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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章龙: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
    时间:2006/06/01 出处:历史研究
      向忠发为恶名昭著的“大人物”之一,此人作恶多端,厮养走卒,出降事敌,毁坏党与革命组织,破坏中国革命,种种罪行,指不胜屈,死亡山积,血染成川。受害群众,事隔多载尚谈虎色变,余悸犹存。中国不敢提其名字,更不敢道其经历,万马齐喑,竟沉默无声。究其何因,笔者掇拾旧闻,略志其概,以供参考。
      
        向忠发,湖北汉川人,汉口石码头装卸驳船上抬煤的装卸工头,同时也是石码头帮会的小头目。为人性格粗暴,又奸又狡,外号“奸狡佬”。(鄂谚: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
      
        向手下带徒弟多人专门坐茶馆,摆抬子,敲诈勒索找外快,酗酒骂街打群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负伤多次,右手食指残废,腼有伤痕。他结识一些无赖、泼皮自组成帮,好勇斗狠,平日不务正业。好赌博,进出赌场,师法赵匡胤,输赖赢要,仗势欺人,独霸一方,人人说他是汉口的一个大流氓,望而避之。
      
        一九二四年,向看到工人运动渐渐抬头,他摇身一变,想加入革命队伍。某劝向搞码头工会工作,藉图发迹,向大喜,加入码头工会,乱斗乱闯,渐露头角。他找许白昊,白昊认为他品质太坏,不大理他,后来项英认为他有些能力,并且代表一个帮会的力量,力主吸收入党(项与向为同乡)。当提出在支部会议讨论时,码头工会多数党员一致抵制,说:“向是个流氓,怎能让他入党,如果要他入党,我们就全体退出。”
      
        向第一次入党未成,他怀恨在心,没有发作,从此以后,他伪装积极,自誓痛改前非,戒烟戒酒,处处表现老实。过了一个时候,他请林育南替他说话,育南不理。他有一个熟人同乡包惠僧,是斗级营一带地区的“报痞”,平日藉记者身份,对民众进行敲诈勒索,外号“包老爷”,时已混入党组织。向又请包惠僧替他说话,包从多方运动支部,最后勉强通过。作候补党员。向入党转正后态度突变,原形毕露,自称进了门槛。以后有了靠山,便自高自大起来,对人说:老子今天已经跳到圈子里来了,今后谁敢惹我,老子跟他拼命。事后陈潭秋到上海中央报告此事,对文虎②说向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文虎告诉仲甫,仲甫说,不必关门太紧,今后看他的表现吧。此事遂铸成大错,后来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
      
        北伐军到武汉后,武汉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向忠发开始是汉口驳船工会会长,在革命中他做了一些组织工作,渐渐被选为湖北总工会的委员。向对刘××吹拍有方,连升三级,成为刘××的左右手。许白昊,一九二六年原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是学生出身。当时向忠发自以为是码头工头出身,思夺其位,乃施布流言蜚语,中伤白昊,说白昊非工人。白昊为顾全全局,消除内讧起见,乃辞职,让位与向,向遂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从此以后,向就放肆起来,违反纪律,贪图贿赂,私做买卖,甚至无恶不作。
      
        一九二七年,向忠发勾结湖北省总工会刘、李,组成一个集团,进行贪污勒索,违法乱纪一系列活动,把湖北省总工会闹得乌烟瘴气。省委乃派林育南、许白昊对他们进行调查,查明后内定撤销职务,改组湖北省总工会。但向等利用七月反革命危机,抵抗省委决议,旋即爆发汪唐反水,他们乘机自由行动,逃避责任。
      
        在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反革命叛变开始后,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当时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反革命进行反击,并提出应变新方案与全面战略部署时(中共军事主动撤离武汉,进行两湖农民暴动,中共中央迁回上海,“五大”中央委员深入工农兵组织基层加强领导),全线紧张。七月底,武汉政府国共分裂,群众组织陷于混乱。刘、瞿首先携带老婆孩子自由行动到庐山避难去了。向忠发利用职权,伙同少数委员,私将湖北省总工会所有公款十万余元分赃卷逃,向拐走一万五千元。鄂总工会干部大部分跟着刘、李、向逃跑了。
      
        向忠发携眷不告而去,到湖南长沙躲藏起来了,私自开设湘鄂轮船驳运公司,进行走私贸易,过资本家老板剥削生活,自乐其乐,花天酒地,醉生梦死,逍遥度日。后被轮运工人发觉,劝向回头。向佯允诺,但不见改悟。长沙当地党组织派人找他谈话,他避不见面。后来计划未成,中途生意折阅,又离湘卷逃上海。在长沙时,文虎在路上偶然碰到他,他对文虎所提诸问题支支吾吾。刘隐匿庐山,游离半年以上。向乃到上海找组织关系。
      
        向忠发对人说:“你们这些人,平日脑筋不灵,人缘不好,无钱无势,怪不得无路可走。现在不顾一切,还硬着头皮干下去,我看你有甚么下场。”
      
