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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中国近古以前的货币控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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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6/15 出处：当代金融家 |
作者：岳锐
在货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货币控制理论始终是货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然而，在我国，尽管直到今天货币金融理论建设尚不完全成熟，且很多理论借鉴来自西方。但是比较系统的关于货币、市场和价格的货币控制理论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已展示出绚丽的光彩，而且历代均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可谓百家争鸣，流光溢彩。一直到十五、六世纪，中国的货币控制理论在这一领域仍居于世界前列。
先秦两汉的货币控制理论
中国货币产生在夏商时期，最早的货币是天然海贝，殷商甲骨文中凡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有关的字都从“贝”，显示出时人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密切，以及时人对于货币的追求和崇拜，货币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萌生。春秋时期，刀、布等金属铜铸币在全国范围区开始广泛地流通，贵金属黄金也开始发展为货币，货币的作用逐渐扩大。进入战国以后，随着中国古代封建地主经济体系逐渐形成，货币经济的地位确立。在货币思想领域中逐渐出现和形成一些新的概念和范畴，而且开始出现了一些较系统的货币控制观点和理论。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单旗，春秋人，史称单穆公，曾是周景王、敬王的卿士）
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单旗反对铸大钱，提出子母相权理论。他的主要理论思想有：
1、货币职能论。“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单旗重视货币的价值尺度的职能，而“以振救民”则是货币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作用的结果。
2、货币流通制度论。“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流通中铸币金属含量的大小，即单位货币的大小必须适应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适应当时商品交易额的大小。而且要铸造出轻重大小相宜的货币，以便“母权子而行”或“子权母而行”。货币流通必须服务于商品流通，为商品流通制约。
3、宏观调控论。“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单旗认为政府调整单位货币含金量一定要审时度势，适时适度，恰到好处地适应商品交易额的变化相机变化。既不盲动，也不被动，否则都不利于商品流通。
综上所言，从单旗重视货币的价值尺度以及反对铸币贬损行为等方面看，可说是我国货币金属主义思想的萌芽或发端。但是作为我国最早的、有影响的货币控制思想“子母相权论”，毕竟还是简略的，只是对货币流通的表面现象给予初步的观察和分析。因此，在后世货币流通发展实践中，在不同的时代，它便被增添了新的内容与涵义。直到西方的货币学说传入中国之前，它一直是中国传统货币控制学说的主要概念之一。
《管子》的货币控制理论
《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经济巨著，书中保存了我国古代极为丰富的经济及经济思想资料。在货币控制论方面，《管子》对货币的职能、货币供给、货币调节及货币政策等，均有阐述和分析。兹就其主要理论叙述如下。
1、货币职能论
《管子》在阐述货币治理国家作用的同时，对货币的五种职能都分别进行了论述，其中论证最清楚的是流通手段的职能。《管子》把货币概述为通货、交换手段或流通渠道，“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 “黄金刀布，民之通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刀布者，沟渎也”。称货币为通货，最早见于《管子》上列诸条，很明显说明了货币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是“通施”、“通货”，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流通的渠道。
货币的其他职能，《管子》也有所触及。对于价值尺度职能，有：“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对于贮藏手段职能，有：“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锯千万；使千家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锄百万”；对于支付手段职能，有：“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军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资在下。国谷十倍，数也……”；对于世界货币职能，战国期间周王室与诸侯国，诸侯国之间，齐国与邻国之间的货币支付和转移，当属此类。有：“苟入吾国之粟，因（用）吾国之币，然后载黄金而出”等。
