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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官府勾结西方殖民者“以夷制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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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8/06 出处：历史研究 |
无疑的，以数量规模声势而言，中国海盗的鼎盛时期就该是明朝了。
一． 明朝海盗概况：
自明朝建立以来，形形色色的海盗一直困扰着大明朝廷。最初是和老朱争天下失败的方国珍余部等势力下海为盗，再加上了些日本来的倭寇；老朱祭出了臭名昭著的“海禁”政策，于洪武四年 (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明太祖实录.卷70》）,并强行迁徙东南诲上岛屿居民，尽“墟其地”，迁海条例摧残民生，造成天怒人怨。如此一来在打击海盗活动的同时，也断绝了东南沿海人民以海为田的生路，活生生逼百姓“下岗”，沿海之民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犯禁出海，相率为盗，反而为海盗势力推波助澜。史载：
“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搏(缚)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滨海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谨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五。福建五》）
宣德六年(1411年)九月，熟悉沿海民情的宁波知府郑珞曾奏请弛出海捕鱼之禁以利民生，结果遭到宣宗的斥责，谓其“知利民而不知为民患”，“贪目前小利而无久远之计”（《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并重申不准沿海居民“私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人交通”的禁令。结果海盗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去了一茬又来一茬，海禁政策打击了中国沿海的经济发展，实际却没能解决海盗问题。
郑和时代的明朝拥有全地球一流的海上武力，仍然有不服管的海盗们出没在沿海地方：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有钦州海盗阮瑶率领船队攻长垫与林虚巡司，“焚廨舍，毁寨栅而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这伙海盗在钦州搞起了“持久战“，海盗家族一代代地坚持与官府对抗，康熙六十年刻本《廉州府志》记载：前明永乐七年，海盗阮瑶反乱，此后“钦州海寇之乱”历时二百八十余年，至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姑得休息”。钦州海盗活动持续如此漫长岁月，在中国海盗史上可能绝无仅有。
明朝前期海盗大多以反抗官府为主业，明中期亦商亦盗的走私海盗集团开始踊跃出现，以倭寇为盟友助手，有时也联络一下佛郎机、红毛夷，并在沿海人民支持下势力日益膨胀。明朝官军剿寇剿到手软，可是正如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奏疏中所说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明朝一日不开海禁，就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忍受海盗的骚扰。海盗商人们以商养兵，建立起庞大的舰队与官府对抗，事业兴旺发达。
《筹海图编》所称:“海商原不为盗，而海盗从海商起”。“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赤子无赖者人而附之耳。”（《筹海图编•卷十一•叙寇原》）
《明史。武备志•海防七》：“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福建边海贫民以海为生，禁海绝其生路，故越禁越乱。”
可见，当时的海盗集团主要参加者就是被明王朝海禁政策祸害的商人和贫民。许栋兄弟、李光头、胡宗宪诱杀的王直、徐海、毛海峰等所谓“剧盗”，均是大型走私海盗集团的头目。当然，不少倭寇是纯粹的掠夺者，是以抢掠为主业的不入流海盗----这些“真倭”以浪人---失业武士为主，大多数为中国海盗集团雇佣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广东八》记载：“嘉靖壬子，倭寇初犯漳泉，仅二百人，真倭十之一。余皆闽浙通番之徒，……” 真倭在所谓”倭寇”中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真倭”的实际作用是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福建按察使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
攻城时中国海盗派遣倭人当先出阵;陷城后中国人熟门熟路先把财宝席卷一空,把倭人骗去挖不存在的宝藏;官军追来时倭人殿后做替死鬼,结果官军抓到的俘虏中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全是正宗“倭寇”。①
