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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漱石争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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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8/21 出处：新浪读书 |
作者：马畏安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 中央意图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谦让。饶漱石得知后，说：“你不担任我担任！”
“七大”后，陈毅滞留延安期间，中央对陈毅的工作安排，作了认真研究。从中央对当时全国形势的通盘战略考虑出发，收复东北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谁去完成这一任务？中央考虑的人选有二，一是陈毅，一是林彪。但是，看来陈毅去华中似乎更为合适。
1945年8月中旬，毛泽东找陈毅谈话。毛泽东说：
“你的工作问题，中央反复考虑过，觉得你还是回华中去更为合适。你以为如何？”
陈毅思索了一会儿，毛泽东的话是不错的，他自己对华中情况熟悉，几天前还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的指示。但是，一想到同饶漱石的关系，心里就发怵。他便坦率地说：
“回华中去恐怕做不了什么事，起不了什么作用。”
毛泽东笑笑说：
“怎么起不了作用？只要你往那里一坐，就会起作用！”
毛泽东气势不凡的语调，感染了陈毅。
“那好吧！只要我去，就请中央放心，我陈毅答应的事是算数的。”
1945年8月25日上午，陈毅便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林彪等二十多名高级干部一起，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延安飞到晋东南黎城县，然后各奔东西。第二天，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
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饶漱石接到这封电报，自然高兴，代书记的“代”字，终于去掉了。当然，毛泽东还算是“知人”的，不然也不会下这个决心。但是，话说回来，这也是我饶漱石咬紧牙关“顶”的结果，1944年春天毛泽东那封电报，不是叫我给“顶”回去了吗？倘若不顶，很难说会出现现在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在关键时刻，是不能退缩，不能让步的。饶漱石这样总结着经验，这样提醒自己。不管怎么说，他陈毅还是回来了，还得同他在华中这口大锅里搅勺子，以后很难说还会发生一些什么。
饶漱石等待陈毅的到来。
等了一个来月，情况又有变化，中央命令陈毅不去华中，直接到山东去接替罗荣桓的工作。饶漱石想，他不来也有不来的好处。可是，又过了两个月，中央军委又决定陈毅只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而政治委员，还要他这个身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的饶漱石兼任。再过半个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华东局，饶漱石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1947年1月，为了统一和加强华东全军的领导，中央军委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要论经城略地，克敌制胜，饶漱石对陈毅只能望其项背；然而，要论明争暗夺，巧算机关，饶漱石就整整高出陈毅一头了。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大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决定以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任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其他各大区都很顺当，唯独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案。毛泽东只好致信陈毅：
陈毅同志：
请邀集刘晓粟裕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十三）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陈毅照办了。
关于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毛泽东对陈毅说：
“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角，就非你莫属了。”
陈毅说：
“我是大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是上海市长，够忙的了。这个主席，还是让饶漱石同志来当吧！”
毛泽东说：
“这样恐怕不妥。”
毛泽东对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人选作了通盘考虑以后，仍然坚持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应当由陈毅担任，并再次向陈毅明确提出。
陈毅也仍然坚持自己的理由，再次推让。毛泽东说：
“我已经说过两次，你仍然坚持。那么，我就让华东局的同志们讨论一下好了。”
饶漱石得知要讨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陈毅又一再推脱，便找到陈毅，说：
“军政委员会主席，你不担任，那就只好我来担任了。反正一道商量着工作吧。”
陈毅抱紧双拳，连声说：
“感谢！感谢！”
饶漱石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的会议上讨论，也没有同华东局的任何其他同志商量，就用华东局的名义上报中央：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饶漱石担任。
毛泽东接到报件后，心存疑惑，压了下来，没有批复。待饶漱石到北京后，毛泽东问饶漱石：
“陈毅同志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你们华东局怎么讨论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饶漱石说：“我们商量过，研究过，华东局的几位同志都不同意陈毅同志担任这个职务，那就只好我来担任了。”
疑惑归疑惑。事已至此，毛泽东就不得不批准了。
这样一来，饶漱石既是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又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显然又比陈毅高了一头。
