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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围剿”设计者之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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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8/23 出处：中华读书报 |
冯·赛克特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其中第五次“围剿”改变了战略战术，新方针要求各路进剿大军“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其核心又是“行军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匪区”。据国民党当时资料中的统计，从1933年开始第五次“围剿”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仅在江西苏区周围其碉堡总数即达14294座，形成了“滴水不漏”的“铁桶江山”。
蒋介石的前四次“围剿”都被红军粉粹了，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抛开别的原因不谈，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的这些招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传统的说法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将苏区红军置于死地的堡垒战决策，主要出自前全德陆军参谋长、国防军总司令冯·赛克特上将的谋略及建议。就连当时正在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遥控指挥的王明，和身在苏区任军事顾问的李德也是这么认为的。
历史事实到底怎样呢？
一批研究资料和回忆史料否定了以上说法。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助理历史教授威廉·韦在其《论国民党对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一书中写道：
从冯·赛克特在华情况看，他不可能是第五次“围剿”战略的设计者。一则他是1934年4月赴华任德国顾问团团长，当时第五次“围剿”已进行数月……二则因健康不佳，无力积极地协调德国顾问的工作，更谈不上督导对中共的大规模“围剿”。1934年6月冯·法尔肯豪森将军赴华，任顾问团参谋长，成为事实上的团长，掌管日常行政事务。他的第一件大事，是协助制定南京防御计划，防止日军突袭，并未参与同剿共有关的事……德国顾问非但不是第五次“围剿”战略的制定者，而且还对这种战略吹毛求疵。
由于冯·赛克特年高多病，他来华才待了10个多月就因精力不足、体力难支，“离休”回国，并且一去不返，于回归故土后一年多就永远归土（1936年12月）。
那么，第五次“围剿”主谋是谁呢？威廉·韦也做了回答，他十分肯定地说：
现有材料证明，堡垒封锁战略的制定者是国民党军事领导人而非德国顾问。这个战略的某些部分可以归功于某个国民党将领。
外国学者的研究结果，与毛泽东的论断倒很一致。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就在其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文指出：
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毛泽东此言已被国民党将领们的回忆所证实。当年相当于“剿匪”作战部的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中将说：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迭次失败，受到了一些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一面调整部署……一面由我和贺国光归纳各方面建议制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
被毛泽东“点名”的原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戴岳，也曾写专文回忆此事。他说早在“围剿”江西苏区初期，就曾由原“剿共”右路军总司令鲁涤平根据所属第12师师长金汉鼎的设想，提出了用中国古已有之的“建碉守卡”办法以“进剿”苏区的建议，当时参加鲁涤平召开的“清剿”会议的戴岳，也有这方面的经验与想法。他将自己的计划写成意见书，呈送给时任南昌行营主任的何应钦。何应钦对他的意见大加赞赏，亲自作序印成小册子，发给各“剿匪”部队“细心研究，应时运用”。戴岳本人则在自己辖区内大建碉堡。
直到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才将戴岳等在局部地区取得成功的碉堡政策加以全面推广。这就说明，为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的“有功之臣”是“正宗国产”的国民党将军们：何应钦、柳维垣、鲁涤平、金汉鼎、戴岳、晏道刚、贺国光、杨永泰……
卢弘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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