也就是说，那些可怜的真倭是雇来做炮灰的，吓唬官军用的，也算中国海盗“以夷制官”吧。
明朝中后期的“倭寇”实际是以华人海盗为主体，明军在进剿中不分“刁民”还是“真倭”，一律以“倭寇”名之。以海禁为基点和主要手段的海防方略，实际上是封建王朝闭关自守国策的体现，自然不能根本解决海盗问题。而且到了明朝中期，明军战船所剩无几，军队缺额半数以上，所存士卒又都是老弱残疾不堪作战之辈，既不能防御倭寇于海上，使其不能登陆，又不能在陆上堵截围剿，将其消灭。海防形同虚设，海盗们常常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任意往来。 而且这些亦商亦盗的走私海盗集团得到了沿海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商贾积极运货出海交易，或为其囤货、打点、护送。当时人记载王直等部“海盗”在沿海地区大受百姓欢迎，为他们提供仓库，提供弹药刀枪皮甲，不但主动供应粮食酒水，还有要求入伙的，甚至还有主动嫁女儿给海盗们的……②真是一派“盗民雨水情”的感人景象。
正是由于明朝的海盗商人们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才使明朝的中国沿海成了海盗乐园，官府的剿寇行动永无休止，海盗巨寇却怎么也灭不完。在嘉靖末，潭潮惠地区，海盗山寇互相呼应，出现了城市乡村都是寇，督抚官吏一身之外都是寇的“全民皆寇”的局面。在贸易事业上，海盗商人们还将自己的事业开拓到了东南亚，以平等竞争者的角色和西方海上列强打起了交道。
二、澳门夷助剿海寇
葡萄牙人最早来到中国海岸线上，最初他们和严守海禁的明朝军队冲突，可是通过遥远的航行能到达中国海岸的军事力量实在极为有限，实在不足以与明朝无限的人力物力相抗衡，虽有一定的军事技术优势，仍多次吃亏,不得不放弃了以武力打开商路的企图，抄起老本行，显示出亦商亦盗的海盗本色。他们和中国海盗是竞争加合作的关系，他们和商人海盗许家兄弟合作，在双屿搞起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
1524年到1527年,葡萄牙人联合各国海盗在双屿港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居民3000余人, 王直,李光头等老大纷纷来到这里参与经商。嘉靖十七年（1538年）前后，闽人金子老已壮大成双屿港上的“番舶主”，用现代话说就是国际航运公司的大老板。双屿港成了中国海盗与西方殖民者的贸易乐土,他们主要的贸易对象是日本,据说每年在这里的交易额达到300万葡萄牙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的贸易是以日本的白银来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粮食以及从东南亚运来的香料物产。
双屿港日益繁华,因此明朝官府也注意到许栋,王直,李光头等海盗头目的势力对东南沿海的威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闽浙巡抚朱纨为了消除所谓 “倭患”,调集军队将双屿港的走私据点彻底捣毁,但此后“倭患”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反而是愈演愈烈。
可是到了1557年，葡人却在澳门有了立脚之处，并在万历四十二年（1641年），“庙堂断而行之”，采纳了两广总督张鸣冈“惟倭去而夷留”的意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香山》），正式承认葡人租借澳门的事实。 这以后，在葡萄牙人中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葡人协助中国政府驱逐海盗得澳门酬劳”。
当然实际情况已有国内外多位史学大家披露： 葡人初次进入澳门和明朝万历四十二年正式允许葡人租借澳门不能混为一谈。葡人初次进入澳门靠的是贿赂广东官员，与协助明政府驱逐海盗无关。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葡人有否“协助明政府驱逐海盗”？这和葡人巩固在澳门的地位有什么关系？
明末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曾在南昌做主教，他在新德里出版的《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中说： “澳门地小多石，易于防守，极适宜为盗贼渊薮。当时有许多盗贼麇聚其间，劫掠附近岛屿。中国人商讨除害的方法。或者由于胆怯，或者为着冒较小的危险并且牺牲别人以达目的，他们知道葡萄牙人的勇敢，把这件事委诸葡萄牙人，并且答应：假如能把盗贼赶走，则把澳门给葡人居住。葡人以非常愉快的心情接受这种条件：人数虽然远比盗贼为少，但娴于战术，他们整顿队伍，攻击盗贼，自己方面不损一人，而杀敌致果，立刻取胜于战场和这个海岛上。于是兴工建筑房舍，每人选择其自己最喜欢的地区.”
这是“葡人协助中国政府驱逐海盗得澳门酬劳”一说的最早起源。讨论历史总离不开史料，于是我们就钻入故纸堆搜罗古籍，结果葡萄牙人多次帮助明朝剿歼海盗的事实真的能找到不少。
葡萄牙人第一次为明朝出力是在嘉靖二十六年（1548年）左右，地点在浙江双屿附近，剿灭的是海盗林剪。③这仅仅是葡人在双屿吃了大亏的第二年。林剪一伙人和汪直等经常一起活动，在前一年还和葡萄牙人一起在双屿搞“经济建设”，下一年就被葡萄牙人打的落花流水，可能是根本措手不及。毕竟国小人力资源缺乏，所以帮助明政府剿灭海盗就成了葡萄牙人新的对华政策，后来也是他们用以讨好明政府而长期获得澳门居住权的一种手段。
