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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辉：从“统一旗手”到“台独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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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6/04 出处：新华网 |
(前言)
曾几何时，我们也是满眼敌人。有美帝国主义、有苏联修正主义，还有小日本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生活在仇恨中。我们也接受过大量的来自于我们“仇敌”的国际援助，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仇恨，因为有人需要我们这种仇恨。
这种情结不禁让我想起一个词：利维坦。利维坦的伎俩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创造敌人。
利维坦，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生灵”，是上帝创造的。这个生灵在人们请他去帮助打仗以后，就会发现：敌人的存在是他存在的理由。如果把敌人消灭干净了，他就再没有用场了。或者是离开，或者被关进笼子里，这二者都是他的不愿选择。聪明的利维坦会保留一些敌人，为自己既享受人们的供奉又不失去自由提供借口。如果一不小心把敌人消灭光了，或者原来的敌人由于社会的进步或现代文明的影响，已经放弃了侵略该地区的意图，利维坦就会再创造出一些敌人来，……。
(摘自贺蕊莉：《利维坦的伎俩之一：创造敌人》，http://column.bokee.com/145009.html)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四：
李登辉：从“统一旗手”到“台独教父”的半神半兽
我等大陆民众，了解李登辉很困难。在话语权和话语平台被垄断的情形下，在主流媒体不断地灌输下，我的脑里，李也曾是一个“媚日、仇中、分裂国家”的民族罪人。随着艰难地积累一点又一点的资料，考察分析李的经历、言行、主张、价值取向，在我意识中，李的形象慢慢地一点点改变。
李之于台湾人，有一种悲情。这种悲情就是，无根的叶，流落和屡破抛弃的哀伤；缺失国家尊严的羞辱；对回归的恐惧。
现状就是如此，必须走出现状，为台湾人创造一种希望，给台湾人安全感。这是他自视为摩西，放弃威权体制的既得利益，焦虑于带着台湾人走出悲情的原因。
民主统一符合台湾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也符合李本人“主权在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大陆民主化则是消除对回归的恐惧、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安全感的最好选择。他的设想是分三步达至民主统一：1、对等谈判，两岸先签订和平条约；2、各自进行民主改革；3、民主统一。为了避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谁统一谁之争，造成分裂，他提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这一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统一的主张。为此，李为两岸统一设计为近程、中程、远程三个阶段，分别如下：
１、近程－交流互惠阶段
以交流促进了解，以互惠化解敌意；在交流中不危及对方的安全与安定，在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建立两岸交流秩序，制订交流规范，设立中介机构，以维护两岸人民权益；逐步放宽各项限制，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以促进双方社会繁荣。
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在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进入互信合作阶段。
２、中程－互信合作阶段
两岸应建立对等的官方沟通管道。
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共同开发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并逐步向其它地区推展，以缩短两岸人民生活差距。
两岸应协力互助，参加国际组织与活动。
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以创造协商统一的有利条件。
３、远程－协商统一阶段
成立两岸统一协商机构，依据两岸人民意愿，秉持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平及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摘自《国家统一纲领》，1991年2月23日国家统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李1988年继任总统后，即摈弃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1989年4月，李派财政部长郭婉容到北京参加亚银会议，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政策。1990年10月7日，成立“国家统一委员”；1991年2月23日制订《国家统一纲领》，年底成立“海基会”为对大陆事务性谈判机构，积极主动地推动两岸谈判；暗地里，李登辉还派遣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苏志城，通过香港易学大师南怀谨牵线搭桥，与汪道涵、杨思德、曾主任等人在香港、澳门等地秘密谈判二十七次，直到新党主席郁慕明揭发苏志城与曾..在澳门密谈，而且双方也己相互摸清底线，大陆中断了这条谈判渠道。李当时的谈判诉的诉求是，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签订和平协议，然后各自进行民主改革，达至和平民主统一的目标。
为了台湾的安全，为了民主统一，李可谓忍辱负重。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继承和拥有“一个中国”的法统地位，李接受并要求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签订和平协议，被视为不是妥协的妥协。
