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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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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9/01 出处：华声论坛 |
作者：东 夫
糊涂账（节选）
当金牛坝省委三级干部会议还在大肆宣扬郫县的高产卫星，下达数以千万亩的大面积高产指标时，一个事关肚皮的大事严酷地摆在人们面前
粮食征购出问题了。
根据层层虚报的产量，四川省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达九百六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一倍以上。省上据此下达了一个远远超过一九五七年的征购指标。然而到秋收结束，全省粮食入库实际仅完成年度计划的三分之一，比去年同期还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虚报浮夸粮食产量一样，征购中的弄虚作假开始出现。天哪，这可是吹不得的哟。《四川日报》评论员文章赶紧指出：
有些地区发现打白条、卖空仓、以少卖多，甚至不验质入库，开了凭单就算了事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否则，今年入库的粮食将是一笔糊涂账，不是库存无数，就是粮账不符。
这是注定的。统购统销以来，粮食产量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只有粮食征购从不含糊。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这笔糊涂账就做大了。不是人们算不来账，是不准你算账，否则就是“算账派”，把你当“白旗”拔掉。那笔大糊涂账是一面高高飘扬的大红旗，不允许受到任何怀疑和污染，下面就得一笔一笔把这笔账凑齐，首先是把高征购的粮食凑齐，凑不齐脱不了手。万般无奈，人们只好在征购上做手脚，把入库粮食也搞成一笔糊涂账。
温江专区一九五八年的大糊涂账是九十亿斤，省上下达的征购任务是二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将近一倍。经过讨价还价，实际派购十五亿斤。在宋文彬看来，这是在排除浮夸成分后的保守数字，完成当没有问题。
然而问题大大的有。全区小春入库没有完成，早稻入库没有完成，大春入库才搞到一半，已经气息奄奄，一些县干脆停了下来，有的叫劳力缺乏，有的干脆就说无粮可交了。
怎么会没粮呢？宋文彬掰着指头给县委书记们算账：把征购粮、社员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公社提留粮统统算上，离九十亿的总产量还差一长截哪！
当然没有，事实上温江地区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仅比一九五七年略有增长，而增长部分主要是红苕等杂粮，主粮水稻有减无增。往年农民交征购后剩下的粮食仅能裹腹，突然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征购，从何而来？
农工部长申培林脑袋清醒得多。一九五八年年底，他给长期在基层搞调查，反右中挨过批的农工部秘书燕征交待，要他下去参加一个大队的分配决算，把产量问题彻底搞清楚。燕征等人到温江柳江公社二大队调查结果，该大队一九五八年平均亩产五百一十六斤，比一九五七年减产百分之九，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减少了收入。完成征购任务后，社员所剩无几，现已有两个生产队食堂停伙。
心中有数的农工部长接着召集温江万春公社部分大队长、生产队长座谈产量问题。
