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研究
|
| 时间：2006/05/28 出处：新法家 |
李槐
文章论述了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问题。文章认为，中国古代货币存在由贵金属和贱金属构成的体系。汉代以前，这个体系由黄金和铜钱构成。黄金退出后，由于没有适当的贵金属加入，货币长期混乱，铁钱、锡钱、铅钱和纸币的出现表明了这一点，这是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明清时，白银经过长期积累其数量已与社会经济相吻合，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稳定运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货币经济在中国出现很早，并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在对古代货币状况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货币体系、货币结构有过十分重大的变化，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现象，可以通过对货币体系结构变化的研究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货币体系，指的是两种或更多的货币组成的有规律的货币整体；货币结构，指的是构成货币体系的具体货币种类及相互间的关系。货币体系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内部结构因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动。货币体系和货币结构的变化，对货币体系本身，对商品流通，对经济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都有着程度不等的影响。
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发达，其间不乏货币体系完整，货币结构正常的时期。大体说来，秦汉时由黄金、铜钱组成的货币体系和明清时由白银、铜钱组成的货币体系是完整的，其结构也是正常的。自东汉末期至明中叶一千二百多年里货币体系出现缺环，货币结构不完整、不正常。在这段不短的时期，由于货币体系、货币结构出观了问题，引起货币的急剧波动。在近十三个世纪里货币的波动情况是复杂的，波动程度也不一样，研究者见仁见智，提出各自的看法，但却未涉及货币体系和货币结构，一些问题的解释使人觉得不那么妥当，还有一些货币问题则没有进行过研究。本文拟从货币体系、货币结构发展变化的分析研究入手，解释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些问题。
一、对货币体系的认识
由于至今未见对货币体系的研究成果，所以货币体系是否存在的问题需要说明。
我们对货币体系及结构的认识从理论和史实两方面入手，理论方面又分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两部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集中叙述，古代思想家的观点将在后几节和史实结合论述。
马克思对货币体系问题进行过探究和分析。马克思对货币体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在开始货币的分析研究时曾着重说明"在以下的研究中要把握住，我们所谈的只是从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如信用货币。"〔1〕这表明，我们所要研究的中国古代货币体系、货币结构，属于马克思分析研究的范围。
马克思对货币体系的分析研究是从对铸币的论述开始的。马克思认为，铸币在流通中会受到磨损、"它在尘世奔波中磨来磨去，日益失去自己的含量。它因使用而损耗。"〔2〕从而铸币金属的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逐渐出现差异。"在流通速度不变时，铸币流通得越久，或者在同一时间内它流通得越活跃，它作为铸币的存在就越是同它的金银的存在脱节。……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失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为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金体或银体的纯粹虚幻的存在。"〔3〕铸币逐渐成为其金属含量的象征，"这样，由于流通过程本身，所有的金铸币或多或少地变成了白己的实体的单纯符号成象征。……由于金变成了它自己的象征，又不能当作自己的象征来用，所以它在自己磨损得最快的范围内，即在买和卖以最小规模不断重新进行的范围内，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存在脱离的象征性的存在即银存在或铜存在。在全部货币中总有一定部分（显然不是同一些金块）在这个范围内当作铸币来流通。这一部分金就被银记号或铜记号所代替了。"〔4〕处于流通的铸币本身的特性允许不止一种币材的多种铸币同时存在，"因此，如果说能够作为价值尺度，因而作为货币在一国之内发生作用的只有一种特殊商品，那末、当作铸币来用的除金外可以有几种商品。"〔5〕为了保持铸币的相对稳定性，"因此，在一切流通发达的国家中，由于货币流通本身的必要性，不得不使银记号和铜记号不论损失多少金属仍具有铸币资格。"〔6〕这样，作为流通货币的铸币在流通中不断磨损的特性使流通山多种货币的并存成为必要和可能。在论述了铸币，说明在流通过程中将出现多种铸币之后，马克思又论述了非流通状态的货币。非流通货币表现为"货币贮藏"、"支付手段"、"世界货币"三种运动形态．用于贮藏、支付和平衡国际贸易差额。三种运动形态都体现了完全货币的基本职能。〔7〕处于非流通状态的货币既有铸币形式．也有非铸币形式即抛弃了形状和官方印记的无差别条块形态的货币。从马克思对流通状态和非流通状态的论述可以看出货币的种类是很多的。
多种类的货币并非一盘散沙，随意组合，它们的存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表现出货币的客观规律，它们是按照货币规律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有规律的货币组合是多样的，分层次的，如流通状态货币和非流通状态货币就是其中一种，本文所要探讨的货币体系也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货币组合方式之一。
在论述了处于流通的铸币后，马克思提出了"辅币"和"货币"概念并论述了其发展演变过程。马克思指出："用银铜等金属记号作的辅币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价值较低的金属过去是作为货币流通的，例如银在英国、铜在古罗马共和国、瑞典和苏格兰等地，直到流通过程把它们降为轴币和贵金属代替它们为止。"〔8〕铸币在流通中发展演变的结果是"辅币"和相对应的"货币"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价值较低的金属在流通中降为辅币。相对应的由贵金属充任的不被称为"主币"而是被称为"货币"。马克思这样考虑是严谨而审慎的，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所研究的是"从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近世货币学所提出的，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货币形式的，有主币辅币之说。近世货币学所说的主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辅币没有主币的这种能力，处于从属地位，主辅币相互之间并不相权，而只是主币权辅币。古代货币，即从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货币形式并非如此。拿中国古代货币来说，在货币体系完整时，不管是秦汉的黄金和铜钱，还是明清的白银和铜钱，都各自具有无限的法偿能力，彼此相权。把古代货币的这种构成称之为"主、辅币"不恰当，所以马克思用了"货币"一词和辅币相对应。这里需要说明，马克思在货币理论研究中使用的"货币"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全部货币的指称，另一层是指和铸币不同的非流通的货币形态．在货币研究中要注意区分。〔9〕