大陆拒绝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签订和平协议，拒绝“一个自由、民主、均富中国”的主张，李也摸清大陆公开声称，“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真假，认识到大陆当局对主权在民的惧怕。他明白，“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他一次次提出到大陆进行“和平之旅”，举行“江李”会，与大陆领导者进行面面沟通，企图以身作则，推动两岸民主化，为统一创造条件。
然而，1989年后，大陆党的基本方针是追求稳定、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苏东坡事件及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使之对和平演变的极度恐惧，对两岸统一可能带来自由民主这一洪水猛兽的心存惊骇。稳定压倒一切，台湾人的民主意识、民主抗争传统，台式街头民主政治，令人心惊胆跳，统一，被认为是构成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巨大威胁。而李在追求民主化和统一上的执着，影响并削弱了大陆以民族主义为执政合法性的论述，使之也被视为危险的人物，他的要求和主张，一次次被拒绝和批判。
1995年10月10日，李在双十演讲中说，“《国家统一纲领》制订分阶段实现“自由、民主、均富中国”的统一目标。……四十多年来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中国的统一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
有人说，如果大陆接受“一国两府”，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两个对等政府实体”，等于承认“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但是，“一国两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既己承认“一个中国”为前提，又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具备各自进行体制改革，最终达至统一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个中的要害，还是对权和位的栈恋和固执。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论述的基础是，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是外国侵略和掠夺的对象，国际霸权主义，敌视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实现民族复兴、富国强兵，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从美帝，到苏修，冷战结束后，敌人消失了，第二次全球民主化浪潮兴起，以民族主义为执政合法性的论述遭遇到困境。但是，一个独立倾向的台湾能够适时地解决当时面临的严峻局面，再在台独的身上，披上一件外国势力干预的外衣，顺势重新坐上民族主义的神主位。
制造一个敌人，是利维坦政权一个惯用伎俩。1996年，为转移民众对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及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的视线。这边以李访美，提出“一国两府”，鼓吹台独为由，宣布中止两岸协商，对之口诛笔伐，并以导弹、军演进行恐吓。将“一国两府”斥之为台独，又拒绝和平民主统一。李明白到对岸的意思是“民族大义”、“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只可吆喝，不能行动。但他把台湾人带出困境的信念、他的政治环境使他无法做到说一套做一套。他很无奈但必须继续追求。1997年12月6日，在第五届国家统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流露出这种愤慨、无可奈何和执着的予盾心情。摘录如下：
[回顾十年来，我们为了促进两岸良性互动，主动采取积极务实的大陆政策，从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制定国家统一纲领；设置海峡交流基金会，推动两岸事务性协商；以至逐步加强经贸、文化、科技、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为中国未来的自由、民主、均富、统一奠定基础。如今，到过大陆地区的台湾民众，已经高达一千多万人次；而台湾工商界对大陆投资占国内对外投资的比重，更大幅超过美、日等经济大国。充分证明我们以开放为主轴、以善意为起点的大陆政策，对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不容讳言的，两岸经过半个世纪的隔绝对立，累积了许多差异和歧见，绝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化解的。因此，我们主张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培养互信，扩大共识，进而在互惠合作的基础上，共创和平新局。登辉在去年的就职演说中，就已明确指出，两岸应当「面对事实，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进行对谈沟通，化异求同」，并且郑重呼吁：「海峡两岸，都应该正视处理结束敌对状态这项重大问题」，同时表达了到大陆从事「和平之旅」的意愿，以及「与中共最高领导当局见面，直接交换意见」的主张，期能为国家统一再创新契机。
遗憾的是，**当局始终不愿正视**民国存在与发展的事实，也无法摆脱僵化的意识型态，甚至一再以霸权的主张和作法，损伤台湾地区人民的善意与期待。**当局不但从前年六月片面中断海基、海协两会的事务性协商，更在去年三月间，进行军事演习和飞弹试射，严重阻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
笃信民主，捍卫自由，是**民国今天能在国际社会屹立不摇，并日益获得重视的主要原因。**当局企图以文攻武吓，阻挠我们进行民主建设的手段，不但无法压制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反而只会伤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因为，民主自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方向，绝非任何高压干预所能阻挡。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和毅力，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全力维系民主自由的生机。
