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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市委写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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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7/23 出处：历史研究 |
作者：史义军
1973年9月1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以下简称上海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和“罗思鼎”笔名的由来，当年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先生回忆说，“罗思鼎”写作组形成时间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是复旦大学的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取义于1963年发起的“学雷锋运动”中间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并非出于市委的事先安排。上海市委成立写作组并调用复旦的原班人马，时间要相对延后许多，而且市委成立写作组之后的首任组长是金冲及（后任职于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的主编，著名党史专家），在金冲及随石西民进京之后才由朱永嘉继任组长。
1967年1月，张、姚掌握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后，宣布以复旦大学原写作班子成员为骨干组成他们的“工作班子”。
1968年，文革运动深入之后，写作组原来批判刘少奇的任务已完成，写作组早期的批判任务就告结束，人员分散到各工宣队里面去了。由于《红旗》杂志原来的人多被打倒，姚文元主管工作后，在1968年秋经过毛泽东批准，调朱永嘉、肖木（后任王洪文秘书）等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为《红旗》杂志组织稿件，他们为此曾经主持过很多次座谈会，例如文科大学座谈会、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等，还组织过从工人中间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这个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推广，就是著名的“七二一”经验，武汉就有些工厂曾经兴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红旗》上海组稿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不少关于“黑线专政论”的文章。1969年夏，张春桥到上海，请几个还未进入仕途的高校教师和写作新秀到自己寓所，名为一起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样本，实际上是对他们进行“思想交底”和“路线交底”。
1971年7月，在张、姚的提议下，正式成立了新的上海写作组，基本成员就是那些高校教师和写作新秀。今天的大名人余秋雨先生当时刚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就曾经在这个新的写作组工作过，被分到文艺组，就是所谓的“石一歌”。这个写作组共分五个组：哲学组的笔名为翟青，历史组的笔名为罗思鼎，文艺组的笔名为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等。”写作组工作职能也扩大了，除写作外，还负责为张春桥、姚文元收集各种资料，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文化，无所不包；从上海到各地，从地方到中央，无所不有。
写作组还以“调查”为名，如外贸调查、造船工业调查等等，为“四人帮”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炮弹”。不仅如此，写作组还通过编写《党史》、《一月革命大事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等，为“四人帮”捏造功绩，树碑立传；通过“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农村所有制过渡调查”、“阶级关系调查”等“三大调查”，为拼凑所谓“张春桥思想”提供根据。
充当高参，是上海写作组活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那几年，写作组为张、姚的活动献计献策。如1975年底，张春桥写信给朱永嘉，要他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说什么“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写文章，甚至不是为了写文章。”不久以后，朱永嘉就通过信函向张、姚提出，批“四个现代化”，以攻击“引进”作为突破口，并进而提出要张、姚抓《毛选》五卷的出版，抓“编写党史”，抓“中央起草班子”，以便把“号令权”控制到手。
上海写作组的头头通过许多渠道同“四人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张、姚给写作组直接下达了大量的指示。打倒“四人帮”后查获，从1967年至1976年9月，张、姚给写作组的批示就达370件之多。
从党的十大到“四人帮”覆亡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写作组及其下属各组以罗思鼎、康立、石仑、翟青、方海、齐永红、梁凌益、戚承楼、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方岩梁、石一歌、任犊等八十几个笔名，在《红旗》等报刊上发表了大批文章，其中利用历史搞影射的文章就达一百五六十篇之多。仅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发表在《红旗》、《人民日报》上的所谓重点文章就有十二篇，几乎每月一篇。这类史学文章，按照张春桥的旨意：“讲历史都是讲现在，讲历史都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打着“讲历史”的幌子，大搞古为今用的影射史学，影响很坏。
上海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共有八种。最主要的是《学习与批判》，此外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名义上是上海师大学报)、《自然辩证法杂志》以及文艺、哲史经、自然科学三个《摘译》。
《学习与批判》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招牌，实际上，它是上海写作组一手包办的帮刊。罗思鼎的头头自称它就是“同人刊物”，“就是搞一家独鸣，不搞百家争鸣。”它的稿件，除少量投稿外，主要由上海写作组直接根据“四人帮”的指示，或主动配合“四人帮”的活动，自己拟题写作或请人写作。据粗略统计，这类文章近七百篇之多。
《学习与批判》自创刊号起，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不少是以谈论历史为名的文章，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
正因为《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四人帮”将它广泛推销，甚至将其发往香港出售，扩大影响。“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亲信洋洋得意，自吹《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好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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