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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学生湘西支教一年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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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7/12 出处：新京报 |
十名香港学生习惯了吃辣椒但不习惯内地传统教育方式，他们采用多种活泼教学方式，将新的教学理念带入农村学校
■核心提示
他们是10名香港大学生，港澳地区首批以青年志愿者身份来内地支教的学生。
他们带着蜡烛和酱油上路，穿着学校给他们定做的苗服返港；
他们变“上课”为“游戏”，每周爬山越岭做家访；
他们改变传统师道尊严，和学生建立平等朋友关系；
他们努力培养学生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最关注被忽略的“差生”提高成绩；
他们困惑于自己的教学方法，但也将系列新的教学理念带进农村学校。
本报记者 钱昊平 湖南报道
7月4日，谭慧欣的最后一堂课。她将通讯方式写在黑板上，并向学生们赠送了香港风光的明信片。之后，10名首批港澳地区赴内地支教的志愿者结束一年湘西支教生活，返回家乡。
7月2日，在马颈坳中学支教的冼骏强穿上解放鞋准备去家访。为消除与家长的隔阂，他平时都穿当地人常穿的服饰。
7月2日，冼骏强在学生家家访。由于天气比较热，他自己带了一把扇子。
7月4日，何家其和学生拉钩。他答应学生再回湘西看望他们。
7月3日，在河溪中学支教的谭慧欣在宿舍整理行李。墙上贴着学生们的绘画作品。
7月4日，河溪中学，支教老师何家其的最后一堂课。他将期末试卷分发给学生，并给每个学生写了一句评语和祝愿话。
7月4日，谭慧欣的学生拿着刻有各自名字的钥匙扣和老师合影。这些钥匙扣是谭慧欣在香港为学生们定制的。
7月2日晚上，矮寨中学的潘嘉琪（中)和学生在河滩上野炊。这是校方为支教大学生们举办的欢送晚会。
23岁的香港女孩潘嘉琪身着一套红色苗服，繁复的花样像朵朵浪花。
7月4日，德夯的气温32摄氏度。家最远的孩子赶了40多里山路，来为“香港老师”送行。
潘嘉琪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去年8月26日，她和两名同伴一起，来到湘西吉首的矮寨中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
同一批到来的共有10名香港大学生。这是港澳地区首批以青年志愿者身份来内地长期生活、支教的香港大学生。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接见他们时称，“支教计划是一个创举。”
支教一年之后，潘嘉琪得到了学校专门为他们定做的苗服，也克服了不吃辣椒的习惯。
她和学生之间朋友似的师生关系、互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也让矮寨中学的校长高拥军印象深刻，“这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也改变了传统师道尊严的看法，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带着蜡烛和酱油支教
来到湘西，潘嘉琪准备的行李中有蜡烛、酱油、味精。这是十名香港大学生的“统一装配”，有的还带了饭锅。
“当时听说过一些内地大学生支教的情况，有的地方水电都困难。”这位有着咖啡色皮肤的女孩笑着说。
去年5月，临近毕业的潘嘉琪在香港《成报》上看到了香港大学生到内地支教的招募计划。
项目由香港公益组织新一代文化协会和安利公司赞助推出，计划在香港招募10名大学生到内地支教，要求是应届或毕业不超过三年的学生。
潘嘉琪学的是社会学专业，当时已与一家公司初步达成就业协议。“但我还认为这是一种诱惑。”她重新做了选择。
她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潘嘉琪在上学时就经常到孤儿院等慈善机构做义工，在家人看来，到内地农村支教，这是一个丰富人生阅历的机会。
她和另外9人经过3轮面试之后，从96个报名者中脱颖而出，面试有综合知识的考查，“起码要普通话过关”。
安利公司为他们每月提供来回路费和600元的伙食费，结束支教后，还会有7万元的奖励。“这个我们到了湘西才知道的。”
去湘西之前，潘嘉琪在香港、清华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分别接受了“支教工作和日常生活”、“国情教育”、“教学支援”等培训。
尽管如此，这位在香港长大的姑娘对于农村仍然是陌生的。一年之后，她还不认识河边的禾苗，问“是不是野生的”。
香港大学生到内地支教计划得到了国务院港澳办的支持，最后放在了湘西吉首市三个学校。“这三个学校条件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