饶漱石在骗取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头衔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做了一些工作，有几次还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49年10月11日，饶漱石向中央报告：“我们选择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此种会议，已于9月30日举行。我曾赶往参加，并作报告。会议结果良好。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制订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会议的经过和经验，拟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华社发给中央。”
毛泽东将饶漱石的报告，批给各大区第一书记，指出：
“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
1950年1月9日，饶漱石向中央报告，在一、二、三月农闲时间，华东各省将普遍开一二次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的先决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完后致电饶漱石：
（一）一月九日报告收到，阅悉甚慰。（二）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区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三）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0年秋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仁川登陆，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大陆各地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为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时之间，气焰十分嚣张。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上海镇压反革命和肃清特务的工作，原来是饶漱石抓的，由于他态度消极，进展很慢，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
饶漱石在对待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暴露出了他骨子里的右倾情绪，由于他的伶俐机智，中央批评了以后，很快转过来，掩饰下去了。然而，他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警惕性却出奇地高，并以此对陈毅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又强调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陈毅根据中央的这个精神，大胆做资本家的工作，同资本家“交朋友”。
1950年秋天，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陈毅请干部讨论，去不去？有人主张去，有人反对去，怕影响不好，犯错误。陈毅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陈毅摇着大葵扇欣然赴宴。一进门，陈毅便大声说：“我是来交朋友，不谈工作。”
事后，党内就传出嘁嘁喳喳的议论：“陈毅同志没有经过华东局讨论，就到资本家家里去吃饭，谁也不知道，饶漱石同志也不知道。”
还有一件事。资本家拖延不向国家交税，陈毅知道此事，在一个大会上狠狠批了一通：“为什么不交税？不交税怎么行呢？共产党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你们敢站出来说说吗？！”这么一批，不出半个月，资本家几乎全交了税。陈毅说：要打，也要拉，不要搞得太紧。于是组织了一次舞会，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和他们的太太都请到了。事后，党内又有人出来非议：“又是赴宴，又是舞会，饶书记对这些事都不知道，有看法。”
后来，陈毅到北京，向毛泽东谈起过这件事，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舞会搞得好！”
1952年4月4日凌晨3时。
北京西郊万寿路新六所。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这里的值班人员总是通宵坚守岗位，住在这里的都是高级干部。
值班员听见有个房间总是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便轻轻走过去看了看。这是饶漱石的房间。
房间里的窸窣声依然不断，一会儿像是来来回回的踱步声，一会儿像是写字台上的轻轻敲击声，一会儿像是纸张的沙沙声，一会儿像是沙发弹簧的嘎吱声，还有开门声和关门声。
忽然，房门大开，饶漱石走出房门，大声喊叫：
“你们这里的人呢？人哪里去了？”
值班员赶紧跑步到饶漱石跟前，怯怯地问：
“饶书记，您……有事吗？”
“赶快给毛主席打电话！我要同毛主席谈话！”饶漱石吼道。
值班员更糊涂了，深更半夜，怎么找毛主席谈话？究竟是毛主席找饶漱石还是饶漱石要找毛主席？值班员又不敢问，便只好说：
“好，好，我去找我们所长。请您先进屋休息一下。”
值班员跑到前楼敲开了所长的门，向所长报告晚上发生的一切。所长问：
“他没有说是毛主席要他去，还是他要找毛主席？”
“他只说要同毛主席谈话，究竟是毛主席叫他去，还是他要去找毛主席，我也听不明白，又不敢问。”值班员回答。
所长也为难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到饶漱石那里问个究竟。
“饶书记，现在是凌晨3点10分，不知道毛主席请您几点钟去？”所长很会说话，不好出口的话全都省略了，但是几层意思都点到了。
“毛主席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这我知道。赶快打电话吧！”饶漱石说完挥了挥手。
究竟谁找谁是搞清楚了，可这下子更坐蜡了：一个大区书记，半夜三更心急火燎地要找中央主席，这都哪儿是哪儿了！再说，毛主席是有夜间工作的习惯，可是，也不一定夜夜都干通宵，何况，总不能招呼也不打，就往毛主席那里闯呀！
“我先挂个电话吧，请您稍休息一会儿。”所长也只能这样了。
所长挂通了毛主席秘书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田家英。田家英很为难：主席已经睡了，他是难得在天亮以前睡觉的，现在要喊醒他，实在于心不忍。田家英便对所长说：
“主席已经睡了。现在是3点多，你好好跟饶书记商量一下，问问他，可不可以等到明天上午再谈？”
所长压低声音说：“看样子恐怕不行，他一个晚上都在折腾，这会儿更是心急火燎……”
田家英一听，便只好狠着心去找毛泽东了。
毛泽东听后说：“既然‘军情’那么紧急，那就请他来吧！”
事情原来是这样——
饶漱石从1月上旬开始，眼神经痉挛状况越来越重，难于坚持工作了。粟裕对此很关心，向中央建议饶漱石应离职休养。
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立即回电：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二同志：