2、货币价值论
《管子·轻重》篇中一再说到的“币重币轻”，就是货币贵贱论，或货币价值论。《管子》认为，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世界分离为对立的两极，货币从商品中游离出来，充当价值的化身，即一般等价物，作为特殊商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作为价值的货币同作为使用价值的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价，其变化是此消彼涨、轻重、贵贱相反的，即：如果货币价值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商品同货币的比价就上升，其价格就高了，这被称为“币轻物重”；相反，货币的价值高，它与商品的比价就上升，商品价格下跌，就叫做“币重物轻”。这反映了货币与各种商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
3、货币流通数量论
《管子》认为商品价值或货币的购买力是由货币的数量决定的。“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这是说物价是随着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而升降的，单位货币的价值也是随着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而涨落的。如国家投放货币收购万物，则万物中的绝大部分退出流通领域而被国家收藏；于是，流通中物资缺乏，货币数量大增，导致物价大涨、币值大跌。因此，《管子》非常重视货币变动对物价的影响，主张由国家控制流通中货币量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使“国利归于君”。
4、货币政策
《管子》主张的货币政策是中央政府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调节货币供应量，调节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以达到“无籍而赡国”，满足国家财政需要，巩固中央政权的目的。要实现之，必须首先实现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组织管理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粮食，进而控制万物。
其主要政策主张有：
（1）“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是政府运用货币杠杆的出发点和基本保证。
（2）“币乘马”。国家必须运用货币来干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组织管理商品流通。
（3）“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顾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管子·乘马》认为一旦理解了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性质，也就理解了什么是奢侈和节俭，同时也就理解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经济效果等一系列问题，就可以运用货币来调节各项财政收支。具体说来节俭会导致金价下跌，百业凋敝，生产下降，流通萎缩；反之，奢侈则会招致金价上升，物价下跌，资源浪费。“伤事”（妨碍生产发展和流通扩大），“伤货”（浪费资财）都不好，而要做到不伤事和不伤货，也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这个规律就是控制社会总需求，使之既不超过也不低于商品总供应。这种控制不是运用行政手段，而是借助经济手段，即货币来实现。
（4）在对外贸易方面，货币是克敌制胜的工具。它能套购别国物资，增加自身储备，以削弱外国经济实力，进而不战而胜，不攻自取。
在我国封建社会货币控制学说的创立过程中，《管子》集前人之大成，独树一帜，充分重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大胆提出国家通过控制货币流通量来调节社会供求，平抑物价，增加国家储备，打击富商大贾，这种独具慧眼的认识，在我国封建社会是空前的，在中外货币思想史上也应受到尊崇。当然，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货币适用范围有限，《管子》试图凭借货币守财物，御民事，平天下就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魏晋南北朝唐五代的货币控制思想
在魏晋南北朝的360年里，除西晋有20年的短暂统一外，整个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战乱。自然经济发展缓慢，货币流通锐减，金属货币地位下降。统治者又一再地实行铸币贬损政策，加以私铸繁兴，币制严重紊乱，品质恶劣，不断发生物价腾贵的情形；而在铸币大膨胀以后，往往又是通货紧缩的现象。由于货币问题的恶化，在这个时期的货币思想理论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为封建统治者实行铸币贬损政策辩护的一些名目主义的说法，其中以南朝沈演之、北朝高谦之的提高市面大钱作价的办法，来阻止货币问题恶化的名目主义观点为代表；另一方面，反对铸币贬损的金属主义的理论也有所发展，例如孔觊的《铸钱均货议》，他肯定了商品流通离不开货币，分析了当时通货紧缩、货币缺少的情况，总结了以往金属铸币流通的经验，认识到货币作为价格标准应与现实价格水平相适应的关系，较有力的批判了货币名目主义、以及封建政府的铸币贬损行为。