我们主张，两岸应早日重开协商，并从前年六月**片面中止的海基、海协两会协商开始。我们也认为，两岸之间的一切交流协商，都应该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以保障民众权益为基本前题，不预设条件，本乎真诚，表现善意，才能真正化解疑虑，达成共识。]
李在九十年代初，放弃蒋经国的三不政策，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制定国家统一纲领；设置海峡交流基金会，主动推动两岸沟通、谈判、协商，仿佛成为两岸统一的旗手。很多人谈到这段历史时，往往会寻找各种理由，证明李当时的行为是迫不得己、有欺骗性的，一旦巩固政权，就露出台独真面目。
我不这样认为，在我能看到的资料中，李是最早一个认识到台湾民主化将一并带来本土化和台独思潮，使统一更加困难的人。李1987年9月21日的笔记影印件中有这么一句话：“民主化进行并有本土化情形下，可能中共有感觉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另一企图，使其不好统一，其困难加多”。
在能预测到这一结果的情势下，回头思索李在民主化初期，提出两岸共同接受“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的主张，分阶段实施，无疑是化解随着台湾民主化深入而引发的台独倾向的良策。先定圈圈、我来快的、你来慢的，怎么走都走不出这个圈圈。
所以，转过身来看李在九十年代采取的主动措施和积极行为，多次主动提出与大陆领导人见面，只能说李清楚知道时间不多，如果当时不给台湾人安全感和方向，先下手将台独圈住，因民主化而起的本土化引发的台独思潮，任何个人无力阻挡，作为政治家的李也只有顺势而为，充任本土化运动的领袖。那时，李明显犯了二个认识上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李没有认识到大陆当局坚持党的领导绝不动摇的决心和手段，而这个党也绝不是老头子年轻时加入所想象的那个党。老头子可能忘记了他的老战友、老领导谢雪红，他忘了当年如果他也跟随谢雪红返回大陆，一定会落得与谢雪红同样悲惨的下场。而在当时，不单李犯有认识的错误，经历过九十年代前后的绝大多数人都犯有同样的错误，当时都认为中共不可能坚持太久，国际制裁、国内人心思变和国际形势会逼使大陆当局很快转变，李幻想以其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经历，亲身说服大陆领导人与他一样地转变，接受“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无疑是与虎谋皮。
第二错误，李忽视了大陆当局对和平演变的极度恐惧而对“自由、民主”产生的自觉但更多的是不自觉的抵制。苏东波变化后，颜色革命此起彼落，对和平演变的极度恐惧，对一党专政的执着，台湾民主化，既引发了台湾的“台独”倾向，也引发了大陆执政当局的“陆独”倾向。而李登辉类似下面这些话，说了很多：
“四十多年来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中国的统一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摘自1995年10且10日)
“我们曾一再重申，两岸问题的本质绝非党派之争、国土之争，而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近五十年来，**民国政府与人民在台湾地区努力奋斗，锐意革新，不但创造了繁荣的经济成果，更完成了民主的政治改革，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有能力实行民主，中国人有权利享受自由。我们相信，此一切合历史潮流与文明进展的成就，应是全中华民族共享的宝贵资产，也是中华民族未来壮盛发展的重要动力。希望**当局能深切体认现实情势，不再以无谓的成见，阻挡历史的发展，从而以开阔的胸襟，正视我们成功的发展经验，让两岸人民在理性和平的环境中，展开公平竞争，缔造双赢的历史契机”(1997年12月6月日)。
诸如此类的话，无疑触动了大陆当局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经。大陆当局立即以其垄断的话语平台，以反“台独”煽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以武力为威胁，予以反制。大陆当局对李登辉的反制手段，就政治谋略而言，十分高明，也全获成功。
大陆当局的反制，逼使李考虑选择第二出路。而导弹和军演恐吓，安全感又使台湾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新的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李顺应局势，一方面，在台湾社会主导新台湾人主义的建构，另一方面，李在台湾安全和统一问题上做最后一次努力，就是“两德模式”的构想，“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出笼。
“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是在大陆指控李搞“台独”，而实际是两岸对“一个中国”的涵义发生争议，对两岸未来应统一在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争执不下的背景下出笼的。
当时双方立场分别如下：
台湾方面： 两岸分治是现实，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为中国的一部份，“一个中国”就是两岸共同创造一个“自由、民主、均富”新中国。(参阅《国家统一纲领》、《关于“一个中国”涵义》决议)
大陆方面：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的前提。(参阅《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自皮书、《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邓九条、江八条)
由于当时大陆当局不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为中国的一部份”，从而否认两岸现实是“一国两府”的实际情况，坚持“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的前提”，而谈到“社会主义”，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台湾差得很远。社会主义的重要理念就是民主、均富，台湾经历了蒋经国、李登辉两代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领导人，成为当世国际社会均富的典范，而大陆则是当世贫富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典型。