剿灭林剪之役拉开了明朝官夷合作杀本国海商---“以夷制盗”的序幕；明朝官府宁愿让恭顺的“外夷”能够垄断商路，也不愿为本国“海盗”开放海禁，全然不顾这些外夷常常也干些海盗勾当-----这幕荒诞剧另一出在澳门周围展开。
澳门地区当时也是海盗活动频繁：海盗何亚八集团占据香山地区，还攻占了香山中心城镇石岐，俞大猷将其称之为“香山贼”。当时葡萄牙人也常在广东外洋游弋。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们主动同明朝政府合作，要和明朝政府合作翦除海盗何亚八，其合作的中方代表即海道副使汪柏④，于是明朝与葡萄牙“夷人”分工合作，葡人负责剿灭香山地区的“张西老”团伙，而汪柏则率官军在广州外海围歼何亚八。⑤ 合作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葡萄牙人驱逐了张西老帮派，汪柏则消灭了广州外海的何亚八团伙。葡人由是向汪柏提出要求暂居澳门，并送上一笔大礼进行贿赂。《早期澳门史》记载当时葡人索萨(Leonel de Sousa)在信中隐晦的提及“为获此生意及和约，颇费心机与财帛，其详情恕不赘述”，估计就是指贿赂一事。
明朝官府允许葡人租借澳门来抵御海盗，中国方面的史料也有记载。 霍与瑕在上疏朝廷论述允许葡人租借澳门好处之一就是“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守，二不便也”（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3，《险要三》）。这里明确提出了借用澳夷来守卫广州外海的主张，因此不容否定，葡人巩固在澳门的地位与葡人协助明政府对付海盗之间是存在联系的。
嘉靖四十年（1561年），著名海盗张琏率众出没于闽广沿海，与明军作对，这一年一度打到广州城下。 张琏，广东饶平县乌石村人。他既是“白哨”(山寇)，又是“海哨”〔海盗)，是当时一位有山寇与海盗双重身份的出名人物。张琏初为库吏，为人精明能干，是个有智谋与野心的下层小吏。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7年)所谓“倭寇”骚扰潮州沿海，侵掠饶平县时，地方将官借口防倭动用酷刑掠夺贪污民众财物，激发民众反抗，张琏乘机起事,打死了本家族长投入海盗团伙，不久就成了一方枭雄。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五月，张琏自称“飞龙人主”，攻城掠地，短时间内号称聚集了10万之众，兵锋纵横两广闽赣数省。明朝廷震惊，就在这一年(公元1561年)，世宗皇帝诏命诸道会师二十万众，令两广提督张皋、总兵平江伯陈圭调集大军征剿张琏，参将俞大猷等统官兵分七哨大举攻剿。明政府在不得已间还想到了征调葡人协助作战。传教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在1665年的著作《不得已辩》中记载：“至嘉靖年间，广东海贼张西老（张琏）攘澳门，至围困广州，守臣招西客（指葡人）协援解围，赶贼至澳歼之。” 明军各部纷纷上报已打死了张琏，其实都是在谎报军情。张琏与官兵激战后全身而退，几年后，有人看到他在三佛齐成了港口海关总长⑥。这次事件中，明王朝动用了葡人的力量来扑灭了一次国内叛乱事件。
至此葡人已得到了明朝官府的信任，嘉靖四十二年两广总督张鸣冈上疏称“夷在澳镜，易于诘察，若移浪白外洋，巨海茫茫，如怀异志，亦难究诘，仍以夷商留居内地为便。”（《明史.佛郎机传》）
明政府同意张鸣冈的建议，于是葡人借住澳门得以合法化。其实正如愈大猷所言：“用官兵以制商夷，用商夷以制叛兵”。葡人在澳门得以立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官府的政策：利用葡人消灭本国“海盗”并对其加以约束，无论对明政府和地方官均有好处。而葡人协助明军镇压海盗，既保证了自己的商路安全，又获取了明政府信任，为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葡人成了明官府的“打手”
葡萄牙人拥有明朝官府的支持，有了稳定的贸易基地，贸易事业蒸蒸日上，因而和中国海盗商人们在海外贸易上发生了直接的竞争和冲突。此时的中外海盗商人更多的是处在竞争关系中，对中国海商不利的是：他们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稳定的基地：当时的明朝官府反而在军事上支持这些西方殖民者。
这期间葡萄牙舰船多次驶进海南铺前港内，进行贸易，不时还干些海盗的本行工作—抢劫。这使琼州民众很愤怒，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五月，葡萄牙舰船三艘泊铺前港。中国海盗施和得悉，即率领部众攻袭葡萄牙舰船，据《琼州府志》记载：“四十三年五月，佛郎机夷船三只泊铺前港。海盔施和率众攻之。佛郎机桅折，避入港。”（道光《重修琼州府志》卷十九《海黎志•海寇》）
葡萄牙舰船被施和击伤，逃入内港寻求明王朝官府保护。此时的明朝琼州指挥高卓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夷人利益，站在了葡萄牙人一边。他统领所部官兵与土司王绍麟所部黎兵一起出动，攻击施和船队。结果，施和设伏击败官兵，高卓只身遁走。葡萄牙人的结局史料中没有明确说明，但他们的保护者明军既然已完蛋了，葡人的船只也不会有好下场。
