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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在台湾的昔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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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8/29 出处：新世纪周刊 |
-卓鸿蒙
“小红书”被国际公认为“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是台湾版《毛泽东语录》扉页上的话
在那 “火红的年代”里，唯一可以与《圣经》发行量相媲美的书，就是曾风靡全球，被外国人俗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据报道，仅“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过50多种文字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国际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巨大影响，“小红书”流向世界各地似乎并不难理解，但让人惊奇的是：严酷的意识形态之网，居然也阻挡不住这本“禁书”的流传。中国大陆“文革”期间，台湾就暗里流传着大陆版的《毛主席语录》。自然，这一当时在台湾被称为“匪作”的书籍，只能被在极小的范围“内部阅览”。
饶有兴趣的是，至今在台湾中研院著名的“傅斯年图书馆”里，还保留着一本1974年版为《毛主席语录》所撰写的公开“辅导资料”：《毛泽东语录的透视》。按常识推断，一旦某书的“辅导资料”出现，就意味着阅读、哪怕是“窥视”过该书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毛泽东语录的透视》由“国际反共文教协会”出版，作者王国琛。该书装潢简约，共97页，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打开该书目录，全书共计22个专题，采取边引边批的形式，逐一对“语录”展开对峙。作者在“自序”中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从一个人的语言表达，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究竟有没有思想？系统的思想？或有没有正确而健康的思想？所以，语义学(Semantics)，在思想上有其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任谁读了《毛语录》，必然的结论是‘毛’无思想。所以《毛语录》是‘毛思想’的否定。尤其从《毛语录》本身的矛盾与荒谬，更显出‘毛’本人的狂妄与无知。这是《毛语录》对‘毛’本身的丑化。”毋庸置疑，这分明是一部知道有人会读、所以提前下药，以防污染的“消毒”作品。
世道千变万化。事隔30多年以后，当中国大陆《毛主席语录》已成为历史文物的时候，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图书市场上竟然公开出版了《毛泽东语录》这本同邦异地，意识形态差距甚大的新时代“小红书”。
除了删掉大陆版《毛主席语录》中由林彪撰写的“再版前言”以外，台湾版《毛泽东语录》大体上是前书的翻版，只是附加了“文革”极为流行的“老五篇”，即毛泽东五篇著名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最后还摘选了《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指示》。
令人惊奇的是，全书刚好333页。将两个3相加是“六”，将三个3相加是“九”。要知道，“六”和“九”正是《易经》中的“坤数”和“乾数”。冥冥之中，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竟达到了一个阴阳合体的易数顶级。
在台湾著名的学术书店“诚品书店”最新书台的中央，就摆放着这本《毛泽东语录》。在万紫千红的书海之中，这本大红封面的“小书”却非常抢眼。它在出版一个月内就印刷了4次。按台湾出版界不成文的行规，一次印刷大至为1000册，照此推算，至少几个月内就销售4000至5000册。自2005年9月到目前已近一年，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发行量虽不可确知，但在常识范围内估计，至少应当在6000册到8000册之间。无论就封面而言，还是发行量而论，这在台湾都可算是一本“火红”的书了。
台湾读者怎么会对《毛泽东语录》感兴趣？该书装饰环衬上的广告语或许能够透露些许间接的信息：
副标题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了解毛泽东精神如何统治中国的不二法门
征服全球的红色资本家最推荐的交战手册。台商西进，经营大中国的唯一圣经！