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形成了"辅币"和"货币"，这两者是不可分的统一体，也就是形成了一个体系，我们将之称为货币体系。由"货币"和"辅币"构成的货币体系的形成原因，马克思是这样解释的："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各个国家都觉得用银计算比用铜计算方便，用金计算又比用银计算方便。随着国家日益富裕，国家就使价值较低的金属变成辅币，使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10〕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促使货币体系形成，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又决定着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商品流通情况是由贵金属充任的"货币"和由贱金属充任的"辅币"构成的货币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商品经济的具体情况也极大地影响着货币体系的发展演变。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我们知道，在还没有达到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古代，货币体系的存在是可能的；在相应条件成熟的前提下货币体系的形成则是必然的。下面我们依此从货币体系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古代货币史。
二、货币体系的形成
西周以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货币使用也不普遍，到了春秋战国，货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我们的论述就从春秋战国开始。
春秋战国是一个急剧动荡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地权逐渐松动，"田里不鬻"的局面逐渐为土地私有所代替，以地权凝固的公有土地为基础的农村公社解体，"工商食官"制也被打破，经济空前发展，商品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在这种基础上，货币日益活跃．齐刀、赵布、秦圜钱流通领域日益扩大，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长江流域，楚国的郢爱和蚁鼻钱也在中国货币总体中占了一席之地。虽然在诸候纷争的局面下货币无法统一，完整的货币体系还不能全面地建立起来，但史料表明，由两种以至更多种不同币材货币构成的货币体系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已为当时的思想家认识到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系统而又扼要地论述到货币体系的思想家是单旗。单旗．史称单穆公，是周景王的卿士，他在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５２４年）提出了货币子母相权论。他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货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汗也。……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11〕史载这是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时提出的，从其议论可以看出，他不是简单地反对铸大钱，而是反对周景王"废轻而作重"。单旗提出了轻重概念，认为轻重两种货币应该并存，"权轻重以振救民"，而且依时而变异，"民患轻则作重币以行之。"如果货币过重，使民"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一旦这样做，使轻重币子母相权，并行不悖，就可以"民皆得焉"，"小大利之"。单旗所说的轻重，是指货币对商品的不同比价，并不是指货币本身的轻重，也就是并非后世出现的虚价大钱。《管子》言："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12〕"粟重则黄金轻，黄金重则粟轻，两者不衡立。"〔13〕就说明了这一点。单旗认为要根据社会需要发行轻、重两种货币，从而构成了货币体系，如果"废轻而作重"，货币体系便被破坏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单旗反对的是周景王对货币体系的破坏，他论证了货币体系存在的必然和必要。所以说，单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提出由轻重两种货币组成货币体系的理论的思想家。
单旗所处时代是春秋末期，在那个时候商品经济已经以空前的态势发展起来，"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自然需要"使价值较低的金属变成辅币，使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贱金属充任的辅币用于零星小额交易，贵金属充任的货币用于大额交易，在商品经济处于上升的时候，是需要的。到了战国，商品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扩大，对由两种以上不同币材货币构成的货币体系的货币体系的需要也进一步加强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对此也有反映。《管子》中多次提到货币体系，《管子·国蓄》写道："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以平天下也。"这是提出珠玉、黄金和铜钱三种货币构成货币体系。至于"黄金、刀币，民主通施也。"〔14〕"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15〕则是把货币分为黄金、铜钱两等，组成轻重不等的货币体系。
先秦的货币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割据性，无法形成统一的完整货币体系。六国灭亡后，货币也统一了，秦王朝把货币分为两等，黄金为上币，以镒计，属称量货币；铜钱为下币，是重如其文的"半两"铜铸币。这样，由国家法令规定，"价值较低的金属"铜变成了"辅币"，"价值较高的金属"黄金则变成了"货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完整货币体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然，秦的货币制只不过是春秋战国空前发达的货币经济的制度化。
秦祚不永，两汉代之而兴，刘汉王朝革除了秦的不少弊政，两等货币构成的货币体系则保留下来，只是根据社会认为秦半两钱过重的情况，"多作轻以行之"，具体措施是"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16〕放开铸币权的结果是劣币充斥，物价上涨，"米至石万钱"，〔17〕西汉政府不得不着手稳定货币。从吕后至武帝，七十多年中九次调整铜铸币的法定重量，最后在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１１３年）由中央政府垄断铸币权，发行五铢钱，货币得以稳定下来。
西汉政府整顿稳定货币的着眼点主要是铜钱，目的在于把铜钱的法定重量从不适宜的半两降下来，以适应经济的需要，作轻以行之。对作为上币的黄金也有改作，但仅是在称量单位上调整，改镒为斤。在汉代（新莽除外），从法令上说，以黄金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没有改变。
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经济持续发展，商品流通日益兴盛，形成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由贵金属黄金和贱金属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它是完整的、结构也是正常的。在以后的历史发展演变中虽有波折，但这个由黄金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存在下去，直至东汉末。
三、货币体系的破坏
秦汉时期形成的完整货币体系是稳定的。两汉之间的新莽曾对货币作了四次大改变，废弃了原有的简明适用的货币体系，代之以泥古不化的币制。王莽四次币制改革的根本缺陷在于过于繁杂，改变太快太频，使人无以适从。仔细看一下可以发现，王莽币制改革中第一次泉刀制，第二次的大小泉制，第三次五光十色的宝货制，第四次的泉布制，都有着货币体系的含义。王莽灭亡后不久，东汉政府就又恢复了由黄金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这说明简明适用的货币体系是合理和稳定的。
经过长期演变，到公元二世纪末，原有货币体系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进而对货币自身并通过货币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了影响。
