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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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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6/10 出处：历史研究 |
作者 曹英
【内容提要】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经历了整个红军时期10余年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先是秋收暴动部队的领导者，继之经过古田会议成为红四军的领导核心；因为肃反运动的开展和王明、博古中央的批判与排挤，毛泽东在1932年秋最终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处于2年多的赋闲地位而不情愿地从事地方与政府领导工作；1935年1月因遵义会议的成功，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成为中央红军最重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经会理会议，毛泽东确立了在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在8月的芦花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确立毛泽东对全党红军的领导地位，张闻天主党、毛泽东主军的中央领导体制确立。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统帅，有三大原因：军事、政治与领导能力上的超群智慧和高超谋略，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一批忠诚共产党人的帮助。
【主题词】毛泽东；红军；领袖
一般论者都认为，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源于遵义会议，此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毛泽东在党内确立其军事统帅的地位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先始于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可以古田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但在中央苏区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经历非常复杂的党内斗争和惨痛的红军失败后，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得以复职，成为中央红军的事实决策者，在会理会议后巩固了这种地位；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毛泽东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本文以可能接触到的党史资料，期求准确反映毛泽东的这一段风云历史。
一、秋收暴动部队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最早来源于后来成为工农红军主力的红四军，毛泽东即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9月，按照新当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1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9日，暴动发动，部队统一编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日，暴动部队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毛泽东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的主张，基本为部队负责人接受，队伍旋即转移，经连续激战，辗转到达宁冈，此时毛泽东所部枪多人少、极度疲乏，人员不足1000人2。毛泽东决定“上山”，进军井冈山，通过联络、改造当地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于10月下旬在此站稳脚跟。3
33岁的毛泽东在这一个多月的军事指挥与领导活动，显示出其超越同侪的远大眼光、果敢气魄及超人胆略。当时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导、影响下，坚持城市革命的暴动计划，反对面向农村的斗争主张，4毛泽东却从军队生存的实际出发，以实践经验与教训为镜鉴，及时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稀薄的农村区域发展，从后来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还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变迁来看，这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与新起点。
而且，在部队中以在基层建立组织的形式确认、保证军队服从党的领导，亦是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毛泽东一介书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时还未被部下完全了解、信服，于是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式的政治革新，既取得合法的领导权，又赢得士兵的拥戴与信仰，经过几乎近一年的改造与转变，在这支军队中基本上确定领导权威。所谓“三湾改编”，就是，首先，撤换不称职的军队首长，缩编、精简部队，以陈浩为部队实际军事首长，取消对毛泽东军事主张有异议而又悲观的余洒度的指挥权，保证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得以贯彻；其次，改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推行内部民主改革，不许官长打骂士兵，允许士兵会议的发言权，激发士兵对部队的向心力；再次，建立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制，连、营、团建立党组织，所有一切重大问题，均须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确立党委的绝对领导权。
毛泽东的主张虽然遭到部分军官的激烈反对，但因得到了下层士兵的拥护坚持了下来，这次改革是确保前委领导权亦即毛泽东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权的最重要步骤，尔后红军的战斗力与毛泽东的威望随着红军的胜利与地方割据区域的扩大增长起来。例如，毛泽东在率部刚上井冈山时，部队士气低落，消极、背弃、背叛、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5；但1年后，部队战斗力空前提高，连白军俘虏兵都成为勇敢的战士，“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6毛泽东得到上下一致的拥戴，如红军落脚井冈山的重要支柱之一袁文才也对毛泽东推崇备致，不止一次对人说：“毛委员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王佐则对辅佐其政治工作的何长工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7
二、红四军的领导核心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不久，更名为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朱毛红军”，它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会师后的红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并任红四军军委书记。5月20日，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6月4日，中共中央来信决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后，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也基本上是以前委书记的职务领导红四军。
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取得了对红四军绝对的领导权。如在会师不久，红四军即遭遇到 “八月失败”，此仗被毛认为是“井冈山斗争中的重大挫折”。本来6月底毛泽东即在永新联席会议上反对四军主力冒进湘南，认为红军应留守边界，以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并得到四军主要将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的支持，会后，毛泽东并致信湖南省委，但毛泽东的意见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省委派充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所改变，四军主力之一二十九团突进郴州，几乎全军覆没。
毛泽东在红四军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是当然的现象，其中原因固然与红军尤其是朱德所统帅的南昌起义余部认识、接受、支持毛泽东有一个过程有关（此役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即反对毛泽东），也与当时井冈山红军的领导体制有关。按当时组织体制，毛泽东所在的红四军军委、前委须接受湖南、江西省委的双重直接领导，湖南省委与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有关，对于毛泽东坚持游击战、发展农村根据地、反对攻打大中城市的军事斗争策略与方式，颇有微词，有时甚至出现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而湖南省委派驻四军的代表，强调省委的决定，四军前委作为下级必须服从，其命令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这一状况对毛泽东在四军的权威形成有很大影响，如在“八月失败”时，开始本支持毛泽东建议的军委领导朱德、陈毅，但在杜修经的冒进决定面前，“未能加以阻止”，被迫迁就杜的行动计划，造成重大损失8，即是例证。
红四军受制于湖南省委的组织体制的改变，是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到达边界时。在信中，中央规定，“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毛泽东、朱德等5人组成，毛为书记，前委下组织军委，朱德为书记。9指示信并明确规定，红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指挥机关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其职务为中央任命，这说明中共中央已明确井冈山红色区域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前委下辖的组织有负责军队领导的军委，毛泽东一般随军行动、直接指挥，军委基本形同虚设，还有就是负责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领导机关——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对特委工作非常重视，甚至出现“个人专政”、“书记独裁”的现象，杜修经曾说，边界特委“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10；杨开明亦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11。这种集权现象与特委负责人屡屡改变、干部不足有关，但主要是毛泽东在地方干部中的威信，使得一般干部相信并自愿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但是，对于毛泽东在四军的领导地位却在1929年初在红四军内部出现了怀疑的声音，公开表露对毛泽东前委工作不满的是刘安恭。刘于1929年5月上旬受中央派遣到达红四军，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仅居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的排名第四位的领导人。刘以军委书记名义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这就激发了四军内部关于毛泽东领导的前委职权范围、工作责任进而发展到对毛泽东个人领导作风等的大争论。