一开始没人开腔。申培林就先说：你们往年的水稻产量亩产才几百斤，今年为啥一下就产了一千多斤？到底实在不实在？是不是大家认为今年是大跃进，产量不高，咋个说明得了大跃进？所以大家都争，都在争光荣，是不是这样的？你们应该老老实实说清楚，是多少就是多少。说完就先问三大队胡国良：“你现在还有库存粮食多少？”胡回答：“不清楚，回去翻查才晓得。”申很严肃地说：“你为啥不弄清楚？如果不把产量底子搞确实，迷迷糊糊，二天没有那么多粮食，社员没吃的咋个办？要知道农民三天不吃饭就要造反！”
摸清了申部长的虚实，大家就七嘴八舌吐真话了。队长邓洪兴说：“我们报那个一千多斤的产量，是翻一番的跃进产量，实际才几百斤。”大队长周宗根说：“我们的产量硬是红旗产量，实际上我们的几个队只有一个队亩产六百多，其它都是五百多。”“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红旗产量，跃进产量。”……
座谈会后，申培林又组织几个会计辅导员翻查各队仓库，得出的结果是，把全部库存的粮食拿完也完不成征购任务。申一一记下，对如何完成征购未置一辞。却在全公社大队以上干部会上说：“做工作要踏实，不能吹牛，象郫县的产量，那怕他在报纸上再登得多，要完成国家任务后，农民还有吃的，那才是对的。”〖注１〗
申把记下的这笔账算给宋文彬听，宋表示怀疑，让他再去查查。当家人有当家人的难处，郫县的吹牛固然令他愤怒，但他也不愿正眼去看那笔大糊涂账，他更担心申培林之类的张场开来，会引起普遍的抵制征购，那可是他吃罪不起的事。申看穿了宋的心思，也就按下不表。
整整一个冬季，潮湿、阴冷的川西坝子充斥着交粮的催促声，地委机关所在的刘家大院里，没日没夜不是地委常委会就是县委书记会，十万火急的通知如雪片漫天飞舞，各级工作组在乡间小道、田埂农舍窜来窜去。走投无路的社队干部要么阳奉阴违，开会赌咒发誓，散会不见下文；要么破罐破摔，交光了事，哪黑哪歇；要么东躲西藏，踪影杳无。
按照地委一再压缩后的指标，温江地区平均每亩水稻的征购量从五七年的二百斤左右增加到三百斤以上，超过水稻实际总产的百分之五十。在一些所谓“肥富”地区，每亩水稻的平均征购量占到产量的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除了让农民饿肚子，根本不可能办到。而被虚报的产量冲昏了头的领导机关却认定粮食收不上来，是被农民隐瞒私分掉了，使尽种种手段进行催逼。
大邑安仁公社（即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乡）是个有二万多人的公社，人均稻田一点二亩，五八年实际亩产五百多斤。而征购任务人均五百斤，亩均四百一十四斤，征购任务占到产量的四分之三。大春收获以后，经过几个月的催收，到五九年二月，几乎所有的粮食搜刮一空，仍然完不成征购任务。有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将为数可怜的一点粮食藏匿转移，被搜出来后，又被作为“粮食确实是有”的铁证。瓦窑管区社员邬元甫在月黑风高之夜，把半口袋米放到崇庆县地界的一个草堆里，被那边的人发现拿去吃了，却不敢声张，悄悄找到那边的队干部说：“米我不要了，把口袋还给我。”
邬元甫之所以吃哑巴亏，是怕担私藏粮食的罪名，其罪大恶极简直就和私藏武器，图谋造反差不多。但邬元甫因为舍不得一只口袋，走漏了风声，就被拉到会上斗争，死活要他吐出究竟还藏了多少粮食。聪明一点的自认倒霉，七中队社员挖坟积肥，挖出一罐子粮食，工作组干部认为发现重大线索，宣布：谁埋的谁领回去，不予处罚，试图放长线钓大鱼。不见鱼儿上钩，又布置各队干部“必须找到藏粮的人”。
这些零零星星的蛛丝马迹，在一些干部头脑中勾画出一个巨大的地下粮库，它是由那些对国家粮食征购充满敌意的基层干部营建，由农民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淹没着的。县委接连召开大会，批斗完不成征购任务的社队干部，安仁公社金井管区分支书记、省劳模廖学安是批斗重点，因为他“带头抵制征购，完成任务比一九五七年还少”，更可恶的是“死不认错”。在县委扩大会上，县委领导质问：“你们粮食亩产超千斤，比五七年番了一番，征购还没有五七年好，怎么回事？”廖答：“问题是有，就是找不到在哪里。”公社总支副书记张志仁说：“搞浮夸是为了受表扬，交征购才晓得遭冤枉，说假话硬把人说怕了。”
工作组认为，依靠这些干部来解决问题已不可能，于是重新组织队伍，找了十几个最坚决的干部成立整社工作组，宣布各支部都要听从工作组的指挥，“就大干起来了”。先分片开群众大会，然后开党员大会。开到一半，宣布暂时休会，回去突击“就地入库”完成征购。此举大见成效，几天之内，大部分没完成征购的队都“扫清”了。只剩少数队没完成。工作组计划：
