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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年（1966-1976）我们怎样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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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7/15 出处：世界知识 |
马小军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段历史已经远去，记忆却并未完全从中国人的心中褪尽。因为那十年几乎为每一个中国人或中国的家庭，烙下了无法抹去的历史印痕。但是，对于那十年中封闭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看法，大约已不再会有更多的人记起了。其实，细忖起来，在那十年里，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却存在着如此众多的待解之谜，存在着如此多的看似相互矛盾，彼此间却又有着如此深厚的逻辑关系的事件、人物与情景。这些，即使放在４０年以后来检索与审视，仍足以引起人们绵长的回味与沉思。
不久前，在北京著名的“７９８·百年印象”画廊，参观友人王端阳题为“Ｃｈｕｒｃｈ·１９６６”的摄影展。影展的缘由是整整４０年前的一场浩劫。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从而使红卫兵运动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８月２３日那天，被天津老百姓称为“法国大教堂”的著名天主教堂，被天津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抄砸，主教与神职人员惨遭批斗。时为天津一中高三学生的王端阳以红卫兵的身份亲历现场，并用一部苏制雅什卡相机内仅有的１１张黑白底片记录下了这场“浩劫”。照片被放大成１００ｃｍ×１００ｃｍ的巨幅尺寸，经过电脑处理后，万头攒动的历史细节依然令人心灵震撼。笔者注意到，愤怒的红卫兵们在无情地批斗神父、捣毁教堂之时，把毛泽东的画像高悬到了教堂顶端十字架的上方。那时，一般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外国的认识一概来自政治教育。西方国家自然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大多也都“变修了”，与此相联系的一切历史宗教文化等，统称为“封资修”，俱作为“旧世界”的“四旧”纳入破除摧毁之列。作为同龄人的我，不由记起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曾语重心长地勉励那一代青年的嘱托：我们这一代人将亲身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曾几何时，当时年仅十几岁的我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随时准备投身到伟大的世界革命中去。这就是那一代中国青年的革命理想。这就是当时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就在７９８的参观现场，笔者遇到一位操着流利中文的英国先生。此人边看展览边啧啧称愤，待见到摄影者本人自然更是大肆地抒发了一番批判愤忿之言。从外表判断，此公大约是与我们同龄的那代“欧洲红卫兵”。１９６８年，就在中国文革的同时期，法国的学生一马当先，欧洲各国青年集体跟进，在巴黎和各大城市手持“红宝书”，示威游行，占领学校，筑起街垒，与军警对抗，掀起１９６８年法国—欧洲的“红五月”风暴。果然，经我和端阳兄仔细询问，身旁这位风度翩翩的英国绅士，正是当年欧洲红卫兵运动中的一员。他说第一次来中国是１９７３年，当时不知是否怀抱世界革命的理想而来？而今，他们这一代人早已成为欧洲社会的中坚了，令人不胜唏嘘。
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历史。这就是当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然，历史并非全部于此。
６０年代中期，经过战后２０年休养生息，欧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欧洲人开始规划并着手实践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尤令今人反思的是，在战后的历史中，欧洲政治曾长时期出现了左翼政党执政的局面。欧洲各国痛定思痛，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使得西方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在并不十分漫长的时间中，得以刷新完善，趋向于成熟化。同时，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在美国经济的带动下，以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的崛起为动力，出现了连续几波的增长。以电子技术、核技术和航空宇航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已酝酿躁动于腹。美国和苏联在宇航科学领域展开激烈竞赛，载人航天技术与时俱进，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地把美国人送上了月球。同时，美苏两国的战略核武器射程越来越远，爆炸当量也达至极限。此时，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欧洲知识界，已关注到了人类即将为经济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然而外部世界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十几年来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基本上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国来说，是那么陌生。
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说，６０年代是一个如火如荼的年代。整个６０年代，民权运动与席卷全美的反越战运动联袂而来，成为美国社会中蔚为大观的政治生活景致。肇始于１９４５年的世界非殖民化运动方兴未艾，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一大批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开始走上正常发展之路。这些新兴国家占了联合国成员国的绝大多数，在冷战时期他们常被称为“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而今通常称之为“发展中国家”。
这一时期，正值冷战高潮。东西方的对抗趋向白热化。美苏在核武器层面展开的战略竞赛日臻激化，地球在理论上已可以被摧毁十几遍。核冬天理论以及恐怖的核均势理论，开始警醒世人。美苏之间的战略核竞赛已开始渐露疲象，终于在７０年代初启动了马拉松式的核裁军谈判，人类避免核毁灭命运的曙光初现。正是在此基础上，７０年代以后出现了与军备竞赛逆向而行的美苏缓和局面。１９７５年，规划欧洲未来安全与和平的《赫尔辛基协定》问世。
正是在此时期，中国成功地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闯入了核大国俱乐部，并加快了研制战略运载武器的步伐，当然，也大大地增添了外交自信。中国与苏联，这两个东方阵营大国之间的分裂，为冷战凭添了新的内容与变数。１９６８年８月苏联军队入侵布拉格，以坦克实践了所谓“主权有限”的理论，开启了东方阵营中不正常国家关系的先例，也成为了预示苏东集团瓦解的先兆。引人注目的是，在冷战时期惟一的东西方对抗的热点越南，中苏这一对已经闹崩了的“冤家”，却不遗余力地共同支持着河内与华盛顿的军事对抗。１９７３年，美越在巴黎签署了停战协定。即使在世界其他热点地区，中国与苏联支持的对象也大同小异。而在联合国，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也始终不渝地为中国重返联合国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召开。此前不久，中国与苏联在东北边界的珍宝岛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举行了有４亿民众参加的集会和游行。３月中旬，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国防部长先后发表攻击中国威胁的言论，并决定斥巨资建立旨在对付中国“民兵”的导弹防御体系。“九大”政治报告对其时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一天天好起来。
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它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这是中国的光荣。它们猖狂反华，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反而激起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今天，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帝、修、反，而是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它们大打，准备它们早打，准备它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它们打核大战。
真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一时之间，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已尴尬地陷于腹背受敌之境，“两个拳头打人”的滋味并不好受，中国似乎再次出现了近代以来的民族存亡危机。如此战略危局，呼唤中国的政治领袖立即做出高屋建瓴的、大气魄的、破局性的战略谋划。
１９６９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开始对国际战略形势展开研判。１９６９年，中苏在中国西北和东北边境地区爆发了因领土争端导致的战争。于是，西方媒体中有关苏联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种种传言接踵而来。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了秘密会晤，中苏之间也许因此而避免了一场本来有可能发生的恶战。同时，中美之间的接触也加快了步伐。遂有“小球转动大球”和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外交佳作。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准绳，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重，在短时间里，毛泽东的外交大手笔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被动的外交局面。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几十年难以解决的外交僵局被一个个突破，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成就接踵而来。到“文革”结束的１９７６年，中国已与主要西方国家和亚非拉美主要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当年，毛泽东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初衷，若说是未雨绸缪，已着眼于十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显得牵强。然而，历史发展至此，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赖以实施的外交平台已基本确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具备了基本的国际环境，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可以想像，若无此外交铺垫，１９７８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何以展开？此为历史风云际会即历史的偶然性使然，还是偶然中蕴含着历史之必然？这正是需要今人求解的历史之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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