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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七千人大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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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8/21 出处：新浪读书 |
作者：张素华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七千人大会经过28天的讨论、听报告、开出气会，于2月7日闭幕了。大会开始时，其主题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大会开始之后，由于各种意见纷呈，又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再后来，又加了一个“出气”阶段。参加会的人这么多，又开了这么长的时间，连春节也不放假，那么这个会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大会使全党恢复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犯了错误，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遭遇重大挫折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如何面向未来，全党上下乃至全国上下思想比较混乱，大会实行三不主义—不带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放手总结经验，放手让人讲话，即使对比较敏感的“三面红旗”也可以持保留态度，允许怀疑；中央积极承担责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检讨错误，各省、部委负责人也纷纷做自我批评，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大会还进一步申明对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多数同志进行甄别平反。所有这些，对遭遇重大困难之后“心气”受挫的人们，对于心中有着怨气的人们，甚至对于那些仍然不肯认错的人们，无疑起到了正确认识过去，解除思想顾虑，化解心中怨气，凝聚民心的作用。正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气不能不顺啊，连毛主席都做了自我批评嘛。”①当时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身份出席大会的薄一波，几十年后也回忆说：七千人大会实行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地委，省委，直至中央），上级虚心听取意见和批评，反复进行检讨的这种做法，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好传统。②
对于“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虽然认为“对困难透底不够”，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实在地向全党介绍了全国的经济形势，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在检讨犯错误的原因，估量过去工作的成绩和错误方面，虽然尚不到位，但在当时也属难能可贵。所以使人感觉中央的工作态度变得务实了，也比过去谦虚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传达这次大会精神时说：这次会议是实事求是的会议，真正虚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也是几年来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③王任重的这个评价，多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些感受。参加大会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也说：“这次会非常好，接触到的一些同志反映都差不多。”④
二、大会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对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应该怎么搞，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过去几年的国民经济为什么遭遇重大挫折？其中缺乏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重要原因之一。七千中共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一级的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转业军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缺少理论知识，也缺少实践经验。比如浙江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⑤所以，为了教育干部，1961年9月，中央就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专门整理成学习材料，举办训练班轮训干部。七千人大会，天天总结的是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讨论的是经济建设和党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对七千中共干部的集中大办班，尤其对县委书记是最好的培训。
经过大会反复讨论修改后的书面报告，将“大跃进”期间的错误归纳为4条⑥，对于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归纳为16条⑦。这在当时来说，把人们能够认识到的，基本上做出了总结。
比如：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过去的经验教训是，因为农业不能及时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从而影响工业迅速发展，因此这次大会更加强调必须把发展国民经济的重点放在农业方面，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
过去因为提倡实行供给制，取消自由市场，取代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带来的结果是物流不畅，产品匮乏。为吸取这一经验教训，大会强调“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在农村中还应该适当地保持农村集市贸易……。”
对于“共产风”，认识到它不仅刮走了农民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刮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惊人的损失。过去中央已经大力纠正过“共产风”，这次大会从理论上集中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并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此外，“大跃进”期间的高指标、高征购，造成了严重浮夸、违背科学的事情发生，又购空了农民的粮食，使不少农民失去宝贵的生命；由于只注重钢的产量，又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引出不少人间悲剧！这期间的代价是难以形容的。这次大会强调“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必须注意综合平衡，……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积累的增加，必须建立在生产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适当地、逐步地提高的基础上。”
“大跃进”期间，还有很多做法是因为不懂经济，不懂科学技术而造成了巨大损失。如在农业方面乱改耕作制度，造成大面积减产；修建不少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劳民伤财；在工业方面，任意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导致设备损坏，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降。其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大会要求全党，要“熟悉经济情况，努力认识和掌握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钻研业务，……反对‘政治空谈’。必须尊重科学技术。”七千人大会开后不久，周恩来等就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这些认识有着很大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在人们既不懂得经济建设又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事后的经济建设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尽管还带有很多的局限性，还有不少让人觉得幼稚可笑的地方，但无疑是全党在认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前进了一步，这一点很难否定，有些经验认识至今仍然适用。
此外，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制定的10年规划规定，今后5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重点放在解决吃、穿、用上。为了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在安排好农业、轻工业的基础上，对重工业量力而行。王任重说：“这是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①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应该说主要体现了这一精神。
