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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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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8/03 出处：凯迪网络 |
台湾当局于1966年底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到80年代中后期随着蒋经国先生的去世已告一段落。这是一场兼具政治和文化双重属性的社会运动。从政治层面讲，它旨在追求“中华文化——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三位一体的政治目标。从文化层面看，它实际展现了“中华文化复兴——三民主义实践——儒教资本主义建立”的东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
我们正是立足于后者，对此运动作一述评。
思想背景和现实背景
国民党的创建者是孙中山先生。从这位革命先行者的思想看，至少在理论上国民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维持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中国文化中的“国”与“天下”是两个概念。一姓的江山终结了，继之而起的统治者并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反而必须到其中去为自己的政权寻求合法性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与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谈话中强调，“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而发扬光大”。从其最重要的著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看，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文学说主要是通过引证儒家学说而得以论证阐扬的。
其论民族主义云：“民族主义的基础是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并“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础，去感化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他的民权主义也异于西方文化中以个体为本位的天赋人权论。他认为民权的真义是一种通过法律达成的社会公正，把天生的不平等（体力智力的差异）与人为的平等（贫富贵贱）打成平等。他的民生主义既不同于否定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也区别于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是主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追求“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东方社会理想。
这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致中和”的哲学思维和“求大同”的仁爱精神在特定时代的具体体现和落实。正统的性善论实际是以文化为人的本质。孙氏的基本认知亦是如此：“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于是“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因为“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故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占据核心地位。《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的理想，亦是孙氏唯生论的完满体现。
孙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分野十分清楚，他有着坚强的民族自信心，反对全盘西化。在一次讲演中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一种主张功利强权的霸道文化；东方化则是讲仁义道德的一道文化。
儒家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平民的愿望，因而总是寄望于圣贤将它付诸实现，政治上表现为精英主义或贤人政治。孙氏十分欣赏行井田的王莽和行新法的王安石，认为这些“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但二十世纪初期的内忧外患使这位临时大总统有名无实，无所施其仁。
蒋介石是以孙氏的三民主义传人自任的。著名学者艾森斯塔特在《传统、变革与现代性》中将国民党1927—1937这十年的工作特点概括为“新传统主义”。说它“仍是按照传统主义的方式来定义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中的中心象征，并将由革新性群体所形成的新象征和取向的内部整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这时的艾氏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单线进化论者，他所谓的“新象征和取向”即是欧美文化。所以，他的贬评正说明了国民党不仅在理论上，同时在实践上与传统文化确是颇有渊源。
1952年，从大陆溃退台岛后的国民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复兴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当然，这一切者是在“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政体下实施。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台湾的经济已趋稳定。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发展。现代性是社会的稳定因素，现代化过程却因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而常常引起社会动荡。台湾社会的危机来自（1）以欧美社会为发展参照的“西化派”（自由派）知识分子；和（2）极端的地方势力“台独派”。
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曾经是国民党的忠实盟友。但当他们对当局的政治批评发展到与地方势力全作组建“在野党”时，这种盟友关系也就走向了反面。由于这个群体本身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当局对《自由中国》杂志的查封，他们也就基本销声匿迹了。
《文星》杂志可视为这个群体的回声或余响。其主角李敖把这一种思想或思路发展到了极端，即全盘西化，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李敖的激烈言辞风动一时，反映了经济强壮，文化贫血的台湾社会思想的迷惘。当时世界上风头正劲的将传统与现代作二元划分的现代化理论，为这种思想提供了认知上的基础。依此理论，工业化过程即是西化过程。在相当长时间内，它误导着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中的国家和地区。