如果还有个别的硬要抵到底，不下马，那我们就准备悬上几个，搞专案。〖注２〗
且不谈“悬起来”的恐惧，如此“大干”一下，果然成效显著，看来窝藏属实。实际纯属自欺欺人。全部决窍出在“就地入库”四个字上。已经吃够说假话苦头的基层干部，再一次在高压之下作假，假得更加荒诞离奇。
“就地入库”的方案，源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焦虑。一九五八年秋收时节，《人民日报》就在大肆宣传抢修仓库，以存放成倍增加的粮食。其时就有在国家粮仓堆放不下的情况下，将征购粮食就地存放在社、队以至社员家中的方案提出。川西坝子包括周边山区，当时交通运输条件极差，运送公粮几乎全靠肩挑手推，须花费大量劳力。一九五八年底劳动力极度紧缺，从解决劳力不足的矛盾看，“就地入库”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钻空子的绝好机会。到国家仓库交粮，要经过粮食部门严格的过秤、验收；“就地入库”则由社、队自收自验自报，然后由粮食部门派人来验收。于是五花八门的作假手段应时而生。广为流行的办法是造假仓，先在仓房里堆满谷草之类，面上盖一层谷子，谎称有多少斤，应付粮食部门和上级检查。另一种是称“转转粮”，其法与戏台子上演曹孟德“百万大军下江南”，几个兵兵将将前台后台轮番打转一样，前面将粮食过秤后，转一个圈又从后门挑进仓库，如此“转转”不已，如果不被发现，要多少粮食都给你称得出来。
除了国家征购，还有“群众生活”，这也是上级十分关心并需要检查落实的。为了证明口粮充足，公共食堂有米下炊，人民公社无比优越，也要采取诸如此类的手法，眼睁睁地哄自己的肚皮。
安仁乡（公社）的征购任务，就这样在短短几天之内大部分“扫清”。其实岂止安仁乡，全区所有的地方都抓住就地入库这根救命稻草，玩起又一轮弄虚作假的把戏，以应付泰山压顶般的征购任务。没有发现这个诀窍，或者不愿昧良心作假的，连口粮种子都交完，也完不成征购任务；作假的“完成”了征购，自己还有点可吃，于是到处都出现一个怪现象：“闹粮的都没完成征购，完成征购的反而不闹。”
这个怪现象进一步强化了一些领导的幻觉：粮食是有的，闹得凶是假，只是不愿交而已。灾难再一次降临到老实人头上，大会小会轮番批斗，撤职、检讨、变相劳改乃至饱受皮肉之苦，征购完不成，粮食没得吃，个人还倒霉，四面楚歌，走投无路。实践再一次证明讲假话的好处、讲真话的坏处。事到如今，想做好人都做不成了，至少造假还可以瞒点粮食下来吃吧，何苦而不为呢。
对就地入库的把戏，很难说地县一级的领导都蒙在鼓里。事实上有关就地入库中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开始就不断有人揭露和反映，但上面的反应相当“迟钝”。在很大程度上“就地入库”何偿不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呢？他们同下面有共同的难言之隐，过于认真，下面完不成，怎么向上面交差？不如睁只眼闭只眼图个一时敷衍。万一今后兑不了现东窗事发，还有朝下面一推了之的退路。
彭县县委女书记樊希平带人下去检查就地入库，走了一圈，干部们叽叽喳喳议论仓库是假的，樊打招呼：到此为止，回县上谁也不准再讲。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这么穿。下放到崇庆县大划公社任党委书记的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发现，全社的征购工作完成到百分之七十左右时便“走不动了”，这个数字已达到一九五七年征购数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下面反映再无粮可交。一九五九年一月，他顶着寒风，步行到全社各管理区逐一调查，将现存的口粮、种子、饲料粮逐一过秤登记，算下来全社粮食与原报的足足有四百万斤的差距，虚报的产量除去超额的征购，落到农民口中的粮食所剩无几。公共食堂的现状更令他触目惊心，春节还未到，农民碗里已是清汤寡水的菜稀饭，或是粒米不见的红萝卜。这是一马平川、土肥水美的天府之国啊！联想到几年前这里爆发的“脚肿病”，他不寒而栗。回到公社，他立即给第一书记许锐挂电话说，粮食征购已经过头，食堂已是停伙或半停伙状态，干部压力大，半夜都在说梦话，“天哪，完不成咋个整啊”。希望减少征购任务。
