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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C·K·刘：转型中的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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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5/28 出处：早报网 |
2003年9月6-9日，第七届国际经济学会议在土耳其安卡拉的中东技术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亨利·C·K·刘受邀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该次会议云集了全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者，他们具有不同的观点和专业特长，其中既有中央银行家和政策专家，也有学者和理论研究者。他们所持的意识形态立场既包括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包括非政治的宏观经济学和数理模型理论。
亨利·刘的演讲讨论了转型中的全球经济，主要探讨了货币、债务、贸易、市场和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性质和角色。概言之，其演讲提出了经济不是一个抽象概念的观点。经济是政治制度的物质体现，而政治制度又是代表性别、年龄、宗教、财产、阶级、部门、地区或国家等的集团利益的互动结果。
个人利益不是政治学问题。因此，个人主义政治学是一个矛盾的修饰语，由此延伸开来，哈耶克关于个体决定形成市场的观点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无稽之谈。市场是大规模民众和群体本能现象，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对之起不了多大作用。政治的定义基础是权力，权力有多种形式：道德的、知识的、金融的、选举的和军事的。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环境中，公司主管总是痛惜定价权的丧失。全球经济是全球地缘政治制度的物质体现，全球宏观经济学是对全球地缘政治制度的理论解释。
经济学的术语反映，并反过来指导着经济制度的逻辑。货币、资本、劳动力、债务、利息、利润、就业、市场等用语都被概念化，用以描述权力政治创造的人造物质制度的各组成部分。被假定总是根据自我利益行为的经济人概念是一个明显错误的抽象概念，它建立于如下有缺陷的立论之上：市场参与者总是根据完全的信息行为，并明确地理解其行为的意义。随着这些用语在时间推移中的广泛使用，人造制度被粉饰为自然法则的产物，而不再是权力政治的概念化组成部分。正如君主主义在过去合理地使自己成为政治自然法则，当今的市场资本主义也是如此。
市场不是经济。它只是经济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反常情况。人们进行贸易是为了弥补当下发展状态的不足。剥削是奴役，而不是贸易。帝国主义是国际层次上的剥削。冷战结束后的新帝国主义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的形式。
没有体系性高压的保护，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存在。为了参与自由贸易，贸易者必须有一些东西，并能以之在一个免于体系性高压的市场上进行自愿的贸易。贸易品来自于发展——一个自我完善的进程。国际贸易不是发展，虽然它可以促进国内发展。国内发展必须优先于国际贸易——据称将推进国内发展的外部交易体系。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和边缘，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都日渐地领先于国内发展。全球贸易已成为剥削弱者以强化强者的工具。除了不公平之外，现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长期地将财富从穷人那儿转移到富人手中是不可持续的。新自由主义称，自由贸易为世界上的穷人，不论是核心区的，还是边缘区的，都带来同等收益，该论断完全与事实不符。
大多数货币经济学家把政府发行的货币看作是随时兑现的主权债务工具，历史上来源于自由银行发行的票据。这一观点只适用于硬通货，硬通货是一种债务凭证，持有人有权要求将之兑换为相应数量的黄金或其他等价物。另一方面，国家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不是主权债务工具，而是主权信贷工具。主权政府的债券是主权债务。地方政府债券是机构的债务，而不是主权债务，因为地方政府不能发行货币。用货币购买债券时，交易表现为贷方销帐。这种关系是直截了当而又至关重要的。
如果不兑换纸币不是主权债务，那么资本主义的整个概念结构就需要重组，这就如同当人类意识到地球既不是静止的，又不是宇宙的中心时，物理学必须重新书写。一方面，有益于社会的发展的资本形成将被披露为一种残酷的骗局。由于主权信贷的存在，主权国家不需要有益于社会的发展的资本形成。另一方面，无须以私人储蓄为国内发展融资，因为主权信贷的供给不需要私人储蓄。在一个以主权信贷融资的经济体内，劳动力应长期的短缺，劳动力价格应持续上升。
