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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动物庄园》实为中情局幕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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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9/17 出处：早报网 |
提交者 : 江浸月 于 PAOWANG.COM 北京时间 2006-09-16 22:38:18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宣传运作 zt
宣传的方式
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不象共产党国家的宣传那么生硬、呆板。这里仅据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一九五零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帐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三十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因为它既批判了共产主义的“猪”，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人”。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1984》的改编上。原著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1984》作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1984》还是对原著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1984》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卷。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达艺术 (Abstract Expressionism) 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作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象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正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富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s)，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达艺术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达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舆论一律。对美国不关痛痒的小骂、小调侃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才能显现出其“超然”的立场。但把关人绝对不允许违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曝光。例如多维特-麦克唐纳 (Dwight MacDonald) 1958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撞击》(Encounter) 杂志写了一篇题为 “美国，美国”的文章，其中批评了美国的庸俗的大众文化，粗鄙的物质享受主义。这样的文章显然与美国宣扬的所谓“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尽管麦克唐纳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过从密切，他的文章还是遭到了封杀。
资金运作方式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化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帐，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它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 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象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帐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 (Kaplan Foundation) 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66年间，美国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一万美金以上的款项 (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机构资助对象
除了设立“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 “文化自由大会”在三十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外，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Encounter)，《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 Leader)，《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肯友评论》(Kenyou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歌》(Poetry)，《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转型》(Transition), 《审查》(Censorship),《代达罗斯》(Daedalus, 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如《党人评论》3000份，《肯友评论》1500份，《哈德逊评论》1500份，《塞万里评论》1000份，《诗歌》750份，《代达罗斯》500份，《思想史杂志》500份。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五、六十年代至少参与了一千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戈瓦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 (“significant books”)。其它的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涉及中国的至少有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冦 (Roderick MacFarquhar) 编辑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个人资助对象
一般的书索引部分是最没意思的。《文化冷战》则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让人开眼：它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象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理论家阿尔罗(Andre Malraux), 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罗素 (Bertrand Russell), 伯林 (Isiah Berlin)，阿伦特 (Hannah Arendt)，屈林夫妇 (Lionel Trilling 和Diana Trilling), 席尔斯 (Edward Shils)；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诗人艾略特 (T. S. Eliot), 奥顿 (W.H. Auden)，洛危尔 (Robert Lowell)；小说家库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奥威尔 (George Orwell),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画家罗思柯 (Mark Rothko)，帕洛克 (Jackson Pollock)等。
在这些人中，有的的确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利用；当有人送来头等舱机票，被邀请去度假胜地开会，他们乐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则清清楚楚地知道资金来源，如小施莱辛格，伯林，阿隆，阿尔罗，席尔斯，贝尔，胡克，屈林夫妇。还有些人声称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位小说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库斯特勒。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轻时曾参加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门工作。变节后他变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国转了一大圈，在那里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正是听了他的建议后，中央情报局把宣传的重点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识分子”身上。他对英国政府的谍报部门 IRD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得到的回报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后，IRD秘密买下五万本送人，使他大捞了一笔稿酬。
另一位是《动物农庄》和《1984》的作者奥威尔。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监视一切行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强烈憎恨，但他自己却两方面的癖好都有。奥威尔有个习惯，走到那都随身带着一个蓝皮四开笔记本，记录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笔记本中已包括了125个人的材料。奥威尔怀疑这些人有的显现了“同性恋倾向”，有的“好象是黑种”，有的大概是“英国犹太人”。如果仅仅是自己记着玩玩也就罢了，而奥威尔却在冷战高潮的1949年主动跑到英国谍报部门 IRD举报了35个“共党同路人”，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奥威尔曾在《动物农庄》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尔泰的话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会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但他临死前的作为却好像是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所以我有权向有关当局检举你”。不过言行不一的“自由主义者”又岂止奥威尔一人。
《文化冷战》虽然长达500多页，但内容引人入胜，拿起来就希望一口气读完。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只含盖了1947-1967年，这也许是由于有关以后年代的文件美国政府还没有解密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洗手不干了。最近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 杂志揭露，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学术界的渗透。以笔者熟悉的政治学界为例，就有不少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 Joseph S. Ny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会长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同事 Bradford Westerfield。他们本人也不否认。《文化冷战》的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涉及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宣传活动。中央情报局岂有放过亚洲 (特别是中国) 知识界的道理。也许Frances Stonor Saunders本人对亚洲知识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没有能力涉及。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弥补这个缺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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