货币体系的这一次结构变化是长期而渐进的，较具体的时间可以探究到东汉末期，到那个时候，原有的货币结构，也就是由黄金充任的货币及由铜钱充任的辅币之间的原有关系已发生了变化。具体情况是黄金退出了货币行列，这一来，秦汉时形成的货币体系解体了。
秦汉时期形成的由黄金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经历了两汉，维持了数百年时间，黄金和铜钱之间的相权比价基本稳定，大体保持在黄金一斤兑一万铜钱的水平。黄金在两汉主要用于赏赐、捐税征收、赎罪费、贿赂等的支付上，也用于货币贮藏和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的世界货币方面。〔18〕西汉时期黄金使用次数多，数量也大，到了东汉黄金的使用次数和数量从史料看比西汉有较大减少。到东汉结束，黄金基本上退出了货币行列。黄金在经历了汉代后退出货币行列的原因和具体过程经专家学者多年探究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也不拟探索。这里需要认识到的是，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使秦代正式形成的货币体系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由黄金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就这样缺了不可缺的一环。
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对货币本身的影响是重大的，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东汉以后数百年间各种情况的变化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逆转，从而缓和和减弱了货币体系结构变化的影响。
四、商品经济低潮时期的货币体系
东汉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是复杂的，就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来看，主要因素是世族和均田制。
世族的兴起经历了较长时期。汉代是豪强地主、世族地主的形成时期。到东汉末，世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左右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世族的兴盛标志着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深刻改变，这一系列变化的核心是土地私有制的衰落，土地私有制是在秦汉得以确立的。土地私有制衰落，地权日益凝固，减少了用于交换的土地数量，均田制在北魏的颁行及隋统一后向南方的推广进一步从法令上强使土地退出了商品行列。地权凝固不仅使商品总额中少了土地这一大块，同时也对商品生产产生消极影响；遍布南北的世族庄园趋向于"闭门成市"的自给自足经济，这一切，导致了自东汉末到唐中叶商品经济的回落。加之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长期战争破坏了黄河流域的繁荣，而长江流域一方面开发程度尚低，一方面战争也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现实使"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这一促使货币体系形成的因素急剧逆转。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是货币体系形成、维持和发展的基础，反过来说，商品经济的衰落则使货币体系的维持和发展失去了基础。这样，虽然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使已然形成的货币体系缺了不可少的一环，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势头出现逆转，自然经济代之而起成为经济的主要体现，社会经济对完整货币体系的需求降低，所以货币体系重大结构变化的影响在自东汉末至两税法颁行这段时期延缓、减弱了下来。
在魏晋至唐中叶约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商品经济总的趋势是衰落，相应的是自然经济抬头，实物交易盛行。但在特定时期的局部地区，以及如唐前期全国范围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和平环境中，商品经济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商品经济对货币体系的需求有所表现。
西晋覆亡后中国进入了战乱不已，南北对峙的时期，总的来说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但具体看南北有所不同。一般说，北方战乱在次数和烈度方面超过了南方，相对而言南方较为稳定和平。南北朝形成后黄河流域也稳定了下来，但北魏颁行的均田制从法令上限制了土地买卖，对商品经济的制约很大，而南方则出现几次稳定、繁荣时期，如"元嘉之治"、"永明之治"，梁武帝治下也有数十年的和平繁荣，南方的开发在这一时期有较大进展。南北相比，南方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超过了北方，货币体系的存在、维持在南方具备了一定条件，有所表现。
黄金退出货币行列后，部分实物进而填补空缺，其中较著者是粮食和绢布。刘宋时周朗论政，涉及货币问题："今且听市至千钱以还者用钱，余皆用绢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周朗认为"如此，则垦田日广，民资必繁，盗铸者罢，人死必息"〔19〕。他把铜钱的使用范围限制于千钱以内的小额交易，千钱以上的大额交易则使用粮食、绢布等实物。在这里不难看出货币体系的影子，尽管粮食绢布等实物不是合适的币材。南朝另一个表现货币体系的是"短陌"现象，萧梁时尤为突出，相较之下，北方尚未见类似记载。关于"短陌"问题将另文探讨，这里就不展开了。
货币体系中由于黄金退出而导致的结构缺环在相应的条件下有弥补的需要，这在南北朝特别是南朝有所表现，到了隋和唐前期这种需要就更明显了。在隋和唐前期，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即推广到全国的均田制和世族影响依然存在，商品经济还只是在低水平上缓慢发展，但毕竟出现了较长时期大范围的稳定和繁荣，特别是唐前期一个多世纪里政局基本稳定，经济繁荣，使填补货币体系结构缺环的需要加强。社会经济的需要促使绢帛加入货币行列，和铜钱一起流通，形成"钱帛兼行"。绢帛作为货币，用途是广泛的，既用于大额交易，也用于零星小额交易。但绢帛的自然属性使之作为交换媒介难以尺寸分裂，主要以匹计，这使得绢帛更适用于大额交易，同时黄金退出后形成的结构缺环也是用于大额交易的"货币"。这样，"钱帛兼行"的局面大致是绢帛充任"货币"，以补货币结构的缺环，铜钱还是主要作为"辅币"在零星小额交易中起作用。这一点，从政府法令中也可以看出，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７３４年）十月六日敕："货物兼通，将以利用，……自今以后，所在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纬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20〕明确规定了绢帛等纺织品主要用于大额交易。宪宗元和六年（公元８１１年）"钱荒"已困扰社会，唐政府要求交易中使用绢帛时亦明确说："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疋段。"〔21〕按此法令，十贯以下（是时物价较之开元年间已大幅度上涨）的小额交易是不要求用绢帛的。唐代政府法令所规定的，和刘宋时周朗的见解有相似之处。绢帛在充作货币时主要是用来填补黄金退出后货币体系所缺"货币"一环的，这所缺一环本应由价值较高的金属充任。以上迹象说明，在两税法之前的六个世纪中，尽管商品经济发展处于低潮，但社会经济对货币体系的需求还是有所表现。
货币体系结构缺环的影响在东汉末至唐中叶的六个世纪中由于商品经济的低落而被延缓和减弱了，在这段不短的时期，始终没有"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以填补黄金退出货币行列后造成的空缺，绢帛等实物弥缝其间，一定程度起到代替贵金属的作用，但绢帛等实物的自然属性并不适于作币材，绢帛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结构不正常。这样，经过六个世纪，黄金退出所造成的货币结构缺环实际上依然存在，一旦商品经济重新获得发展，货币结构缺环对货币自身及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影响很快就会表现出来。