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劳动力持续短缺。私人投资没有社会目标和价值，只有私人投资才需要私人储蓄。储蓄是不充分就业情况下的通货紧缩，因为储蓄减少了进行投资以加大未来供给的日常消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只有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才有效。萨伊定律忽视了供求之间关键性的时间差，这对于快速流动的现代经济来说很可能是致命因素。储蓄要求支付利息，而利生利将后退到使任何金融体系都难以为继。一些宗教禁止以任何理由发放高利贷。
自1971年与黄金支持美元相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制瓦解以来，美国政府发行的不兑换纸币成为所有现代国民经济的法定货币。国家货币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发行的不兑换纸币的通行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政府的征税权。在一国经济中发行货币是政府的意志，货币是为了纳税人交税而发行的。这种货币是为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发放的主权信贷，它将由政府发行的信贷工具来清偿。政府发行不兑换纸币后，不欠任何人的债务，只是承诺，接受该货币为纳税手段。中央银行体制的运作是基于将政府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作为主权信贷的观点。这就是中央银行与自由银行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前者发行的不兑换纸币是主权信贷工具，而后者私营发行的硬通货是允许持有人兑换黄金的银行借据。
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预言：“如果美国人民允许银行控制其货币的发行，那么银行和与银行相勾结的公司，将首先通过通胀，再通过紧缩，剥夺美国人的所有财产，直到他们的孩子在其父辈占据的大陆上陷入无家可归而彻底地醒悟……货币的发行权应从银行手中取回，交还给其归属的美国国会和人民。”这是一个反对中央银行“政治独立”的界定性声明。该警告也适用于世界各国人民。
1840年通过的《独立国库法》，建立了公共基金联邦存储处，不再将钱存入国家级、州级或私营银行，从而使美国联邦政府不用介入美国银行系统。根据《独立国库法》，银行券将逐渐地停止作为美国政府收支工具；到1843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只接受硬通货。
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领导的辉格党，反对独立国库，但也不支持私营银行制度。他们致力于重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1832年废止的国民银行。在1840年选举中嬴得美国国会多数之后，辉格党于1841年8月13日成功地废止了《独立国库法》，尽管他们未能赢得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对其国民银行提议的支持。在1844年选举之后，民主党重新掌权，1846年领导通过了与1840年法案近乎相同的新的《独立国库法》。这项立法实质上没有任何变动地保留下来，直到1913年美国通过了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联邦储备法案》。
当美国内战在1861年爆发时，新上任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发现独立国库是空的，必须暂停以黄金支付，他呼吁国家特许的私营银行发放贷款，为动员和装备联邦军队所需的补给融资，却劳而无功。那时，29个州特许的1，600家银行共发行7，000种面貌各异投入流通的银行券。林肯立刻推动美国国会于1862年通过《法定货币法案》，以之授权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储备或硬通货的基础上发行政府纸币，该纸币被称作绿背纸币（Greenback），与以硬通货支撑的银行券保持平价，同时承诺“一经要求”即根据该纸币的面值兑现其他等价券。当时设想绿背纸币将通过纳税逐渐地收回，正如1866年的《筹资法案》所详细说明的，从而使政府能够以有序的无息方式收回这些绿背纸币。
然而，在战争的最艰难时期，当北方联盟的胜利被打上问号时，1美元绿背纸币只有39美分金币的市场价格。绿背纸币价值的下跌与北方联盟的生存前景有关，而与硬通货基础的丧失无关，其硬通货基础本来就不存在。在战争后，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例中宣布《法定货币法案》是合乎宪法的，美国国会颁布法令，当时未收回的绿背纸币将留为国家通货的永久组成部分。无可置疑，这些绿背纸币帮助林肯挽救了联邦。林肯写道：“我们终于造就了它，赋予了这个共和国的人民他们曾有的最好祝福——以他们自己的纸币清偿其债务。”新自由主义货币学家从未向世界各国政府讲授那一课的重要性。