有了明朝政府的支持，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日益巩固，支持明朝官府的军事行动成了葡人经常性的任务，也成了广东明朝官府可以依靠的一支武装力量。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粤东柘林水兵400人因5个月没领到粮饷，愤然兵变，联合海盗打败官兵，进围广州， “潮有戍卒数百，脱巾以海漕叛……座遂焚掠郛鄙居民以去，后诛失利，势甚张，羊城大恐。”负责平叛的总兵官俞大猷见明军难以一时取胜，就派人邀请葡人协助平叛。⑦在征讨张琏战役中俞大猷已结识了澳门葡人头目，这次调兵葡人十分支持，以迪奥戈•哗咧(Diogo Pereira)为首的葡萄牙海盗商人，积极派人来广州报效，愿充当镇压水兵的鹰犬。结果有三百名葡人，两队战船参加了三门海镇压水兵暴动的战斗。 明军得葡军援助后，终于击败柘林叛兵，将这次兵变镇压下去。事后，两广总督吴桂芳还专门向澳门葡人颁发了奖状。
隆庆二年(1568年)，粤东海上巨盗曾一本围攻广州，声势浩大。曾一本在几年前曾被朝廷招安，但他只是敷衍官府而已，七个月后就破城捉住澄海知县，重新反叛。明朝廷调广西总兵俞大猷来对付他，俞大猷再次使人诱降: 曾一本将计就计，假投降后一下子挟持掠去官军大战船六十艘，成功愚弄了俞大猷；曾一本打到广州城下后，题诗海珠寺壁以讽刺俞大猷。
澳门葡萄牙人再次应召出击，协助明政府解除广州之厄。葡萄牙人数虽然远比海盗们少，但拥有先进的火器和娴熟的战术，居然击败了数十倍与他们的海盗队伍。新会籍官员陈吾德呈《条陈东粤疏》，建议加强海防八项措施，他在《疏》中记载了这件事：“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去岁曾贼(曾一本)悉众攻之，夷人兵不满千，而贼皆扶伤远行，不敢与斗，其强可知矣。” 曾一本在战斗中被炮炸伤，被俘后宁死不降。
时间到了万历年间，林道乾与林凤都是这时广东潮州地方著名的海盗首领,他们和曾一本等人都曾是一个团伙里的弟兄。林道乾,广东潮州澄海县人，年少时为县衙小吏，为小康之家后代。他在私塾读几年书，可能因为性格原因得罪县官，亡命天涯，投靠了海盗集团，后来自己拉起了一支队伍，自立山头。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林道乾率众驾船五十余艘到南澳岛，占为据点，进攻沿海。都督俞大酞领兵进剿，林道乾率众转移，航海到澎湖，因俞大酞官兵紧追而来，船队驶往台湾北港。
林道乾船队到达北港，泊舟打鼓山下（凤山县西南），在打鼓仔港造船，扩大船队，以图进取。随后林道乾从台湾航海往勃泥（北大年）进行贸易，在勃泥潮州之间往返贸易，视明官府为无物。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广东巡抚上穆宗奏疏说:“嘉靖四十五年以来，海寇林道乾、梁有训等聚众三千余人，驾巨舰出人雷、琼诸处”（《明穆宗实录》卷十一隆庆元年八月）向朝廷报告林道乾又回到广东沿海了。十二月，林道乾率众攻澄海县溪东寨，官兵海上追剿，疲于奔命，劳而无功。潮州官兵无力对付，想到招安林道乾。林带队驻扎潮阳县境，表面上已被招安，实际搞独立王国，公然挑战明王朝的海禁法令，在沿海收购货物，从事海上商业活。他还开辟澄海县河渡门港口、使之成为商船往来的热闹港口，他在这里“接济聚党”，屯集货物，兴贩海外。
明朝廷最终无法容忍有人挑战海禁政策，在万历初年调集众多兵力围攻林道乾所部海盗武装；这时林道乾在柬埔寨、暹罗等地贸易，提督两广殷正茂务欲消灭道乾等人，就行文通知暹罗、安南，要他们共同发兵搜索，但这些国家不愿得罪这位带来投资贸易和技术的财神爷，对来自“天朝”的命令不理不睬；林道乾在勃泥（北大年）裂土封王，还成了北大年国王的驸马，在暹罗海澳中建“道乾港”，要求暹罗国王不要理睬明朝政府抓他的命令，否则他和北大年就会进攻暹罗，结果暹罗国王言听计从；一直到万历八年(1580)，林在东南亚如鱼得水，“天朝”的命令无人理会，反倒被天朝追捕的“海盗”在东南亚可以说一不二，着实让明朝丢尽了脸面。
万历八年(1580)，两广总督刘尧诲再次联合居澳葡人来对付海盗林道乾。林在东南亚的发展直接对葡萄牙人的贸易利益起了冲突,所以这次葡人表现很积极。“是时，香山澳人吴章、佛郎机人沉马罗及船主文呜罗冲氏呶，通事蔡兴全等二十余人，并踵制府，上谒谓自治装往击乾，于是，制置使进暹罗使者，庭中问状，因赏赐银牌，花彩缎如礼，与我师并击，如令”（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5，《林道乾、林凤列传》。）
葡人对于参与战事十分积极，主动要求出击，而且还自己装备武器。官府对澳夷的态度也是很赞赏的。这里我们还发现有“暹罗使者”向明官府告密，因此明朝廷赐暹罗使者银牌花彩缎，要暹罗同时发兵联合进击。万历九年(1581)明朝使者再次赏谕柬埔寨，令与暹罗并攻道乾。林道乾纵横万里海疆,才智能力过人,很快得知了暹罗王的背信之举，他立即进攻暹罗，打败包括葡人在内的各国敌人，掠走了暹罗国大批船舰扬长而去。
林留在潮州的部众被明军打败了，不过本人的结局则不错，明朝政府始终奈何不了他。他在大年称王立国，有记载说，大年国王是他的后裔。直至今天，那里仍流传这样的历史故事；中国侨民林道乾成了穆斯林，名TuK-K-y-a-n，是关税官吏，曾为大年皇后铸造火炮。
四、“官夷合作”在菲律宾
林道乾留在台湾的那些部下，后来在万历二年都投到了海商世家子弟林凤的队伍中。
林凤是广东潮州饶平人,19岁就出海闯荡，嘉靖、万历年间率众纵横海上。隆庆二年(1568)林凤率众攻陷惠来神泉镇，第二年又掠澄海，后退至广州，在这个期间，曾一本已战死，林凤的势力开始发展起来。明朝廷在万历二年(1574)命提督两广殷正茂、福建巡抚刘尧诲合剿林凤,林凤独力难支，自彭湖逃往东番魍港---即台湾北港，福建总兵胡守仁等追击。林凤联合了林道乾留在台湾的人手，决定到菲律宾觅地而居，重建基业。1574年冬，林凤亲率战船62艘，战士2000人（其中有许多是农民和工匠），水手2000和妇女儿童1500多人，装载大量的农具、种子、牲畜向马尼拉扬帆出发。从他们带有大量工匠、妇女儿童及农具、种子、牲畜来看，这是一次武装移民行动。