回答是“不！”
这位堂堂的男子汉哭了：“我是个共产党员，党的任务完成不好我有责任，但完成了群众生活怎么办，怎么办啊……”
思虑再三他横下一条心。他这样想：“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我也是冲着这个参加党的，难道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可以是两回事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想我无愧于党。”于是他在公社干部会上宣布：“把口粮打紧一点，征购任务完成多少算多少！”县委书记庞汉元下来检查，他明说：“任务是完不成了，不然你们就把我调回去。”
更多的人处理得巧妙些；一方面好话说到，一九五八年确实大丰收；一方面又把问题摆出来，要求减少征购甚至返还粮食。华阳县委在中和乡朝阳四社作了一个典型调查：该社（沿用初级社称呼）二六五人，耕地二百二十一亩。一九五八年秋收后报总产量四十六万余斤，征购任务完成十二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六，人均负担四百五十斤，每亩耕地平均负担五百四十斤。但是，经过核实后，发现原报的四十六万斤粮食，实属虚报。经过与干部座谈研究，反复解除顾虑后，他们都谈出了心里话。虚报产量的主要原因是；一、当时为了争上游，受表扬，怕批判右倾等思想指导下多报了一些产量。二、在分配结算和县、乡在该社调查时，思想上早就打算把产量报实，但又顾虑怕说是否定五八年的成绩，受到批判……因而采用“少分多记”、“少吃多报”、“加大干湿折率”等办法来增加产量。如实分三万斤，报为七万斤，吃了七万斤，报为十四万斤……
县委的调查报告反复申明一九五八年“成绩仍然是巨大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丰收”之后，摆出令人沮丧的事实。
目前库存情况清理结果，只有大米五百多斤，其它杂粮也很少了……
五百斤大米够二百五十六人吃多久呢？也许这份报告写完已经不存在。“我们计划在社员中反复作思想教育工作，动员社员把口粮拿出来，国家再转上一万斤粮食，”“只有这样才能安定社员生产情绪，进一步鼓足干劲，组织五九年的更大跃进。”〖注３〗
连与郫县并驾齐驱的高产先进县新繁，也羞羞答答地开始在原报的产量上退缩。该社万安乡四十社四十八户二百二十四人，一九五八年种水稻三百四十亩，交国家征购二十二。四万斤谷子，人均负担一千斤，亩均负担六百八十斤。经“县委第一书记曹云生组织了几个同志重新进行核对”后，社员人均留粮比预计的少二百斤。
直言不讳也罢，遮遮掩掩半真半假也罢，造假仓，称转转粮也罢，几乎所有的县都开始在一九五八年的产量上打折扣，以此为完不成征购开脱，为返还粮食寻找根据。唯有郫县立场坚定，不承认产量有任何虚报不实之处，不承认群众有缺粮断炊之虞，不承认征购有完不成的危险，不承认他们的“就地入库”有任何弄虚作假。换句话，郫县的情况是生产大丰收，征购全完成，群众吃得饱，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有人硬要在这幅大红罩子上戳洞。这次问题出在内部，带头的是本地农民出身的粮食局长叶成章。
粮食部门的工作性质使他们来不得半点虚假，他们的工作性质如同出纳，收多少就得支多少，收支不符则为贪污，谁能担待得起这个弥天大罪？任你牛皮吹得太阳从西边升起，他们必须收一斤算一斤。就地入库的把戏耍开以后，粮食部门同上上下下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各县普遍出现公社、县委一个账，粮食部门一个账，互不承认的情况。知趣点的，大家麻麻杂杂，你不逼我认账，我也不揭你老底，反正到处都是“两本账”，说得过去就说，说不过去再说。偏偏郫县容不得有半点说不过去的地方，要逼粮食部门认账；偏偏郫县县委的账又和粮食部门的账差得最远，又有个油盐不进的粮食局长，事情就闹大了。
