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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革命前的美国伊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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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8/25 出处：早报 |
范鸿达
从1941年登基到1979年被迫流亡国外，巴列维国王统治伊朗长达38年，在此期间，亲近美国是他对外政策的主流。而出于二战和冷战的需要，美国对巴列维国王的亲近之举也是逐步接受，到50年代前期，美伊两国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双边关系。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对巴列维伊朗给予了特别关注。在这一时期的美伊关系发展过程中，冷战是连接双方的基本纽带。因为需求不同，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也各有不同的理解。而且伊朗民众也不像伊朗政府那样认同美国。
美国的伊朗政策：从罗斯福到卡特
罗斯福政府对伊朗的最初着眼点是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德国入侵苏联才引发了英国和苏联占领伊朗，伊朗才大力去赢得美国的支持。但是直到伊朗的稳定对盟国的作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之时，美国才决定深入地卷入伊朗事务。在战局逐渐明朗后，伊朗又成为罗斯福协调大国关系的棋子。在罗斯福的战后构想中，大国合作是占据重要地位的，所以他不可能在伊朗这样一个小国与苏英特别是后者产生激烈冲突。
到杜鲁门政府时期，冷战的阴云已是日益浓厚，伊朗在遏制苏联方面的作用被美国政府所运用，但那时杜鲁门政府并没有把伊朗扶植为一个附庸国的政策，一个突出的例证是杜鲁门拒绝了英国人在伊朗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的建议。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之所以不愿过多地卷入伊朗事务，是因为那时美国执行的是“重点防御”的全球战略，它的着眼点主要是西欧和日本这样的工业中心。再者，在二战后苏联势力撤出伊朗后，美国认为伊朗已经有了相当的稳定和安全。这样，伊朗并没有被包括在美国联合参谋部1947年4月所拟订的战略重要国家之列加以援助。到50年代初，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改变，从“重点防御战略”逐渐向“周边防御战略”过渡，受到美国援助的国家不再仅仅局限于苏联东西两侧，而是扩大到中苏势力范围周边地带。美国战略的调整促使其决策者重新评估自己的伊朗政策，而且那时伊朗的不稳定日益加剧。为了回应局势的变化，国务院在1950年4月重估了对伊朗政策，并且在此后数年中稳步增加对伊朗事务的卷入。虽然如此，美伊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艾森豪威尔上台前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美伊密切关系源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球新战略，它追求的主要是在增强对苏联扩张遏制力的同时降低美国的防御开支，为此要改变美国武装力量的行动方向：花费巨大的常规地面战争要被有限核打击和大规模报复战略所取代，这也是朝鲜战争给美国的一个教训。新战略还要求要加大对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周边的国家的援助力度。虽然杜鲁门政府在1950年也提出了这一计划，但是被欧洲重建和朝鲜战争所拖延。艾森豪威尔政府着手与苏中周边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为此在这些国家广泛使用安全援助、经济援助、联盟和秘密行动等手段。在艾森豪威尔的新战略中，伊朗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伊朗不仅对防御中东地区非常关键，而且对地中海地区的安全、作为进攻苏联的空军和陆军基地也十分重要，波斯湾地区的石油也是西方重建和对苏作战的保障，而且伊朗还可作为对苏联侦察的据点。鉴于此，美国决策者在1955年初决定把伊朗纳入反共产主义的阵营中。这就要求美国加强国王在伊朗的地位和权威，因此对伊朗的大规模援助就必不可少。此后美国就成为国王政权的坚定支持者。
在对外关系上，肯尼迪政府采取的是“灵活反应”（flexibleresponse）的新战略，它主张运用广泛的外交手段来遏制苏联的扩张。肯尼迪政府的新战略连同伊朗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催生了60年代初美国对伊政策的重大变化。肯尼迪上台后不久，新政府就设立了一个由助理国务卿菲力普斯·陶伯特领导的伊朗特别工作组。1961年5月，工作组发布了一个报告，主要内容是建议使伊朗刚上台的阿里·阿米尼改革主义政府获得强大的支持，包括立即增加对伊朗的经济援助，阻止任何反对他的政变；工作组报告还建议美国政府要鼓励伊朗领导人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上述建议构成了今后两年美国对伊政策基础，美国驻伊大使爱德华·威雷斯（Weiles）及其继任者赫尔姆斯都对阿米尼和他的改革计划表示大力支持。虽然美国官方没有威胁说要降低援助，但是的确坚持要巴列维拓宽统治基础，给温和的反对派一些机会。阿米尼出任首相标志着伊朗大规模改革的开始。虽然不能断定美国的压力在伊朗改革一事上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卷入其中的美国高官相信美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因为美国面临非常棘手的越南战争和阿以冲突问题，也因为巴列维政权已经相当的稳定，所以在60年代中期美国减少了对伊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也相应的降低了美国决策者向国王施压以深入改革的能力。