        向忠发由李立三牵线,引见瞿秋白,对瞿表示竭诚拥护,愿作马前卒。瞿身边素无工人往来,向忠发有工人招牌,认为奇货可居。又经李立三撮合,向忠发正式投拜瞿门下,奉瞿为老头子,遂结成一伙。此时,瞿已负责,瞿表示过去的事(指鄂总工会自由逃亡等事)既往不咎,不必再提了,给他们分别安插在中央部门工作。
      
        先是瞿登坛,一切是秉命于二罗(罗米那则、罗埃曼)行事。自一九二七年秋间到广州暴动与十一月决议期间,瞿的左倾面貌登峰造极,大有不顾一切,忘其所以的样子。这样经过了一年多,中共积年硝药,几数耗尽,全局为之瘫痪。自从一九二七年冬季以后,不断强迫命令暴动,到处碰壁,到处行不通。结果国际亦感有换骑之必要,乃见风转舵,开始批评瞿的错误路线。国际五、六月间通知上海中央筹备“六大会”工作,当时指定地点是在莫斯科。理由是安全,但同时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便于领导与利用控制,万事可以一言而定。当时也有人指出多数代表,几千里往来两国境之间,其间发生不安全事故,也是很难避免的。但最后找不到更好的地方,所以仍得按国际来信办理。
      
        中央决定按照南方、北方、湖南、广东等地区兼产业系统,选定党组织的出席代表,并确定全体代表人数为一百五十人,分三十个小组出发,平均每组五人。
      
        “六大”代表有工农运动前列的群众领袖,五届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各省掌握情况的负责人,全总、铁总、海总、上总都有代表参加。大约一百多人。北方代表团团长王仲一,湖南代表团团长文虎,广东代表团团长苏兆征、袁炳辉,湖北代表团团长项英,上海代表团团长余飞。文虎作为湖南代表去参加“六大”,是让他把湖南秋收起义的情况,向“六大”作专题发言。湖南代表团是个大代表团,有二十人,浏阳、平江、醴陵都有代表,是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毋庸讳言,“六大”代表来自各省,以工会为中坚,铁路、海员、矿山,各大城市总工会所占代表名额占绝大优势。
      
        向离开长沙后转展到沪,上海方面无人知道他逃走的经过。“六大会”通知到沪,乃把向忠发塞入代表名册,派向赴苏,③以增高身价。他到会场后,乃逢人卑词取悦,伪装左倾,拥护国际路线,检讨自己对革命无贡献,请求帮助改正错误。大家不识其底蕴,平淡然置之。有人虽知其罪恶,爰本与人为善的态度。向遂与李立三晋谒米夫,百般献媚勾结,王明建议米夫身边无人,可以收容向为己助,米夫亦以为然。
      
        一九二八年六月,代表人数已经到齐,会议在六月十八日举行,会议时间定四至五星期。大会于六月十八日开幕,在大客厅举行,出席、列席二三百人。首先由布哈林作报告,一星期始完,讨论一星期。在讨论时特立④第一个登坛发言,布坐在旁边作笔记。聆毕,细语批评特立云:“你不是小孩,为何对瞿的错误不早指出?”特立无言以对。继特立发言者为瞿秋白。文虎第三发言,与瞿针锋相对,使瞿大感伤神。(在“六大”上,文虎作工运报告四小时,文又作湖南秋收暴动报告六小时。)在讨论时,众代表间发生激烈争辩,多数代表一致认为中国目前无革命高潮,瞿却坚持己见,当时辩论的焦点为盲动路线与革命高潮的问题。布报告称革命高潮目前不存在,不要主观臆断,众以为然。瞿内心不服,怕承认错误后名誉地位将一扫而空!还有瞿集团的人在旁打气哄抬,因此瞿总不肯服输。瞿发言时吞吞吐吐说:“中国革命高潮忽高忽低。”某代表忍俊不禁,直率质问瞿:“你简单回答一句,到底目前有没有高潮?”瞿勉强答:“没有高潮。”那代表再逼问一句:“有没有象征?”瞿大窘,不知所措,忽大声道:“确实连影子也没有!”众人笑说:“这样以后不准再说谎了!”瞿报以苦笑,下台而去!
      
        大会在政治报告讨论结束后,进入起草各项决议的过程中,在这方面由主席团(主席团由文虎、特立、项英、苏兆征、史文彬等十二人组成)决定大会成立了几个决议案小组委员会,南北各地代表负责人分别参加组成,计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五个起草委员会。政治问题决议案委员会的成员是文虎、仲一、特立,职工运动决议案委员会是文虎、项英等,农民问题决议案委员会是毛简青等。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委员会是来自苏区的几个代表。会外各国兄弟党负责人台尔曼、季米特洛夫、白劳德等分别参加小组委员会。台尔曼为工人,朴实诚毅,乃日尔曼典型人物。白劳德,美国大学生,温文而雅,有教授风度。
      