据郫县粮食部门的统计，全县从小春开始就没有完成计划分配的任务，特别是县委（也是省委）的重点乡犀浦、合兴进展最慢。整个大放卫星的秋收，征购实绩更为凄凉。这一年，郫县征购任务一点四亿斤（不含崇宁），到十二月底仅完成六千多万斤，还有大半没有着落。而红光公社尤其糟糕，六千多万斤的征购任务只完成百分之三十，尚差四千多万斤。粮食部门考虑到下面劳动力确实紧张；专门在农村设立三十八个就近收购点，又沿公路设立随征随调的若干收购点，以减轻农民交粮负担。应该说如此一来，完全没有必要搞什么就地入库，因为粮食部门的收购点，就在附近，也不用操心什么装不装得下的问题。叶成章这一手，实际上已经堵住了就地入库的借口。然而县委却不愿放弃这个漏洞，就在入库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之时，县委突然以劳力不够为由，提出搞就地入库，“这样全县便普遍开花每个大队收起粮食来了。”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县上召开整社大会，形式和上面讲到的大邑县安仁乡一样，会开到半截，各乡回去突击入库，完不成征购交待不脱。四天后，即有永定、安靖等乡到会“报捷”，接着犀浦也报基本完成。可是粮食部门设在这些乡的收购点根本没收到粮食。
粮食部门在国家仓库和农村设点就地收购，收不到粮食，公社却报就地入库完成了任务，怎么办呢？只有根据各乡向县委报的就地入库数字到社队查仓、查粮。
一查就漏馅。叶成章到红光公社团结乡查出的结果是：“用谷草、拌桶、晒席把底层坝得很高，上面装一层粮食，划一些假的过秤码单，即报有多少万斤粮食。”粮食局不断向县委反映诸如此类的情况，“县委一直不表示态度。”
你不表态，咱们就各算各的账。一开会汇报征购工作，叶成章就掏出本子报告：粮食局统计，已完成××万斤；各公社自报，已完成××万斤。县上如此，到专区开会照样如此。县上催他给就地入库办粮食部门手续，他说行，我们亲自去秤，有多少办多少。县委书记高义禄找他“个别谈话”，说你把公社报的数字认了，今后出了问题，县委给你们承担。他还是那句话：“我们过了秤才算数。”
要想在这位一丝不苟的粮食局长手头蒙混过关真是太难了，况且他又得到地委的支持。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一再在地委召开的会上申明，公社上报的就地入库数字“是有根据的”，粮食部门拿出的数据小，主要问题在粮食部门，却得不到什么支持。专区粮食局长商鸿仪公开支持自己的部下，主管征购的地委书记曹少克只认粮食局报的数字，事情就这么僵着。
如果郫县采取其它一些县的做法，不怕脸上无光，在大糊涂账上退缩，也出不了什么大麻烦。但是意气风发的郫县不能这样，他们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粮食局长给郫县抹黑，给大红大紫的红光公社抹黑，让观潮派算账派抓把柄看笑话。
二月二十日，叶成章从地区开会回来，接到犀浦粮站的报告，说红光公社声称已全部完成征购，更奇怪的是，还说全部是送到国家仓库完成的，不需要检验了！按叶成章手头掌握的数字，到那时为止，红光公社自报完成数与粮食部门实际收到的粮食，尚有二千三百多万斤的差距，怎么突然说完成了呢？难道是使用了什么隐形密术搬进去的么？他简直懵了。
实际上手段露骨而低劣。五年以后叶成章写道：
为什么公社突然说完成了任务呢？原来在报就地入库的粮食时，粮食部门要进行实际验收过秤，并发现了他们的假仓库，他们看到不能欺骗过关，就采取了另一套花样欺骗国家，嫁祸于粮食部门。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郫县粮食部门开始采用“二联单”的入库记账凭据制度。合作社的人交粮到国家粮库，由粮库开具一式二联的入库划码单，交粮人员收一联，粮库收一联，作为核算凭据。公社化初期，郫县县人委据此发出文件，规定粮食入库由原来合作社与粮食部门结算，变成以乡为单位和粮食部门结算。于是入库程序变为这样：合作社（公社化后为生产队）把粮食交到粮库，粮库仍然开具一式二联的划码单，粮库留一联，另一联不是给交粮的合作社，而是归总后交公社派驻仓库的“财粮员”结算，合作社自己反而没有入库凭据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合作社交了粮食拿不到入库凭据，但他们手头有份自己填记的划码单，这是他们唯一的交粮“凭证”。从法律的角度讲，它是无效的，然而从逻辑上却不能完全推翻它。我交了粮没有？你不能回答没有；你给了我凭据吗？没有；你不给凭据，我这里有凭据，你算你的，我算我的。这不生出事非来了么？