上述总结，是对建国12年来经济建设方面做出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基本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曾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消灭敌人，夺取政权，结果险些葬送革命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又犯了经济建设的急性病，恨不得仅用几年时间就使中国强大起来，结果栽了一个更大的筋斗。吃了几年的苦头，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如果说，“大跃进”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们还认为“一张白纸”有优越性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开始不这样认识问题了，开始懂得中国不但不可以马上改变落后的经济现状，而且因为经济落后，处处受掣肘，至少农业就在扯着工业的后腿。大会使全党更加冷静下来，开始自觉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人们去认识，去探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立足国情，要克服“左”倾盲干，使人们从思想理论上有了进一步的自觉。
四、这次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是，人们认识到过去几年最大的经验教训是“缺乏民主”，此前人们比较强调是缺乏经验。大会在讨论时，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认为缺乏经验是一个原因，但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说假话、搞浮夸总不能说是缺乏经验，关键是党内缺乏民主，不让人讲话，动不动就拔人家的“白旗”，戴右倾的帽子，就批判，就斗争。结果弄得党内风声鹤唳，万马齐喑。如果民主气氛好，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劝谏下冷却清醒。“大跃进”期间，就因为这些机制不存在，才会一错再错，而且得不到及时纠正，乃至泛滥全国，造成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这一点在大会讨论时，不少人纷纷提及。但事后刘少奇说，“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注意”。
那么，起草委员会为什么没有注意呢？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刘少奇等似不会认识不到，关键是毛泽东没有谈到，所以刘等不便深谈。到1月30日，毛泽东作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之后，大会的气氛才再一次活跃起来，刘少奇等的讲话也随之深入起来。
2月8日，刘少奇说：“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这一篇道理，在小组会上反映出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注意。过去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②刘少奇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我们不发扬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①刘少奇后来在修改自己的讲话时，又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许多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③刘少奇的这番话，可谓肺腑之言。大会给人传达的信息是，以后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发扬民主作风，要让人讲话，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再搞过火斗争，不能让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对过去反右倾、拔“白旗”搞错了的要一律平反等等，这些都是从上到下通过大会总结经验而达到的共识。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与会者都能认识这么深刻，其中还存在相当不同的认识，但至少大会表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形势，这样一种气氛。而这样一种民主、奋进、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气氛，无疑立即鼓舞了当时人们的士气，振作了大家的精神。
大会上，粮食征购问题的最后解决，就充分体现了大会的民主精神。本书在介绍召开大会的原因时，曾谈到直接的起因是粮食问题。大会之前，在粮食征购问题上，中央和地方几乎是对立的，中央决定从地方上购粮150亿斤，结果地方叫苦连天，不愿接受，中央无奈专门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一个一个地落实。这些书记们在中央的压力下，虽然接受了征购任务，但很勉强，表示还有难处，中央这才决定召开有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后改为七千人大会），同时强调要反对本位主义，地方要顾全大局。现在，中央真正放下架子，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省委书记的热烈欢迎，也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相互认同。当时的王任重在日记中说：“这个问题一解决，这次大会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从‘压力下’解放出来，才真正心情舒畅。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终于得到完全胜利，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为今后党的会议树立了典范。”由此也可以印证当时许多与会者的心情同王任重一样，是愉快的。
大会在取得重要成绩之外，显然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但毛刘之间最决策高层的思想不但没有统一，而且加大了分歧。④当时刘少奇表示，大会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结只是初步的，以后还要总结；毛泽东也表示了这个意思，“是一个初步的总结”。他们两人都认为这个总结是初步的，那么这个“初步”在毛和刘那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毛泽东认为，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三面红旗”到底正确不正确，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检验。⑤刘少奇则认为，一是时间短，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所以这个总结只能是初步的，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东的看法是相同的；但死了那样多人，生产力遭受那样大的破坏，不能总结一次就行了，以后还要不断地总结，在这一点上，就与毛泽东不大相同了。
还有，这次大会没有从 “三面红旗”，这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三面红旗”到底对不对？大会明显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甚至提出了相当严重的质疑，有鉴于此，大会只是作出了对“三面红旗”允许怀疑的承诺，但最后还是表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还要继续高举。因为没有在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错误，也因为还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对日后出现的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践探索就缺少了理论上的支持，使之很容易便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或者是被当作错误路线打压下去，如“包产到户”等问题。
再有，大会已经认识到最大的经验教训是党内缺乏民主，是导致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但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实行，或者说，怎样才能防止以后类似的错误不再发生？则没有深入的讨论和总结。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次会议，对庐山会议人为制造的所谓“反右倾”斗争，并没有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仍然保留了对彭德怀等的错误结论和错误处理，以彭德怀有一个所谓“反党集团”，又有“国际背景”为理由，不予平反。用这种态度对待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本身，就表明党的“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在根本上被触动和解决。
此外，林彪在会上作的鼓吹个人崇拜、掩饰错误的讲话，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即使是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比如，报告中历数了很多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正确意见，但对毛泽东的错误意见则避而不谈，并结论说：“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这些话，连毛泽东本人看了也觉得过意不去，他对刘少奇、邓小平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⑥情况表明，一方面，如林彪，不顾历史事实，居心叵测，对毛泽东投其所好；另一方面，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也存在自觉为毛泽东开脱的倾向，这对克服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专断作风，转变“左”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总之，七千人大会既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也留下一些令人遗憾的不足。这里有认识的局限，也有不少个人的因素。它的成就，带来了大会之后的一片新气象；它的不足，注定了那一片新气象的出现必然是短暂的。1980年11月16日，经过18年反思的陈云，回顾这一段历史说：“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①陈云的话，令人扼腕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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