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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狐公子:承继与破坏 文革与传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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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9/12 出处：泡网 |
提交者 : 令狐公子 于 PAOWANG.COM 北京时间 2006-09-12 16:40:24
我对文革时代的直接印象，只有一条，或曰一瞬。三岁多那年，被家父抱着去了市工人文化宫，满场红旗飘飘，人头济济，伴着喧天的锣鼓，刺耳的喇叭。多年后，看到一些记录文革的影像作品，片中场景及气氛印证了记忆，令人确信，那一年，我也参加了文革。
当然，真正参与了文革的是家母。作为彼时千千万万积极串联走遍全国的学生红卫兵之一，十七岁那年，家母到了北京天安门，被伟大领袖接见，并有幸与伟大领袖握手。我问，握手感觉如何？家母答曰，主席的手很软。吾湘俗语云：男子手如绵，身边有馀钱；毛泽东南人北相，贵不可言，而财运亦不让人，身後“馀钱”即稿费版税已过亿元，宜其“手很软”矣。
又尝向二老打听文革见闻。最可骇人的，则是一门之内，父子兄弟，因各人所持“政见”不同，乃至吃饭不同桌，出入不交一语，所谓“划清界限”是也。更有甚者，夫妻反目，子女宣布与父母脱离关系，且互证其罪，检举揭发，所谓“大义灭亲”是也。而兄弟朋友，视其立场，加入不同的“战队”，反目成仇，骨肉相残，喋血于湘江之滨。此一图景，用老话形容，就叫做礼崩乐坏，伦纪荡然。
传统中国有“五伦”之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五伦”实为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支柱理念，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道德规范——“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遂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指导性原则。陈寅恪即云：“吾中国文化之义具于《白虎通》‘三纲五常’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然自辛亥革命以降，尤其经过“五四”运动的振洗，旧有道德规范不断被修正乃至被唾弃。民国建立，中国政体由君主专制一变而为立宪民主，君臣一伦毋庸再讲，而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代之。父子一伦，亦有变动。尽管大多数为人子为人女者，并不能在经济上求得独立，不得不托庇于家庭，然少数前卫分子冲破家庭樊篱，成为时代先锋，一经舆论、文学传播，蔚成风潮，鼓动人心，“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即父为子纲），已不再成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夫妻一伦，旧有的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民国的妇女解放浪潮中，一变而为自由恋爱、离婚自由；四九年以后，大力推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男女平等政策，更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夫妇关系。兄弟一伦，在旧式大家庭背景下，因奉行无条件嫡长子继承制（包括国家爵禄及绝大部分家庭财产），故力求“有序”，以避免发生同胞相残的恶斗。及至婚姻改革、土地改革及城市化进程略告完成，一门之内，兄弟各谋生路，经济独立，业成常态；“长幼有序”遂只成为礼仪上的客气，不再具有制度上的刚性。变动最少的，或是朋友一伦，盖其本有平等之义，与现代思想暗合。
上述“五伦”之更变，俱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得以完成，虽不能说完全打破了旧世界、建设了新道德，但可以说，业已形成再造中华文明的雏形。可惜的是，这个进程在文革时代受到了毁灭性打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比“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得更远，没有哪种方式能像“破四旧”运动那样让我们与传统中国完全隔绝。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关系，几乎全被一种新型人际关系所代替，这就是个人-组织关系。个人为组织生，为组织死，只对组织负责，为组织不顾一切。譬如，老子反动儿革命，那么，儿子可以教育、监督乃至惩罚其父；血缘关系犹可破坏殆尽，遑论其他，故由此推及师生关系、前后辈关系，莫不如是。文革期间发生大量学生批斗老师、青年批斗长者（实为辱骂、殴打乃至杀害）的事件，本质动因正是完全否定人类基于血缘自然生发的朴素情感，而代之以狂热极端的宗教式理想主义，如此，乃能行之无愧色，事后不内疚。极端宗教莫不认为世间具有最高真理，历史具有终极目标，于是，一己之生老病死喜怒爱憎，皆应无条件服从真理的召唤，为实现终极目标而作牺牲，此外，别无牵挂，再无限制。文革之暴力，建基于是，前述伦纪荡然骇人听闻之惨状，亦伏机于是。
但是，传统道德之某些部分，不仅未被摧毁，反而在文革时代茁然新生，变本加厉。最显者，如君臣之伦，在推翻帝制後，早已无处寄托，固应销声匿迹；孰知文革肇兴，此一伦竟然借尸还魂，脚踏忠字舞步，手挥红色宝书，口念最高指示，姗姗而来。文革时代，对毛泽东的神化，或直接说帝王化，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无须赘论。至于这种帝王化的操作，纯系自上而下的煽动，还是自下而上的推戴，抑竟是上下交感的互动？则应有辨。
清室覆灭、民国草创之际，一般民众犹将皇帝与总统等而视之，其情可鄙复可悯，然政治精英对此二者的区别必有清醒的认识。彼时，宋教仁最为杰出，已经深入讨论中国究应实行总统制抑或实行内阁制的问题，冲怀高蹈，风采一时无两；孙文虽在党内强调树立个人权威，但其所主张之“三民主义”毕竟内涵民主之义，与帝制绝殊；袁世凯最不晓事，然推行帝制，犹须利用梁启超“开明专制”之绪论，及稗贩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F.J.Goodnow）之君宪优于共和论，虽腆颜昧心，却非一味的无知妄作。後起之秀，如蒋介石和毛泽东，所思所虑亦应不出此范围。总之，民国以来之政治精英，即有“帝王思想”存于心，也都会自我压制，自我调节，决不敢出诸口、宣诸世。历时既久，一般民众之思想亦随之进步，皇帝与总统，渐能分辨矣。
