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是“平均主义”丶“大锅饭”丶“普遍贫穷”, 这己经是多年来某些人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的口头禅, 它充斥于所有的媒体丶出版物。然而这种流言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 不能不是一切正直、负责任的中国人所应思考的。改革开放前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战天斗地丶致力于新中国建没近三十年, 难道都是在一种“平均主义”丶“低效率”丶“饿肚子”的状态下生活的？
为了戳穿对历史的谎言, 我们不能不再次走进历史中去。
（一）
在新中国历史上, 被称为平均主义的年代, 确切说, 就是1958丶1959年的“大跃进”刮“共产风”期间, 那时曾在短时间内实行过人和物统一调配, 取消按劳分配, 队与队丶人与人之间拉平的平均主义, 同时造成了广大群众“普遍贫困”的现象。
然而, 当时的问题很快就被发现, 对此错误最先提出批评并坚决进行纠正的是毛泽东。从1958年末的党中央郑州工作会议丶武昌会议到1959年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丶上海会议等多次会议上都越来越多地批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例如, 在第一次郑州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人民公社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制, 对个人应实行按劳分配。严肃地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 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主张。并提出了“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思想。这就从思想理论上根本否定了平均主义。毛泽东还尖锐指出：“一平二调”丶平均主义行为是对农民的剥夺, 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利害。 因而他要求必须坚决纠正和退赔, “对旧账一定要算”等。在1961年3月, 毛泽东给政治局几位领导同志写信, 特别提出要调查丶克服公社内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 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 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440页）
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 上下广泛讨论, 党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体制和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整顿, 这集中体现在1961年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和1962年发出的《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等文件中。其中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在生产队中“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新的规定是对公社体制上的一个重大改变, 它大大加强了生产小队的经营自主权, 各生产小队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安排生产丶制定分配方案丶实行单独核算等, 这就使农村公社实际上变成了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的集体经济。从此各生产小队在生产经营和分配上开始拉开了差距。 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现象就成为过去。
在社员家庭经营、个人分配方面, 公社《条例》规定：废除供给制, 撤消公共食堂； 按照原来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标准“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同时还规定：社员房前屋后的树木归个人所有；鼓励社员喂养家畜家禽丶种竹木水果；在大力发展集体副业丶社队企业的同时, 充许社员搞家庭副业等。按照当时毛泽东的说法：既要“大集体”, 又要“小自由”。1962年中央有关文件又明确规定：在完成国家对粮丶棉丶油的统购任务之后, 开放粮丶棉丶油自由市场, 允许农民自由交易丶调剂余缺, 积极发展城乡集市贸易丶商品流通。这就说明, 从此之后社员的家庭经营和收入渠道有了较大的空间。
贯彻党中央的调整方针, 从1962年之后城乡经济和人民生活就出现好转, 并逐渐走向一个经济生产迅速发展丶城乡生活改善丶物价稳定丶市场活跃的新局面。这也说明, 公社化初期的一些左的错误, 包括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基本纠正, 农村管理体制和分配政策基本上建立在了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基础上。到这时国内关于对人民公社的一些争论也基本结束。整个六丶七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初, 20多年的时间农村的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都稳定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基础上, 其间没有什么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
