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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把教育从市场体制中区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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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6/17 出处：人民网 |
朱卫华
早在2004年9月2日，时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曾就教育产业化问题鲜明表态。他说，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所以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违背了我们的办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直接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则。所以产业化的问题，我们教育部是坚决反对的，是绝对不能把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
其实，这在当时应是张保庆代表国家所作的一种重要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宣示。教育能否实行“产业化”，本来是无须“摸着石头过河”的，因为“产业化”就意味着商品化，而把教育当作商品去经营，去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古往今来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张保庆这一直陈教育产业化罪孽的惊人之语甫出，便引爆了社会积压已久的怨气，此后几个月里，主要在各种媒体和民意层面上对“教育产业化”进行了一次师出有名的“清算”。但当时很多人不明白，既然张保庆代表国家教育最高行政部门发话，何以使用“坚决反对”而不是按照常规使用“严厉清查”、“坚决禁止”之类的行政语言去表述呢？中国的教育本是在国家教育部的管理之下，那个“坚决反对”在令人纳闷之余，确实还有点令人啼笑皆非的味道。因为在当时，国内的“教育产业化”逆流已经到了虽未“毁掉”但已重创中国教育核心部位的程度了，连它的最高行政机构也只能“坚决反对”一下，岂不是有点苍白？“反对”毕竟只是一种否定的态度而非否定的行动呵！
一直到今年初，人们似乎才从张保庆的片言只字中悟出些许“坚决反对”之惑。2006年1月17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了已从副部长之位上退下来的张保庆。那天，他在回答相关问题时坦言：在阻止教育产业化这件事情上，我是有贡献的。1999年，有人鼓吹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来自上层。会当官的都要看上面的动向。我不管，你共产党是干啥的？要搞产业化，以后就别再提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产业化要毁掉教育事业的。现在，大家都讲了，问题是当时谁敢讲？2003年，许多地方打着改制的名义，把那些很好的中小学给卖掉了，我气极了。当年的全国教育厅局长工作会议上，我说，教育不能搞产业化，绝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这个话谁敢讲啊？我讲！后来我又写了封信给总理，温家宝总理批示才将这股风刹住……
难怪在仅仅不到五年时间里，中国教育就在“秋风扫落叶”般地荡涤中变成了金光灿灿的“摇钱树”！哎，有些话不说也罢……所幸温总理有了明察秋毫的“批示”。所以，堂堂教育部也只能有“坚决反对”的份儿了。而事实上，“教育产业化”的逆流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势如破竹，就是因为在被“主流经济学家”扭曲了的“市场化”鼓噪中，地方政府和学校掌门人都心甘情愿地让市场经济“绑架”。因为那是既得利益者们在非“接轨”地带发现的又一个敛财“新大陆”。张保庆在两年前就曾毫不留情地点了他们的“名”：“不能否认，这种思潮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领导者那里，在一些学者那里是有的，有一些人现在都在鼓吹这个东西。”（2004年9月2日做客强国论坛时的谈话）这绝不是那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之悟，而是一个真正关注中国教育命运的中国官员发自教育良心的呐喊！
从2004年“中国第一次明确表示反对教育产业化”开始，将近两年过去了，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归位之战今年才刚刚开始，“教育产业化”的既得利益者们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我们分明感觉到，他们跟国家与社会的“冷战”仍然在继续，特别是“教育产业化”思潮派生的孽种“教育乱收费”仍然在伺机而动，地方政府“教育产业化”的心结仍然在威胁着已然不知所措的校园和同样不知所措的穷人——张保庆至今都未停止的“直言”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
上周末，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身份做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张保庆对北大学生讲，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产品，中国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发展教育只能靠政府，政府就得花钱。少修几条高速公路，少建几个机场，少建几个城市广场，就把教育投入解决了，教育太重要了，把教育搞好太难了，尽管如此，只要真正重视教育，中国教育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今年以来，张保庆的有关“直言”中有一个微妙的变化：除了继续提反对“教育产业化”之外，还经常在各种场合提“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比起“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产业化”作为其子概念，内涵和外延要小得多，也具体得多。这就是说，不仅不能让“产业化”去祸害教育，而且也不能让“市场经济”的其他要素、其他模式、其他手段向教育渗透。比如“教育乱收费”现象，它不属于“教育产业化”，但它披的是“市场经济”的马甲。有迹象表明，这类马甲不止“乱收费”一件，在“上学难、学费贵”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似是而非的论调鼓惑下，其他的“市场经济”马甲随时都有可能趟教育的浑水，张保庆的“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之论，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担心。他说“教育只能靠政府”，“只能”，意味着没有其他选择。
要想拯救被市场经济“绑架”的中国教育，关键在于制度设计。“败也萧何，成也萧何”，当初教育被市场经济一举成擒，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制度设计没有考虑教育的特殊属性，一股脑地把包括教育、卫生在内的公共产品一起推入市场经济的领地，成为“市场经济”祭坛上可悲的牺牲品。因此，矫治中国教育的病症，还要从制度设计入手。在宏观层面上，把教育从市场经济体制中区隔出来，同时建立符合教育自身规律的教育体制。这种教育制度说起来的确复杂，但它的宗旨很简单：体现社会公平！有了这个尺度，无论是国家宏观制度中的教育板块，还是教育自身的制度设计就有了纲领。
近几年，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经常提到中国教育的最大困难就是投入不足这个话题，这是当今中国教育的死结。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制度设计发生偏差。制度设计的基础是立法，可惜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教育立法仍然未成体系，可以说，只解决了“做什么”的问题，而远远没有涉及“用什么去做”的问题。比如说义务教育，钱在哪里？钱够用吗？如何保证有足够的投入？关于这一点，人大代表已经喊了很多年。今年“两会”30多位人大代表的《教育投入法》议案似乎又石沉大海！
哪一级官员不在喊重视教育？但财政荷包什么时候对教育慷慨过？2002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2002年为3.32%，2003年为3.26%，2004年为3.26%（如按最新公布的我国GDP总量计算，2004年这一比例只有2.79%），远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4.2%的平均水平。同时，由于缺乏法律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教育投入比例缺乏具体规定，投入责任模糊，无法检查各级政府的责任是否到位。这么多年来，浩如烟海的法律文献中，为什么总是缺席《教育投入法》？教育不是处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吗？为什么偏偏最重要的投入这一环就只见滞后、而不见“优先”呢？让教育投入占GDP总量的4%，应该不难，但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才行。
最近有人在网上撰文称“中国教育最尖锐的问题是政府垄断”，因而为政府设计了完全市场经济化的“竞争”模式。我认为，既然教育是公共产品，国家就是要实行有计划、有条件、有步骤的“垄断”，特别是从幼儿园到研究生（包括职业教育）这一“普通教育”链。应当承认，这种“垄断”论调还真是找准了穴位，但他的结论可惜正好相反，因为这几年中国教育恰恰是因为完全丧失了“垄断”权，才落得个身不由己。而现在，必须用铁腕收复这种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被“绑架”的中国教育。“发展教育只能靠政府”，这张保庆从中国教育的沉痛教训中提炼出来的一种被我们迷失的“常识”。（2006年6月16日 星期五）
相关链接：
张保庆：如果教育产业化了，教育事业就毁了
http://www.people.com.cn/GB/jiaoyu/1053/2759286.html
专访张保庆：不贪财色落得坦然 敢讲是不得不讲
http://learning.sohu.com/20060118/n241475456_3.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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