李登辉在谈到蒋经国为什么选它当副总统时，说他自己也揣摩不透，因为蒋经国事前既没有跟他商量、也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甚至任何提示或暗示都没有。李登辉事后唯一能给出的解释是，蒋经国深受社论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李认为自己就是因为有社会主义倾向而被选中的。(见李登辉：《蒋经国总统与我》)
所谓“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的前提”，究是实质，是对“自由、民主、均富中国”、对台湾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均富倾向的极度恐惧而向“陆独”的转向。
大陆方面基于“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中国的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峙”的认定，不承认两岸分治，拒绝接受李登辉和平民主统一，两岸共创一个新中国的主张，坚持“中国的主体（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李登辉构想以两德模式，以不同的社会制度先实现邦联。李登辉于1999年7月9日专门安排接受德国之声电台记者的采访，澄清大陆与台湾的定位。当时的问答原文如下：
[问：台湾的经济成就为举世所钦羡，另一项印象深刻的成就则是近年来台湾成功的民主化。然而北京政府却视台湾为叛离的一省，这也正是两岸关系长期紧张以及中共对台造成严重威胁的主因。您如何因应这项危机？
答：我要就历史及法律两方面来答复。中共当局不顾两岸分权、分治的事实，持续对我们进行武力恫吓，的确是两岸关系无法获得根本改善的主要原因。历史是事实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成立以后，从未统治过中华民国所辖的台、澎、金、马。我国并在一九九一年的修宪，增修条文第十条(现在为第十一条)将宪法的地域效力限缩在台湾，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统治权的合法性；增修条文第一、四条明定立法院与国民大会民意机关成员仅从台湾人民中选出，一九九二年的宪改更进一步于增修条文第二条规定总统、副总统由台湾人民直接选举，使所建构出来的国家机关只代表台湾人民，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也只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与中国大陆人民完全无关。一九九一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将台湾视为叛离的一省，这完全昧于历史与法律上的事实。面对台海两岸的情势发展，我们将持续慎重推动两岸间的交流，积极促成彼此对话与协商；并继续促进我们民主制度的完善，追求稳定的经济成长；同时积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接触，以保障我们的生存发展。我们相信从交流中凝聚互信，从互信中营造稳定的关系，是化解危机的最有效途径。台湾与大陆应当发展出互惠与互利的双赢关系。
问：宣布台湾独立似乎并非实际可行，而北京一国两制模式则不为台湾人多数人民所接受。在以上两种路线间，是否有折中的方案？如果有，其内涵为何？
答：刚才已经说得清楚，中华民国从一九一二年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在一九九一年的修宪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解决两岸问题不能仅从统一或独立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制度的不同。从制度上的统合，逐步推演到政治上的统合，才是最自然、也是最符合中国人福祉的选择。现在，中华民国可说是华人社会中首先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我们正努力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因此，我们也希望中共当局能早日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要维持现状，在现状的基础上与中共维持和平的情况。]
从上述两段问题，可以看到，“两国论”不能简单地的用“国与国关系”或“特殊国与国关系”概括。“两国论”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1、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2、从制度上的统合，逐步推演到政治上的统合，才是最自然、也是最符合中国人福祉的选择；3、维持现状，各自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这就是李登辉“一国两府”构思失败后，重新勾划的两岸统一路线图，被称之为两德模式。
最应引人深思的是，当下两岸关系最热门的话题，大陆当局和国民党主流派强烈要求，得到台湾多数民众认可并获得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的“维持现状”，就是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时首先主张的。所不同的是，李的“维持现状”，与现时大陆和国民党主流派主张“维持现状”，更具统一的可操作性，李登辉主张的“维持现状”是“早日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的维持现状，而不是永远分裂的“维持现状”。
李登辉离职后，其邦联构想为国民党基本教义派所继承，成为国民党的主式主张，2001年7月8日，连战领导的国民党以李登辉的“两国论”为蓝图，正式发布纲领性草案《邦联说帖》。
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后，全面继承了李登辉路线。将马英九天今年3月20日在纽约“对外关系协会”的演讲，5月 8日在新加坡所做的“台湾新思维”的演讲，与99年李登辉接受自由之声记者采访原文对照，发现马英九的演讲与“两国论”没有什么不同，马英九的演讲，基本是在李“两国论”的基础上进行演绎，马的基点是：1、中华民国自一九一二年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自己选总统、有自己的国会、可以自主运作，实质上可以算是独立。2、统一是个未来的目标，两岸现在都没有独立的准备，维持现状，大陆不能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