（二）
在六丶七十年代, 农村生产队依其经济条件不同, 对于个人的分配大多数是采取“人五劳五”或“人四劳六”的分配方案。由于每个人都是集体经济的所有者, 他当然的要享有生产的成果, 即使无有劳动能力或劳动的人, 也要参加分红, 以保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因而在分配中“人”占一定的比重, 决不能称其为“平均主义”, 它恰恰说明了集体经济的进步性。即使目前的股份制企业, 各个股东不分红吗？当然, 如果人的比重占的过大也会影响劳动的积极性。总的看, “人五劳五”、“人四劳六”分配方案是比较符合当时大多数农村实际情况的, 比较全面地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不是一种科学创造！
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有些右派精英离开当时的生产条件, 完全以他们目前的需要评判历史、否定先人, 这就不能不暴露出他们的无知和荒谬！
生产队的劳动, 所谓“大轰隆”丶“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是有的, 但是如果用以概括所有劳动过程那是十分荒谬的。人们知道, 农业生产依季节和农活的不同, 劳动的繁重和辛苦程度是不同的。例如, 在“三夏”和秋收大忙季节, 地里的庄稼是焦麦炸豆, 亟待收割, 同时又必须抓紧耕耙, 抢时播种。这时人人不敢懈怠, 各个工序上都争分夺秒。人们都知道, 别看当前头上焦阳似火, 如果一旦变了天, 误了农时, 弄不好一年的劳动成果就毁了, 或者影响了下季的收获。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是有偷懒丶“磨洋工”的念头, 但也不容你有那样的行动！
从六十年代之后, 各地就不断试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诸如“小段包工”丶“专业包工”丶“四定小包工”、“按活包工”丶“责任到田”丶“三包到组”、“生产丶征购大包干”等, 都出现了。可以说除了“分田到户”, 各种责任制形式都实行了。社员在分配和家庭收入上也出现了差别。当然, 对于农村劳动来说, 不能包工的农活总是不少, 对此有些生产队还采取“按活记分”或评工记分的方法。总之, 那种把生产队劳动一律看成是“大轰隆”或“磨洋工”, “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流行说法完全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当时连几岁的孩子也懂得：如果本小队生产搞不好, 吃亏的只能是社员自已。
经过了长期实践和探索, 不断调整丶改进, 到70年代末期, 可以说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和分配制度趋于成熟和完善, 公社丶生产队的生产生活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自然习惯 ,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无人感到有什么大的不协调、不适应。当时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承认的农业大发展上的大好形势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存在“平均主义”吗？ 除非你把后来的“分田到户”看成平均主义（按人平均分地）, 此外还能举出什么事例？
生产队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实物经济, 即根据国家计划和本队的实际而安排生产, 干部和社员想的只是提高产品产量丶不断满足集体的发展和社员的生活需要, 头脑中是全然没有什么产值丶利润丶GDP等这种概念的, 也没有赚钱发财的意识。生产队内部的分配也是简单、粗放的。有许多产品是不作价的或者作价很底。因此以价值形式反映的劳动报酬是比较底的。落后的生产小队每个劳力每天的工值（10分工）只合二丶三角钱, 先进的社队也就是一元左右。然而你不要看这只有几角钱的工值, 它却能解决全家数口人的生活问题。例如, 最近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采访著名农民作曲家史掌元老人, 据史老提供：他所在的家乡山西省的一个生产队, 在六十年代一个整劳力的工值就只有三丶四角钱。当时他的家中却有十口人：父亲、七个儿女, 加上他夫妇两。而正是靠这种收入水平, 却支撑了全家十口人的生活, 包括吃穿丶孩子上学丶老人看病等各项开支。象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现在你就是每月有三丶四千元的收入, 能够维持这样一个大家庭的正常生活吗？
其实, 统计部门对于改革前农民的收入统计, 只是部分地反映了社员从集体经济中的分配, 但却远远不能说明其全部的收入。因为社员除了参加集体劳动之外, 其他的经济活动还不少。例如, 自留地丶村头荒的种植, 家庭饲养丶家庭副业, 宅院种植, 农闲时搞点短途贩运丶作点小买卖等, 这些活动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停止过。而这方面的收入在社员的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算小。“文革”时期虽然在政治思想上批判资本主义丶商品交换, 但在政策上仍然贯彻公社《条例》的规定, 并未取消社员的家庭经济和副业。城乡的农贸自由市场也始终存在着。如果照有些人所描写的那样, 公社社员每天都是被强制性地从事那几角钱工值的劳动, 效率低下, 那么当时的人们早就无法生存了, 又怎能健康地活到现在？ 并且孩子们还都上了学, 家人有病能上医院？这岂不是更令人无法解释吗？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奇怪, 它正说明了毛泽东时代分配制度的成功。不管有人怎样攻击那时 是什么“平均主义”丶“大锅饭”之类, 但它却成功地解决了七丶八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以一种最节约、有效的方式完成了对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建造。这足以使后人为之敬佩！假如当时就搞“让少数人先富”, 那么国家工业化丶农业水利化和机械化等至今能实现吗？