        各项决议案通过后,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首由米夫提出一个比较复杂的记名投票初选与复选的选举方式,经过选举委员会通过,继就主席团提出的执监委员名单印发,各代表加以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事实上米夫控制选举。米夫提出选举方案颇为复杂,大致从欧洲各国政党选举办法脱胎而出。先由各代表团提出中委候选人名单,交给主席团研究,主席团召集各代表团负责人交换意见,按一定人数决定名额,再酝酿全部候选人名单,印成选票,召集全体代表大会,每人发给选票一张,各人就全部名单圈选所欲选的人,选毕,将票送给主席团,经过整理当众宣布中委名单。这个方案是为照顾那些在没有群众基础而又没有革命经历旧中央人员(瞿、李、向集团)。因为如果按直接选举方法,他们就无法获得选票,工会代表为了顾全大局起见,也就勉强同意了这个做法,上了米夫的当!
      
        选举名单中初无润之⑤,唯北方与湖南代表团提出增加始列入名单。选举揭晓计中央委员为文虎、苏兆征、特立、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向忠发、唐宏锦、张金保、吴汝铭、王仲一、毛简青、罗迈等。监察委员为史文彬等。在选中委时各代表团均无向名,米夫乃暗地里将向列入中委候选名单,并逢人便说向的才干,百般包庇,这样向遂蒙混过关,获选中委,大得宠用。
      
        大会对本届中委人选会内会外酝酿多时,由各代表团一致联名提出就史文彬与苏兆征二人选出书记一名,并解说史资历长,苏在南方海员中有威信。大家认为史品质最优,而苏则有才干,而史、苏二人均工人出身,最后大家同意建议选史文彬为书记,米夫亦首肯。
      
        当时瞿秋白、李立三等认为史文彬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人,史为人正直无私,如史领导中央,对他们不利,乃连夜纠集一部分旧中央人员往见米夫。史为人傲,不如向忠发驯顺听话,瞿李请求以向代史,此种说法深中米夫私衷。米佯称到时再说。
      
        大会后三日,一届中委会,在Klin宫(克里姆林宫)举行,斯大林出席指导。斯大林坐左端主位,文虎坐其右,苏、史坐其左,灯光之下,斯眼际有鱼尾纹。他双目平视,说话声音低沉。讲话内容:中国革命形势目前没有革命高潮,处于两大高潮之间,以食指比划一个马鞍形式。最后鼓励代表们回国后好好工作,争取革命高潮早日来临。语毕退席。米夫就位,宣布国际决定任命向忠发为中共书记。
      
        米夫推向为书记,全体愕然。经过米夫说明这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只好勉强同意。米夫等人见状,带头鼓掌,鼓掌者寥寥无几。米夫即起立提议史文彬为本届监察委员会书记,散会。由于国际方面认为向奴性充分,可以利用;史、苏为全总系统,不好指挥,所以坚持以向忠发为书记。项英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自作主张,一不敢揭发向忠发平时的恶劣品性和错误,还可能因为向是湖北汉川人,是项同乡,其次怕人怀疑自己想当书记等。
      
        书记产生后,按程序应选举政治局委员,米夫站起来说今天没时间,以后再说罢。但是以后并没有召开全会,中央分工均由米夫暗中布置,外间无由知悉。由向忠发、李立三几个先回国的中委,抢先凑了一个政治局,造成事实。有人质问向忠发,他拍胸膛说,这事由我负责,以后再也没有改动了。这种偷窃行为都是米夫一手造成的。
      
        向忠发穷途末路,已届绝望,忽登书记宝座,大出本人意料之外,情不自禁,逢人便诉:“时来运来,讨个老婆带财来!”从此他对瞿、李等感恩图报,言听计从。事后瞿得意忘形对人说:“我们导演的是‘指鹿为马’的喜剧,党内可以太平几年了。”向利用职权包庇左右一群小丑,死心踏地结成一个死党,乱说乱动,违法乱纪,任意横行。向忠发曾对米夫吹拍带骗,发誓赌咒表示忠心诚意。他自己说,对上司就是要象哄孩子一样,哄过去就算了,事过境迁,就成一笔烂帐,谁还会理落呢!把好好一个党弄得七零八落,毫无生气。为祸于党,永无宁日。
      
        “六大会”竣事,向忠发回上海后,伙同李立三组织新中央。一朝大权在握,越发趾高气扬起来。
      
        向为人既无理论修养,又无斗争经验,品质、道德更是恶劣,因此工作能力非常缺乏,不称其职。但是他也懂得一套流氓帮会组织生活。(上海就职会上)向忠发忸怩说话—我是大老粗,斗大字不认得一笆斗,党龄也短,对当家事有些尴尬,实在办不下来。×首先起立,大声说:“今天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大喜日子,你在中国是当代东方马列大师,能文能武,又红又专,我们对你拥护到底……。”××立响应,一个箭步走向前去与向拥抱起来,连呼:“大喜事,大喜事。”
      