这是共产风造成的财务手续不清的一个典型。尽管如此，如果不是蓄意制造混乱，澄清是非并不为难。因为交粮时那份一式二联的划码单，是由合作社交粮人员与仓库收粮人员共同填写的，粮食部门开具给公社的入库凭据，都附有各合作社的入库划码单，粮食部门与结算单位（乡、公社）的手续是健全的，数字是清楚的。
然而就是有人要蓄意捣乱。从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全县各公社（乡）都在连更宵夜地制造假账。
他们利用交粮人员没有拿到入库凭据，只有自划的码单的空子，有组织、有计划地布置了大搞假划码单的卑劣手段，作为依据来混淆入库手续上的真伪。并发动社员签名来证明粮食真的送到了国家仓库。
把凭空胡编的合作社交粮划码单拼凑起来，大部分公社一夜之间就把征购的巨大差额填补无缺。发动社员签名是一件颇得人心的事，对被超额征购压得喘不过气的合作社及社员来说，如果有上面支持，他们是很乐意这样做的。
这就是叶成章从地区开会回来后看到的情况。从造假仓的“就地入库”，到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做假账，而且是全县性的，真是闻所未闻忍无可忍，他告诉县委，不能作数！回答是：
为什么人家入了库不算数呢？主要是你们手续混乱，取消了“三联单”的问题。
当然，如果是三联单，合作社一联、公社一联、粮库一联，问题可能不会这么复杂。可是这能怪粮食部门么？谁“取消”了三联单？二联单制可是从五六年就实行起的啊！县里发文件规定由与合作社结算变为与公社结算，也并没有提出要改为三联单制啊。
二月二十六日，专区粮食局以地委的名义，再一次要求郫县县委立即把入库的实际数字上报，为此县委召开常委会，高义禄主持会议，叶成章奉命汇报。
刚谈了一个入库总数时，高义禄当场就批评说：为什么你们的数字才这么多？主要是你们右倾思想在作怪，我们的数字是完成了任务的，你们不承认我们承认，照你们这个数字不能上报。我当时汇报说：专区一再要求上报，我们实际上只收到这么多粮食，是否可以将我们实际入库数和公社自报入库数分别上报呢？高义禄同志更批评说：你安心将县委的军，与县委作对，要报就报我们的数字，不报就不准报！等数字搞清楚再报。
叶成章要的就是这句话。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六日，全县各乡财粮员和粮站收粮会计在县上集中对账，结果不言自明：粮食部门的统计数字准确无误。这一次叶成章聪明了，他要各乡总支书记签字盖章，表示核对无误，以防今后翻案。所有的总支书记都照办了，唯独红光公社各乡总支书记矢口抵赖，死不签字。
就象曾笳在金牛坝把李政委逼到墙角一样，叶成章把县委逼到了墙角，迫使其撕破一切面具，赤裸裸地公开了自己的面目
如果说不是这一切的策划者，至少是坚决的支持者。
叶成章把核对情况向县委汇报，县委拒不承认，反而倒打一耙：“你们粮食部门就没有一点问题吗？”叶说：“乡总支书记都签字盖章了的呀！”对方回答：“总支书记盖章也不能作数！”
盖章不作数是县委在各乡总支书记会上宣布的，签字盖章的总支书记遭到严厉训斥：“你们就相信才完成那么一点数字吗？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盖了章呢？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哪里去了！”
这一骂，让总支书记们恍然大悟，欢乐开怀。他们原以为查账是要动真的，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认账。既然有县委撑腰，他们怕什么？于是群起翻案，什么黑纸白字，神圣公章统统不认了。〖注４〗
叶成章万万没有料到，所谓查账竟是如此结局。不过到此为止，他也象崇庆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那样横下一条心，他倒要看看，这几千万斤粮食能否从天上掉下来。