以两税法的颁行为转折，货币体系结构缺环的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各个方面。
五、两税法后货币体系受到的压力
经过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之后，在东汉末期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低谷。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世族的兴起，二是均田制的颁行和推广。在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持续开发，尽管局部地区在某些时期稳定繁荣，甚至在唐前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出现全国范围的和平稳定，这些条件都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受世族和均田制两大因素制约，商品经济始终在低水平上缓慢发展。这一局面，到唐代中叶有了根本的改变。
魏晋南北朝是世族最兴盛的时期，同时世族的各种弊端也就是在这期间迅速膨胀，世族的力量全面趋于下降。隋唐行科举，废除九品正制之后，失去活力、素质日渐降低的世族丧失了做官特权，进一步衰落。到了唐代中期，经过长期发展演变，世族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已如强弩之末。均田制自北魏太和年间以来之所以屡废屡兴，在于多次战乱造就众多无主旷土以供给授，一旦出现长期和平，无主旷土和新垦土地供不上给授日益增多的人口，均田制就无法维持了。如北宋刘恕所言："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22〕至唐中叶，统一、稳定、和平局面延续了一百多年，人口增长很快，已无足够的无主土地按均田制的法定数字给授，加之土地买卖突破均田禁令日益盛行，"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23〕禁止土地买卖的均田制逐渐被侵蚀，且无法按法令如数授田，趋于瓦解。唐政府为解决财政税收问题，承认了现实，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颁行了两税法。这样，到唐中叶，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世族和均田制，或衰微或结束，从此，"商品经济否极泰来，又向前发展了。"〔24〕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唐中叶起进入了新的、更高的阶段。
两税法的颁行标志着土地私有制的重新确立，这一变化，从两个方面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按照法令土地可以重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而衰落了的世族已没有力量象在魏晋南北朝那样把土地长期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地权凝固。在农业社会，进入流通的土地是价值很高的商品，这就大幅度增加了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另一方面，经过长期开发，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南方经济已有长足进步，南方的产业结构变化也已经开始，经济作物普遍种植，这也大幅度增加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唐代和秦汉时期相比，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质上是一样的，但在量上看，由于南方的开发，耕地面积唐代比秦汉时有较大提高，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就决定了唐中期以后的土地商品量要比秦汉时期大。从第二个方面考虑，南方多丘陵山地，纬度低，水面也较广，水热条件远远优于北方，很适宜茶叶，桑、漆、蔗、药材、果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及其在农业中比重的增大，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土地自由买卖和南方的开发相结合，有利于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户、半专业户产生及扩大生产规模，因为种植经济作物对技术要求较高，土地自由买卖为具有专门技能的专业户、半专业户扩大生产提供了便利。专业户种植的经济作物除少量供自己消费外，大部分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李埏教授指出，在秦汉商品经济第一个高峰时期，执商品界牛耳的是盐铁酒酤，到唐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进入第二个高峰，情况有很大变化，由于南方的开发及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大量绢、茶、漆、蔗等进入商品流通，其中绢和茶不仅和盐一道成为最大宗商品，而且还越过国境，输往域外。〔25〕这决定了土地以外的商品量，唐中期以后也要比秦汉时期大得多。综合言之，同样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由于南方的开发，唐中期以后的商品经济发展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商品经济"这次发展的势头是那样强而有力，甚至唐未五代的军阀混战也未能使这逆转。"〔26〕从唐中叶起，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高峰，"这个高峰，比第一个高峰更高。"〔27〕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了货币。
除上述两大方面外，商品经济影响下的货币本身变化也增大了货币所受压力。两税法以前，货币行列中长期有绢帛这一实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绢帛代替贵金属起"货币"作用。绢帛的自然属性并不适宜作货币，唐政府屡次用法令强调绢帛的货币地位说明在日常商品交换中绢帛的货币作用在减弱。在商品经济受某些因素制约而在低水平上缓慢发展时，绢帛的货币地位还能维持，一旦商品经济摆脱了限制重新兴盛起来，商品交换对货币的属性要求也随之提高，绢帛就无法在货币行列中呆下去了。两税法颁行后，绢帛逐渐退出货币行列重新还原为普通商品，"钱帛兼行"瓦解。一种曾在相当程度上起过和辅币相权的"货币"作用的实物退出了货币行列，它不仅不能充任其他商品的交换媒介，而且反过来要货币充当自己的交换媒介，成为"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增加"的一个因素。这一增一减，无疑加大了对货币的压力。
货币及货币体系的存在和发展情况取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两税法颁行后，以土地重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为契机，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骤然大幅度增加，并在以后的若干世纪中保持了向上的势头。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对货币及货币体系的需求有相当可观的持续的增长，而黄金退出货币行列后造成的货币体系结构缺环还没有补上，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很快陷入窘境。
商品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压力，货币体系重新形成的势头，在两税法颁行后明显加大，"钱荒"是其表现。两税法颁行以前，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长期物价上涨，钱轻物重。两税法颁行后不久，虽然唐中央政府和藩镇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止，但很快出现钱重物轻的现象，流通中的货币日益感到不足，形成了"钱荒"。
"钱荒"主要表现为流通中铜不足，时人所议论的也多是就铜钱论铜钱。这是因为自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之后，始终没有贵金属能够加入货币体系，起到和辅币相权的"货币"的作用，绢帛一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两税法后也已逐渐退出，只剩下铜钱唱独角戏，起主要流通媒介的作用。流通媒介的不足，自然具体而形象地表现在铜钱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钱荒"的延续，很多迹象表明，货币的不是不仅仅是铜钱的不足，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所形成的对货币的压力很快就体现在货币体系上。
