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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北京大学副教授孔庆东的革命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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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6/11 出处：新京报 |
翟羽佳
北京大学副教授孔庆东在百家讲坛谈鲁迅深陷重围，不仅受借得利益的反对，而且为为之呐喊的百姓所不理解。在谈到鲁迅时代群众的觉悟不高时孔老师说：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候，广大群众并不去分地主的土地，他们认为地主多是好人，。他们认为土地就是老张家的老李家的，干么要分别人的土地？！在提到工人觉悟时，广大工人并不认为资本家在剥削自己，相反，他们认为没有资本家雇佣他们，他们就没有饭吃。
农民认可地主，工人认可雇主，这是一种好的传统美德。一个转型的社会，需要更多的人忍耐，而不是去杀人夺财。心存感激，恪守秩序，这是一个转型社会所必须的品德，鼓动杀人的革命，远比一般的杀人越祸更为罪恶。如果一个社会动不动就造有产阶级的反，专有钱阶级的政，那么，这个社会必然陷入秩序的混乱，演进或反展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鲁迅的激进与革命的激进一样，一定程度来讲是超越了时代。既然超越时代，必然为群体所不理解。在当时的社会，因为满清统治，封建家族势力强大。作为灭族大罪的革命者，自然会为族人所不允。
鲁迅时代，革命并不比反革命好到哪里。最初革命并没有唤起民众，只是社会秩序大乱之后，人们在血腥的要么被杀、要么杀人的残酷现实面前，不得不被革命裹胁。鲁迅为了唤醒革命，批判百姓愚昧。可是，作为思想家鲁迅为何不反思革命的路径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跟时代脱节。
当时中国，并不需要共产革命。暴力革命在南方屡屡失败，根据地不断缩小，直到全面溃逃。可见，革命失败不是民众落后的错，而是暴力革命跟群众脱节。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不去反思革命路径问题，反而极力讽刺挖苦百姓落后，难道不是一个思想家的悲哀么？对于百姓觉悟不高，鲁迅"哀其不幸，恨其不争"，这说明鲁迅的已经脱离群众。
作为一个教授，特别是一个北大教授，不能因为端革命的碗而就歌颂革命。更不能因为宣扬革命，而美化暴力。鲁迅时代的群众安于秩序，不起来造反，这本是社会转型时期所必须付出的秩序忍耐，是一种难得传统美德。
当满清被和平演变之后，革命使命完成，制度建设便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任务。在一个绝大多数群众素质不高的时代，实行君主立宪远比暴力革命更有利于民众的道德生成。在一个民众素质较低的时代，实行君主立宪远比不断革命的动荡要好得多。革命虽然成功是军事、政治投机的结果，并非人民选择。
当革命使命完成之后，如果依然鼓动暴力革命的话，那就是政治野心家的勾当。当暴力革命起来之后，暴力革命的车轮需要紧急刹车，可是，暴力革命的列车会在暴力革命的惯性下难以自拔。此时来说，群众革命积极性不高，倒是社会的福气。可是，因为满清之后的野心家太多的缘故，他们不断鼓动革命终于把革命的暴虐播种到了民间。
满清之后，民众比较安分。可是，国民革命之后，共产革命，激进一个跟着一个，终于导致整个社会难以整合。暴力革命起来了，社会秩序没有了，于是内战不止。无休止的内乱，不仅民不聊生、西藏内蒙分裂倾向抬头，而且引狼入室。
鲁迅时代，是人民落后，还是革命家太超前？！一个国民革命已经超越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可是，紧接着又是一个共产革命。一个普遍缺少现代文明素质的人群，激进只能让他们走向革命的反面。或者说：在一个不需要进一步革命的时代，激进的革命还不如不革命的反革命。
今天与昨天相连。今天的政治不可能与昨天的政治一刀两断。一个政治家或学者，只能引导人们的传统美德，不能鼓动人们毫无操守，更不能把杀人越祸看成是革命。不断革命的国民革命已经超越时代；打土豪分田地更是走向了社会发展的反面。
鼓励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是推动进步，鼓动人民起来革命或把人民绑在革命的暴虐战车上，则是为时代所不耻的反动。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不能对鲁迅的激进主义一味盲目崇拜，而必须用批判地眼光来看待。鲁迅的精神不是过时不过时的问题，是因为它严重超越时代。
鲁迅是伟大的，但是，不能因为鲁迅的伟大，就一味推崇鲁迅。鲁迅是激进的，与时代脱节的激进，非但不能解决民众愚昧问题，相反可能误导民众，祸害中国。孔庆东教授不能把鲁迅的激进思潮危害清理出来，反而在讲台极力推崇，这显然是对未来和现在不负责。一个北大教授依然坚持革命的史学观看历史，看人物，这样的教授名气越大，也就越误人子弟。
孔庆东教授，你的革命论调应该刹车了。我拥护你说话的权力，但是，坚决反对你误人子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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