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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健国：古隆中180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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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6/28 出处：世纪中国 |
——关于恢复“蒋介石隆中题词”之呼吁
1、
“隆中对”1800年了！
其纪念年将在2007年隆重拉开——公元207年， 刘备方兴，依徐庶之举荐，亲自来到隆中“三顾茅庐”，敦请27岁的“卧龙”诸葛亮出山。“先帝”如此“猥自枉屈，求贤若渴”，孔明深为感动，便把在隆中十年研察的天下大势全盘端出，据此提出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千古奇策《隆中对》，遂使三国鼎立，“天下三分”刘备有其一。
今日世界大势似与1800年前的东汉不无仿佛，说是“全球化”百国诸侯逐鹿，实则美中俄三国雄心优先，大有三国鼎立之势。国人在此背景下重温1800年前的“隆中对”，“醉翁之意不在酒”，“隆中对论坛”必有好梦连台。
吾非官人，墨池亦浅，料难参与“隆中对论坛”之类纪念盛典。不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愚者千虑亦有一得”，谨对即将筹备的“隆中对论坛”奉献“一孔之见”：请从恢复1932年蒋介石在古隆中的题词与碑记入手，让古隆中彻底从意识形态的封锁中解放！——无论如何，“意识形态的封锁”既不利于古隆中“有教无类”地贡献“孔明文化”，更有碍于中华文明发扬光大。
古隆中是何时锁入“意识形态的妖雾”之中的？
2、
我曾两游隆中。初游在1977年冬，未得甚解；二游在2006年夏——6月18日——似有所悟。
初游隆中，只是感叹：古之中国，百姓爱心不以帝王为左右，忠武之人虽卑为臣民，其敬仰规格却可远胜庸主昏君；不似“现代化中国”，一切功劳必归功于“开国皇帝”，谁的纪念规格也不能高于“开国皇帝”——隆中能有武侯祠，乃是古代百姓突破“君君臣臣”桎梏，不断发动“天安门四五运动”的“思想解放”之见证。
想当年，后主刘禅虽然深知，“诸葛亮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德范遐迩，勋盖季世”，却并不同意为诸葛亮立庙。蜀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蜀北伐总指挥，丞相诸葛亮“因疾病，卒于军”。消息传出，蜀国军民无不为之震惊悲痛，同时也使蜀举国处于两难之中：虽然孔明“遗命”薄葬，但百姓皆主张立庙纪念。可后主对百姓遵臣忘主极为反感，坚决“不从”立庙意见；逼使群众性的祭亮活动只能“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陷入地下“私祭”的“非法状态”。直到29年后，蜀景耀六年(公元263年)， 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书面向后主刘禅提出了《为诸葛丞相请立庙表》的奏章，后主才勉强“从之”，但仍然坚决反对将孔子明与先帝同等视之的“立庙于成都”——坚决不准在成都昭烈皇帝刘备庙处为孔明立庙，只许“诏为亮立庙于沔阳”——将“亮庙立于与成都千里之遥的汉中郡沔阳”：这充分显示了阿斗深悉帝王之术——若治下百姓都只记得“两表酬天下”的诸葛亮，先帝的威望何在？后主如何长治久安？
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之所以曾被定为“反革命运动”，其文化传统似乎来自后主刘禅坚决反对给丞相诸葛亮立庙——庙以藏主，“宗庙”为“人君之居”，庙为已死皇帝的代称，岂容臣民“僭越”？纪念“相国”周恩来若是有损“毛皇帝”，自然是要“全党共诛之”。这大约可以注释毛当年为何不出席周的追悼会。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皆只在首都广场为“开国皇帝”建“庙“（纪念堂），其原创思想可能都是来自后主刘禅。谁说阿斗无学？其桃李至今满天下！
对比周恩来遗嘱“不留骨灰”、邓小平骨灰撒大海，与诸葛亮“遗命”薄葬（“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是足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只能让人感慨：做中国人，遵守臣节永远是上上策——哪怕“生正逢时”在“改革开放”时代，贵为“总理”或“总设计师”。虽有“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之典故，万不可当真。
3、