六、重建货币体系的尝试
"钱荒"产生了不利影响，引起了重视，唐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会昌灭佛"，以图解决，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势头不减，而铜钱的铸造不仅没有相应增加，反而有所减少，流通中货币不足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混乱，延续到了宋代。
唐中叶行两税之后，尽管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战争和动乱成为了主调，但在富于弹性的土地私有制作用下，经济仍保持了蓬勃向上的势头，商品流通日益兴盛，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持续增加，相应的货币体系的建立是必要和必然的，在唐末五代期间，货币发展演变的情况，表明了对货币体系的需求。
货币体系的结构是价值较高的金属成为货币，价值较低的金属成为辅币，彼此相权，共同起交换媒介的作用。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金属价值的高低是相对而言并非绝对所指，判断和决定金属的价值需要一个标准一个基点。自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之后，铜钱长期在货币行列中充任主角，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金属货币。唐中叶后绢帛也逐渐退出了，铜钱更是唱了独角戏。在这种情况下要重建货币体系，其依据金属价值高低的结构变化的基点自然是铜钱。
货币体系的建立需要价值不等的两种以上货币相权，而金属价值的高低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对于唐中叶后货币体系结构变化的基点铜钱来说，在金属行列中，有价值高于它的金和银，也有价值低于它的铁、锡、铅，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就以铜钱为基点，按金属价值高低，向两边展开。如果黄金和白银加入货币体系，就作为价值较高的金属充任"货币"以和价值较低的作为"辅币"的铜钱相权；如果加入货币体系的是铁、锡、铜，那么这些金属就因价值较低而充任"辅币"以和价值较高的作为"货币"的铜钱相权。唐中叶以后货币体系重建尝试的演变发展，就是这样运动的。
严格说，长期以来，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并没有完全离开货币行列，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金银的货币职能记载。这里所说的黄金退出货币行列，是指从数量上说黄金已起不了曾经起过的在货币体系中"货币"的作用了。到唐代，在较长时期里，法令没有承认金银的货币地位，直到"钱荒"已较严重的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宪宗诏书中还有："银者无益于生人" 〔28〕的字样。但是，政权的力量并不能完全控制经济，控制贷币。就象不能阻止绢帛退出货币行列还原为普通商品一样，政府法令也没有能够阻止金银进入货币行列发挥货币职能。"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在唐、五代、宋时期的一些场合表现为货币贮藏和支付手段，而且时间越往后推移这种情况越多。贵金属金银以十足货币的身份加入货币体系，〔29〕因其价值较高而作为"货币"以和作为"辅币"的铜钱相权。
除了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加入货币体系和辅币铜钱相权以外，还有价值低于铜的其他金属，如铁、锡、铅加入货币体系和铜钱相权。铁加入货币行列较早，南朝萧梁时就铸行过铁钱。〔30〕唐代魏博镇管内亦铸行过铁钱。〔31〕锡钱亦在唐朝前期出现过。〔32〕两税法后，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增加，社会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也日益旺盛。货币行列中的铁锡铜钱也增多了，是时，经济较繁荣的"江淮多铅锡钱"，河东一带也有锡钱出现。〔33〕据两唐书食货志所载，唐政府曾用严刑峻法禁止铅锡钱的铸造和流通，但收效并不明显。到五代十国，割据者们为解决管内货币不足的问题，不但不禁止铁、锡、铅钱的流通，反而由官方铸造发行。楚王马殷曾铸行铅、锡、铁钱，其中铅钱十文当铜钱一文，锡钱则一百文当铜钱一文。〔34〕割据闽的王审知父子也大量铸行铅、铁钱〔35〕南汉铸铜、铁、铅钱，其中铅钱十文当铜钱一文。〔36〕南唐铸行铜、铁钱，开始铜铁钱等价并行流通，结果不久铜钱就被铁钱逐出国境，于是南唐政府正式规定铜钱一文当铁钱十文，货币从而得到稳定。〔37〕后蜀政权也铸行铁钱，与铜钱兼行。〔38〕从史实可以看出，加入货币行列的铁锡铅钱和铜钱的比价一般是十文或一百文比一，铁锡铅钱是"轻币"，起"辅币"作用，铜钱则相对较重，成为"货币"。价值较高的金属铜钱和价值较低的铁锡铅钱构成一种新的货币体系。
以铜钱为基点，货币体系的重建就这样向两边展开了。但是到了北宋，稳定的货币体系仍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其原因是数量问题。建立货币体系，需要适当的金属供给量，对于贵金属金银来说，唐中叶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其数量失之于少，对于贱金属铁锡铅来说其供给数量始终失之于多。唐中叶以后经济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增大货币供应量，但贵金属数量却没有相应增加，因数量下降而退出货币体系的黄金自不必道，东汉以后的史实说明了这一点。拿白银来说，唐宪宗元和初每年银矿课额仅为一万二千两，到宣宗时因银治有所恢复，课额较元和初翻了一番多，但也仅为二万五千两。〔39〕"货币天然是金银"，如果贵金属金银有足够的适当的供应量，稳定的由贵金属金银和贱金属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是能够建立起来的，只是因为金银数量不足，这种合理的稳定的货币体系无法建立起来。铜并非贵金属，但和铁锡铅相比，还是算价值较高的，中国自古就有"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犬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斫，试诸壤土。"〔40〕的说法，"美金"指铜，"恶金"指铁，这里的美恶标准也包括了价值高低，作为"恶金"的铁被直接用于农业劳动，每一个农业家庭都用得上，用得起，数量是相当大的。把每一个农业家庭都用得起的铁以很细小的形状加入货币行列，其供应数量必然远远大于铜，铅锡的价值在古代也低于铜。就内部结构说，价值较低的金属铁、锡、铅成为"辅币"，价值较高的金属铜成为"货币"，二者彼此相权，共同构成货币体系，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作为交换媒介，货币存在一个和商品的比价问题，币轻而物重，币重而物轻，和货币体系外部的商品比，铁锡铅钱的比价就相当低了。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大困难。五代十国时期由于铁锡铅钱由官府发行，流通界低值贱金属辅币骤增，本来铜钱主要就是用于小额交易的，涌入流通界价值远低于铜的铁、锡、铅等低值贱金属铸币已没有更细碎的交换与之相适宜，于是在实际流通交换中就出现了交换媒介过多过重，不便携带的局面。如在宋代主要铁钱区四川："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41〕如果宋政府能够完全有效地控制经济，控制交换媒介，供给数量大的铁锡铅钱还是可以被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上，这些低值贱金属就能够在货币体系中起到辅币作用，有效地用于日常小额细碎交易，北宋政府把川蜀划为铁钱区就有这样的用意。但事实上政府并不能完全左右货币，拿川蜀铁钱区来说，铜钱总是冲破封锁进入四川和铁钱相权，川蜀一带铁钱和铜钱的比价一般维持在一比十左右，铁钱的购买力总是很低，不得不用大数量完成交换，一匹罗的交易并不算大，却需用到两万枚铁钱，重达一百三十斤，〔42〕这怎么说也是不方便的。这样，由于铁锡铅钱供给量过大，在作为商品交换媒介时比价太低，理论上能够成立的铜钱和铁锡铅钱相权构成的货币体系实际上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无法运转。