        第二天常委开始工作,向旨:昨天就职典礼,不够隆重,有些为难。×:目前大家心里有些嘀咕,理应振肃一番,左右开弓,来个下马威,每人给上套笼头嚼子,以后才能办得开。立三乃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单,主张先进退一批干部,以树立威信。李说:“我们先把这些破铜烂铁打扫得一干二净,然后软硬兼施,组成一个新班子,局面自然会开展起来。锣鼓调子由我们决定,你只挥棒吆喝扬鞭就行了。反正不让你烦恼就是了。”向旨:“这还使得,一切听你们摆弄!”由此开端,一台封神大轴,连环大轴戏就开锣了。
      
        他侥幸做了地下王国的头目,他也就安之若素,以大革命家自居,说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老子!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他作偶像,上欺下压。这样一来,他就过着不折不扣的木脑壳生涯。是该集团的木脑壳,天字第一号,一张王牌。他们日常工作就是召集会议当主席,吹吹拍拍,必要时就骂小同志,会议开完万事皆忘。某些人利用他签名盖章,发布文告,他也是糊里糊涂,唯命是听。他们天天哄抬他,照顾他,使他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
      
        过去向的生活,对待手下人们就是一手拿号筒,一手拿鞭子,习惯久了,要改也改不过来,所以下级同志们见了他就敬而远之走开去,怕拢边。向对下级同志如对徒弟一般,吓唬,吆喝,谩骂,装腔作势,大言壮语,恬不知羞。向认为他们是一群打不知痛,骂不知羞的家伙,只有这样才能立威。他们居高临下,抢占“左方”高地,捧上压下,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专整新旧干部,骂倒一切,不容分辩!
      
        向说:“我当这书记也不简单,是前世修积得来的,你们给我跑龙套,总算瞧得起我,我决不会亏待你们。”“你们识相些,一切都好办,如果要顶牛……”他尝说,×××是老实坨子,我的话他不敢违拗,不敢哼一声,不顺我不行。
      
        向未进过正式学校,自称斗大的字认不到几箩筐。升任书记后,除聘黄为秘书,黄去后,改为潘闻宥为秘书。遇到必要时,左右叫他出来讲话压台,由于他不识字,所以不能念,讲稿只好先给他讲一番大意,要他照讲。他不耐烦,说你们的讲词我记不清楚,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去了,还是我讲我的,你们记录,这样两便些。因此他讲了些什么内容事后便忘得干净。秘书问时,他说这有甚么问的,你们看怎么写就怎么写下来吧,只朝好里说去。登刊后我也不必问,更不必知道内容。第二天,报上发表了讲话,潘闻宥还推崇向忠发是“东方革命理论大师”!
      
        向在中央开会时,总是精神不振,春盹。遇表决时,旁人叫醒他,他不耐,说:“你们表决就算了,何必闹醒我瞌睡。”中央文件由潘闻宥以向名写文章很多,起初念给向听,有一次向不愿听,说反正不过是那些话,念不念都没关系。
      
        向虽不通文词,却秘书之助,大做报告,滥写文章,所写文似通非通,装腔作势,连篇累纸,大部抄袭,又长又臭,不堪卒读。潘代向操刀作文,登在党报上,每期或数期一篇,都是用向的名字登在首位,提高他的威信。这些文章大半是抄袭国内外报刊而成。有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也恭维他是优秀的理论专家。有一次,上海闸北某工人同志要同他讨论他所写文章的内容,他竟然说:“我也找不到。”(意我也不知道。)这些文章有的还翻译成外文,登在“康民”(《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久而久之,向就以“东方理论大师”自命。
      
        向忠发生活堕落,思想混乱,语无伦次,文不成章。他最大的本领就是吹牛说海话,自封为一贯正确,从来不认错。向时常说,时运来了,连门板也挡不住呢!公然说:“老子是正确的老子,你们莫敢批评。”
      
        由于向长期过着偶像生活,而且自高自大起来,目中无人,瞧不起群众,也瞧不起知识分子,而且自己觉得中央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就养成一种个人的优越感,认为一切工作都在顺利发展,就是遭到失败,他也说是胜利。在一次会议上,同志们向他提意见,批评中央的政策,他听不进耳,大发脾气说:“中国革命归老子负责,用不着你们多嘴。”后王仲一说:“老向近来越搞越不象话了,这样下去非常危险。”
      
        向说:“工人由工头管,庄稼汉由保甲长管,一行服一行管是正道理。你们调皮捣蛋,敢同老子作对!野杂种,没好样!”说时拍着胸膛自指鼻梁,高声道:“你们睁开狗眼看看,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老子是正确的老子,硬帮帮的,响当当的,你们不服我管,就是不守纪律,老子决不饶你们,入你祖宗八代!……”同志互相告语:“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相诫勿与他打交道!向忠发闻此说,不以为忤,反自傲说:“大家怕我,正好,老子就无人敢惹了!
      