但更为严峻的挑战来自“台独”势力，。由于历史的原因，台岛近代以来长期孤悬海外，殖民文化有一定影响。“二·二八”事件和国民党政权的大播迁使台湾的人口自然地划分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块。土地赎买政策使台湾本地人在工商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增加强了他们表达自己意愿的渴望和能力。以彭明敏、廖文毅等为代表的“台独”运动在美国、日本等国际势力的支持鼓励下，将内部的政治矛盾放大为一般的文化乃至种族冲突。他们鼓吹：“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台湾应由台籍人执政”，“台湾前途由1800万台湾人决定”等等。
凡此种种不能不激发以中华文化卫道者自居的国民党当局的警醒与自觉，：经济起飞已经开始，但它将把“中华民国”带向何方？从内部说，这种警醒和自觉乃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发起的最深刻的动因（从外部说，还有大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作用）。
运动的展开：伦理建设
前文介绍的思想和现实背景实际已暗示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所要采取的形式。蒋介石不仅为这场运动制定了思想纲领，还亲自出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会长。
他说：“中华文化之基础，一为伦理；故日‘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其始也，固在‘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且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二为民主；故日：‘民为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乃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为科学，此即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故孔子以为政之急者，莫大于使民富且寿。而致富且寿道，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耳。余笃信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也。”
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有经有权，有常有变。孔孟荀所称道的三代礼乐文化，内圣与外王之道是统一的。但到宋明理学之后，二者渐趋分离，使儒学仅仅成为一种心性修养功夫。孙中山先生以革命先行者的胆识和气魄，勾勒出了孔子以仁爱为哲学基础，以大同为社会理想的新形象，为儒学在现代的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但是，作为其政治纲领的三民主义，最初只是三个十分具体的目标（驱除挞虏；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缺少理论的超越性。稍后，将它们定义为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则又完全失去了中华文化自身的特征。
蒋介石的这一段讲话的意义即在于，在孙氏的三民主义思想框架里，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精华整合到一起，从而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文化展模式落实为贯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纲领。蒋氏据此纲领，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基本路线是“守经知常，创新应变”，表明复兴不是复古，一方面要发扬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来文化之积极因素。它的前途是“吸收中西文化的精髓，融合一种新型的第三种文化。”
由蒋氏亲自挂帅，党政要员担纲的文复会从“发扬伦理道德，培养法治观念，促进生产建设”三个层面展开工作。这里的伦理道德较之“三纲五常”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孙中山尝谓，“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文复会秘书长谷凤翔则说，“要健全社会，必须以孝弟仁爱的精神维护家庭伦常关系”，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精神建设互助尽已的大同社会。所谓“促进生产建设”，也不只是单纯经济发展，而是指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实施充分就业，做到均富安和”。至于“培养法治观念”，主要是指促进社会由“训政”向“宪政”的过渡。
文复会设有众多专门机构，各司其职，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负责伦理道德之发扬工作的是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1967年，文复会即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青年生活规范”三十条。“规范”包括通则、食、衣、住、行五大部分，斟古酌今，均是按照可行性原则，以培养健全优秀的国民为目的。此后，文复会又制定了“国民生活须知”，对全体国民在食、衣、住、行、育、乐诸日常生活方面出了基本要求。1970年，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重视教育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台湾当局对教育实行经费保证和法律保证。1969年，义务教育从六年延长至九年。这不仅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在社会生根。孙中山认为语文教育是统一国家，团结民族的重要工具。蒋介石亦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亡国先亡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台湾教育部门为增强民族认同，培养民族自信心，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为重的政策，自小学至大专院校，均讲授《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及《国民思想》等课程，冀使中国文化和道德“得以生根阐扬”。
台湾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后，1986年文复会又通过“现代国民生活纲要”，指出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的目标是；“提升现代化的国民素质，建立现代化的幸福家庭，缔造现代化的社会国家”。针对工商社会物质主义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侵蚀，这场“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重点推行孝弟、勤俭、礼节、秩序与整洁诸德日，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尤其是希望能通过发扬孝道，由孝亲而推广为爱人，以至于爱国爱民族，“使世界人类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鼓舞群伦，相与为善”。
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之落根处在家，中国文化复兴之着力处亦必在家”。工商社会使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理性化，人文资源日渐稀缺。东方式的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经济与伦理二元合一的特征。文复会将蒋介石去世的四月定为“教孝月”，以促进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团结，堪称为中华文化培根固本之举。文复会的具体措施有评选孝行楷模、编印《孝行传真》、鼓励三代同堂制度，建宗词修族谱等等。八十年代，又会同教育部门推出了“加强家庭教育的五年计划”。
