扁家族贪渎隐私的信息来源，未必多元和畅通。能够掌握陈水扁隐私的，极有可能来自对台湾影响力无所不在的一个国度。从李登辉夫人曾文惠携巨款前往美国被及时披露的过程，就可以略见端倪。
美国对陈水扁的嫌弃，在这次“过境外交”的遭遇中得到进一步佐证。陈水扁可以对着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杨苏棣拍案怒骂，却未曾想到，杨苏棣是实践“颜色革命”的老手。人们对他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权被颠覆过程中的表现印象深刻。一位擅长搞政治颠覆的老牌专家，此时此刻派驻台北，不是来养尊处优吃闲饭的，他自有特别的使命。
除了外力，再就是台湾检调单位内部的“正义声音”。和当年揭露“水门事件”的“深喉”一样，能够掌握真相的多半是情治单位，和接触这些真相资料的人员。民进党执政已六年，情治单位的关键职位基本上已经由陈水扁和民进党权力核心所信赖的人士掌握，如果邱毅所得到的资料是由较低级别的情治人员提供，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被解释的。
但是，如果是更高层级的，那么背景和动机就更不简单。在墙倒众人推的氛围之下，在陈水扁身陷孤立、众叛亲离的情境之下，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和不可能发生呢？
媒体的作用十分重要
陈水扁走到今天的窘境，最大原因是台湾现有的政治体制，对总统的权力没有最起码的制衡。
所幸的是，无论邱毅获得的内幕信息背后究竟有没有深不可测的动机，台湾的舆论监督还是充分的、发达的，尽管有时候显得泛滥和无休止的炒作，重复的电视画面也让人感到厌倦，但对于“第一家庭”的全天候跟踪报道，挖掘内幕事无巨细、持之以恒，这种舆论监督或许只有香港还可媲美，但香港未必有台湾新闻从业员的不屈不挠的执着精神。
事实上，新闻媒体对执政者的监督，在台湾民主化初始阶段，就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为其他华人社会提供了可供研究的鲜活案例和某些启示。
台湾“颜色革命”就在眼前，结局如何，请让我们拭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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