同时，随着国内地位的巩固和石油收入的激增，巴列维的独立意识开始抬头，地区称霸的念头也油然而生，尼克松政府的上台则为他的上述构想提供了便利的国际环境。尼克松政府的美国全球战略充分反映了越战因素。这届政府的全球战略集中体现在尼克松主义上，这个战略主张避免直接卷入与苏联进行的代理人战争，认为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向第三世界的附庸国提供武装、支持它们与苏联的附庸国家战斗的策略。因为其战略位置以及在阿以冲突中持中立立场，伊朗自然成为尼克松主义的重要实施对象。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向伊朗出售了大量的先进武器，并鼓励巴列维在本地区美国和苏联的盟国间发生冲突时扮演警察角色。继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的福特在对伊朗政策上基本上“萧规陈随”，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卡特政府起初的对伊政策和尼克松及福特时期的对伊政策很相似：同意向伊朗出售大量的高性能武器，阻止国务院和国会中的人权倡导者要求国王实施政治自由主义的努力等，在卡特政府形成一套全球战略或对伊政策前，伊朗革命的迹象就开始显现，对伊政策的应急性就不可避免，因此也就难以形成一套完整的伊朗的策略了。另外，在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卡特和他的大多数高级外交政策顾问都专注于埃以间的戴维营谈判，伊朗受到卡特政府的关注有限，这也直接导致了在伊朗动荡和伊斯兰革命期间美国对伊政策的混乱以及美伊关系灾难性的结果。
冷战是美伊建立亲密关系的根本因素
在巴列维国王时期，尽管二战和石油对美伊关系的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但是把双方连在一起的最重要的纽带还是冷战。美国大规模卷入伊朗正值冷战爆发高涨之际，冷战使得美国和伊朗都有和对方接近的意愿。美国是战后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伊朗则处于遏制苏联最佳的地缘战略地带，对伊朗来说，美国是抗衡苏联向自己施压的最得力的武器，是维护自己安全的最有力的外部保障；对美国来说，伊朗是牵制苏联向南扩张的天然屏障，是抵抗苏联向中东及印度洋地区进攻的桥头堡。
伊朗是受冷战影响比较早、也比较大的国家之一，正如巴列维所言：“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将会论证这一点：冷战实际上是从伊朗开始的。虽然冷战的迹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但是冷战的形式及其影响却首先在伊朗清晰地展现出来。”巴列维之所以怀有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二战结束之际发生的阿塞拜疆事件所致。
美国虽然把自己的战后使命定义为“保护美国博爱的外交使节行动和保证正常的商品交易”，但1947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宣称中东对美国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的对美国友好的伊朗是阻止苏联扩张的一个重要屏障。早在1944年，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专家李普曼（WalterLippmann）就曾警告过美国决策者，要削弱苏联、英国在伊朗的传统影响是不明智的，他推测若美国、苏联“在对方阵营中找盟友”，时下保证地区和平的体系将崩溃，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写到，“没人怀疑我们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联盟，但是如果墨西哥与苏联结盟，每个人都知道和平要遇到麻烦。如果我们与伊朗或罗马尼亚结盟，全世界都有权利向最坏处思考我们的意图。”
尽管有专家学家的提醒，但是在冷战思想的指导下，二战后美国还是加大了对伊朗的支持力度。苏联、英国在伊朗的相继受挫虽然主要是因为伊朗人的坚决抵抗所致，但是美国在其中的作用也不能低估。战后美国在伊朗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把苏联、英国等外部势力排挤出去，建立自己在那里的突出地位，这样不仅可以直接打击主要的竞争对手苏联，而且还可以使伊朗成为更便利的遏制苏联的基地，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美国在1953年策划并实施了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的政变。1953年政变的成功一举奠定了美国在伊朗的超强地位，使得其他国家无力与它在那里展开竞争，此后美伊就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密切关系。
1953年政变后，美国对巴列维政权提供了资金、物资、经济、军事、安全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其最终目的是使巴列维政权成为遏制苏联的更为强大的力量，而不是使伊朗获得更快的发展，使伊朗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些仅仅是美国终极目的的附带成分而已。再则，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美国对伊政策看似多有压力，但这也并非是肯尼迪不注重双边关系，而是希望伊朗通过改革，变得更为强大，因为伊朗的相对强大是美国抗衡苏联的所需。这样看来，不管是美国巩固巴列维政权的措施、美国对伊朗的大量军售，还是肯尼迪向巴列维施加的改革压力，其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使伊朗成为更有效的遏制苏联、遏制共产主义的工具。