        一次他在沪东区训话,一板一眼地宣讲道:“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阎王,山上有山神,海里有龙王,万事万物没个管行吗?中国天下分为两面,地面上的划为蒋老总管,这地面下就归我管,我老子是硬梆梆、响当当的正确,你们不遵守纪律,不服我管,他妈的祖宗八代!”以下胡说八道,拍桌助快,大家纷纷退席,一哄而散。
      
        向对待向他提出批评的同志是极端粗暴的,他尝说:“×××专同我顶牛,妈的!我入他祖宗三代!看他有好下场?!”××被捕入狱,他大笑云:“现世现报!活该!”
      
        对于向他进行忠告的全总工委同志,他怀恨在心,凭白诬他们有右倾倾向,口口声声说:“要送他们去莫斯科学习,不去不行,老子不答应。老子拼着书记不做,决不放过这些小子!”“臭知识分子,不识抬举,可恶,可恶,这种自由主义应按纪律给以制裁!”
      
        领导是“左”,群众是右,他常常说:“我是左派,与我意见不同的人就是右派,‘康民’是左派,反‘康民’的就是右派,就是这个板眼。”右派就是国民党,反对他们的集团的人都是右派。对右派分子就是要残酷斗争,不择手段,不计情面。(反右板眼从斯大林那里学来。)
      
        (三中全会后,他们对江苏省委、全总、北方区委来了一个大反攻,并把何孟雄、林育南打成右派。)
      
        向对女同志态度作风极其卑劣,满口下流话,有一次竟把一个女同志大骂,使她掩面大哭,出门投江。当同志严肃批评他时,向忠发大声吼道:“老子就是这样,不爱听的,快给我滚。”
      
        他的秘书在旁解释说,骂也应该,是阶级斗争的艺术。
      
        人称向忠发与立三是老搭档,天配地配,天生一对,一个是东方特尔曼,一个是中国拉沙尔,一唱一和,可谓无独有偶。向李飞扬跋扈统治全党的时候,向起了喇叭筒的作用。一次会上,向说话,搬指点名骂右派,忽然记不起应点哪些人,大声问旁坐的立三,还有哪些人是右派,我搞不清,还是你来说吧!立三大窘。向离席而去,哼了一声,连骂“狗杂种”不置。立三一次作报告,指名骂求实右倾,伟森(求实)起来质问,请他举事实。立三答,你不听老向的话就是反对工人阶级,这就是右倾。向云:他的报告和文章不管对与不对,我一律同意。“你们反立三就是反我,反我即反国际,李一切言论都代表我,我一切行动都依靠他,他比我还正确些。”
      
        中央下令进攻武汉,有些同志提出疑问,李立三歇斯底里地狂呼:扩大,扩大,猛扩大!进攻,进攻,再进攻!向忠发大发雷霆,骂了一通,酒气熏人大喊:“打到武汉吃粽子!打到南京吃月饼!”他吹牛说大话:“我请你们到武汉去吃月饼,到南京吃大菜去!”
      
        忠发和立三臭味相投,狼狈为奸,平日很少冲突,但遇争夺权位时,却互不相让,大事争吵起来。如一九二◇年,井冈山军队进攻长沙时,立三预先私自印了一张布告,打算军队进城时张贴。布告印有湖南省苏维埃主席立三的名字。此事向忠发知道后怒不可遏,说:这是么板眼!和他争吵:“你自封主席,老子决不与你干休!”几乎要动武起来!立三连忙低声下气解释说:“不久打下武汉,一定让你主席!”向忠发转愠为喜,笑道:“这样才是正理!有饭大家吃!”高呼说:“我请客,到武汉吃桂花鱼,到南京吃月饼板鸭,都算我的帐。”由此可见这伙家伙遇事主观武断,狂妄胡行,自矜“了不得”,其实“不得了”。
      
        李找人给向写文章,在《红旗》刊出,让全党学习向的文章。其实向自己在会上对人说过:“我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一筐。”但李捧向是“东方的活马克斯”(李自称英格司)。建立××路线,俨然革命理论大家,遗祸中共,危害革命,造成灾难,实源于此。
      
        向忠发任书记前后三、四年间,骂大街有他(向自称“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出打手有他(他亲自打过工人),诬蔑陷害同志有他,投敌作引线查抄革命机关有他,逮捕出卖革命同志有他,真是无恶不作,耳闻目见,有口皆碑!
      
        向忠发为非恶不只是个人行为,而是纠合一伙(无赖),组成集团,从事集体活动。这个集团的成员主要有:向忠发、瞿、立三、孔、万,⑥所谓政治连襟“五通神”,“二十八布儿”,贺、关、胡均和、赵容等。⑦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他们结成一个宗派集团,对内互相包庇,对外攻守同盟,同进退共患难,以个人利益为重,把宗派视同高于一切,形成党中有党,外人称“政治连襟”。反映旧社会江湖帮派恶习,破坏党的纯洁组织。该集团中特别应该提出的还有最大阴谋家隐居中军,主谋划策,实行政治挂帅,他们同恶相济,罪大恶极,擢发难数,下面分别加以简介。
      