据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策划者和发行人杨一峰先生说，开发历史禁书当然不排除诱发好奇的意思，但与共产党打交道难道可以不读毛泽东？更为重要的是，有西洋和东洋生活背景、熟通英语、日语的杨一峰先生还认为，在“左派”思想的内部其实积淀了众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毛泽东从一个农民到执掌一个大国，他的思想曾影响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面对丰富的历史，意识形态无疑将显示出片面和单质的局限性。
“了解中国就必须读懂毛泽东，这难道不是常识吗？无论从正面和负面的角度，我们都避免不了接触他的书。” 杨先生如此说。由他创办的东观国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符号标志就是一只“左眼睛”。看来，商业驱动、思想体悟和理想憧憬，通过《毛泽东语录》的策划，在杨先生的灵魂中已难以剥离而浑为一体了。
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中，替代林彪“再版前言”的是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先生所写的导读性文章“策略与教条的辩证：重读《毛语录》”。该文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这话听起来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表达方式不大相同罢了。
在归纳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征时，杨照先生说：“毛泽东的思想中，最突出的一块，就是如何细腻运用敌我关系，从没有任何人，在敌我关系上投注过那么多那么深刻的用心，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导入敌我思考，使得敌我关系转化成为流动的过程，不断变化不断移位，需要最高警觉与最高智慧随时判读。”这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毛泽东超凡洞察力和控制力的叹服。
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扉页上清清楚楚印着这样一句话：
副标题三：“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
它是祈望？它是幻想？它是寄托？它还是一首“隐蔽信息之公开表达”的诗境修辞？无论怎样诠释，反正这句动情的语言被印刷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第一页上。
第十一篇文章标题：《红太阳》，永不落
-特约记者／许敏
副标题一：怀旧是人类的本能，有创新的怀旧，才是最好的怀旧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一盘名为《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音乐磁带，引发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高潮。时至今日，在中国音像出版史销量排行榜上，《红太阳》仍以720万的惊人战绩，雄踞冠军宝座。
这是一个奇迹式的故事。时隔多年，回忆起当时的惊人盛况，《红太阳》总策划、时任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杨圣良，依旧难掩激动。
副标题二：太阳这样升起
上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西北风”劲吹后的大陆流行乐坛，渐现疲软。歌手崔健用摇滚方式翻唱革命歌曲《南泥湾》，成为了一个亮点。受此启发，时任中唱上海公司编辑部主任的冯海宁突现灵感，“用新的方式把一些经典老歌翻唱出来”。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杨圣良的赞同。
1992年该选题正式进入策划，他们很快达成共识——在深入人心的经典老歌里选一部分，用流行乐的做法把它们演绎出来，并找一些流行歌手来唱。“跟崔健做《南泥湾》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是要做成一个摇滚或现代流行乐的精品。而是想把大量的老歌罗列出来，用一种节奏很轻松的表现方式，让大家都听到。”杨圣良说。
在收集到的众多革命歌曲中，除了歌唱祖国的，大部分都与毛泽东有关，再加上1993年适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于是专辑内容确定为毛泽东颂歌，正式命名为《红太阳》。
但符合标准的歌还是太多，于是他们又产生采取联唱形式的想法。这个想法对该唱片的最终销量起到重要作用，“对于老百姓来说，联唱所能听到的歌比较多。而且用一种固定的节奏联起来，其中的通俗性也就更强了”。把革命老歌用流行乐联唱形式来表现，尚无先例。杨圣良特地找来了中央广播乐团的著名作曲家金巍，他曾做过一些民歌联唱，在联奏编辑技术方面非常到位，而且以他的年龄也对这些革命老歌非常有感情。
歌手的选择也很慎重，既要有点名气，还要能把握这种歌，因为这些歌不能唱“过”了。“我们都是从那种年代走过来的人，对这些多少有点心有余悸，不能有歪曲的东西在里面。”当时歌坛最红的毛阿敏、韦唯，并不在杨圣良考虑之列，“这些歌她俩不合适唱，她们主要走高亢大气的晚会路线，而《红太阳》还是偏民歌小调的风格。而且她们当时腕太大了，来唱联唱，我们有所顾忌。当时所能提供的酬劳也不多，才几百块一首”。经过再三商榷，李玲玉、孙国庆、屠洪刚、范琳琳等10人入选。“他们被找来时也是稀里糊涂的，但跟现在的歌手不一样，他们那代歌手的适应性很强，功底也比较好。拿到乐谱，经过制作人员的指导，很快就找准感觉，而且能唱出自己的味道。”
