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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嵩燾：晚清倡导政改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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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9/06 出处：新周刊 |
郭嵩燾说「洋务」/ 周维强
歷史学教授郭世佑曾在浙江省一家报纸上发表观剧随笔《走近真实与〈走向共和〉》，其中写道：近代对外交涉中，「妥协」是一个中性词，是任何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该妥协时不妥协，就像该斗争时不斗争一样，都很糟糕」。此言甚善。考诸近代史，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见解，譬如郭嵩燾。郭嵩燾在日记中说过这样的话：
计战与和二者，因时度势，存乎当国者之运量而已。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
这个思想也见於他的《绥边徵实》一书。
郭嵩燾十八岁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就与刘蓉、曾国藩换帖订交，后来又是曾国藩、左宗棠的儿女亲家。他自称「年二十二，即办洋务」，在晚清洋务派裡，可算老资格了。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郭嵩燾积多年洋务活动的心得写了《条议海防事宜》。其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上海防六事」，曰「练兵、製器、造船、筹餉、用人、持久」。奉旨「下各督抚详议」。於是有了郭嵩燾的这篇讨论洋务方针的文章。
郭嵩燾这篇文章的一个核心思想是：
……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製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
这就与总理衙门的「海防六事」著眼点大不相同了。船坚炮利是重要的，总理衙门的「海防六事」讲的也是对的，用郭嵩燾这篇文章中的话来说：「海防之大用具备於此」。但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学习、研究西方的「国政军政」──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製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郭嵩燾不但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用今天的话来讲，郭嵩燾还看到了「四个现代化」之外的「第五个现代化」。
郭嵩燾看到的这「第五个现代化」是什麼具体内容呢？用他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九年「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任上写的《使西纪程》裡话来讲：
……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引者按：「君民兼主国政」后来通常译作「君主立宪」）。
郭嵩燾具体考察了英国的议会政治、两党制度等等，所作评论，颇能得要领。他说英国两党制的实行：
……随声附和，并為一谈，则弊滋多。故二百年前即设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
他还比较了中英的政治体制。他说「西洋君德」，找不出能跟中国上古三代的「令主」相比的，「即尹、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可西洋政治「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在郭嵩燾看来，中西政治体制的一条分野是：「圣人以其一身為天下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中国是一人之政治。一人之政治，则「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上古「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要是碰上暴君、昏君，也就没有办法了。而西洋「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郭嵩燾拈出「法治」一说：
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
郭嵩燾的眼光显然要高於他的那些洋务同儕。钟叔和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走向世界》一书裡，表彰郭嵩燾道：「当其时（一八七七年），王韜虽然已经到过英伦，还没来得及对英国政治进行深入研究；孙中山尚未『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康有為也还要再过两年，方『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哩！」但那个时候垂帘听政的慈禧，是听不进郭嵩燾的这些意见的（她要到一九○一年被八国联军赶出京城才能同意实行新政，要到一九○六年才宣布预备立宪，而这已是郭嵩燾写《条议海防事宜》和《使西纪程》二三十年后的事了）。
慈禧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把郭嵩燾视同「阶级异己分子」。所以郭嵩燾虽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可能做了很多事情，同僚也都公认他是人才，结果却是，功是别人的功，官也得由别人做，在统治集团内部他不能得志（当与他同时从政的曾国藩、左宗棠等官拜一品大员时，他也还只能是「赋閒三品」）。一八七九年，郭嵩燾在「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的任上，被他的副手刘锡鸿打小报告而被撤任归国（原定做郭嵩燾副手的不是刘锡鸿，军机兼总署大臣李鸿章他们不放心郭嵩燾，硬要把这个热衷於「用夏变夷」的刘锡鸿派给郭嵩燾，以便监督郭嵩燾，随时能够揭发检举），数年后，「封疆大吏」刘坤一向慈禧奏保洪汝奎时，附带著提到郭嵩燾，说像这样的「人才」「未可投散置閒」，应该任用。但慈禧没同意。直到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郭嵩燾故世，王先谦等写表，李鸿章代奏，说了郭嵩燾治学与為人的许多好处，请给他立传赐諡，慈禧还是「不准行」，理由是「郭嵩燾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这部「书籍」，就是指他的《使西纪程》。
郭嵩燾的洋务思想还有其他一些颇有眼力的，譬如他重视「学」，在《条议海防事宜》中说：「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於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譬如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力主扶植「商贾」，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当时办洋务者的官办企业做法，反对「官督商办」，主张「使商人自製」，他甚至说商人「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為得失之资」。譬如他在《使西纪程》及与友人书信裡多次说的，西洋政治务在「便民」、「利民」、「富民」，而所以「国」也「强」；「而中国适与相反」。能够把「国强」在与「民富」的相联繫中来认识，这些确实都是很了不起的见解，不是他的一些洋务同僚所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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