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中央
二月二日上午二时
2月2日下午，陈毅、粟裕带着中央的电报，去看饶漱石。电报也给饶漱石看过，陈、粟二人建议饶漱石3日动身，宜早不宜晚，别耽误了治病。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同志们，都是对同志对工作负责，都是一种关心。但饶漱石不这么看，他怀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名堂，但他又不便说什么，勉强同意了。
如中央指示的那样，粟裕陪同饶漱石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一路上，粟裕对饶漱石照料得十分周到。饶漱石心里总不踏实，总是翻腾：我的病真的那么重吗？要由粟裕给中央报告，中央马上决定“必须休养”，而且“必须离开上海”？而且，一休息就是两个月，我的职务立即由别人代理。我的职务，别人动不动就可以代理，我饶漱石岂不是可有可无吗？
饶漱石心里不是滋味。
但他还是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
不几天，饶漱石又听说中央决定派彭真去华东帮助开展“三反五反”。随后又听说彭真没有去华东，中央改派薄一波去了上海。饶漱石更加疑惑：这是怎么回事？搞什么名堂？他在“病友”中不止一次发牢骚。
接着是陈毅向中央提议，谭震林代理华东局书记，陈丕显代理上海市委书记。中央都同意照办。
饶漱石在北京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病情有所好转，便吵着闹着要出院，他觉得住在医院里，消息总不大灵通，心里不踏实。医生没办法，只好同意，但要求相关方面给绕漱石找个条件又好又安静的地方，继续休养、治疗。这样，饶漱石便被安排到颐和园北边的一所院子里住下，继续疗养。
在颐和园里，饶漱石将几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思前想后，心里更是开了锅：好嘛！我饶漱石“必须离开上海”、“必须休养”，这个必要性现在总算看出来了！我“休养”了，人家才好上来；我“离开”了，人家才好进去。彭真为什么说去又不去，又换一个薄一波？无非我那几把交椅不好瓜分。薄一波去，当然就在陈毅之下了，就好安排了。华东的工作，三反五反也好，城市社会改革也好，无论哪方面都是有问题的。现在，我离开了，别人进去了，他们肯定会发现问题，也肯定会向中央报告，这就对我太不利了！中央还信任我吗？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对别的大区有表扬，但更多的是批评，唯独对华东、对我，表扬多，没有进行批评。这是怎么回事？大概中央已经不信任我了，觉得我不值得批评，让我靠边儿就算了。还有，我到北京治病，为什么非得跟个人干什么？粟裕真是陪同我、照顾我吗？没有别的意思吗？“解差”、“押送”，饶漱石脑子里不知怎么一下子出现这两个字眼儿。愚弄、暗算、阴谋、小丑、可怜虫，……这些乌七八糟的形容词、动词和名词，一个跟着一个从脑海里跳到心脏里。
4月3日，饶漱石从颐和园转到万寿路新六所。他听说毛主席最近也暂住在这里，而且离他住的这幢楼很近，差不多算是“隔壁”。
中央的主席，就近在咫尺，这件事更刺激饶漱石。他心中划的那些问号，更是翻腾得无法控制。饶漱石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快得神经病了。如果那样，就更糟糕了！趁现在还没有得神经病，还能控制自己，赶紧同毛主席谈谈，不然，就来不及了，就全完了！
于是，才发生4月4日凌晨3点钟吼叫着要见毛泽东的那一幕。
饶漱石同毛泽东一谈就是3个小时。他饶漱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是在赣东北、浙西从事青年工作，然后是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1935年赴苏联，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抗战，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战斗，华中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总之是走南闯北，文治武功，死里逃生，风霜雨雪，陈谷子烂芝麻抖出了一大堆。
如果归拢一下，饶漱石提出的不外四个问题：
第一，我饶漱石对敌斗争是否勇敢？是否右倾？
第二，我饶漱石在华东的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
第三，我饶漱石的病是否真的这么严重？是否必须离开上海？
第四，为什么要用粟裕陪同的方式把我饶漱石调到北京？
毛泽东多次说过自己只想当教师。当饶漱石深更半夜闯来、无理取闹一谈谈了3个小时的时候，毛泽东真的像个极有耐心、极有涵养、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师。
毛泽东首先说明，此次调他到北京，就是为了让他治病，是同志们和中央对他的关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把身体搞好了，将来工作有的是。对饶漱石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作了解答，对饶漱石的工作进行了肯定。毛泽东说：
“谁人说你在华东犯了路线错误？你看，我刚才还批转你们上海市‘五反’的经验。”毛泽东从他宽大的办公桌上找出一个批件。毛泽东继续说：“就是这个，我念给你听：
“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上海市委四月二日关于五反的十条经验很好。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
念到这里，毛泽东停下来，问饶漱石：
“听见没有？我说你们的经验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下面是：‘望一切正在进行五反或准备进行五反的城市党组织，注意研究，一体遵行。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你看，这怎么能说你斗争不坚决，犯了路线错误？”
“4月2日的报告，那是我到北京以后的事情。”饶漱石嘀咕着。
饶漱石的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毛泽东就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上海市的经验，不是这一两个月才有的嘛，总有个过程嘛！你饶漱石长期在华东工作，又是华东局的书记，难道没有你饶漱石一份？”毛泽东每说完一句话，就用食指指尖敲一下桌子。
饶漱石无语。
“你饶漱石就是有缺点、错误，发现了，改了就好嘛！”毛泽东不想把话说绝、说死。
饶漱石无言以对，但还是坐着不动，没有结束这场马拉松谈话的意思。
“这样吧，如果你自己以为你的身体能够支持，可以让你立即回华东工作。今天就走，派飞机送你去。”说完这句话，毛泽东往沙发上一靠，望着窗帘上透进来的曙光。
饶漱石无话可说，感到中央的底他也摸到了，看来中央也确无他意，这才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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