据西方史籍记载，林凤船队于当年11月29日抵马尼拉湾。 仅仅三年前，明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人勒加斯比占据马尼拉，开设总督府，奠定了统治菲律宾的基础。当时马尼拉华民计有150名。西班牙人和当地人已发生过多次冲突，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基本都是轻松解决问题。忽然间一支庞大的中国帆船队来到马尼拉城边,大批带有火器的战士正在海边集结，无疑这不是当地土著的武装。
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拉维扎列斯(Guido de Lavezares)根本不知道这支军队的任何信息，因为马尼拉湾外海岸西班牙军官派出报信的快艇被林凤部众截获了。菲律宾史书记载；林凤的部将日本人萧柯(CSioco)为先锋官，带领七百勇士驾小艇登陆马尼拉城边，突袭马尼拉城。西班牙人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许多人束手就擒。萧柯从华侨嘴里知道了西班牙军官高梯(Goiti)住所，即带领一队人马攻人其宅，将他击毙，并伤其妻。惊慌失措的西班牙人紧急集合，闭门不出, 进行抵抗。萧柯见一时难于攻占市区，将部伍撤回船上，向林凤报告战况。
接着，林凤发起第二次进攻，他号召部众奋勇杀敌，攻夺马尼拉.随即兵分三路;第一队直攻马尼拉大街，第二队从海滨进攻，第三队从河边进攻（张星琅《菲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这些战士不顾西班牙人的火器射击，不顾一切的冲锋；日本人萧柯带领的部队用火箭射击马尼拉城门，引起了大火，几乎要突破城门了；马尼拉城的教堂响起了凄厉的钟声，西班牙人开始绝望，他们虽然还在作殊死抵抗，但眼看着城市即将陷落；可怜的是到现在他们还没搞清楚敌人来自何方……
就在这时，这些敌人撤退了，如同来时一样的突然。他们迅速撤回船上，扬帆远去。据说临走时他们留下通告，声称还要再来攻打马尼拉，要求西班牙人撤离。这时西班牙人才知道对手是中国人。林凤部队突然停止进攻可能是因为伤亡太大，而且可能和先锋官日本人萧柯战死导致混乱有关；总之,林凤的这次攻打马尼拉之战离胜利只差一步。
从马尼拉撤退后，林凤率众往吕宋西部彭加丝兰海湾〔Panasinan Bay)、仁牙因(Lingayen湾，即中国记载所说的玳瑁港，在距仁牙因河口约四里处建立城市，几个月间，建立很多住所，还建立了一个小堡垒，一个宝塔等等。他们在那里，坚决同西班牙殖民者对抗。林凤自称为国王，当地居民欢迎他，向他进贡。林凤攻吕宋时，当地土酋索利曼(Soliman)和拉坎多拉(Lacandola)乘机反抗西班牙殖民者。民都洛岛(mindaro Island)的土人也起来暴动，虐待教士。
西班牙殖民者视林凤为大敌，实行紧急动员，组织一支数千人的军队，萨尔西多(Salcedo)为元帅，进行反攻，袭击林凤船队与驻地。林凤指挥部众击退敌人的进攻。萨尔西多见无法取胜，便采取包围战略，企图围困林凤。就在这时，又有两只中国帆船来到了马尼拉城外，西班牙人惊疑不定：难道敌人卷土重来了。
这是福建巡抚刘尧诲派遣把总王望高等寻踪林凤来到吕宋。他们是特地来邀请西班牙人夹击林凤的。西班牙人松了口气，热情招待了他们。西军总指挥萨尔西多说，林凤己濒临绝境，西班牙军队足够独立解决林凤的武装，又答允王望高，一旦林凤被获，不管是死是活，都将交给中国政府。
王望高被邀和一个称作信师(Sinsay)的中国商人充翻译，一起进入马尼拉城，会见西班牙菲律宾总督拉维扎列斯(Guido de Lavezares)。总督热情款待他们，同时也答应协助生擒林风。作为回报，王望高非常高兴地同意西班牙派遣以修士拉达(Martin de Rata)和马任(Jeronimo Marin)为使节，由两名军官助手洛阿卡(Miguel de Loarca)和萨尔密安托(Pedro Sarmiento)陪同，率15名成员组成的使团赴闽。其使命是请求准许与中国互市，寻找通商口岸，一如葡萄牙占据的澳门，了解中国国情与风俗习惯。西班牙人想着借此机会同明统治阶级建立起友好关系。
1575年〔万历三年)六月王望高返中国时，西班牙总督又送给他一条漂亮的金链、一件华贵的不褪色的深红袍。此外，还有送给福建巡抚、泉州知府等高级官吏的礼物若干。
王望高回国后杜撰林凤部已败溃逃亡，西班牙人赠送的礼品是输诚进贡。而巡抚福建都御使刘尧海则根据王望高的报告上奏朝廷，述说林凤部已几近灭亡⑧。当时以张居正为首的明朝中央也就信以为真，并认为派王望高到吕宋去，传谕番人歼灭林凤，这种做法做得对，张居正就说：“若非遣谍行间，彼番人安肯歼之乎了”他不但赞许刘尧诲派遣王望高等与西班牙殖民者勾结，还要对西班牙殖民者赶走林凤表示感谢。朝廷礼部决定不仅奖赏西人，而且同意西班牙人入贡。“吕宋迫逐林凤，有所俘获，上献，因请得入贡，比于暹、腊诸国”。（《泉州府志》卷30）只不过那两个传教士想居留传教的请求被驳回了。
其实这时林凤已坚守彭加丝兰四个月。他领导部众 一边战斗，一边乘战隙之机，补充给养，建造舰船，充实战备，以期出击。1575年8月4日林凤率船队沿河出海，脱出重围，一夜之间林凤和他的所有部众都撤走了，西班牙殖民者却一无所知，继续包围着一座空城。林凤突围后，还有战舰四十余艘，并没有重大损失，实力仍然强大。万历三年(1575)八月，明朝廷仍旧派遣同西班牙使者来的王望高，护送使者返吕宋，途中得到消息，林凤己抵达台湾了。西班牙人牛皮吹破，很是难堪。
林凤返潮州，出没于拓林、靖海之间，船舰又增至一百五十余艘，势力复振。在闽粤军队合剿下，林凤一直坚持到万历五年（1577）后，但他的队伍内部发生意见分歧，二澳主马志善、七澳主李成怀念乡土，不愿再远赴异国，在明官府的诱降下，其部下首领蔡德、陈植、李瑞奇等1712人至潮阳受抚。林凤年纪虽老，仍坚持反明到底，带队去了“西番”，从此销声匿迹不知所终。
当时的上层文士阶层一般都认可为这种借外夷打本国海商的行为，万历元年举人瞿九思在所著《万历武功录.卷三.林凤传》中称赞西班牙殖民者说，“吕宋非贡夷，乃击破林凤，壮矣哉!”
