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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语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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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7/14 出处：早报网 |
陈季冰
复旦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知名学者沈丁立先生在发表于本报的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一个极具见地的观点，他认为，作为久远的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载物，传统汉字（俗称的繁体字）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将会成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沈先生为此呼吁，“在我国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理应逐步考虑允许简体字和传统汉字获得学习和使用的同等地位。”（见《传统汉字是一种软实力》，7月6日东方早报C7版）
正如沈丁立先生所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核心载体，在世界各个文明的演进历史中，它一直居于首要位置。我非常同意传统文化是中国的软实力这种说法，当然，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元素也有正面与负面之分，正面的或许可以称软实力，负面的则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传统文化包袱。我对于该不该恢复传统汉字的地位没有自己的明确主张，但我认为，一种传统文化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和命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人为可以创造的，而是取决于它在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势的外来文化挑战时反应出来的适应能力。因此，在中国以及东亚各民族近代以来现代化历程的背景中审视汉语和汉字，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传统汉字的未来。
建立在传统汉字基础之上的古代汉语是一种“帝国语言”，它与近代以前以中原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典型的“帝国语言”还有拉丁语、希腊语和古代阿拉伯语等，至于英语是不是已经加冕当代“帝国语言”，则是西方左翼文化学者讨论的热点。按照西方学者的研究，“帝国语言”通常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特征：
第一．“帝国语言”是一种以书面为主的语言，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掌握并使用帝国语言。即便在帝国境内，也很少有人母语是操帝国语言口语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各种民族语言看作帝国语言的方言。罗马帝国诞生以后的一千多年里，拉丁语一直是整个基督教欧洲的唯一书面语言，然而，欧洲各国都有自己不同于拉丁语的母语。几乎没有一个欧洲人用拉丁语与自己的母亲交流，但不同的欧洲国家都用这种语言来记录知识，他们之间的交流桥梁也只有通过拉丁语。在中国，大约自先秦始，民间口头语言就开始与官方文言文分离，到了宋代，现代口头白话文的构架已基本成型。在古代，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中国人既看不懂、也听不懂典雅的文言文，相反，受过良好教育的朝鲜人、日本人、琉球人和越南人却能够自如地驾御文言文，虽然他们的口头母语是与汉语完全不同的“外语”。
第二．“帝国语言”是一种宗教语言，具有所有世俗口头语言所不具备的神圣性。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拉丁语是欧洲所有国家出版圣经时被认可的唯一官方语言，也是举行宗教仪式是使用的唯一语言。在穆斯林世界，直到20世纪初，阿拉伯语还是出版《古兰经》和向安拉祈祷时的唯一合法语言。按照伊斯兰教的律令，在做祷告时如果使用其他语言，真主是听不见的。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情况。不过，由于具有很强的道德教化和规范人间秩序的功能，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基本上取代了宗教的地位，成为古代中国君临天下的神性力量，而典雅庄重的文言文一直是传承儒家经典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以书面汉语为载体的儒家思想，中原帝国才有可能将她的统治力扩展到经济科技落后的古代简直无法想象的广阔疆域，并远至四夷。即使是作为异族的满人入主中原后，也不得不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接受书面汉语这一笼罩着神圣光芒的“帝国语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名研究表明，地方方言对古老神圣的帝国语言的胜利，是“现代性”形成以来西欧民族主义运动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见《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第1版）。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东亚：近代以降，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之下，建立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上的传统东亚国家秩序宣告解体，东亚各国主动或被迫地融入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经过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东亚各国相继完成了民族国家的重构，至此，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平等的国际新秩序。从文化的视角看，东亚各国摆脱传统“朝贡”体制的关键性的一步就是确立自己的民族语言为官方正式书面语言，以取代汉语的地位。实际上，这一运动早在西风东渐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已悄然开始，但真正完成却要等到20世纪。除了古代中华帝国的威仪经常力所不能逮的日本以外，其他东亚国家在语言文化“独立”的过程中大多采取了全盘抛弃汉字的激进方式，越南甚至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了语言文字的拉丁化。即便是中国自身，“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也完成了对传统汉语的全面改造，更为激进的“新文化”斗士则提出过将汉字拉丁化的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造汉字的宏伟规划被搁置，而现在中国大陆使用的官方简化汉字则可被视为这一改造计划中的一个折中产物。
极端地说，我们现在虽然仍然在使用汉字，但由于语法结构和词义的巨大变化，现代白话文与古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同一种语言，现代汉语不过是借用了古汉语的基本元素而已。进而言之，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现代白话汉语、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东亚民族语言看作是书面文言汉语这种古老而神圣的“帝国语言”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方言，它们之间的关系与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同拉丁语的关系异曲同工。
置于这样的背景中，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传统汉字及传统汉语的未来：在当代，由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格局已经彻底取代了昔日不平等的帝国体系，连同传统汉语和拉丁语等在内的帝国语言作为古代帝国的文化统治工具，注定将走向死亡，它们最终的安身立命之所是文明的博物馆。
不过，今天的世界和东亚都已告别了20世纪的革命激情，当我们在以“回归传统”为主流的当代语境中再度检视传统汉字和传统汉语时，便不难发现它身上蕴涵的丰富价值。我时常想，在当代中国，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多少还是能够读懂一些古代典籍的，而在朝鲜、韩国和越南，恐怕只有专门受过古汉语训练的人士才有可能读懂他们国家的古代典籍，这种与历史完全割裂的状态是不是多少会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就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的“国家的文化精神分裂症”（见《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46-166页，塞缪尔·亨廷顿著，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呢？
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应当谦逊而诚恳地承认：汉语，尤其是书面汉语，不是我们中国大陆一家的私产，甚至也不是包括台港澳同胞和新加坡等全世界华人的私产，它承载了所有东亚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因而是东亚各民族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我相信，如果我们把“汉字”说成是“中国字”，一定会遭到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坚决反对。
一旦以这样开放和谦卑的心态来处理汉语/汉字的改造和发展问题，我们就有可能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21世纪为传统汉语和汉字开辟一片意想不到的崭新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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