令人深思的是，后主刘禅被迫下诏“为亮立庙”不几天，蜀亡就在当年春夏发生了。许多人相信，如果阿斗早一些将孔明纪念由“巷祭”、“野祀”升格为“为亮立庙”，也许蜀国不会亡国，至少不会那么快。于是乎，后来的“食肉者”便开始高度重视“孔明文化”的“导向”，逐步将古隆中纳于“意识形态的妖雾”之中——
蜀亡数十年后，晋封亮为武兴王——晋本是灭蜀者，晋、蜀水火不容，但晋帝却立敌国之忠臣为本朝臣民之楷模；此种高超的政治胸怀和意识形态艺术，足以让今天的中国政治家相形见绌。——民心不可侮，与其堵之，不若导之：将“孔明文化”悄悄官方化。
此法得到后继者的公认，虽改朝换代，“孔明文化”官方化之策却代代相沿。唐封武灵王，并赐庙；宋赐英惠庙，加号仁济；元封“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明洪武时，朱元璋则钦定为“帝王庙，选从祀名臣三十七人，以忠武侯与焉”。到了清代，诸葛亮受到了如同孔子一般的礼遇：康熙对诸葛亮最是崇拜有加。《清实录》载，康熙曰：“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乾隆皇帝较之祖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亲自撰写论文，探讨《蜀汉兴亡论》的原因，指出“人君之用贤与不用贤，关系国家存亡”也。
就这样，本来由民间发起的“孔明文化”，由于历代皇帝的干预，“人民孔明”就逐渐变为了“官方孔明”。此时固然官人争相为亮著书立说，编纂文集，歌功颂德，山东、湖北，河南、四川、陕西、云南，甘肃、浙江等地相继出现了祭祀诸葛亮的各种纪念建筑物，涉及诸葛亮的传记达16部，年谱达9部，匾额楹联达110余幅，祠墓达13处，但是让百姓自然纪念诸葛亮之文化传统，却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4、
从晋永兴年间(公元304年——306年)，驻守襄阳的镇南将军刘弘来到隆中凭吊诸葛亮故宅，命陪他一起到隆中的镇南参军李兴写下《祭诸葛丞相文》——襄阳隆中第一块纪念诸葛亮的碑文出现1700年来，无数寓居或路过襄阳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在隆中游览时写下了无数拜谒诸葛亮故居诗词碑文，但真正到达隆中现场为之题词的国家元首，只有两位，一位是1932年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一位是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由此可见，20世纪，是“孔明文化” “悄悄官方化”的顶峰。
2006年6月18日中午，我陪与江主席同年的母亲来到隆中。在武侯祠山下的一块八阵图园里，母亲发现一块高约十多米的汉白玉巨碑，上面镌刻着江泽民主席1999年5月27日在隆中一游的行书题词：“古隆中诸葛亮故居”。母亲让我给她在碑下摄影纪念，说江主席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代皇帝”；“隆中对”1800年来，江主席是唯一驾临隆中题词赐碑的一个“皇帝”，纪念意义不可等闲视之。我一边遵母命，一边嘲笑母亲孤陋寡闻——其实，还有一位“皇帝”也来隆中题词赐碑：如果1932年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来隆中题写的碑文也在，那么隆中是有两个“皇帝”御驾题词赐碑。若让母亲一并照相，该多有历史趣味！
据《隆中历史沿革》（作者丁宝斋）说：“民国二十一年(1932)蒋介石到隆中。襄阳地方政府修筑自襄阳城至隆中的公路，征集民工13000人，开挖土石方23000立方米，修桥三座，涵洞三处。 蒋介石为隆中题写了匾额、楹联，举行祭祀仪式，拨款维修隆中古迹，新建中正亭、中正堂，重修荷花池、铜鼓台等，并立碑作记。”
但蒋中正到底在隆中立何样碑，作何等记，建何等堂，却不见细录。原因不说自明，“成者为王败则寇”，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代皇帝” 蒋介石已被新政权判为“人民公敌”“蒋该死”。如此“与民为敌”的蒋匪，其墨迹岂能与“兴汉曰武，托孤日忠，经千万年，仰止弥崇”诸葛孔明一起“以古自昭”？
不过，“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而今国共大人物为了眼前既得利益又握手言欢了，国共第三次合作了，此时此刻，“蒋介石隆中碑记”是否该毁，似乎又到了“可以讨论”的民主时机了——无论如何，蒋介石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王朝”的可怜皇帝，无论他的题词如何“反动愚味”，也终究是一个短命王朝的可怜皇帝的研究实录，自有在隆中永远保存的史料价值。
只是“蒋介石隆中碑记”毁于何时何人？眼下不见详细记载。迟迟不见有人出来负责说明。
5、
古隆中1800年来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毁坏事件，一次在明代，一次是文革。但至今只有明代的那一次有详细记载——感谢明代封建帝王的史官制度！