重建货币体系的尝试，即以铜钱为基点向贵金属和低值贱金属两极的运动没有成功。在两税法颁行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建立稳定而完整的，能够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体系的目的因金属供应数量的不合适而未能 达到。但货币体系的重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到北宋，纸币出现，缓解了这个问题。
七、纸币与货币体系
纸币肇始于唐之飞钱，形成于北宋时的交子，以后南宋、金、元、明均有所发展。一般认为商品经济发展，交换日趋发达是纸币产生的根本原因，此确为不替之论。但我们还可以以货币体系发展演变的角度观察，以期对宋、金、元、明时期以纸币为主要内容的货币运动有更明晰的了解。
纸币主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贱金属铸币的，这一点，在纸币的最早雏形"飞钱"与铜钱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唐后期出现的用于汇兑的飞钱，是钱荒的产物。当时因流通中货币不足，政府颁行禁铜出境的法令，各地效尤之，纷纷划地为牢，富商大贾采用汇兑方式以避之。"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43〕分析一下这段记载。能到较远的"京帅"、"四方"做生意的商贾，资金肯定不少，他们把大数量的钱（当然是指铜钱）委于诸道进奏院及富家后方"轻装趋四方"，如果钱少，用不着取"飞钱"便已经"轻装"。这说明自起始飞钱就和大数额货币有关。从宋代交子的面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纸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货币的。
交子产生前最直接原因是体大值低的铁钱给交易带来不便。自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１０２３年）交子改由官办后，交子的面额有所规定。起初交子的面额还是临时填写，有一定等级，自一贯至十贯；宝元二年（公元１０３９年）改为十贯和五贯两种，并规定发行额中，八成是十贯的，两成是五贯的。到神宗熙宁元年（公元１０６８年），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六成为一贯的，四成为五百文的。〔44〕交子面额大的达十贯，小的也有五百文，没有数文、数十文面额的。这表明，蜀地交子是用来代替大数额铁钱的，作较大数额交易之用，并没有代替小数额铁钱。细碎的日常交易，仍然由铁钱充任。从货币体系的结构角度看，交子代替了应由较高价值金属充任的"货币"，而铁钱则是作为价值较低的金属用作"辅币"。
不仅交子如此，南宋和金的纸币也是大面值的。如会子，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孝宗隆兴元年（公元１１６３年）增发了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45〕孝宗时会子价值较稳定，零星小额交易，用的是贱金属铸币。南宋的一些地方性纸币也属于这种情况，如始用于湖北路，后通行于湖广的湖会分一贯和五百文二等；流通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的铁钱会子，分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三等；用于两淮的淮交面额分四等，和会子相同。金朝发行交钞，分大钞小钞两类，和辽、宋旧钱及后来金自己发行的铜钱并行。金的大钞分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小钞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五种。这些，都说明了纸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货币的，用于大数额交易，纸币在货币体系中起到应由较高价值金属充任的"货币"的作用。宋金在发行纸币的同时都有铜铁等价值较低的金属铸币与之并行，铜铁等铸币起"辅币"作用。纸币和贱金属铸币共同构成货币体系。
元代的纸币有二贯、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面额的，这和宋金纸巾面额大体一致。元代纸币面额和宋金不一致的是发行了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上文的小钞，甚至发行过五文、三文、二文的厘钞，这些小面额的纸币，自然是用于小额细碎文易。考虑到元代使用纸币的程度很高，其主要币制中统钞、至元钞都是纯纸币，这种安排是必然而合理的。元代的这种纯纸币结构，使人基本上无法看出货币体系，因为这样的货币结构，表明所有金属，不管价值高低，都从交换媒介行列中退出了。
最能说明纸币在货币体系中地位、作用的是大明宝钞。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政府开始发行"大明宝钞"，钞面以钱文计，分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一百文六等。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曾加印过五十文至十文的小钞。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复设行钞时罢废的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并具体规定百文以下的交易支付专用铜钱。〔46〕洪武十年所作的钱钞兼行规定是宋代以来最完善的钱钞结构。从大明宝钞制的具体规定来看，纸币在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中充任的是"货币"，而铜钱则担任"铺币"的角色。这里需要说明，从洪武八年实行钞法，停止铸钱以后，直至孝宗弘治中的约一百二十年间，一直很少铸钱，〔47〕洪武二十二年加印的小钞，是针对这种情况而采取的措施，有回复到纯纸币的趋向。
根据上述，如果说萌芽于唐，形成于宋的古代纸币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一开始还不那么明朗，那么清晰的话，那么发展到明代的大明宝钞制度所作的钱钞兼行，百文以下的交易支付专用铜钱的具体规定就明确了纸币在新形成的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纸币和贵金属的关联中进一步证实。
纸币是金属货币的象征和代表，而用作货币的金属又因其价值大小有贵贱之分。我们知道，贱金属辅币和贵金属货币之间有相权关系，小数额贵金属等于大数额的贱金属铸币，这样，主要用于代赞大数额贱金属铸币的纸币自然会与贵金属相关联，这在历朝历代的一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北宋时因四川是铁钱区，交子的面额单位和实际使用只能直接表现为铁钱。南宋会子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和白银的比价，但孝宗时一再用银、钱回收会子以保持其价值，说明纸币和贵金属白银有内在的联系，虽然会子的面值单位是钱而不是银。纸币制度在金朝有较大发展，这一情况也表现在纸币和贵金属的关系上。据《金史·食货志》所载，金代发行的几种纸币已直接和白银联系，金宣宗兴定元年（公元１２１７年）发行"贞祜通宝"，规定"通宝"四贯，值白银一两；元光元年（公元1222年）发行"兴定宝泉"，二贯当白银一两；金灭亡前数月发行的"天兴宝会"，面额已经完全以银计，分一钱到四钱共四等。金朝交钞和贵金属白银的直接联系还只体现在后期发行的几种纸币上，元朝的纸币则一开始就和贵金属联系，如"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钱，以两为单位，丝钞二两值白银一两；"中统元宝钞"二贯等于白银一两，十五贯易赤金一两（后改为二十贯易赤金一两）；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发行"至大银钞"，更直接地规定了纸币与白银之间的直接联系，面额均以银两计，自二两至二厘共定为十三等，同时铸造铜钱并行流通。〔48〕明代大明宝钞制规定，钞面以钱文计，钞一贯等于银一两，四贯等于金一两。〔49〕以上史实，说明随着纸币制度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纸币和贵金属的联系日益紧密，纸币日益表现为贵金属的价值符号。