隋唐帝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的国家分裂的时期，重建了强盛、统一的封建国家；这时，我国的封建社会已臻于成熟时期，商业和货币经济获得较显著的发展。在货币控制思想方面，有刘秩的货币数量理论：把货币价值的大小与货币数量的多寡直接联系起来，把货币的需要量与居民人数的多寡联系起来；第五琦倡行的货币膨胀政策；刘晏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等。
这个时期的货币控制思想大多是对前人包括《管子》货币思想的沿袭和具体阐述，由于受到封建统治和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并无太大建树。
宋代的货币控制理论
宋代的货币经济是在中国货币经济经过长期衰落复兴后的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它开创了以铜钱为主和铜银并行的历史新时期。主要特点为：一是货币的复杂性，钱荒严重，流通窒息；二是事实上确立了流通中白银的货币地位，虽然白银的正式合法地位尚未确立，可事实上它已发挥着货币的职能作用，这是宋代货币经济的最大成就之一，也是古代商品经济在宋代蓬勃发展的标志之一；三是纸币的产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沈括，北宋钱塘人，其货币思想主要包括在《钱荒对策》）
“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减万缗，使流转于天下，何患钱之不多也。”
由此可见，沈括已经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周转次数）对于同期货币流通数量的负作用可以为更多的商品流通服务，即货币的周转次数越多，同期流通中所需货币量越少；反之则越多。货币的周转次数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成反比例变化。因而加速货币周转次数可以减少流通对于货币的需要量。所以他认为当时最小的城市都有不下万缗的常平钱。如能从静止状态重返流通领域，这不下万缗的钱币就不知要发挥多少货币的作用，那样何必再为通货紧缩、金融紧迫、百货不通而发愁。
沈括是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巨擘，在欧洲，货币流通速度是由17世纪的威廉配第最早提出的，稍后约翰·洛克的表达更为明确：“同一个先令有时也许在二十天里起了支付二十个人的作用，有时却一百天留在同一个人手中。”11世纪的沈括表达得较之洛克毫不逊色，沈括的这一发现足以令人振奋，具有世界意义。
周行已的纸币发行准备理论（周行己，北宋永嘉人，著有《浮沚集》）
“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周行已提出纸币的发行准备只需三分之二，不需百分之百，因为流通中的纸币有三分之一可能会或损失于“水火之失”，或损失于“盗贼之虞”，或滞留、周转在流通中，即“往来之积”。前者属于自然消耗，中间属于个人损失，后者是流通中交钞的最低存量。
周行已的这一整套纸币发行准备金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确为首创，而且是不需要十足现金的纸币发行准备理论。尽管在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方面还很不够，但他毕竟是认识纸币流通规律并进行科学概括的第一人。
元代的货币控制理论
中国的纸币流通历经元朝一代，已有四个世纪的历史了，而元朝作为第一个以统一的纸币为基本货币制度的朝代，积累有丰富的纸币流通经验，因而在当时人士对纸币问题的各种争论或专门论述中，不乏带有创新的纸币观点，而体现于各种行钞原则，钞币管理制度和措施中的货币控制思想也不乏合理之处。
叶子奇的纸币流通规律论（叶子奇，元末浙江龙泉人，著有《静斋集》）
“譬之池水所入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则一池之水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沟虽通，所出之沟既塞，则水死而不动，唯有涨满浸淫，而有滥觞之患矣。”所谓引水沟通指纸币投放作用正常发挥，所谓排水沟塞，是指纸币回笼渠道不畅，纸币兑现受阻，中断或停滞。叶子奇特别强调要防止池水溢出成灾，需使排水渠通畅，不致堵塞，亦即不能因官吏的营私舞弊，百般刁难，或官府挪用，抽走准备基金，而被迫停兑。
他把纸币流通规律作为客体，作为外在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来看待，人们只能认识它、遵循它、掌握它，却不能借助政权的强力来改变它，否则适得其反，正好朝着人们主观愿望的反面越滑越远。
虽然叶子奇尚未说清这个客观规律的具体内容，但他仍不失为在沈括之后明确提示要遵循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第一个探讨了纸币流通规律，并警告当局切不可违背客观规律来组织管理纸币流通，这在我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中是仅有的。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国越来越认识到运用货币来调控经济的重要性。纵观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发展历史，早期的金融学者提出的货币调控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手段虽然受到封建地主经济制度以及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限制，存在许多不成熟和粗浅的地方，但是其中许多理论在当时无疑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且对于我国现代货币理论的发展研究及运用货币进行宏观调控的实践都具有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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