也就是说，到了文革时代，按理不应再出现君臣这一伦。毛泽东公开严肃的言论，是不会赞成君臣之伦的，这一点可想而知；但是，他的文学创作和即兴讲话，却能透露几分心事。斯人所作《沁园春•雪》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有人依“六亿神州尽舜尧”之例，将“今朝”之“风流人物”解为“广大劳动人民”。但是，我们要知道，后者写于1958年，为庆祝全国消灭血吸虫病而作，所谓人民皆为尧舜，这叫做夸张的文学手法。前者则作于民国二十五年（遵义会议、长征成功以後），公开发表于民国三十四年（重庆谈判期间），创作发表皆在踌躇满志之时，用文学术语讲，则是抒情。若说其时其人填这阕词并无“帝王思想”（哪怕是比喻），而是属意于“劳动人民”，则蒙所不解，期期以为不可矣。倒是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诗，“百代犹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主旨在阐明郡县优于封建的史识，由此推论他以始皇帝自居，失之武断。然无心之语较有意创作更能凸现心机。如毛泽东称赞叶剑英，有句名言，所谓“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谁？宋太宗的宰相是也。再如文革後期，批孔批儒批周公，明眼人皆知周公暗指周恩来；周公是谁？周武王托孤之人也。又如杨桂欣采访丁玲，据云，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曾以南宋偏安之局自况，并当面开列宰相六部等人名单（《别了莎菲》，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君无戏言，是之谓乎？
然而，尽管有这些蛛丝马迹，毛泽东以及当时的政府最高层并未表露过重建帝制的设想，迄今可见的党政文件也从无这方面的暗示，能将造神运动、帝王化事业推向高潮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六亿舜尧”。此非定论，而是鄙人的臆见。当然，我并不会简单粗暴的说中国人有什么劣根性，不给他树一个皇帝立一个偶像他就生活过得没有滋味；这种近于自虐狂的言论，我素不赞成。我想说的是，中国人的历史负担过于沉重，及至文革，民国初年国民那种矛盾心理仍未捐除，或曰，现代政治启蒙仍未告成。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国民，不仅指一般民众，也包括自谓不同一般的知识阶层。文革造成的直接伤害，对那个阶层最为严重？窃谓，除了体制内的干部官员，就是知识分子了。一般民众当然也受伤害，但是，他们绝不如前二者受伤那么重。否则，今日中国大地不会出现那么多辆挡风玻璃前悬挂主席像的汽车，也不会出现主席像与观音菩萨、耶稣基督鼎足而三的家庭神龛，更不会出现盛赞改革开放以前人心淳朴政治清明经济发达远甚于今的奇谈怪论。官员受到伤害，可以解释为政治路线斗争作出牺牲，这是常态；知识分子受到政权乃至社会的伤害，若以此解释，则凿枘难合。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革的表现，都是自作孽。
知识分子也像所有中国人一样，背负着历史负担。传统中国一般民众的愿望，是在圣明天子治下，过好小日子。知识分子所祈盼的，则是“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初期积极参与文革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并不是贪慕荣华，违心作恶。他们大多经历了民国乃至清末，爱新觉罗的“家天下”与国民党晚期的腐败统治，令他们愤愤不平；帝国列强在民国时期犹不放弃在华利益，更令他们耻感日增；及至苏维埃宣布放弃所有在华租界，他们不由得要在情感上亲近苏联，并进而服膺、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回首近代史，发现在内斗无休（民初军阀混战）、外患不止（尤以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若不早日实现统一国家的梦想，贫穷落后与挨打的局面将永无了期，所以，在抗战胜利後，当共产党再接再厉打败国民党，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他们由中高呼：“时间开始了”。他们渴望将一生所学贡献给这个新的国家，他们渴望在“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时代鼓吹太平，他们日思夜梦的，乃是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主席领导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他们终于看见了严复、梁启超先后呼吁而终身不得谋面的在“开明专制”政体下的“强人领袖”——毛泽东，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尊他为圣，并鼓舞民众一起欢呼拥戴，渴望与他一起“共治天下”。他们有什么错呢？
他们终究是错了。他们满怀热情，积极靠拢，脱胎换骨，求进步，图表现，却未意识到不管任何时代，只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追求的真正目标。尽管申明你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尽管宣泄你当时听从的乃是“民主的先声”，尽管拒绝为了几斤白面即去写作“遵命文章”的上级指示，尽管这么说这么做，仍免不了被伤害。但是，如果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这么做，局势将大不相同。因为，所有鼓动人民投身文革创造新天地的文章，都是知识分子写的；所有鼓励大家勒紧裤腰带炼好钢和铁的传单，都是知识分子写的；所有号召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宣传，也都是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的。如果只有极少数斯文败类参与发动，就凭毛泽东一个人，文革能发动起来么？以此，才说知识分子自作孽。
所幸，文革已成往事，我们今天才能畅所欲言，纵论得失。不管有多良好的企图，不管有多不得已的苦衷，文革终究作为一次完全失败的政治试验被记入史册。文革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但就与传统中国的联系而言，文革承继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最负面因素——个人崇拜与帝王思想，却破坏了传统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业经修正的道德规范。然总结教训实非难事，随时服善且及时改过，方才称得上大智大勇；三十年後，在“和平崛起”的态势下，我们是否汲取教训，临事以惧，好谋而成，能真正迎来民族国家的复兴？实有待于全体国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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