勿容讳言, 那一代人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城镇居民供应细粮只占一半；农村主要以吃粗粮为主, 加上瓜菜、萝卜。 白面丶鱼肉只有节日才可吃到。没有什么人称得上富裕, 但却更没有任何人挨饿受冻, 大多数孩子都能入学。对这种生活方式农民丶工人们没有什么不满,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已经达到了解放前的上中农生活水平。你想常年吃白面丶鱼肉吗？就是在解放前的一般地主家庭里也从无达到过！
生产队对于收获物的分配, 作价都很低。例如, 粮食只有几分钱一斤, 而且还要去潮去杂折算, 鲜地瓜丶萝卜丶土豆等去泥计算。六丶七十年代北方种地瓜较多, 按照粮食部门规定, 地瓜干每五斤折一斤粮食标准, 而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鲜地瓜又每四斤折一斤地瓜干。这就是说每20斤鲜地瓜才折算一斤粮食。社员家的地瓜一直保存到第二年春未才吃完。另外, 生产队分给社员的萝卜丶土豆丶南瓜及其他蔬菜瓜果, 其作价都低碍很, 与白送差不多。分时一般是按堆估或按筐量, 例如一筐茄子, 少说也有20斤, 作价也就一两角钱, 有的甚至不计入分配中。还有秸秆丶柴草、壳皮之类一般就不进入统计之中了。谁如果真把生产队的分配统计清楚那是十分困难的！
现在农村的各种作物的秸秆丶柴草之类成为一种难以处置的废物, 对环境造成很大污染。但在六丶七十年代, 它却是农民的一项重要生活资源, 全年的牲畜饲料、烧材丶取暖全靠它。每年冬季或春季, 即使普通的麦秸丶豆秸丶树枝, 如果运到集市上, 每百公斤就能卖到六丶七元。别看这六丶七元, 它能解决一个普通家庭大半年的油盐酱醋的开销和孩子上学的学杂费。
在公社时期, 由于生产条件的不同, 各地的差距也是显著的。例如同为江苏省, 苏南与苏北差距就很大。尤其是到了70年代后期, 有大批先进社队已经发展起来。今天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 当年叫华西大队, 在70年代就成为先进单位。1963一1978年全大队 粮食平均亩产由三丶四百斤增到2720斤, 平均每年亩产增长100斤以上, 发展速度快得惊人。尤其是大队的工业丶副业也形成一定的规模, 1978年工副业占全大队总产值78％, 年创造价值一百万多元, 每个劳动力创造产值5100多元。（《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象这样的先进社队当时在苏南还不少。又如北方地区的山西大寨丶河北沙石峪丶山东下家村丶东郭大队等, 全年粮食亩产都达到1000斤以上, 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每个劳力每日工值都达到一元以上，社员都住上了砖瓦房。在当时来说算是富裕了。谁说集体经济下不能致富？谁说人民公社只能“共同贫穷”？
（三）
改革前, 城市职工的工资实行八级工资制, 干部是25级工资制。同样情况参加工作的干部与工人工资数没有多大差别。如果加上劳动强度补贴丶劳动保护补贴等, 工厂的工人工资比干部还多一些, 粮食供应也多。尤其是各行业之间职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大家都是一样的国有企业职工。现在看这种工资制度并非没有它的合理性。然而新鲜的是, 目前却见到有人在撰文论证“改革之前的贫富差距”了！说当时的最低工资与最顶层的工资相差10倍。（人民网.强国论坛.《改革开放前没有贫富差距, 哄谁呀》,2006年5月27日, 直言了）这岂不是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改革前是“平均主义”的论调吗？话又说回来, 这10倍的差距还算得什么？看目前有些垄断企业里的老总的年薪己达八九十万、一百多万, 请问他们与月工资只有三四百元的工人的收入相比差别多少倍？上百倍吧！从此我们看到, 有些人为了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既批评当时是“平均主义”丶“大锅饭”, 而又指责为产生了“贫富差距”丶甚至是“腐败”。真是欲加其罪, 何患无词, 达到了自相矛盾、自扇嘴巴丶头脑混乱的程度！而这恰恰说明了毛泽东时代分配制度的正确丶合理, 真正的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中国的城乡差别长期以来都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一直在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据国家统计部门的有关调查资料，1978年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月收入是32.5元, 农村社员家庭人均年收入是150.6元, 农村与城市收入的对比是1：2、6 。而据联合国的有关资科，全世界的城乡收入的对比平均是在1：1、5一2 之间，即是说，改革之前中国的城乡差别基本上贴近或者说略大于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说 中国当时是平均主义的话，那岂不是说世界各国的平均主义比中国更严重吗？
而到目前，中国的贫富差别基尼系数已达到0、45以上，超过了国际上的警戒线。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实际差别一般认为己达到1：6 ，为全世界所少有。面对如此严重的贫富对立丶两极分化、腐败现象, 右派精英们还有什么颜面指责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这问题、那错误呢？难道说否定毛泽东时代就可以掩盖得住你们多年来给老百姓制造的罪过吗！
“ 改革”, 当然是精英们的自由选择, 然而有些人借用“改革”企图否定前一代人们的功绩, 践踏社会主义历史, 这岂能容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