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陈水扁并不等于台湾民主
|
| 时间：2006/09/17 出处：早报网 |
虽然台湾1988年解除戒严，但直到2000年才举行全民公选。此次选举民进党胜出，组成了第一届“民选政府”。这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一件大事。由于资讯封闭，大陆同胞雾里看花，并不清楚数十年来台湾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发展脉络，仅仅为华人能够获得民主自由而高兴，不少人甚至在潜意识中错把陈水扁＝民进党＝台湾民主。一些对台独抱有同情的网友，与其说是同情台独，不如说是同情民主。这种错觉正是“陈水扁＝民进党＝台湾民主”这一逻辑的产物。
事实上，台湾有新权威主义——后权威主义——民主社会，几乎是一条必由之路。所谓“后权威主义”，按照萧功秦的定义，就是具有民主导向的权威主义，其在台湾的代表就是蒋经国。没有蒋经国的开明，没有国民党后期成熟的官僚政治体系，就不会有台湾和平过渡的民主自由之路。
在通向民主自由之路中，台湾内部几十年来的由弱到强的民主力量也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直到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时，民主力量并不分外省还是本省，在某种程度上，台湾的民主力量恰恰是由外省人（如雷震等人）开启的。假如说在蒋介石时期，台独倾向尚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在自己的家园仍不能自由地生活，那么等到台湾实行民主之时，台独情绪的大规模爆发，则完全是民进党内部野心家政治操纵的结果。其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转折。
台湾民间的民主力量在反抗专制主义时一直诉求的是自由主义，但等到台湾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时，原本应该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却突然转向了民族主义。这一转向的奥秘在于：把本来是专制（过去的国民党）对民众的压制，解释成外省人（现在的国民党）对本省人的压制；将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本来共有的命运，解释成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关系。由于台湾和大陆共有的国民性弱点，民进党主流的这一做法极为有效，从而扇起了族群对立情绪。在最极端的时候，甚至喊出：“中国猪，滚回去！”
民进党本来是一个革命党，孕育民进党产生的台湾民主力量中，既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但民进党的立党之本却是台独意识，尽管在开始时还遮遮掩掩。假如说民主在兴起之初时，总免不了某种分裂意识，如民国初期的各省自治，但当民主开始趋向成熟时，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台湾是一种族群主义）泛滥则是民主的劲敌。
1999年初，在台湾实行全民选举前夕，民进党内部曾产生了巨大裂痕。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和台北市长陈水扁，为当“总统”候选人发生了激烈争执（即“许陈之争”）。为了缓和内部矛盾，“美丽岛事件”的核心人物、民进党创始人黄信介，试图劝说陈水扁，但这个平时肉麻直呼其“我的老爸”、受其热心提携的人，却翻脸不买帐，让他“吃了个大瘪”。黄公开批评：“陈水扁是‘比较有问题的一方’”。其实在那个时候，民进党就已经失去了革命党的理想，某种程度上，“台独”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理想的理念，因为台湾并不存在外省人对本省人的压迫，甚至连集权者蒋经国本人都没有防范之心，往年拱手把大权交给了一个台湾本省人（李登辉）。
陈水扁在“许陈之争”中取胜后，又在2000年第一次大选中，得益于原国民党的内部分裂（大选时的“国亲之争”，背后有李登辉的挑拨离间），从而赢得选举。在第一个任期内，他的突出表现是“治国无方”。在第二次选举中，他不仅涉嫌采取流氓手段，而且直接大规模地从事撕裂族群情感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国猪，滚回去！”的咒骂就是在他竞选时出现的。陈水扁的政客伎俩根本用不着以今天的腐败来证明，在当时就已充分暴露。但由于国民性导致的民众不成熟，也由于国民党强人政治的后代并没有成为强人，反而多成为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不敌陈的流氓手段，“国亲”险败。
其实，笔者作为一个大陆人，尽管极为讨厌陈的政客伎俩和他撕裂族群情感的倒退行为，但还是希望他能够平稳执政，为的是让台湾民主能对华人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但万万没想到，一个民选的“总统”竟下三滥到如此地步，干起了大陆腐败乡长才干的勾当，而且毫不知耻。而民进党高层主流也不顾公正理念，继续挺扁，并对绿营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进行反制，彻底丧失了一个曾经的革命党的革新活力。
龙应台在选择“不捐一百元”时，把问题引向了这样一个层面：“最该被“决斗”的对象，不是这个任期不到二十个月、威望不到膝盖高的总统，而是培养了他这种人物而且容许他苟延残喘的整套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人民自己脑里的文化思维。”其实，对大陆人而言，也存在着一个同样的“人民自己脑里的文化思维”问题，它的表现更为复杂，其中就包括“陈水扁＝台湾民主”逻辑公式。至今还有一些网友为陈水扁辩护，似乎绿营的施明德和蓝营的马英九“倒扁”是在破坏台湾的民主法制。这种存在于大陆网友的思路竟然与民进党保皇派的诡辩思路不谋而合，这不能不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看来，不仅别的东西可以成为教条主义，连民主、自由的理念也可以成为教条主义，它能够完全蒙蔽人们的认知和良知，让现实、也让历史成为他们头脑中可以接受的东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