当局重孝，确有“推此孝顺之心，扩大为民族感情，为民族尽大孝”的考虑和作用，但同时也包含有移孝作忠，为专制党国寻求社会基础的动机。在体制上，国民党政权与其它专制国家的差别只在程度上。但从其五十年代以来的实践看，却属于享延顿所谓的新权威主义，亦即传统文化所谓的贤人政治。从二个角度可以对这种新权威主义表示理解。其一是台岛孤悬海外，需要某种权威维持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其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极易发生的“发展病”，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分配不公和社会脱序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机构加以预防克服，为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
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在述及台湾社会和政治后来演变时写道：“与共产主义不同，台湾在实现工业化以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松了政治控制，实行民主化。在台湾工业化头几十年中取得巨大经济发展和对财富的公平分配，使台湾当局获得更大的民众支持，这种支持在其它后起工业化国家中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时的台湾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占有主导地位，保证了民主程序不致沦为各种利益落差过大之社群间进行斗争的手段，而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
这应归功于民生主义的实践。
运动的展开：民生的建设
尽管伦理建设表现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头戏，但实际并不表现为“运动”形式的民生主义经济实践，才是这一运动更为本质的内容。
同是儒教资本主义，在日本，儒学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民间促成了东方式的管理文化的形成；在台湾，却是通过三民主义而被最高当局当作社会发展的价值标准，自觉追求“东方式现代化”。这自然要“先立乎其大者”。在运动的领导者乃至孙中山先生看来，“大者”就是中庸之德，以大同社会为终极目标的民生主义经济。
中国历史上没有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传统。“均富安和”的文化理想决定了执政当局必然在市场经济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扮演某种解色，来发挥协调和均衡的作用，而不可能象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那样，放纵个人行为，相信物竞天择即可自然而然形成合理的制度格局。台湾官方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政策是根据民生主义而制定的，是计划性自由经济”。所谓自由，是指允许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所谓计划则是指公营经济以社会责任为动作轴心，二者公私相协互补，共同促进。从均富安和的社会发展目标出发，对自由的民营经济并不完全放任。当局一方面节制个人资本，防止两极分化，一方面又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有学者将此民生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对照，认为：资本主义偏于个体和自由，社会主义偏于群体和公平，民生主义则同时兼顾二者。换言之，在解决公平与效率这背反之二律的问题上，民生主义是取其中道，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这种思想有着传统文化的背景依托。《易传·系辞》谓：“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及万民。”“富民”与“教民”是政府的本分和义务。孙中山从“正德、利用、厚生”的人文主义出发，提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1）个人企业；2）国家经营。他特别强调，“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问题，分配问题也是要同时注意的”。毫无疑问，孙氏“实业计划”中的“分配社会化”，必须以相当规模之分营经济的存在为前提。1958年，台湾分营企业产值为全部工业产值的50%。随着民营企业的飞速发展，这个比率逐渐下降，但是在70年代降至20%左右时，便稳定下来。
蒋介石认为，“政治的内容，综合起来讲，就不外国计民生四个字”。但他并没据此即认为政治家即等于经济管理之专门人才。傅高义注意到，从表面上讲，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但在实际上，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一部分受到技术训练的官员们被赋予极大的权力，指导工业的发展。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台湾的44位最高层经济计划官员中，有43位是大学毕业；其中52%在美国取得学位，9%在欧洲取得学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员中工程师的比例较经济学家为高。因为民生主义并不崇拜市场，而注重社会系统工程的协调，强调政府在获得科技成果，为重点项目分配资金和指导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有研究者将尹仲容、李国鼎这样的专家比作传统的儒家谋士。
正是由于这种儒家谋士的存在，才使政府投资中公营事业的高投资比率得到维持，才使台湾经济的民生主义性质得到组织上的保证。在石油危机和世界范围内经济衰退的1974年和1975年，台湾经济大幅下跌，外贸出现巨额逆差。但十分注重协调就业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关系的台湾决策机构并没象一般资主本义国家那样，用裁减员工的手段以保证收入的增长，也没有通过压低工资以维持充分就业，而是通过由政府采取财政与金融措施，动用公营经济力量，保证老百姓在困难时期亦能争取就业率与收入的同步增加。
论者注意到，“台湾在经济发展、产业政策、贸易方式上采取一套非常精致细密的干预及鼓励政策。台湾的奇迹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指导型经济所产生的结果。”这种指导既体现在生产上，也体现在分配上。台湾当局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作为促进社会之均富安和的重要一环。统计资料显示，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而财产收入的比重则在总比重中呈下降趋势。80年代初，“台湾研考会”所做的第五次现代化调查表明，台湾地区有56%的民众主观上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台北和高雄两个人口逾百万的“院辖市”，在1988年则有94%的人口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节制资本而又鼓励民营实业，于是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繁荣。1982年，台湾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5%，占全部从业人数的70%。全部附加值的55%和出口总额的65%。这些中小企业不仅是台湾经济的基础，也是台湾社会发展的基础。从文化角度看，中国传统家庭的通财之义，节俭之德，以及光宗耀祖的成就动机结构，均有助于零细资本的集中和积累，促成农业人口向工商业（手工业、加工业和零售业）转变。台湾经济发展的决策者意识到并利用了这种文化资源。
