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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玉忠:新儒家怎成了“政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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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7/23 出处：早报网 |
我主张法家，可还是尊敬许多新儒家的。法家治世的中华原文明已经逝去两千年，怎能指望国人很快恢复其历史记忆呢？再说经历一百多年的西化教育，国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大大退化了，中国古典政治学、经济学整体尚中的思维方式除了中医（中医是中华原文明的“活化石”），其他人是很难理解的。
国内外有些人研究儒家是真诚的，他们可能对儒家的政治、经济主张不甚了了，不过真的相信通过儒家教育能出更多圣人。新儒家大多主张儒法并用之类，他们许多人不知道在桓范（?-249，他在《世要论》中正式提出德刑“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以前，这种想法几乎没有市场；大黄金时代（柏杨语，指法家全盛时的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1世纪末）人们讲的是道生法，以法治国——法家早就论证过，也经过太多事实检验——德不能生德，只有“法生德”、“威生德”、“力生德”。
和中国极大多数人一样，笔者也曾受儒家影响，几年前还有幸和几位现代“大儒”有一面之识，当时尽管对工业时代“圣人”没有经济天下的具体主张有些失望，还是感觉人家必竟有自己的想法。
最近，当我听到新儒家一位领军人物夸夸其谈新儒家是某个太子爷的项目，并得到了某些大员的支持时，我愤怒了——难道新儒家不该将这些东西早就告诉世人吗？何必装成天生圣人的样子，他们最初都是研究其他领域的学者嘛，只是受到资助才转而研究儒家的。
圣人也罢，思想家也罢，学者也罢，普通人也罢，我想思考问题都要出于本心，不能骗人，挂羊头而卖狗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读被儒家篡改得面目全非的中华文明典籍，这里还有不谙事故的孩子，新儒家怎能这样欺世盗名！
听说最近上海出了一所名为“孟母堂”的全日制私塾（《东方早报》，2006年7月10日），那些家长不会知道，中华文明在儒化以前，曾是最早反对剥削，反对封建，反对专制的国家，中华法家原文明从黄帝算起持续了三千年，大黄金时代从战国至西汉持续了四百年——那才是中华原文明本身，那时没有什么外儒内法，儒法并用，我们的文明本身就是法家啊——那里没有贪污、没有腐败、路不拾遗、犯罪率几乎为零……
经世致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国家或个人资助的某些学术研究是值得提倡的。但不能因为你的项目受到强有力的资助就用来压制别人，以为自己了不起，无论这个资助的人背景有多深，级别有多高，大家学术上都应该是平等的。大陆新儒家成了“政治项目”就取得了他的历史合法性吗？我看未必！是什么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原始化，是什么使中国的技术能力长期停滞，是什么使中国古典政治学、经济学被埋进历史上千年，是儒家啊！当十九世纪西方文明到来的时候，儒化的中华文明再也无法抵御西方文明的入侵——中国知识精英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很快就殖民化了，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西方人在中国建立殖民地没有成功，但文化殖民却十分成功。
就像我们不能因为印加人经济上卓越的互惠体制回到原始思维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西方科技先进一时就学西方建立在一神论世界观之上的局部二元思维，必竟道家（不是道教）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和整体尚中思维是先进的东西。
笔者注意到，受到西化教育的国人理解中国古典政治学损有余、补不足，调节轻重，达到百姓均平的理论很难，这主要是受了西方落后的局部二元思维影响。比如我同西方朋友讲法家，谈到整体可以比作一个圆（或太极图），他们常把这个圆当成“NOTHING”，而不是“SOMETHING”，尽管我用系统论向他们说明整体具有自己独立的性质，可一旦应用到具体政策方面，他们就说不可能。事实上西方人只有二元对立思维，不是主张有产者少数利益集团掌权就是无产者大多数利益集团掌权，其它情况都是宣传上的骗人手法——他们不会懂得整体尚中思维支配中华文明长达数千年之久！
每当笔者说西方是个比原始文明高级，但却是相对野蛮的一神教文明时，好多人都会睁大眼睛注视着我，他们马上会举出芯片之类例子向你证明西方文明才是人类最先进的文明——这些朋友忘记了，中国科技先进于西方至少达6000多年，落后的原因是文明的儒化，假如你讲经济人家就说你是好利之徒，你讲科学人家就说你是小人，西方还会有出现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科学吗？不会的！当中华原文明被儒化后，技术革新不再得到国家的公开鼓励、经济学的发展到西晋也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华原文明在东汉末年就全面解体了，读杜佑《通典》，至今我们仿佛还能听到当时工业管理体系和全民监督体系崩溃时，崔寔、徐干那样的学者近乎绝望的声音。
是的，西方文明有些东西要借签，但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实在是学西方学过了头。比如政治学和经济学，我们四千多年前就搞了部门分权监督，知道它的局限性，才搞了全民监督，可今天中国西化的知识分子们却以为三权分立是终极真理；还有外贸，法家经济学不讲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得物为胜，得币为亏。《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最近报道说中国2006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为614.5亿美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了55%。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啊，许多人竟然把他当作经济运行良好的象征。当然不能全怪今天的学者，因为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即轻重理论早就被人淡忘了（《管子》轻重十六篇和《盐铁论》中保存得最完整），公元266年，晋武帝司马炎感叹：“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
今天中国政治精英也讲和谐，但他们却不会读已经出土几十年的《黄帝四经》（有人称《黄帝书》，相当于中医的《黄帝内经》），你想登上月球，却不研究火箭，行吗？光大肆宣传，磨破嘴皮子也没有用啊！“应化之道、平衡而止”后面有太多的经济、政策工具，中国的政治家怎能不学呢——光调整收入分配哪能解决本质问题，说到底还是西方政治经济学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二元思维方式！
我们知道，东方文艺复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只能走下去，因为那是中国和人类唯一的未来！中国新法家不惧怕太子爷，也不惧怕高官，更不惧怕那些金玉其外的现代圣人——我们相信真理是“可参验”的，胜利属于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中华法家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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