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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熙德：“对日新思维”出台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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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9/05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明年，我院将迎来而立之年。回首走过的历程，我们作为国际研究学科研究日本问题的科研人员，也为我院走向辉煌做出了一些贡献。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后，每年都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陷于“政冷”低谷。中方一再敦促日本领导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不要继续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为改善中日关系营造必要的政治氛围。
2002年底，国内各界配合中共十六大的召开，积极开展内外政策讨论，其中包括对日政策的探讨。在这一背景下，国内某记者于当年12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否定日本领导层在侵略历史认识上的倒退造成中日“政冷”局面的事实，把中日关系出现困局的责任推到中方，主张中国应在历史问题上放弃任何反应。该文墨迹未干，日本《读卖新闻》就在第一时间跟进报道了这篇文章，并称“这是中共十六大产生的新领导层转向对日新方针的标志”。紧接着，日本几乎所有主要媒体开始铺天盖地炒作“中国即将转向‘对日新思维’”的消息。2003年3月，国内某教授又发表了一篇在学术层面上论证“对日新思维”的文章，主张在所有主要问题上对日本做出全面让步。日本对这两篇文章的炒作愈演愈烈，把其拔高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为改变对日政策而放出的试探气球”。
2002年底以来，包括我在内的国内日本研究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日新思维”是不值一驳的“外行”之见，因而也没有对其怎么在意。例如，我在2003年3月份接受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学者采访时明确指出：所谓“对日新思维”只是中国个别人的看法，而远不是各界主流意见，更不是政府的见解。
2003年4月起，我受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邀请赴日讲学一年。4月1日来到日本伊始，我就感到“对日新思维”的影响远不那么简单。与国内情况相反，它已在日本牢牢树立了话语权。我发现，在每次会议或个别接触上，我必须不断回答这样的提问：“你如何看‘对日新思维’？”如果你表示不屑一顾，马上就会被认为是“对日强硬分子”。日本媒体的炒作更是不断升级。通过广泛接触各界日本人士、考察日本舆论动向，我觉察到，日本出现的这场舆论声势，已超出了对中国对日方针猜测和误判的层次而进入舆论炒作和外交施压的境地，已对我国的对日外交和舆论形成了重大的负面压力。在日本的舆论语境中，“对日新思维”已成为力图诱导中国对日政策及舆论的工具和判定中方人员对日姿态的标准。
基于这一观察，我开始在日本各种研讨会上以及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就日本炒作“对日新思维”的基本误判、错误逻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揭露，中外媒体开始陆续刊登我的观点。如2003年6月12日《南方周末》发表的《中国是否需要“对日新思维”？》一文，介绍了我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几天内就在数千家网站转载，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这些观点为基础，我于8月~9月间以日语写出了《评“对日新思维”》一书，全面分析了“对日新思维”从出现到日本发动炒作高潮的全过程，并翻译收录了《人民日报》记者林治波在国内发表的两篇批驳“对日新思维”的文章。
《评“对日新思维”》一书指出，日本炒作“对日新思维”的实质就在于：一是虚构出中国的上一届领导层和新一届领导层之间在对日政策上的分歧，然后大肆炒作“新一届中国领导层将改变上一届领导层的对日强硬方针而转向对日新方针”；二是把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局面的责任全面推到中国方面，并称中国已经开始转变过去对日本“打历史牌”的政策而转向“不再谈历史问题”的“对日新思维”；三是企图通过大肆吹捧“对日新思维”来向中国对日舆论进行诱导和施压，以期中国真的接受这种“对日新思维”。
《评“对日新思维”》在日本出版后，立即得到国内研究界的热烈响应。日本所和中华日本学会邀请在京主要日本问题专家和中外主流媒体人员专门召开了该书的“出版发布会暨研讨会”，并由媒体公开报道，起到了澄清是非、化解日本舆论炒作影响的积极作用。
日本各界人士纷纷阅读了该书，其中不少人士直接与我进行了交流，并向我表示接受该书对“对日新思维”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一些日本媒体评论员表示，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真相，因而以后就不再加以炒作了。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船桥洋一、《日本经济新闻》评论员伊集院敦等与我交流后，在其报纸上专门发表评论介绍了我的观点。日本各界对华友好人士纷纷表示欢迎该书的出版。与此同时，该书也受到了日本一些偏爱“对日新思维”的势力的恶意攻击和一些人士的严厉质疑。
我深深感到，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科研人员，不仅要扎扎实实地搞好研究，而且还要不断提高政策水平，积极参与到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风云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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