以林道乾、林凤等为代表的所谓海盗，违抗政府海禁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在本国无立足余地，逃亡到海外去，明朝统治者不但跟踪追寻至海外，还诱使各朝贡小国缉捕他们，甚至勾结西方殖民者，不惜以本国贸易利益为饵“以夷制盗”,不依不饶地一定要消灭他们。万历六年十一月，明朝廷兵部臣僚无可奈何地说:“近日剧贼林道乾、林凤等浦逃岛外，尚漏天诛。”(《万历实录》卷81万历六年十一月辛亥条)对于不能消灭这些“海盗”十分懊恼。
林凤到菲可算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海外殖民行动，明朝和西班牙人都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王望高是明朝第一个到菲律宾的使节，也是第一个到南洋与西方殖民者接触的中国官员，可是他的使命却不是为了维护自己国民的利益，仅仅是为了围剿移居菲岛的中国海商集团而来，不惜与西班牙殖民者勾结，共同对付早期华人移民。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明朝官府把西方殖民者认作朋友，互相勾结共同对付自己国家的民众，由今人眼光来看简直是匪夷所思的行为。
西班牙人没能消灭林凤，但他们的“合作”态度很使明朝满意，因此双方继续在对付中国海盗的事业上共同合作。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上半叶，在菲律宾的卡加廷、依罗戈、莱特、保和及布拉干等地土著人的反西班牙人殖民斗争此起彼伏,菲南部人民反抗起义也如火如荼,而华侨都积极参与其中，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自己争取生存环境，他们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殖民者也承认说“由于华侨的暴动和斗争，以及由于以前在棉兰佬、和乐的战争，(西班牙)最大的精锐部队被消灭了”, 华侨一直是菲律宾反殖斗争的援军，无论何时殖民者与菲律宾人民作战之后，都可以发现“很多‘常来’(即华侨)的尸体”。（《东南亚华侨通史》）这充分证明华侨在当地具有很大的势力和人望，也确实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对手，只可惜华侨们隔海相望的母国不但不支持他们，还反过来支持西班牙人。
1593年菲律宾西班牙军队征调250名华侨远征南方摩鹿加，和荷兰人作战。《明史.吕宋传》记载：“有潘和五者为其哨官。蛮人日酣卧 ,而令华人操舟 ,稍怠 ,辄鞭挞 ,有至死者。”随征的250名华侨受着西班牙人殖民者的奴役，被当作奴隶一般使唤，随时都会被迫害致死。这些流落海外的华侨都不是懦弱之徒，都是富于反抗精神的 ,潘和五就在暗中鼓动大家说“叛死 ,捶死 ,等死耳 ,否亦且战死 ,曷若刺杀此酋以救死。胜则扬帆归 ,不胜而见缚 ,死未晚也。”反正都是个“死”，众人认为潘和五说得有理，遂推其为首领，于半夜举事，杀死了西班牙总督拉维扎列斯，其余西班牙士兵在睡梦中惊醒，莫名其妙地被一一砍死淹死。潘和五还顺势“尽收其金宝、甲仗”，夺船去了安南，有郭惟太等32人回到国内。⑨
潘和五的反西班牙殖民者暴动发生后 ,西班牙总督之子路易斯派出传教士到福建，向福建巡抚许孚远陈述自己父亲被杀、战船财物被夺的事实，要求明朝官府处死相关人犯为自己报仇。巡抚许孚远向朝廷奏报了此事，明廷下令将郭惟太等32人逮系于狱，以此礼送西班牙传教士回马尼拉。潘和五则比较明智，“留安南不敢返”，躲过了迫害。
潘和五事件，使西班牙殖民者对明王朝的海外政策有了明确了解，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华人施以限制、驱逐等计。
五、“红毛夷”与郑芝龙
在嘉靖”倭寇”高峰期过去后，海寇仍是此起彼伏在沿海活动，明朝政府内部一些人开始认识到武装走私集团是“海禁”政策结下的苦果，提出开放海禁的意见。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奏疏中说:“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1567年1月23日，明世宗病逝于乾清官。2月4日其三王子朱载垕即皇帝位，是为穆宗，纪元隆庆。隆庆帝诏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不久．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利用隆庆改元而政治布新之机，奏请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奏议迅速得到穆宗朝廷的批准，从而形成了“隆庆开海，月港开放”的局面。
应该说“隆庆开海”是嘉靖时期中国海商海盗武装走私集团斗争的结果，月港也曾是海盗势力聚集的地方，有著名的“月港二十四将”横行海上。而“月港开放”其基本出发点，正如后来的福建巡抚许孚远所承认的，在于“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就是说，通过有限地开放，更好地贯彻“海禁”政策。这种“有限制开放”设定了诸多限制条件：限制每年出海船只数量，颁发船引限制经商地点，限制贩运的货物种类，只有漳、泉两府商人通番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而其它地区商人仍不准通番……