在5月底的湖雷前委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与支持刘安恭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对毛泽东与前委的批评十分尖锐12；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集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争论的问题，支持毛泽东者占少数，毛泽东于是向会议提出四点书面意见，要求辞职；14日，毛泽东致信公开表态支持他的林彪，提出党内存在的14个问题，并具体表示，是有人“与党争权”，虽没有点名，显然是指支持刘安恭的朱德。13至此，四军内部的争议迅速扩大，几乎卷入所有高级将领与地方领导干部，并分化为拥护朱德与拥护毛泽东的“两派”。支持毛泽东的仅有林彪、谭震林、伍中豪、江华等少数人。14在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被撤免，陈毅当选，会议并对毛泽东、朱德以严厉批评和处分，“毛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在此次争论中，毛泽东成为“焦点人物”，对于毛泽东的批评，集中于对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权力问题，即认为毛泽东过于专权。而按毛泽东的分析，表面看是军委和前委的权限划分，实际上是“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即反对党管一切，权力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红四军“七大”虽然肯定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但对朱德、毛泽东各打“五十大板”的“陈毅主义”15，毛泽东却非常不满，且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在此情况下，新当选的陈毅决定直接前往上海报告中央，由中央最后定夺。临时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正在地方养病的毛泽东拒绝与会，并复信朱德，严厉批评朱、陈等人，这更引起红四军其他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会议致信毛泽东，敦促其尽快返回，表示否则将给予其党纪处分。
此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能动摇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格局，并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红军不单纯是作战的武装，也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扩大政治影响于全国的重要力量；关于党于军事组织的关系问题，指示信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系统不变，前委下不设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关于朱德、毛泽东的去留，指示信要求前委必须尽快恢复与提高前委与朱、毛的威信，朱、毛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16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召开，此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为会议起草长达3万字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提出红军必须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对于红四军与毛泽东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正如朱德所说，“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上对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对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17“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18
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按照中央规定，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召集四、五、六军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领导四、五、六军的军委及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后的赣西南特委，此时的前委领导的军队及地区，实际上即为后来中央根据地的主要部分。2月，毛泽东、朱德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3月起，四、五、六军分路游击，发动群众，形成比较稳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6月，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全军计2万余人；8月，红一、三军团合建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红军。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已成为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核心，并与朱德一起成为此部红军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象征。
毛泽东以党建军的思想与军事指挥的高超智慧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博得了很高的威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撰文热情报道、高度赞扬“朱毛红军”的战绩，认为它是红军中“最著名的”，“朱毛是革命农民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19并以中央文件的方式向各根据地推荐红四军的经验。
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能力也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至1936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各种文章中，有60处关于毛泽东的报道；20苏联报章则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经验十分注意，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多次报道毛泽东与朱德的红四军取得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视朱、毛为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1930年3月20日，由于信息失误，共产国际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4期上误发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尽管消息错误，但说明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的地位确实超越了很多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如果对照在此之前去世的如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苏兆征都没有专门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布的讣告，此举则更值得重视。21
5月，斯大林明确告知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应该学习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验，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225月31日，《真理报》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题报道中国红军及红色根据地的情况，断言“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23即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决定性人物之一的米夫也发表《在革命的旗帜下》，赞颂“充满传奇色彩的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屡战屡捷，声誉斐然。
6月，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此前不久在中共中央内部遭到李立三严厉批评的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共中央5年后，再次接近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这对毛泽东以后的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中央苏区的领导危机
毛泽东在井冈山及中央根据地的领导权威在30年代的前中期遭遇挫折即遭受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打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毛泽东的领导危机却在1930年的夏季、1931年初已经出现了一些征兆，这并非是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当时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事，毛受到中央的称许，见前述），而是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发动的“肃AB团事件”的后果。
共产党内正式开始肃“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24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到9月进入高潮。毛泽东对此次运动的开展非常重视，也十分支持，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团分子，甚至超过1/4，前期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有加强的必要，将其列为总前委的当务之急之任务。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罗坊会议，通过《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省党的任务的指示》，强调要彻底肃清党、团组织，“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