《隆中历史沿革》简述：明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袭封襄阳王的简王朱见淑，羡慕隆中山水佳奇，风水绝妙，就选择隆中作为自己的墓地。他上奏皇帝，把隆中封为“藩陵”，改隆中山名为“座山”，与隆中山隔谷相对的山定名为“面山”，偏东的山定名为“旗山”，用以衬托作为“藩陵”的座山。他毁掉诸葛草庐，在隆中山左臂另建草庐；迁走隆中书院，封山驱民，大造墓地，使原有的土木建筑，特别是两晋以迄唐宋时期的碑刻石铭，破坏殆尽， 荡然无存。这是诸葛亮离开隆中后1200多年来隆中遭到的最大浩劫。朱见淑死后，他的庶二子、光化王朱牦迫于民愤，就掮和襄阳府左长史林光请于朝，又在隆中山“左方隙地”重建武侯祠，并上奏皇帝说：“隆中亮庙历唐、宋、元皆知崇奉，实非异端淫祠之比”，但将责任委过他人：“先年，简王慕隆中山佳奇，择为茔地，后人不能体王之意，将诸葛亮祠迁于山之左臂。地既非宜，庙且陋小，神获不安，人未蒙福。隆中东去数十步，山有一洼，欲将亮庙移建，”(见《襄阳县志，祠祀[明襄王崇慰先贤疏]》) 于是隆中在毁坏18年后，明正德二年(1507年)，明武宗朱厚照批准建庙，并御赐庙额“忠武”。到了嘉靖乙酉年(公元1525年)正德进士徐咸任襄阳知府，到隆中拜谒诸葛亮故居，看到武侯祠“湫隘倾祀”(低洼狭小，房屋倾斜)，“瞩目为之愀然”，遂与监察御丈王秀共同发起重修诸葛武侯祠。(见明.郑杰《重修诸葛武侯祠记》)。
明万历二十年(1592)，中宪大夫、都察院协院事左佥都御史李祯再次重修武侯祠，并购祠产，增建房屋，立《重修碑记》一块，记载了隆中遭襄简王破坏以后的情况，并在碑阴刻诸葛亮画像（成为今日现存最早的诸葛亮画像），算是对隆中遭襄简王破坏的百年历史劫难作一清算。
令人奇怪的是，以破坏一切旧事物为己任的流民暴民李闯王比“新中国”还略高一筹，竟然对隆中升级保护。 “ 明崇祯十六年(1648)，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襄阳，改襄阳为襄京，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称新顺王。起义军杀藩王，同时挖掘那个迷信风水毁坏诸葛亮故居的襄简王坟墓，为隆中原貌的恢复创造了条件。”
我不知道，“蒋介石隆中碑记”到底是毁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时，还是毁于1966年“文革”爆发之日。任何事物的毁坏，都会有它的理由，都会有可以自圆其说的逻辑。我不想对此追究。只是想，五千年中华文明传统一直有一个重要原则和底线：无论什么事，只要事关历史，事关文明，总得有个纪录——为何事毁，由何人毁。
然而，我至今找不到，“蒋介石隆中碑记”毁灭的一点纪录。
是什么制度、什么人，比封建帝王还害怕纪录真实历史呢？
中华文明是从创建史记的“历史癖文化”开始发达兴旺，它也可能将从害怕历史实录、遗忘歪曲历史而走向毁灭？
可叹隆中湮没掩盖的历史远不止于“蒋介石隆中碑记”，许多并非“蒋匪”的“革命家”，其“隆中碑记”也一样遭受了封杀。
“蒋介石隆中碑记”毁灭没有纪录；文革毁灭隆中“四旧”没有纪录；连胡耀帮、赵*紫*阳、万里、陆定一等中共“革命家”游览隆中时留名、题词、攥联，也因种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不知去向，难以查询——今日隆中之破坏与禁忌，实乃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真不知如今的隆中到底是以什么“意识形态”标准管理隆中文物？
30年前我初游隆中，见到的当代文人题词，只有郭沫若的“志见出师表”之类，30年后我二游隆中，帝王与将军的题词增加了几个，但文人题字只有历史地理家谭其骧1990年3月写的一条学术考证：“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幅并非感咏隆中人文的地理学术题字，若不是为了应对“两个南阳”的旅游经济之争，隆中的管理者大约不会展示。隆中文物管理如此势利实用主义，真是令人扼腕！
除此之外，再无一个当代文化人在隆中咏史感怀。“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密”的古隆中，对今日中国文人，已是腐朽没落，毫无新意了？！
隆中生于民意，延于帝王官人与骚人墨客。而今，隆中不见新的民意，不见新的墨客，只有新帝王横立其中！可歌？可泣？！
“临表涕零”，不知所以。只想，古隆中还不该死，“意识形态”能否放其一马？为了扩大“统战”，不妨先恢复“蒋介石隆中碑记”；为了展示“和谐”，不妨公开诸“革命家”的墨迹；为了“文化立国”，不妨鼓励鼓励今日骚人墨客放胆题写“隆中对”？——别先想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南柯一梦，实实在在让1800年前的蜀民“私祀孔明”的文化自由传统复兴，就算得一道“东方的微光”了。
2006年 6 月27 日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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