既然纸币主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贱金属铸币，进而和贵金屈货币相联系，那么很自然纸币就能够代替贵金属"货币"和贱金属"辅币"相权，共同构成货币体系，事实上纸币产生后的货币体系就是这种结构。从形式上看，由铜铁等贱金属铸币和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是完整的，从理论上看也是合乎规律的。如果纸币和它所代表的大数额贱金属铸币以及贵金属之间的比价能够按规定保持得住的话，那么纸币作为"货币"同用为"辅币"的铜铁等贱金属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也就能够稳定下来，从事实角度看这种新结构的货币体系也就证明能够成立。但是，纸币只是金属货币的象征，"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纸，可以作为金货币的象征发生作用。"〔50〕纸币作为宋、金、元、明的主要交换手段，受到自身规律的制约。事实上自宋至明，历朝历代的各种纸币制度无一例外地在膨胀中崩溃，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也随之瓦解。这种情况，给这一段时期的货币流通带来新的波动。
马克思指出："在（纸币这种）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币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51〕在掌握纸币发行权的政府把纸币发行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和市场需要相适应的量上时，纸币价值是稳定的，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从而能够存在下去。历史上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如南宋孝宗至宁宗的数十年间，会子价格大体保持稳定；〔52〕元中统钞初发行时的近二十年"钞法无少低昂"。〔53〕但这种情况毕竟太少。"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54〕由于纸币相对没有价值，"以无用为有用"，〔55〕超量发行是解决短期财政危机立竿见影的有效方法。总的说来，纸币是无法按市场实际需要量发行的，纸币因膨胀而崩溃在所难免。如果说北宋和西夏的战争是四川交子膨胀的原因之一；蒙古骑兵南下促使金交钞、南宋会子迅速崩溃：而执政不得人心是元代纸币制度短期内瓦解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大明宝钞制度则是在明初相对平静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环境中因纸币膨胀而很快解体。实践证明，新的，由纸币以贵金属价值符号身份充任"货币"以和铜铁等贱金属"辅币"构成的货币体系无法长期稳定，常因纸币的瓦解崩溃而解体，货币体系的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本解决。
但在自宋代纸币产生至明中叶开银禁的四百多年中，纸币毕竟作为大数额贱金属铸币以及贵金属的代表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商品经济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对货币的需求压力。当然，纸币带来了新的波动．形成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新的冲击。纸币是金属货币的象征和代用品，从纸币名称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其与金属的关系。纸币唐代称"飞钱"，北宋称"交子"、"川引"，南宋称"关子"、"会子"，金始用"交钞"之名，元代省"交"用"钞"，明因之，"钞"字最终成为纸币的定称，沿袭至今。"钞"字原只有掠夺和誊写的含义，用作货币名自纸币始，而且成为专门用字，原有的掠夺、誊写之义渐渐湮灭。从"钞"字的结构看，从"金"从"少"，形象地表明，因"金"过"少"，纸币才代表金属加入货币行列。
经过由宋至明的四百多年实践，稳定的货币体系没有形成，一旦纸币膨胀，由纸币和贱金属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便告瓦解，并给货币本身和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波动。然而商品经济仍在发展，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日益增加，货币受到的需求压力有增无减，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客观要求依然存在。到了明代，一些情况起了变化。
八、货币体系重新建立
在自北宋至明中叶的约四百年中，纸币以金属货币代用品的身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压力，但是纸币相对没有价值的天然缺陷造成了货币新的波动。金、南宋、元的灭亡都伴随着纸币的最后崩溃，纸币恶性膨胀成为这些朝代垮台的促进因素之一。事实证明，纸币并不是构成货币体系的合适币材。
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贵金属白银成为了主要货币，其在货币行列中的地位终于稳定住了。这样一来，黄金退出后造成的应由贵金属充任的货币体系缺环终于由贵金属白银填补上了。
明代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开始时间，一般定为英宗正统元年（公元１４３６年），这一年明政府解除银禁，并将南畿、浙江等地田赋折征银两。实际上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只不过是在法令上承认了民间"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56〕的现实。但是应当看到，明初白银生产并没有突出的增长，国外白银的输入也还少，白银之所以能够在正统年间正式成为主要货币，主要原因在于经过长期积累，社会中白银数量已达到和社会经济的需要相适应的规模，〔57〕这一事实导致明初大明宝钞的大幅度贬值，另一原因则是明初铸钱的极度不足，其中宣德以后的五十年里完全没有铸钱。明初两种主要货币既然已难以承担交换媒介的作用，百姓才不得不冒犯禁之险用银，白银遂成为主要货币，贵贱货物均用之。由于明初没有很充足的白银在市场上流通，所以银价颇高。据彭信威教授考证，以米价为参照，明代十六个年号中，（泰昌仅一月余，未计入）银价最高就是弛用银之禁的正统年问。〔58〕以绢价为参照，明代白银购买力最高是十五世纪前半，也就是正统前后〔59〕。以后随着国内银产量的增加，海外白银的大量输入，特别是白银的不断积累，白银才算最后解决了数量问题， 银价也随之回落。
我国银产量原来并不丰富，到了明代，这一情况有一定好转。明初的洪武二十四年（公元１３９１年）政府的矿冶收入只有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四十年后的宣德五年（公元１４３０年）达到了三十二万零二百九十七两，〔60〕增幅不小，绝对量却不能说很大。云南等地的开发是明代白银生产增加的重要因素，如天顺四年（公元１４６０年）云南银课额为十万两有余，占该年全国银产课额的一半以上。〔61〕明政府对白银生产的控制管理不是很有效的，很多地方的银产无法用银课来衡量，"奸民"生产的白银当不在少数，从明代抗矿税斗争力各朝之冠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明政府管理控制不到的矿山所生产的白银最终还是进入流通，从而增加了流通中的白银数量。国内产量的上升和社会中积累量的增长是明代流通领域白银增加的首要原因，占第二位的原因就得算海外输入量的迅速增长了，这一点跟世界形势有关。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随着美洲丰富矿产的开发，大量金银到了欧洲人手里，其中一部分辗转运到东方，在换货贸易中为平衡国际贸易差额作为世界货币流人中国。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占有出超优势，如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船只第一次来中国的收获是"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62〕据彭信威教授估计，仅马尼拉一地，自隆庆五年（公元１５７１年）开港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而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概约合四千多万库平两。〔63〕大量白银流人中国，加上国内产量上升，积累量增加，流通中白银数量持续上升，使得以米、绢、布、金、铜、铜钱为参照的银价自正统后呈下降之势，〔64〕尽管明代持续发展的商品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