此时，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在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争议，出现“骂前委反抗中央命令”的言论与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与总前委认为这是“AB团”的进攻。肃AB团运动由此归于总前委的直接领导，在军队内部展开，运动规模扩大也更惨烈。由于此前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且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贯彻李立三中央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撤免毛泽东所信任、支持的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毛泽东断定赣西南特委为“AB团”控制，此次会议为“AB团会议”，就将其视为“AB团”的重要据点，派遣深得其信任的总前委秘书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镇压，终于激起“富田事变”。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肃“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一千三四百人，占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25仅在开始的几个月内，对红一方面军，肃反即达4400人以上，逾全军1/9。26这一事件几乎延续到整个中央苏区时期，在苏区中央局及博古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肃反运动一直断续进行，据后来公布的史料，项英主持的中共中央分局在主力红军长征后，仍继续执行肃反政策。27富田事变后在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几乎全部参与的主要成员及相当数量无辜的排以上干部700多人遭处决，7200多人的红二十军番号取消、完全解体。28毛泽东的威信在此次运动中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害。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一位红四军老资历干部何笃才的话，即批评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政治路线虽然正确，组织路线却难于服众；黄克诚对此深以为然，认为这是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轻而易举夺掉毛泽东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29
但对毛泽东的领导权力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则是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逐渐控制。早在1930年10月，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组成，周为书记，因周暂时无法脱身，由项代理书记职，它是直接领导毛泽东领导总前委的中共中央派出结构。项英于1930年12月中旬到达闽西苏区，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其职权范围是接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30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为主席。随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成为排列项之后的第二位人物。由于战争频繁、交通不便，组成中央局的几个成员基本上难于碰面，中央局做工作的通常只有项英一人，组织机构很不健全，31其实际权限也仅限于中央苏区，发挥功能颇为有限。而且因为中央局主要面临问题是红军的战争，项英不懂军事，缺乏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32
但项英在对待“富田事变”及肃反的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项英改变了毛泽东与总前委认定其为反革命暴动的结论和一网打尽式的过火斗争的结论，主张按照党内矛盾、教育方式与党的会议的办法来处理参与“事变”的人员，以前与总前委成敌对状态的红二十军主要成员接受项英的批评，4月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肃反斗争基本结束。33项、毛此矛盾未纠结多久，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指定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4月中旬到达中央苏区，随即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批评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本肯定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工作，再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是由“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并继续肃反。会后不久，项职务被撤换，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及中革军委主席。
但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严重地暗示毛泽东的思想为党内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34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事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35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支持中央代表团的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36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37
在这时，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出现了一段插曲，在受到王明“左倾”中央批判的同时，毛泽东却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时间仅在赣南会议后的次日。毛泽东的这个职务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并不是一下能够消除的，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一任职也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动议成立这个完全按照莫斯科体制建立的政权首脑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时，当时对外公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为党的最高领袖向忠发，但向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无法、不便履职，当时中共中央便推荐毛泽东出任，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及莫斯科首肯，在1930年即已内定。38
12月，隐居秘密居所近半年的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当时中央苏区中央局正在激烈争论红一方面军是否攻打赣州、吉安等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要求红军应巩固苏区，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薄弱环节，打通中央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但毛泽东意见除朱德外无人赞成39。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向忠发被捕变节被处死、王明到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经共产国际批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为总负责人40）则于1932年1月9日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指出，不能“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作永远不变的教条”，不点名指责毛泽东。41
临时中央这一指示是回应周恩来的请示电，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临时中央的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部队50多天攻打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商讨军事方针，毛闻讯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但在江口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放弃攻打赣州、转向外围“出击求巩固”的意见被否决，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分两路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或较大城市，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中路军北上，由此开始，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内关于军事行动的发言权已基本上处于绝对少数。
毛泽东在率中路军（随即改为东路军）行动时，说服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在3月至5月期间，连下龙岩、漳州，取得重大战果。但是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以其为“党内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不仅是思想方法的错误。4月4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指出，中央苏区中央局表现出“浓重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当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4211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听取已到上海的项英汇报赣南会议情况，严厉指责说，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掩盖了其机会主义的实质，43并于5月20日发出指示电，认为苏区中央局没有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直接点名批评周恩来的工作不力，“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并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44
至此，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在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承认并检讨“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以朱德为总司令，原一直担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只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实际上是闲置起来，而总政委一职则空缺。经到前方的周恩来及在前方的王稼祥等反复争取，在8月8日，苏区中央局同意恢复毛泽东总政治委员职务，但规定前方成立由周、毛、朱德、王稼祥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周为主席，负责制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后方则由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4人组成中央局，任代理书记职。毛的军职未担任多久，在是否应攻打南城的问题上，前后方发生激烈争论，并上升到“积极进攻战略”与“积极防御战略”的原则冲突，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苏区中央局“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45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46毛泽东被免去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周恩来代理，只保留政府主席职务。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讨论同意对毛的处分，至此，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的复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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