另一方面，冷战也是巴列维本人向美国不断寻求援助和支持的一个非常便利的借口。从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时机、美国军事援助的规模、向美国购买武器的数量，到巴列维雄心勃勃的称霸波斯湾乃至印度洋的计划等这些问题上，美伊两国当时都存在一些意见分歧，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作为势力较弱的伊朗并没有输给美国，这主要是因为巴列维牢牢掌握了美国需要他对抗苏联的命脉，因此，当美国向他施加压力或表达不同意见时，巴列维经常使用的一招就是向苏联靠拢，以此来要挟美国对自己做出妥协，这一点在双方的武器交易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虽然冷战把美伊连在一起，使得它们因而建立了亲密关系，但冷战终归是一个历史现象，它有其自身的缘起、发展及消退轨迹；再者，当初美国之所以那么的倚重伊朗，原因之一是那时波斯湾各阿拉伯国家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稳定或独立，它们还不堪此任。但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和地区形势都发生了对伊朗不利的变化：一是美苏的全球竞争呈现出趋缓的走向，冷战的烈度降低；二是中东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已经获得足够的稳定，它们也能起到先前美国希望伊朗起到的作用，这两个因素使得伊朗相对于美国利益而言其价值显然下降了。另一方面，随着巴列维地区称霸欲望的日益强烈，他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倾向也逐步增强，因此他也不希望美国对伊朗施加太多的影响。这样，美伊两国一个对对方的重视程度下降，一个对对方的离心力增强，双方关系的热度降低是在所难免的，这一因素也是美国听任巴列维政权在1979年倒台的原因之一。
美伊对两国关系认知的差异
这一时期美伊关系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双方力量的严重失衡，这是一对实力并不对称的盟友。研究伊美关系，首先应注意两国在力量和影响上的巨大差异，应注意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主要关注自己外部安全和内部稳定的地区小国间的明显的不同，它们在能力和利益上的差异反映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考虑上。在对外政策上，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要从全球的角度制定其政策，它仅仅把伊朗看作是为美国全球战略服务的一个棋子；而伊朗的视野则主要集中在波斯湾地区，没有美国的支持，巴列维就会感到国家的内外安全无法保障。这样，由于美伊两国的国际地位相差悬殊，战略目标迥然不同，对对方的重视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双方的这种种差异预示着它们既会有利益一致时的合作，也会有利益相佐时的冲突。
在伊朗六七十年代石油繁荣之前，美伊间的合作是相当融洽的。那时巴列维政权还处于巩固阶段，双边交往的主流是美国对伊朗源源不断的经济、军事、文化、安全和政治等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其目的是尽快使伊朗局势获得稳定、国力获得增强。这一时期巴列维的主要目标是巩固自己的统治，确保伊朗免遭外敌的入侵，在对外政策上还处于防御阶段，对外部利益并没有过多的追求，因此美伊双方合作的相当融洽，即使双方存在诸如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签订双边安全协议等小摩擦，但这仅仅是两国在采取上述行动的时机上的分歧，而不是根本性的问题。
1958年伊拉克的政变和1962年肯尼迪政府承认也门共和国（它是在埃及纳赛尔的支持下建立的，受到巴列维的强烈反对）使得巴列维对现存的美伊关系产生怀疑。在巴列维看来，伊拉克王室被推翻表明巴格达条约组织是美国用来防御共产主义的工具，它并不具备保护友好政权的功能；美国对也门共和国的承认更明确的显示出美伊两国的意见分歧，美国的举动无疑是对纳赛尔的支持，而纳赛尔是当时巴列维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美伊间的这种分歧反映了双方观察国际政治的角度差异，美国首要关注的是苏联的威胁，所以它处理波斯湾问题的目的是为更大层面的全球冲突作铺垫；但巴列维关注的却是他本人地位的稳固，他面临的威胁也主要是地区性的，美伊这种认识的差异也促使巴列维不得不认真考虑依靠自身来保障伊朗的安全问题。
到60年代末特别是70年代初，巴列维雄心暴涨，企图恢复伊朗历史上的地区霸主地位。巴列维那时产生这样的念头也并不奇怪，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的确对他比较有利：一是石油收入激增；二是他的统治地位已经获得巩固；三是美国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使巴列维得到美国更强有力的支持；四是英军撤出波斯湾地区，导致这里出现了所谓的“权力真空”；五是经过几次惨烈的战争，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实力受到很大损害。随着伊朗实力的增强，巴列维领导波斯湾的念头日益强烈，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有意让他承担这样的责任，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这导致1972年尼克松同意巴列维向美国购买任何他想要的常规武器。这样，到70年代初，美国已经认同了伊朗的地区角色定位，这不仅表现在双方军事关系的加强，而且也体现在“双柱”政策的出台。此后，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朗和沙特将要承担起地区防御的重任。面对上述这些有利因素，巴列维有些忘乎所以，恢复古波斯帝国荣耀、充当地区霸主的念头也油然而生，最能体现他这一思想的事例是1971年他大张旗鼓的举行的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的活动。此外巴列维对印度洋地区也多有关注。