学校有14个教学班，800多学生。上学期教音乐，这学期教初一英语。
“这里比我们想象得好多了，什么东西都能买到。”潘嘉琪被安排在矮寨初中，这里在山坡上能看到梯田，学校就在山脚下，绿树掩映，不远处就是一道溪流。
英语课上成“体育课”
上学期，河溪中学的一次英语课被上成了“体育课”。任课老师是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谭慧欣。
这位24岁的女孩是十名支教学生中较为“专业”的一个。她毕业于中文系，并拿到了教育文凭。
她的教法让班上的学生胡远东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刚学完26个英文字母，“谭老师说不上课了，大家一起出去玩。”
到了操场上，老师让班上50几个同学围坐成一排，每人发了26张卡片，分别写了26个字母。
“都不知道老师要干什么。”胡远东说。过了一会，谭慧欣告诉大家“做游戏”，并说了游戏规则。
一个女生先站起来跑一圈，走到一个同学后面扔下一张卡片，但这个同学不知道。这样就算输了，必须将卡片上的字母大声朗读出来，一读就是10遍。
也有扔卡片时被发现的，这样扔卡片的人就算输了，他就要将所扔卡片上的字母大声朗读10遍，然后接着下一轮游戏。
“我们很开心，以前老师上课从来不让出去。”胡远东说。
该校初三年级班主任梁富豪以为他们是在上体育课，就过去参观了。不到一会，其他没课的老师都来参观了。
“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玩的教学。”梁富豪2002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说，这和传统的教学方式完全不同。
后来，他又专门观摩了谭慧欣课堂上的教学，她让学生轮流读单词，有些学生读着读着就做起了鬼脸，惹得哄堂大笑，还有的按照单词做出了动作。
“学生上课做鬼脸，我们会被认为是破坏课堂纪律。”梁富豪说，相比之下，内地的教学确实过于古板。
“只对公式感兴趣”
同去支教，冼骏强一开始采取的教学方法却不怎么受学生的欢迎。
冼骏强200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机械专业，被安排在马颈坳中学，教初二物理。让他惊奇的是，这里的学生好像“只对公式感兴趣。”
冼骏强在中学时接受的是启发式教学，老师一般都会说很多例子，可能是书本上没有的，但在生活里可能会用上。“
他给学生讲“凸透镜”这一章节时，先简单说了光和线的原理，然后开始启发，列举放大镜、显微镜、投影仪的例子，让学生去想，为什么这些仪器会达到一定的效果。
“学生们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冼骏强有些失望。他发现学生们习惯的方式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知道公式之后，按照公式去做练习题。“
冼骏强最后还是改变了教学方法，先说凸透镜原理，然后再说投影仪原理，一步一步讲下去。
“多一点耐心好了”。他意识到，学生接受方式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潘嘉琪在和学生及家长的相处中，也发现了一些自己不大理解的事：
山里的孩子认为打工比上学还好，挣点钱买件皮衣就是很好的事情。
山里孩子的父母不关心子女的成绩，因为看不到读书的好处。
山里的孩子自理能力很强，会农活，会洗衣做饭，也会在夜里翻墙头跑到街上的网吧，会打游戏、会用QQ聊天。“但却不会用网络搜索，不会使用E_mail”。
是否要和学生平等？
听到有“香港老师”来教他们，马颈坳中学的初二学生最关心的是，老师长什么样子。
“短头发、戴着黑眼镜、有点胖”，15岁的梁安秀回忆第一次见到冼骏强时的样子。同学们的感觉是，“老师不像电视上看到的香港人”。
但他们很快发现了老师的特点———很好相处。他经常在下课时组织学生做游戏，还会跟男生一起打篮球，“以前从来没见过哪个老师跟我们一起玩。”
班上同学的眼镜坏了，冼老师星期天带他去吉首配眼镜时，还带上了好几个人。“我们还吃了‘德克士’（一种外来快餐）的炸鸡腿。”梁安秀说。
更让他惊讶的是，冼老师生日的时候还叫上了好多同学一起去他的宿舍吃蛋糕。
“他们用奶油将我糊成了蜡人。”冼骏强大笑。他也发现，最初很羞涩的学生们和他在一起一点拘束都没有了。
“在香港，老师和学生之间就是一种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冼骏强觉得这些很正常。
在马颈坳中学校长黄绍荣看来，这种平等在当地的师生之间恐怕一时还难以建立：“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受孔孟之道影响，讲究师道尊严。”他说，但实际结果不是学生尊重老师，而是怕老师。
尽管他也觉得老师和学生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但是，“这个弯恐怕一下子也转不过来。”
德育“盲区”
吉首市河溪中学去年安排了三名支教老师，两女一男。