这样的“开海”根本不能满足沿海民众的需求，对本国海商非但未能提供任何方便的贸易条件，相反却制定了许多苛刻的限制，从而使中国海商在国际贸易中最终因没有国家实力为后台，不敌西方殖民势力的竞争和剿掠而无法扩张贸易规模；把对外贸易口岸限定在地处偏僻远离内陆商品货源地且有重山相隔的闽南，其本身就是为了使月港开放对内地的影响降到最小，这也就大大降低了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月港排斥外地商民参与开海贸易的活动，从而在全国商民中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海外贸易环境，也没能达到消除海盗源头的目的，反而因此激起走私贸易的泛滥，明末中国沿海又兴起一个“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走私贸易的大规模泛滥，就是明证；而走私贸易一旦规模化，又摧垮了月港合法贸易。至天启年间，月港就已衰落了。
明朝天启二年(1622)，“以有事红夷，遂严海禁”（《明实录》），严禁中国商船出洋兴贩，海禁重开；1624年荷兰殖民者先后占据澎湖、台湾，“明则夺我商贾，而阴或勾我奸人，….”致使天启、崇祯之际，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与海寇商人活动兴盛一时。
荷兰先占领了台湾西南部，后占领台湾全岛。明王朝海疆军政官员却不顾荷兰殖民者侵占国土所造成的威胁，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海盗郑芝龙方面，视其为大敌。
郑芝龙的传奇经历无需在此多言。他因学过葡萄牙语而作过荷兰人翻译，但他起家发达后一直和荷兰人处于对立竞争状态。他所处的环境和明代后期所有武装海盗走私集团面临的困境一样：必须应付来自前后两方面的压迫威胁-----一面是外来的西方殖民者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竞争，背后还得应付自己国家政府的武力打击，两面受敌。
郑氏集团天启年间在台湾建立了基地，然后想直接在大陆沿海能有个基地发展贸易。郑家海盗曾多次打击福建沿海的明军，突袭金厦明军水师，“念二日，贼直抵内地，约有二百余船，横行无忌。其最毒者，遍搜各港民兵船，而一并焚之，以绝我追蹑之具耳。”(曹履泰《靖海纪略.答朱抚台》)。郑家还在同安境内竖旗招兵，几日内招到几千人。
明政府福建方面官员无奈中又想起了“以夷制盗”的招数。福建巡抚朱一冯图谋与荷兰人勾结，“以夷攻贼”，消灭郑芝龙的海上势力。当时的同安县令曹履泰在《靖海纪略.答朱抚台》中记载：“红夷船泊浯屿，贼俱退至铜山矣。职细扣俞总镇，渠云：夷之攻贼，确然可信。” 这里的俞总镇就是俞咨皋，名将俞大猷之子，其才干德行实在有辱“将门虎子”这个成语---此人多次在海盗面前面畏缩观望、坐失战机、无能贪婪。
曹履泰本人对“以夷制盗”表示怀疑，他在对巡抚朱一冯的信中说：“蒙台谕以夷攻贼，即商之海道矣。职意吕宋助剿之船，来无可据。果夷贼自相为难，亦听其搏击于外洋，不欲引之入内；恐驱狼进虎，且非法也。条陈之人，未可轻信。惟台台裁夺。”（《靖海纪略.答朱抚台》）他的本意不是反对”以夷制盗”,而是怕驱狼进虎殃及池鱼.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都督俞咨皋主持的“以夷制盗”政策开始执行，可是到年底时明军和荷兰人都遭到了灾难性的惨败，郑家海盗将明金厦水师的船只一把火统统烧了，“全闽为之震动”。曹履泰《靖海纪略.与李任明》中这样记载：“丁卯四月，郑寇躏入，烽火三月，中左片地，竟为虎狼盘踞之场。七月寇入粤中，九月间，俞将又勾红夷击之。夷败而逃。郑寇乘胜长驱。十二月间入中左，官兵船器，俱化为乌有。全闽为之震动。而泉中乡绅不得已而议抚。” 至此明朝福建当局已完全对郑束手无策了,只好专心招抚郑芝龙.
关于明王朝官府勾结荷兰殖民者，联合攻击郑芝龙的事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载:到：“韦特(With)司令应巡抚、都督、巡海道等请求，从漳州港驶向靠近南澳岛一个名叫铜山的地方去镇压海贼一官。作为此事的报酬，巡抚曾书面允诺荷兰人一定可以获得皇帝的准许与中国贸易。”⑩
郑芝龙对官夷勾结很恼火，毫不留情予以还击，出动“火船”攻击荷兰舰队。荷兰韦特司令临阵脱逃，不发一炮，便率领二艘军舰逃返巴达维亚去了。双方海战，郑芝龙烧毁荷兰快艇奥沃克号，捕获西卡佩号和另外四艘舰船。这次海战，荷兰殖民者惨败，“不得不退却”。从此，郑芝龙掌握了台湾海峡福建一边的制海权，荷兰船只不敢驶近福建海岸，一出现就要被截获，人、船全归芝龙所有。而明朝水师更是退缩到港口内（例如那位总兵俞咨皋）,一心等着招抚郑芝龙了。
郑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和海盗，本能的认识到他的处境；在明军和西洋人的两面夹击下,他的海上独立王国是难以持久的,毕竟船只得靠岸补充给养,经商得有贸易港口;而在明朝官兵的一再捣乱下,在台湾被明朝政府怂恿荷兰人占领后,郑家集团的一直无法保障自己港口基地的稳定,长此以往必定会使郑家集团象前辈海盗们那样重沓覆辙，或者被明军勾结洋人灭了,或者远走他乡流亡海外。
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九月，郑芝龙接受明朝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从此郑芝龙拥有在大陆的牢固基地,免去背后遭受官兵的威胁与攻击，使其能集中力量对付荷兰舰队及与之勾结的海盗集团，从容经营海上事业,接连打了几次胜仗。背靠广大内陆,郑芝龙渐渐把东南沿海变成了郑家的地盘.事实证明他的招安计划是成功的.