"货币天然是金银"，和黄金一样，白银是合适的贵金属币材。自两税法后，商品经济持续发展，货币所受到的需求压力不断加强。深入看这种压力主要体现在货币体系中不可少的"货币"上，这应由价值较高的贵金属充任。货币体系需要建立，但最适合的贵金属币材即金银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远远不足。货币受到的需求压力不断增大，使得货币本身长期波动。在需求压力的驱使下，铁、锡、铅钱以及纸币一一登台，试图和稳定的铜钱一道构成新的货币体系，但这些不正常的货币体系结构总不能长期稳定。到了明代，贵金属白银解决了数量问题，明初铜钱铸造量小的情况也从弘治十六年（公元１５０３年）恢复铸造起得以改变。这样，"千呼万唤始出来"，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最终建立起来。与两税法后曾经出现过的几种货币体系，即铜钱和铁、锡、铅钱，纸币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结构相比，这种由价值较高的贵金属白银和价值较低的贱金属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结构是正常的，从而在货币运动中要稳定得多，便利得多。主要用于大额交易的白银和主要用于小额交易的铜钱遂成为明中叶以后及清代的基本货币。
明清两朝商品经济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情况保持了商品经济的上升势头。由于海外白银的不断输入，保证了货币的投放量，明中叶以后的货币体系波动很小。明末清初曾出现过"银荒"。"银荒"出现的原因明清各有不同，明末的主要因素是"三饷"等加派均以银计，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对白银的需求，白银所受压力骤然增大，价格从而上升；清初的主要因素则是实行海禁使白银输入剧减，这也导致银价的上升。明末清初的具体情况使得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出现一些波动。康熙中叶以后，随着经济和财政的好转，特别是随着海禁解除，国外白银重新大量流入中国，"银荒"消失，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又稳定了下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的纸币，清入关初曾发行过纸币，但随着军事行动大致停止，在顺治十八年（公元１６６１年）停止了纸币发行，并吸取前代教训，在以后的近二百年中坚持不发行纸币的政策。嘉庆十九年（公元１８１４年）侍讲学士蔡之定因奏请行楮钞而获罪；道光十七年（公元１８３７年）吴县诸生王鎏著《钞币刍言》，主张行钞，虽轰动一时，但仍未实行。直到咸丰三年（公元１８５３年）因镇压太平军的需要，方才发行纸币，但仅维持了十年便因局势的变化而废止了。清朝之所以能把行之多年的纸币废而不用，其货币方面的原因是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已经建立并正常运转，纸币已无存在的必要。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明中叶以后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建立后纸币实际上就已经不起交换媒介作用了，只不过明朝把大明宝钞作为祖制保存了下来，清朝不受此约束，故能干净利落地废止了纸币。除跨入近代受欧美币制影响外，清朝的货币体系由贵金属白银和铜铸币构成。
由贵金属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符合货币规律，从而能够长期稳定。清朝的货币较之前几朝较少波动，稳定得多，这一情况，成为清代政局的稳定因素之一。
结语
马端临曾对元朝以前的货币及货币体系作过概括："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于衣食而实适于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末足以周民用也，于是以适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创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是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有用矣。"〔65〕马端临谈到上古之世由珠玉、黄金、刀布构成的货币体系，也谈到了由于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数量太少，使得铜钱长期在交换媒介中唱独角戏，这就是货币体系的破坏。对于后来纸币加入货币行列马端临是反对的，他虽然认识到"五金"都可制币，但仍主张以"可贵而适用者制币而通行"，也就是要建立结构正常的货币体系。马端临的见解是正确的，虽然他未及见明中叶后形成的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
自春秋战国至明清，货币体系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在这漫长时期的两头，都存在完整的货币体系，即由黄金和铜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这两种货币体系的结构是正常的，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而自魏晋至明中叶的十二个多世纪中，货币发生极大的动荡。从货币体系角度入手，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背景的变化，可以在二千余年货币的动荡、变化和恢复稳定中理出一条线索，有利于中国货币史的研究。
注释：
〔1〕〔2〕〔3〕〔4〕〔5〕〔6〕〔8〕〔10〕〔50〕〔5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５４页、第９８页、第９９页、第１０１页、第１０２页、第１０３页、第１１１页、第１５３页。
〔7〕〔9〕〔18〕〔29〕参见拙文《对马克思货币职能观的探讨》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11〕〔40〕《国语》：《周语》、《齐语》
〔12〕〔13〕〔14〕〔15〕《管子》：《山至数》、《轻重甲》、《国蓄》、《轻重乙》
〔16〕〔17〕《史记·平淮书》
〔19〕《宋书·周朗传》
〔20〕〔21〕〔28〕《唐会要》卷八十九《泉货》
〔22〕《困学纪闻》卷十六
〔23〕《通典》卷二《食货·田制下》
〔24〕〔25〕〔26〕〔27〕李埏：《再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载《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版
〔30〕《隋书·食货志》
〔31〕《天工开物》
〔32〕《旧唐书，食货志上》
〔33〕〔39〕〔43〕《新唐书·食货志四》
〔34〕《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
〔35〕《十国春秋》·《闽太祖世家》、《景宗本纪》、《天德帝本纪》
〔36〕《十国春秋》·《南汉高祖本纪》
〔37〕《新五代史·南唐世家》
〔38〕《十国春秋》·《后蜀后主本纪》
〔41〕《宋朝事实》卷十五张若谷、薛田语
〔42〕《宋史·食货志下二》
〔44〕明·曹学铨：《蜀中广论》卷六十七《六物记》第九《交子》
〔45〕《宋史·食货志下三》
〔46〕〔49〕《明史·食货志五》
〔47〕参见《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明·钱》
〔48〕《元史·食货志一》
〔52〕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四《官会折阅》
〔53〕《元史·刘宣传》
〔54〕邱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七《铜楮之币下》
〔55〕〔65〕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56〕《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
〔57〕关于白银积累问题，参看拙文《宋金时期白银的生产和使用》（载《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58〕〔5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７０４页、第７１１页
〔60〕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银》
〔61〕《明史·食货志五坑冶》
〔62〕（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一章《旧的对华贸易》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版
〔63〕〔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七章第二节第四小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