1993年，《红太阳》制作完成上市，立刻引发热潮。
副标题三：不可思议的盛况
起初，杨圣良与他的同事们对这张专辑并没有太大野心，所以推广活动并没有在全国铺开。但是，很快他们发现反响出乎意料的好，于是开始着手更大范围的推动，包括去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零星做些推介节目。但此时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高潮的来临，销量到40万的时候，有媒体问杨圣良对最终销量的预计，他回答也就几十万吧。没想到很快就突破了100万。
惊人盛况出现了，推出3个月的时候，《红太阳》销量攀升到300多万。在上海中唱的发售点、生产车间门口，每天等着提货的卡车队伍从早排到晚。发出的货，拿出去就抢购一空，而等在门口的车往往都拿不到现货。随后，市场上出现很多模仿品，创意、歌曲选择、专辑名称都很近似。中唱总公司和上海公司这才意识到，他们创造了一个传奇。随即在东北、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增设生产加工点，公司的业务员驻扎到当地去，以便随时向附近地区发货。
本来要看客户脸色的业务员，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各地商家抢着请吃饭以争取货源。“预先只是觉得这个选题有点创意，但是它的实际效果能达到如此地步，绝对没想到。上海中唱也靠这个创纪录的成绩翻本了。”杨圣良笑着说，“这还是靠毛主席的福，我们当时稿酬也开给了毛泽东，按我们的标准算出稿酬寄到了毛泽东办公室。”
上海中唱随后专门成立了“红太阳音乐工作室”，一鼓作气推出了五辑，但销量一个不如一个。杨圣良认为这很正常，“这不是有计划的系列工程，做第一辑，就已经把所有最精华的都往里放了。比如最好听的歌，一辑就有30首。再接着做，肯定是越往后越有限了”。
没有爆炸的黑子
《红太阳》从策划到创作，除了些微顾虑外，倒没什么压力。但随着专辑的火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除了作曲家的稿酬纠纷，此外一些社会舆论也带来压力。“专辑火了以后，大批国际媒体介入评论，他们从另外的角度解读，在邓小平的时代大唱毛泽东颂歌，是什么意思？”杨圣良说。
好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形成什么影响，政府官方没有表态，也没有出面干涉。
但这么大规模的传统革命歌曲，用流行、略带摇滚风格的方式演绎是否不够严肃？这在当时国内音乐界引起了一些争论，部分老作曲家不太能接受这种处理方式，有些甚至直接指责自己的作品被歪曲了。为此，杨圣良特地去了北京，到中国音协找这些老作曲家开座谈会，认真沟通后取得共识。
副标题五：红太阳为什么这么红
《红太阳》和随后掀起的“红太阳热”很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从那以后，每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都有这种老歌联唱。直到今天，很多歌舞厅、公园晨练，放的都是《红太阳》。
杨圣良不愿给“红太阳现象”轻易定义。“我们年轻时接受这些歌曲，是一种精神需要。从单一的艺术角度去分析，它是个不动产。但到《红太阳》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的欣赏角度不一样了，完全是本着这歌的好听以及怀旧心态。怀旧是永远的主题，但在一个新的时代，怀旧的同时还需要创新。如果能跟现代社会某些方面相沟通，那你就是一个保留原有精华的新东西。”
“红太阳”暴红的原因，杨圣良认为，“一个关键因素，是创新：新的专题、新的配器、新的演奏形式，加上新的态度。那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在快速发展，人们的耳朵需要听到新的东西。”
“但第一因素肯定是作品本身的经典，这些歌曲曾经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当时媒体先行、包装炒作、打榜这些都没有，完全是靠歌曲本身的传播。这些歌曲是经典的，它跟现在快餐文化下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再过10年、20年还是受欢迎的，经得起时间考验。”
同时，他认为这跟毛泽东本人的魅力有关系，“作曲家创作这些作品时，他不是在做一件拍马屁的事，或者背负政治任务而写，他们只是写所想表达的，写出最投入，最有感觉的部分。这些歌曲伟大之处在于，内容是政府的，旋律是中国的。这个很了不起，因为旋律中所提炼出来的感情是真实的。也许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歌了，心境变得浮躁。等将来心态能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愿意听这样的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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