        瞿秋白,学生伢子,脱离实际,工运、农运、兵运不沾边。幼名阿双(头上双旋),因号双目临空居士。好治印,秋之白华,西门之家。瞿“八七会议”当上书记原因是瞿长期为翻译,与国际代表关系密切,国际代表视瞿为己亲信,为了便于控制中国党,国际代表罗米那则指定瞿为临时中央书记。
      
        瞿看破“红尘”,认为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都是逢场作戏,没有甚么根本差别,是非真伪也是一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谁能说个明白,使双方满意心服。真正的是非真伪就是唯我主义。我觉得这样就对,那样就不对,这个人对,那人不对,信不信由你,我掌握了杀人刀,大笔一挥,还怕你不划诺?!这几句真言做了“五通神”的最高指导原则。
      
        瞿,向集团的道士⑧。瞿、孔都是自诩为熟读《阴符经》的人物,他们设计定谋,自觉高人一等。孔语录,一套咒语真经:
      
        ◇◇◇演戏,红白顷刻异
      
        政治如弈棋,一险胜三奇
      
        政治如赌博,全靠会冲壳
      
        不怕输脱裤,只怕输断脚
      
        迈,镜松,庸懦无力。工委、农委、军委都走了,“六大”前上海停止工作,迈看守,饱食无事。政治失败后投奔向忠发门下,中年浪荡,生活失常,成为向、李集团帮闲者。
      
        立三,少年佻达,不农不工,学无所长,当时是一个碌碌无能、无所取材的纨绔恶少。如果说他有甚么特长的话,只不过是夸夸其谈,大言不惭的空头大少罢了,所以大家都瞧不起他。但是向忠发等对他极为赏识,因此李构成该集团的一个重要分子。向说:立三是个人才,很会冲壳子,革命如赌博,全靠会冲壳子,你们看不起他,你们冲得上去吗?不冲壳子行得通吗?
      
        立三在集团中是搞贪污腐化,生活糜烂的有力分子。众所周知,他在安源时,他曾向工会勒索巨款,被工会揭发。立三同县杨东×曾作证,说李在安源以赃款寄回家置田产,邻里皆知其事。立三犯贪赃强奸,品质不耻于众,新申报唯以吃油饼,吃豆腐,浪荡徵逐声色货利,林◇提出证◇,要求按党纪制裁。仲甫以其人干柴烈火,欺人欺疾,更属难免,其事何足为怪,由他去吧。仲甫云:我为此人背黑锅多次,他屡犯不悛,他日必然祸害全体,欲令其返乡赋闲,撤职送回湖南安置。立三痛哭流泪陈词,誓痛改前非。仲甫无法,心慈手软,无可奈何,遂允其请。立三感恩不尽,说仲甫为重生父母,再造爷娘。事后立三对××说,不怕输脱裤,只怕输断脚。只要能保留党籍,不愁将来无出路。为孔赏识,挤入上层。此举所谓养痈遗患。
      
        一九二五年,上海总工会原为何今亮(汪寿华)负责,立三乘汪不在,自封为总工会会长,汪素不与计较。立三在上总时与刘××共同盗用公款。他在上海总工会帐目不清,狂嫖阔赌,动用公款,为工会检举,上海报刊宣传,党组织纯以纪律,撤销其职。
      
        立三在上海“四•一二”惨案发生后,武汉中央曾派他到上海工作,并携去现金作抚恤善后用。他到上海外滩登岸,见白色恐怖厉害,住在外国大旅馆,花天酒地,不敢露面。后被发觉时诘问其故,他见势头不好,匆匆溜走,所携现金全部耗散。回到武汉乘七月间混乱局面东躲西逃,无法追究,遂成一笔糊涂账。在武汉工会,三人(李、向、刘)互相勾结,收受资方贿赂,破坏工会财会制度,证据确凿。新白报揭露他在鄂总伙同刘贯之贪污数万元。
      
        一九二七年,◇◇文恬武嬉,面临瓦解。有些人早已向各方联系,自觅生活,有了充分准备,写好了“悲痛中的自白”,只等时机一到,便纷纷登报,购买船票,离开赤都武汉,“投奔光明”,“弃暗投明。”
      
        首先失踪—瞿、刘上庐山。向忠发拐走一万五千元,逃长沙开设驳轮公司。七月八日,刘拐走公款五千元,古瓷若干件。刘贯之拐走三千元,回上海家里。施存统骗三千元,吴玉章◇◇元。
      
        一九二七年投降分子哲学语录:人民革命虽然失败,个人革命却成功了。这意味着人民虽受痛苦,个人都升官为宦,有权有势了。三朝元老式人物,以前对方接线,四通八达,路子很多,一朝摇身一变,由红衫变白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投降,做顺民。他们自鸣得意说:人民是老杆,个人却不当傻瓜。谭平山、邵力子、郭沫若诸人都是些具体的政治人。邵,平日宦囊丰裕,外国银行早有户头,腰缠万贯,远走高飞,以香港、巴黎为避风港,自称政治清流,在海外伺机卷土重来。周佛海、施存统投南京。章伯钧、郭沫若去日本。李鹤鸣(李达)在湖南,董锄平去南洋。吴玉章去法国,其侄携巨款。邓泽生、陈友仁出国。
      