今年3月，“弯腰拾脏、美化校园”在全校展开，这是三名支教老师看到农村学校的卫生习惯差而发起的活动。
“应该说通过这次活动，校园的环境确实得到了一时的美化。”学校初三年级班主任梁富豪说，但这样的活动在学校里搞得太少了，主要就在学雷锋日前后应景搞一搞。
支教老师朱小媚也觉得，在当地学校里这种培养学生责任感的活动太少。
24岁的朱小媚去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英语专业。她在香港读小学和初中时，几乎每一两个星期就会去孤儿院、敬老院一次，或是到公共场合从事义工活动，到大学也一直如此。
“所以我们到偏远穷困的地方支教，不会有什么人会觉得不应该。”
支教的大学生到达湘西后，根据项目要求，每周都要去家访，最远的要步行20公里山路，翻好几座山头，有的还没有路，要坐船才能到。
家访过程中，她就发现孩子不是没有爱心，看到家里老人上床不方便，孩子也会扶老人上床。
“一旦到了社会上，好像孩子身上的这种习惯就缺失了。”朱小媚说，这说明不是孩子们没有爱心和责任感，而是没有人去引导他们。
河溪中学校长覃爱国觉得“社会责任感和爱心教育是当前教育的一个盲区。”
但作为一名校长，他想过改变这个局面，但他有他的苦恼：如果每周来一次这样的活动，将会占去老师多少的教学时间？占去多少学生的学习时间？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愈演愈烈的考试大战，“虽然我们喊了十几年的素质教育口号，但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又有什么办法？只好为了教学牺牲德育。”
谁是“差学生”？
期中考试，最让李树荣开心的是一个考了71分的孩子。
李树荣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他来到在马颈坳中学支教后，发现这里的学生基础差距很大，他所在的班级有的成绩很好，有的连26个英语字母也不会写。
他发现，内地的老师有“抓优放差”的倾向，对差学生几乎不管。
“我自己也曾经是个‘差学生’”。李树荣笑着说，他在中考前一年的英语成绩就很糟糕，但他的老师没有放弃他，在假期组织同学帮他，测验之后第一时间批改李树荣的作业，最后他顺利通过了中考。
这个考71分的孩子上次地理考试只考了9分。李树荣找到这个孩子，肯定他是个聪明的学生，并表扬他回家干活时的勤快，“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李树荣说。
他说，在香港，不论学生成绩是好是差，老师都能一视同仁，总会表扬成绩差学生其他方面的优点，比如运动、音乐方面。而这方面，内地老师好像并不重视。
校长黄绍荣说，李树荣和他交流时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可李树荣的观点，但是，在升学率重压之下，为保证升入高中的人数，老师不得不重点抓几个好学生，保证考试时出成绩。
就拿校长一职来说，学年结束教育局要对他进行11项指标的考核，其中教学这一块就占了40%，“我能没有压力吗？”
在学校，朱小媚还兼了一个班的副班主任。“班主任好像什么都要管。”她说，就像是孩子的家长，学习、生活什么都要管，住校的学生生病了，还要送孩子去医院。
这和香港的班主任有很大不同，他们只是管理日常事务，纪律不好的学生学校有训导组去管，心理不好的有辅导组，再管理不好的还可以求助学校的社工，学生还有自我管理的组织风纪队。
让朱小媚奇怪的是，班主任虽然什么都管，但却什么也不记录，只到学期结束填写一张成绩单。
而在香港，特别注意记录学生平时的表现，旷课、打架、不诚实这些缺点都一直保留在学生的档案，如果记录多了，将来找工作都不好找，所以香港的学生很怕犯错。
“但在河溪中学这里，只要你期末考试好，平时的不良表现都可以一笔勾销。”朱小媚觉得在香港这是不可思议的。
内地的教育者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只是知易行难。
吉首市教育局副局长陈俊杰说，当地现在也在进行课改，逐步用平时的积累代替一张试卷的现象。
“但这条路要走起来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多长我也看不清。”陈俊杰说，从10名支教学生身上，他看到了两地教育的差异，也带给了他很多新鲜的东西。
令他高兴的是，这10名学生回香港之后，今年8月，由安利公司和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将赞助第二批10名香港学生，继续到原来三所学校支教。
“帮助农村地区搞好教育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作为“老支教”，朱小媚已经决定，回去后到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工作，为下一拨支教成员服务，她将在7月14日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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