如果看马英九与李登辉对“两国论”的演绎有不同的话，就是李登辉多说了下面这句话：“现在，中华民国可说是华人社会中首先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我们正努力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因此，我们也希望中共当局能早日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而马英九在纽约则说：“现在已经做了十几年的民调都很清楚，台湾人民并不希望现在就和大陆统一。事实上现在大陆也没有主张要马上统一。换句话说，双方当中主张立即统一的也是极少数”。在新加坡，马英九再次强调，现在谈统一问题还太早，“因为条件和状况都不对，不只是台湾，中国大陆也还未准备好”。
因为马英九一再声明两岸不具备统一的条件、不主张统一，而李登辉却一再声称以民主化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这就是大陆对马英九和李登辉对两岸定位和两岸关系相同论述做出不同反应的原因所在。
1、在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的前提下，双岸签订和平条约，在国际上互不排斥；2、台湾本土化；3、双岸和平竞争，分别实现民主义，最终达至民主统一。如果说上述三点构成李登辉路线的内含的活，马英九就是李登辉路线的接班人，综合马英九在美国和新加坡的演讲，阐释的就是李登辉思想。
马英九也从不否认他对李登辉的敬重，2002年7月，马英九对《亚洲周刊》记者说：“对于李前总统，我一向是以晚辈、旧属的心情面对他，每年三节我一定会送礼、向他请安，在公开场合如果遇到他，我一定向他问好”。
1998年，马英九参选台北市长，当时，竞选联任的陈水扁的政绩，获得70%的满意率，尽管台北是国民党的传统强势区，但马英九的竞选局势并不占优。
岁末，台北中正纪念堂。国民党举行台北市长选举造势活动，其时在台湾如日中天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在数万人的集会上，突然举起马英九的手，告诉在场的民众说，马英九是"新台湾人"，大家要努力支持他。话音未落，全场欢呼声雷动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以“新台湾人”为标签，展开共其政治运作，以获得的两千两百万台币的竞选经费补贴的一半，成立“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推广交流“新台湾人”理念并以此为平台，打造马英九团队。
马英九“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宣称：[本会所以取名为「新台湾人」，主要是认为「新台湾人」的理念跳脱旧有的统独思维与观念，希望藉此凝聚社会的共识，共同为台湾未来打拼]。可以说，以“新台湾人”为标签本土化运动，就是在李登辉和马英九，一个本土的领袖、一个外省人的的偶像，这两个人天衣无缝的配合，共同推动完成的。
很多研究李登辉的学者都无法解释李登辉离开国民党后，以其为精神领袖的台联党何以突然改变其基本立场，转变成一个台独党，而李登辉本人却不提“台湾独立”。对此，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在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担任民进党中央政策委员会执行长，新潮流系大佬林浊水的博客上看到林浊水的一段评论，才明白是怎样一回事，领悟到政治的诡异。林浊水说：
[台联的崛起十分有意思，原先是李登辉想要拉拢一些不满国民党、亲民党，但又反对民进党台独立场过分鲜明的国民党本土派，是一个以削弱国民党协助民进党为目的而成立的政党，他在台独上的定位介于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也就是比民进党更不激进的台独党。但一旦成立，又适逢陈水扁走去台独化的「新中间路线」，李登辉干脆一举把台联的台独立场激进化，成为牵制民进党去台独化的政党，这个新定位使民进党在台湾的政局饱尝腹背受敌之苦。]
饱尝腹背受敌受敌之苦的陈水扁，在三合一选举失败后，终于放弃其“新中间路线”，退回民进党的基本教义，留下的空间，任由马英九挥洒李登辉路线。
李年轻时参加台共，参与台共及其外围组织的读书活动，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等毛主席著作，传播毛泽东思想。台共解散后，李专注于农业经济研究，在“农复会”工作，参与台湾的土改，致力于解决台湾“三农”问题，成为颇有名气的农经专家。期间，到美国留学，入基督教，回台后，又加入令国民党头痛不己，公开与国民党专制制度抗争基督教长老会，是个标准的捣蛋分子。六十年代，曾因思想左倾，被警备总司令部传讯、留置。李的一生，是个热衷于颠覆现秩序的左派革命者。
李登辉的时代随着台湾政治轮换而结束，在马英九将国民党与本土化述说连结己后，得到继承。但是，李登辉时代的结束，再也听不到统一的呐喊和呼吁，没有目标和方向的“维持现状”，成为两岸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寂静的台海上空，漂浮着半神半兽的幽灵。
(2006.5.21)
参考贴：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一：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机遇”是如何被错失的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2949104_d.html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二：新台湾人主义---对蓝绿阵营的意识形态分析
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2949364_d.html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三：九二共识真相：“陆独”与“台独”
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2949401_d.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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