看来还是红光公社胸有成竹，与县委息息相通，硬不向事实投降。不仅如此，在这次对账开始的前几天，县委和红光公社已经在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社搞了一份报告，题为：“红光社五八年水稻增产收入、支出核实报告”，作为向叶成章之流“怀疑派、反对派”展开反击的重磅炮弹。这份广为散发的材料试图证明，红光社五八年水稻平均亩产一千五百九十八斤是“铁的事实”。且看他们如何把这笔大糊涂账做平。
两个多月前，社长周桂林带去北京的那份材料明明白白写着，红光社五八年“粮食亩产三千七百一十六斤，总产一千九百多万斤。”而且标题就叫“一千九百多万斤粮食是按毛主席当面指示放出来的大红光”。现在，又变成了“水稻”亩产一千五百九十八斤，总产一千零九十万斤，小小一个躲闪，八百多万斤粮食就不见了。
不动声色先砍下一刀后，报告申明，五八年确实是解放以来增产最多、最大的一年，“盘古至今没有过这样的好收成，这是百分之百的社员承认的事实。”
但有的社员有顾虑：“产量是我们向上报的，现在数目扣不起，拿不出那样多，怕脱不倒手，非常心焦。”
社员心焦的是粮食交完了吃什么，怕“数目扣不起”而“非常心焦”的是靠弄虚作假捞好处的人，为此，他们开列出下列清单：
交纳国家公粮，统购三百二十五万斤。
办食堂前后社员分回家去五十三万余斤，人均一三七斤。办食堂一百六十八天吃一百四十七万斤，人均一天一点五七斤。
外来人员吃五万余斤。
猪吃八十六万余斤，其中保管不好霉烂二十二万斤。
突击、熬夜吃去三万余斤。
换葫豆、还种四十三万余斤。
留种三十二万余斤
留口粮四十八万余斤
半米谷子四十八万余斤。
一九六一年红光社浮夸问题被彻底揭露后，查实一九五八年的水稻亩产只有五百多斤，仅仅是虚报数的三分之一。可见上述开支，每一项都是值得怀疑的。连风筛下的“半米谷子”都凑了数，可见其煞费苦心。尽管如此，按上列开支，每亩也只凑到一千一百七十八斤，“与上报的一千五百九十八斤差四百二十斤”。
悬殊这样大的问题，我们反复进行讨论，群众中了解，召集各家座谈，共同的答复是：谷子长得好得很，增产硬是多，上报产量是实在的，没有虚报，为什么悬殊这样大呢？
报告回答，因为“毛谷子水分重”，收中稻时下雨，“谷衣子（即谷叶）特别多，特别重”，“霉烂严重”。如此交待了每亩四百二十斤的差额后，“我们思想上放下了一个包袱”，事实证明“亩产一千五百九十八斤确实是事实”。
胡编乱造的种种开支，加上虚报的征购，留粮的假仓，风掉的瘪壳，谷草，水，巨额的霉烂，终于将大糊涂账摆平了。郫县县委据此发出一份宣言：
红光社 永远是一面红旗。
怀疑派硬说五八年不是大丰收，红光社让水稻亩产一千五百九十八斤的铁的事实，给了反对派一个响亮的耳光。
红光社真正是一个好社。第一、征购超额完成得好；第二、生活安排得好；第三、群众生产搞得很好，那些怀疑征购完不成，生活搞不好，五九年不能更大跃进的种种谬论，应当从这个事实中清醒过来。
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全体社干同志们：县委号召你们学习红光社，争取当个三好社。
告诉你吧怀疑派、反对派，你们的算盘打错了，你们的诡计永远破产了。
红光社的全体社干社员同志们，祝你们继续鼓足干劲，争取更大跃进，永远是一面红旗。
中共郫县县委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五八年，温江地区粮食征购实绩为十二亿多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六，大大低于最初计划增长一倍的要求。不过，达到这个数字已经够艰难了，至少多征购的将近两亿斤，完全是从农民口中掏出来的口粮。
〖注１〗《中共温江地委农工部副部长申培林同志错误言行材料》，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
〖注２〗地委干部梁进学关于安仁公社粮食工作给宋政委的报告，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注３〗中共华阳县委办公室：《关于中和乡朝阳四社粮食情况的调查材料》，一九五九年三月七日。
〖注４〗叶成章：《对刘致台同志五八年在郫县粮食工作上的态度和问题的揭发》，一九六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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