要达到地区称霸的目的，巴列维就需要得到它国的认同，这样执行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就成为考验他的一个试验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60年代后期以及70年代中前期，巴列维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各项活动；为了给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便利，他在1973年建议12个工业化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12个成员国一起组建“国际援助基金组织”，这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巴列维领导下的伊朗还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提高油价的积极力量，这对西方尤其不利。巴列维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偏离美国对伊朗的需求，美伊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特别是在石油问题上，美国对伊朗积极提高油价的立场非常不满，以至财政部长威廉·西蒙为此把巴列维称之为“怪人”。
如前所述，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希望得到一个遏制苏联以及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扩张的盟友，而不是希冀出现一个独立自主的地区霸权国家。巴列维的地区霸权战略自然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发生了冲突。霸权有全球霸权和地区霸权之分，在这二者中，有合作但更有冲突：对甘当附庸、代理人的地区霸权国家，全球霸权国家自然是采取扶持态度；而对追求完全独立自主的地区霸权国家，全球霸权国家则会运用种种遏制手段阻止其崛起，也就是说，全球霸权国家总是试图控制地区霸权国家，尤其是对其利益攸关的区域的地区霸权国家。美伊的这种霸权冲突虽然是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才突出的表现出来，但实际上在巴列维执政的后期就已经露出了苗头，这就使得美伊关系处于微妙之中，美国虽然希望伊朗强大起来以更有力地遏制苏联，但是美国又无法容忍巴列维日渐突出的独立倾向。这样，美国越是支持伊朗，伊朗实力越是增强；而伊朗实力越是增强，巴列维的霸权意识也随之加重，美国对他的不满也就越深，而要打破这一个怪圈，对于美国来说，最简单的策略莫过于减少对巴列维政权的支持，事实上，在70年代中前期，美国国内对巴列维本人以及他主导的伊朗政权多有指责，这种批评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巴列维政权的倒台，在伊斯兰革命期间美国政府内部在对伊政策上之所以那样的混乱，正是这种指责与批评的结果或是表现。
伊朗民众对美伊亲密关系的抵制
考察这一时期的美伊关系，还须注意伊朗官方和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差异，或者也可以说，美伊亲密关系仅仅是双方政府间或说是高层间的亲近，而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态度是不甚友好的，这主要是由1953年美国策划推翻了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支持建立了给民众带来很大痛苦的巴列维的独裁统治，以及其后大量的美国武器和军事等方面人员的涌入伊朗而造成的。
1953年的伊朗政变对美国伊朗关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此前，在一般伊朗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没有太多私利、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统治、帮助伊朗实现国家独立的伟大国家，被伊朗民众看作是自己独立的保障，是自由的化身，是与英俄（苏）截然不同的正义国家。然而美国的良好形象在伊朗1953年政变中几乎丧失殆尽。在这次政变中，美国人不仅支持巴列维国王、策划颠覆摩萨台政府（该政府正推进一场激进的民族主义改革，这与巴列维的亲美倾向背道而驰，并威胁到王室的利益），还断送了伊朗收回石油权益斗争的事业，使得伊朗民众认识到，美国与之前的英苏并没有什么不同，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国家。随着巴列维内外政策越来越仰美国鼻息，特别是他置伊朗民众的现实生活需要于不顾，而是花费巨资购买大量的美国武器藏于军火库，这既增加了他们对巴列维的不满，也增加了他们对美国的愤恨。随着巴列维亲美政策负面影响的日益显露，伊朗社会各种对现实不满的势力逐渐在反对国王、反对美国的大旗下团结起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活动。此外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巴列维国王与以色列的亲密关系也成为刺激伊朗民众反对政府、反对美国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受到美国支持的“白色革命”对伊朗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冲击以及巴列维的高压统治，使得大部分的社会阶层都站到了王室的对立面，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引起了伊朗社会最为强大、最有组织性的伊斯兰什叶派上层的极度不满。伊朗民众的上述种种不满与愤恨终于引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它不仅终结了伊朗的王朝统治，而且也把美国深深地卷入了其中——因为革命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处死美国”。从此，寓意世界极端恶魔的“大撒旦”就成为伊朗对美国的称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被美国视为是“无赖”国家，美伊两国政府间的那种亲密关系也随之宣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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