        他们的基本思想是:小人之德草,风来两边倒,有奶便是娘。策略是平日神通广大,四面接线,一朝风吹草动,处处左右逢源。理想是终生富贵寿考,永远不入囹圄,官运亨通。这一群政治动物,活象封建卅年前十里洋场的“九尾龟”(吴妍人小说名)。
      
        某对仲甫说:“时居今日,总得弄个一官半职才是正当路子,无官是不能存活的。你那些清高思想会害得你无米下锅,应该束之高阁吧。”仲甫答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不是这么设想的,既然失败,不全宁无,何必营忧不休,自讨苦吃呢?”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前后,向、李、刘等分别从各地来到上海中央汇合。立三经香港转上海,赋闲经年,求助于瞿,大言炎炎,能说会道,略谙权谋,二人往来甚密,深相结纳。瞿令立三参与密谋,遂成至交。时瞿已负责,对向、李、刘等来到表示十分欢迎。会谈后表示过去的事(指鄂总工会及自由逃亡等事)既往不咎,不必再提了,给他们分别安插在中央部门工作。向、李、刘集团死灰复燃,不久气焰又嚣张起来,后来他们又暗自开设出租汽车行,一面经商,一边过着大老板生活,一边作为瞿秋白的参谋团参与临时中央的机要工作。又,立三与蔡和森有先后连襟之谊(立三婚后别有所恋,因让妻与蔡⑨),蔡感其意,多方从旁赞助,把立三列为出席“六大”代表。立三遂先行动身,代瞿参加筹备“六大”会议工作,并乘机结识米夫。
      
        “六大”后,立三怀着做上主席的心情,在愚园路寓所大摆筵宴,庆功祝捷。正当酒酣耳热的时候,立三得意忘形,即席狂言,大谈“革命哲学”,他说:“革命不是别的,就是夺权与夺产。所谓‘权’即指军权、政权与党权,也就是生杀予夺的大权;所谓‘产’就是你的就是我的。哈哈哈哈!”
      
        他反复念下面一些语调:目前形势是全国性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号称全国范围内进攻路线,包围武汉,速战速决。又说:目前南京为一国首都,只要一鼓作气来个暴动,拿下南京捉住蒋光头,就是打蛇砍头,万事解决。其它的战斗可以不要了。强迫孙津川,命令他到南京暴动,结果牺牲惨重,完全失败。随后,他们又先后发布命令,强迫河北玉田、山东益都多数地区武装暴动,均同样遭到严重损失。
      
        所谓“布儿”、“二十八布”,是卅年代由东大支部移植来到中国的革命落后组织,加入向忠发反革命集团的一部分坏分子。后来又吸收了一些牛鬼蛇神加以扩大。广义地说,凡属三十年代回国参加王、博组织者均包括在内,其中不少人回国后即参加向忠发、胡均和等出降南京的特工行动队。
      
        王、博集团当时是反革命阵营,一伙大杂烩,但大都属于大革命失败的残渣沉滓。但是孔×却称他们是“不可一世的人物”,这是阿其所好的奉承话,不足为据。按实说来,王博本人不学无术,胆小如鼠,而且没有革命实践经验,其所网罗的学习分子大都是大革命的逃兵败将。事实证明是无能之辈,其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东方部偏宠,对他们给予无条件大力的支持。由此可见所谓“不可一世”不过是煞像有介事吹哄一番罢了,实在是一孔之见的瞽说。
      
        米夫被处死,王博一伙骤失后台,冰山既倒,如汤沃雪,布儿集团全部遂告瓦解。“银样蜡枪头”并没有显出甚么反攻力量,因此这一伙以向为首的集团中都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能力的人物,只是几个无赖小丑罢了。这一伙在政治上昙花一现,类似在旧社会宫廷中,这些家伙不过是十常侍,宦官妾嬖佞幸臣。王明本人与米夫的关系来说,也象红解儿、郑樱桃一流人,实在无耻之尤,缺德极了!王明自称该派头目,刊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两条路线”(一九三一年二月印),在那篇文章中,一片胡言乱语,“左上加左”,语无伦次,真是发昏。第十一章说甚么:“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带着激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进入经济生活。”“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革命性质),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革命形势与任务)又说教道:“当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富农路线,当前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会议政府。”这些句子不过是重复米夫来信的陈词烂调,但是在王、博集团号称它为经典著作,风行一时。与后来的若干决议的精神实质,后先辉映。真是无独有偶。
      
        王、博、张、王⑩不过如此,自邻以下余子碌碌,因人成事,更不足道!布儿榜上有名者,如夏曦,字迈伯,大革命时代曾任湖南省工农厅长,马日事变,仓皇出走,被停止工作处分,事后赴东大学习。
      