1633年，在明朝支持下，郑芝龙与荷兰舰队在金门料罗湾决战，击败了荷兰舰队。此役之后，“荷兰驻台湾总督蒲罗曼以武力打开通向大陆的努力宣告失败，荷兰人从此退出福建沿海，” 金门的胜利使郑芝龙被明朝升为福建副总兵，成为福建水师的主帅。明朝政府困于“流寇”和“北虏”之乱,再无实力可以过问东南沿海了,从此以后，作为海外华商首领之一的郑芝龙同时也是福建水师首领，中国海商第一次拥有一支实力巨大的军事力量服务于商务开拓。到郑芝龙于1636年击败最后的竞争者刘香老后，他已统一了中国沿海，成功地控制了绝大部分中国海商的海上贸易活动。郑的势力膨胀也引起某些明朝官员的警惕，那位同安县宰曹履泰就在《靖海纪略.上赵按台》中说:”目下贼夥蜂起，而泉南重地，竟无一将一兵以为自固之计。若将以海上担子一肩推与郑寇者。”他对朝廷把沿海防务全交给了郑家很不放心，但也无可奈何。
郑家垄断海上商路，对出海经商的商船征税，海商远洋贩运通常需领郑氏牌照，无数华商在其保护下耕耘于远东水域。根据郑成功给居留日本的同母弟七左卫门的信可知:”郑成功控制中国海时,往东洋、日本贸易的船只，大船一条每年纳饷银2100两、小船500两；至于往南洋和西洋的饷银当与此相当。郑氏舰队基本上是以商养军，维持着一支庞大的舰队，而明朝廷几乎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长年因”三饷加派”闹得天怒人怨，最终灭亡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在朱元璋第一次颁布”海禁”政策时,明朝的灭亡就已在冥冥中被预定了
注：
①“海寇大多华人，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宗方城文集》）
②“五峰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镇之，因而往来海上，四散劫掠。番舶出入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公然无忌。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钢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帛、丝绵、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讯盘，明送资贼，继以酒米。非所谓授刃于敌，资粮于盗乎?此自古所未有也” （万表《海寇议后》）。
③福建同安人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书》中说：“林剪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则为我除之，二十年海盗，一日而尽，据此则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我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转见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63。）
④“丁以忠，字崇义，新建人，戊戌进士，历官广东按察使”，“时佛郎机夷违禁潜往南澳，海道副使汪柏纵容之，以忠力争曰，此必东粤他日忧，盍再思之，柏竟不从，寻擢右布政使，时征何亚八、郑宗与诸贼，运筹理饷，克成厥功，赐白金文绮”（注：阮元：《广东通志》，卷243，《丁以忠传》。）可说明嘉靖三十三年，葡人灭澳门海盗又贿赂汪柏而得入澳门。
⑤嘉靖三十三年，海寇何亚八、郑宗兴等自浙江、福建南下广东，“广东提督鲍象贤命巡海副使汪柏、都指挥王沛、黑孟阳等，往捕获亚八等于广海，俘斩一百四十六人，溺水烧死甚众，余党撤走。而徐铨、方武等，自福建至潮，为孟阳所破，斩铨海上。广、潮、雷、琼海，行后擒戮贼党一千二百余人，磔亚八、宗兴等于市，海岛稍清。”（《广东通志》卷１８８，《前事略•八》）
⑥“香山澳船，猷取其旧熟，用林宏仲者数船，功成重赏其夷目。贡事已明谕其决不许。猷候制出各号带，即差人分发澳船，并南头船、白石船，克日齐至合攻”（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集兵船以攻叛兵书》）
⑦嘉靖万历时的王沂在他所著《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六《三佛齐》条记：
“嘉靖四十一年广东大盗张琏、林朝曦、黄启荐等、筑城、纪元、建官、攻劫，上以都督刘显、参将俞大酸往剿，显等阴赂琏，以胁从数百人就戮，报捷。琏等遁入三佛齐国。万历丁丑，中国人见琏等在三佛齐列肆为番舶长，泉漳人多主之，如中国市舶官体统云。”
⑧《明神宗实录》卷54 :“把总王望高等以吕宋夷兵败贼林凤于海，焚舟斩级。凤溃图遁，复斩多级。.并吕宋所携贡文、方物以进。”
⑨《明史》卷323《吕宋传》：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敝里系朥侵美洛居，役华人二百五十助战。有潘和五者为其哨官。蛮人日酣卧，而令华人操舟，稍怠，辄鞭挞，有至死者。和五曰：“叛死，箠死，等死耳，否亦且战死，曷若刺杀此酋以救死。胜则扬帆归，不胜而见缚，死未晚也。”众然之，乃夜刺杀其酋，持酋首大呼。诸蛮惊起，不知所为，悉被刃，或落水死。和五等尽收其金宝、甲仗，驾舟以归。失路之安南，为其国人所掠，惟郭惟太等三十二人附他舟获返。时酋子郎雷猫吝驻朔雾，闻之，率众驰至，遣僧陈父冤，乞还其战舰、金宝，戮仇人以偿父命。巡抚许孚远闻于朝，檄两广督抚以礼遣僧，置惟太于理，和五竟留安南不敢返。
⑩《巴达维亚日记》1628年6月l日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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