曾经有人认为日本儒学以忠为核心，中国儒学以孝为核心，所以日本的儒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的儒学则构成经济发展的障碍。中日儒学的差别源于中日社会结构的不同。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家——社区——国家”，日本的家则是一种家督主义，相当于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拟血缘结构（社区），而不是血统主义的家庭。台湾的经验证明，以孝为核心的家庭跟以忠为核心的企业一样，可能对经济生产及其过程发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由于孝是一种互相对待的爱的天性或情感，故能成为“德之基”。尽管在企业文化层面它容易导致“裙带风”诸消极影响，但却能够升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仁，为社会生活提供价值标准，维持人性的完整、自然和丰富。
民既富，则教以礼让，因为作为三民方义理想的大同社会并不仅仅是就物质文明而言，同时包含着“讲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文明因素。王道事业，就是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易传》所谓“正家而天下定”。
社会变迁往往以文化变迁为形式。传统文化的符号价值系统，经过重新阐释与建构，能够成为新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而此文化的连续性又使社会变迁过程中群体的文化认同得到维持。台湾经验之实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追求的理想之间不免存在差距，但客观地说，其成就已远远超过了单纯文化认同的维持，而是通过三民主义的接引过渡，使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在现代世界重新得到确认。
几点启示
国民党迄今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在大陆和在台湾两个阶段，失败成功，判然分明。但成败的原因却同在其处理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以文化价值作为政治运作的轴心，“政作民之所好”，则兴；反之，把集团利益置于天下人利益之上，“政作民之所恶”，则败。
王夫之《读通鉴论》论文化与政治之关系云：“儒者之道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分，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亡。”儒者虽能“以人存道而道不亡”，但其为天下苍生计，总是要经世致用“为王者师”，希望“天下以道而治”。但是，千百年来，道统总是受到政统的抑压摧折，故朱熹愤激而言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即是如此。只是一败再败之后，退居一隅痛定思痛，才终有所悟而回心向道。在这“匪惟由人，盖亦天数”的感喟之中，得道者昌，逆道者亡，应视为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
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在理论上说可以在三个层面进行，即管理文化的建设，经济学范式的建立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设计。就东亚那些可以称作儒教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日本的突出成就在管理文化方面。新加坡达到了第二个层面，即儒学精神渗透到其所使用的经济理论范式之中。但是，唯有台湾，是先立乎其大者，把儒学的社会理想自觉当作追求的目标，因此，不仅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在多层面立体进行，而且几十年努力的成功，直接成为中华古老文化的复兴。这样的运动，是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亦不是仅仅靠民间社会自发地发展，还必须有政府的倡导，有政治领导者的自觉；上下贯通，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时代潮流。这是启示之二。
中国大陆改革已结束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而开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在建国方略不仅已经抛弃了斯大林模式，也已开始反思具有浓厚欧洲中心论色彩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五阶段学说。但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特色呢？窃以为它不应是指相对于经典理论中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生产力高度发展而为言的“人口多、底子薄”，那只不过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的托辞。中国特色在其文化，在其独具特点的社会理想和人生原则。明乎此，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东方式现代化社会模式及其道路的具体化。
如果这一切能够成立，那么，启示之二对我们就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适者生存的市场是人的自然。市场理性是一种盲目的必然力量，它要求把一切事、物和价值乃至人本身商品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强调“化性起伪”。“伪”即是文化，是对自然之性的超越。“均富安和”是人的文化理想，而不是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好的”中央政府来保障它的实现。
全盘西化不仅不是必然的，也远不是必要的。现代化之初，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群体差异都带有一定必然性。在社会结构重组的过程中，民主是一把双刃剑，极有可能毁掉发展本身。因此，新权威主义不仅无法回避，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某种合理性。不能不承认，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们才能进入“政治——经济——社会”三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圈。这是启示之三。
最后的启示来自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反思。也许国民党当民确实是在效法先王力行仁政，但却不能因此即自以为圣王再世，而把一切与自己不同的声音均斥为异端。儒学是建设的，执着的，亦是批判的，反思的。作为三民主义之实践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民权主义方面乏善可陈，因而遭致了象徐复观这样政，这场运动的发展无疑会更健康，成果亦更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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