        政治连襟就是合穿一条裤子,不分彼此,有福同享,有官同做,地下小王国,实力、军队、政保、财政,干部调遣,宣传刊物。
      
        他们组织的路线策略是青交、工交、◇交,学攻、老攻、外攻。他们交的对象一是共青团,以胡均和、贺昌等人为首的小集团。二是工人以顾顺章、余飞等为首的小集团。三是瞿集团,翻译人员,以瞿为首。对于上述这些人无原则地迁就重用包庇他们,把他们视同心腹。他们攻击的对象一是知识分子,二是老干部(全总、北方局),三是反对本集团的。排挤,下放充军,组织处分。无原则地不择手段。比如对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等,致使他们担任危险工作,牺牲。
      
        该集团的共同信条与行动是:做人不可一日无权,处世不可手中无钱,有了权位与金钱便可以为所欲为,百事顺意,横冲直撞了。他们都是:“见权就夺,见同志就斗,见钱就抓!”号称三句真言。
      
        向忠发等人的信条是:做人不可一日无权,处世不可手中无钱。“左左调”主要是下面几句话:占领“左方”高地,“左”了还要“左”,“左”上超“左”,老子一家独“左”,并无分店。同时大唱其反右板眼:“反右!反右!!再反右!!!”反富农路线,反红军军阀,反他个祖宗十八代。三番满贯!!!
      
        到了一九二八年,瞿秋白的临时中央倒台了,他们在“六大会”上经过精密布置,采取偷梁换柱手段,由向忠发出名,夺得了“六大”中央的书记职务。瞿道士失败,就推出王牌向忠发。向曾对人说:“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正确路线上,我们合穿一条裤子,合坐一条板凳,从来不分彼此。我们都是代表国际路线的。如果有人反对别个人,那就是反对国际,就是反对我这个总书记,他就一定是反革命。我的正确主张都由他们代表,不管他们说的对或不对,一切行动都归我负责到底。我们是两位一体、三位一体。”所谓立三路线,就是脱胎于此。
      
        当时在向李宗派统治下还有些随声附和错误路线,贯彻执行盲动主义的向李死党。他们大肆污蔑中央工委、全总、铁总、上总等负责领导同志为右派。李立三、向忠发等的错误路线不断遭到中央工委、全总、大多数中央委员及全国各省级负责同志的抵抗并给予严厉批评,但李向等悍然不顾,一意孤行,倡言全国革命高潮已经来到眼前,主张全党立即采取行动。
      
        三中全会瘪三(立三)11见大势已去,乃运用偷梁换柱的策略,瘪三赴京请罪,由王牌出头担承一切,又把瞿请回幕后主持一切。仍由向对外负责。他们这样做的主要是意图迷惑群众,其实是掩耳盗铃。三中全会在政治上由瞿道士画符念咒一通,作成决议,欺骗大家,在组织上原封未动,只是增加了王明、博古等几个人凑成改组。在工作路线上仍然是率由旧章的老一套。他们仅在文字上弄玄虚,口头上作诡释,不仅是没有解决当前的革命问题,而且引起党内的极大反感。因此大家说这个会议换汤不换药。会后他们对江苏省委、全总、北方区委来了一个大反攻,并且把何孟雄、林育南打成右派。
      
        三中全会结束后,瞿、孔等松了一口气,认为大难已过,从今以后,他们又可以转入好运道,开始在各方面重新布置局面,希望等待机会。瞿对文虎说:“一切让时间解决问题,我们是不会失败的。”但是远在东方部的米夫接到王明的报告,大为不满,他指示王说这次不能对他们妥协,要拿就全部拿下,王明遵命大事宣传瞿集团罪恶,揭露他们的诡计,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主张召开四中全会。米、陈等新攻势十分猛烈,使瞿集团无法抵挡。他们详加考虑的结果,认为屈服才不会吃眼前亏。他们的决定是派瘪三赴京请罪,但是仍有一个想法,希望在未来的会议上,他们能够敷衍门面,滑头过去。这样该集团的大部分人都向米、陈投降,立功自赎。(立三等人将中央档案私自篡改,以逞私图。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在反四中全会会议上,当时老史向项英进忠告,12劝他悬崖勒马,说王博不忠于革命,下面更无群众。德隆说:“他们的确没有群众拥护,但是却有一个大后台老板。有了后台,甚么戏都可以上演了,还愁没有人看!”史文彬插话道:“干革命可不能那样说!我们一定要戳破他们的鬼把戏!”德隆说:“老兄要看风使舵,莫吃眼前亏。”史大哥瞪眼望他,他低头无语,大家也没有再说下去了。散会后,史背后指着说,老项越活越滑,将来定会误了大事,真是可惜得很!
      
        向忠发自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书记至一九三一年前后历时三年。向投敌以后,全党组织破坏殆尽。王明集团为掩饰他们的丑行,巩固本派统治起见,王明、李立三、刘××等深秘其事。孔当献计: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严杜向外泄露,保密不宣,以全体面。他们声称如有询问向忠发事经过者,则以纪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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