政府征税不是为其运作融资，而是为其作为信贷工具的不兑换纸币提供价值。正如一些财政保守派所提议的，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它完全可以通过物权费为其运作融资。政府从不需要向其民众借债。政府发行政府债券是为了稳定债务市场，而不是因为它需要钱。从技术上说，政府从不借债。它发放不兑换纸币形式的纳税信贷。因此，当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政府不制造货币，只有私营部门才制造时，他只是装腔作势地喊政治口号，而没有清楚地理解货币和信贷的本质特征。正如美联储理事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最近在关于通货紧缩的演讲中所警告的，不兑换纸币是只有政府才能自由地和不受限地制造的。只有政府才能制造作为主权信贷的不兑换纸币。
主权债务是一个使私人债务可以交易的假游戏。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债权或债务，其命名取决于（偿还）义务的流动。（偿还）义务从资产方流向负债方被称为债权，反之，则被称为债务。债权人就是资产大于负债的人，其资产包括其有权收回的债务人负债。
代表人民的国家拥有未分配给私营部门的所有资产。因此，国家资产是除去私营部门税后财富的国家财富和根据主权权利对私营部门所享有的一切其他要求。只要国家存在，其债权只是相对于国家财富才是有限的。如果主权信贷被用来增加国家财富，那么，只要国家财富的增长跟得上主权信贷的增长，主权信贷就是无限的。即使一国的一切有形资产都被分配给私营部门，该国借助于其存在，也仍然能够要求享有宪政体制所允许的那部分私营部门资产。这些要求权包括国家的征税权、收归国有权、充公权、征用权和垄断业批准和废除权，以及最重要的发行法定货币权——换言之，即主权的内在权利。
国家发行作为法定货币的纸币，也就是发行一种由包括课税在内的主权权利支撑的货币工具。国家从不欠债，除非其明确和自愿地表示如此。一国为了避免征税或提高税收而借债，这是政治权宜之计，而不是金融需求。当一国购买以其货币标价的政府债券而借债时，它是从金融系统中撤回其先前发行的主权信贷。当一国借进外国货币时，它放弃了其主权信贷特权，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的债务人，因为该国不能发行外国货币。
政府债券可以充当私营部门信贷的吸收器。由于美元霸权，美国的政府债券享有最高的信用等级，在国际债务市场中位于信用风险金字塔的顶端。美元霸权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即一种不兑换纸币美元担当着国际金融建筑（international finance architecture，实际上就是中文所说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不过，作者在英语原文中更多地强调建筑物的平衡、匀称、稳定和优美，并体现于下文，为了保持上下文的一致而采用直译——编译者注）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不过，建筑是一种道德善意义上的美学艺术，而当前的国际金融建筑在此方面具有明显的缺陷。美元霸权是应被唾弃的，这不仅因为美元窃取了其不应有的地位，而且因为它对世界共同体的影响无任何道德善行可言。
政府法令发行的货币是主权专利品，而债务不是。任何人只要具有一定的可接受信用等级，都可以借贷，但只有政府才能发行作为法定货币的纸币。政府发行不兑换纸币，也就是发行用于解除其强加于其公民的纳税义务的信用证书。只有在主权国家的授权和许可下，私人发行的货币才能存在，它与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不同处在于，私人发行的货币是发行者的借条，即发行者需偿还持有人相应的等价物。
但是，政府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不是政府借条，因为该货币是由持有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潜在借条支撑的。政府发行的不兑换纸币是法律支持的用于结算一切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在美国境内，任何人拒绝接受美元，都是违反美国法律。债务结算的工具是信贷工具。以政府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买空政府债券，是政府向其经济发放更多信贷的办法之一。从逻辑上看，在一个经济体中，货币供给不是政府债务，因为如果增加货币供给意味着增加国家债务的话，那么放松银根将使该经济体收缩信贷。经验事实证明了相反的情况：放松银根增加了信贷供给。从而，如果政府发行的货币扩大信贷，那么政府发行的货币就是一种信贷工具，这就是所要证明的。
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正确地指出，发放信贷就是发行货币。信贷的发放制造了其对立面债务，但债务不是货币；信贷却是货币。债务只是对货币的否定，是一种金融反物质。物理学者理解物质与和反物质之间的关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物质源于能量集中的理论，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提出能量产生物质的同时也产生反物质的的思想。物质与反物质的碰撞产生湮灭，使物质和反物质恢复为纯粹的能量。信贷和债务也是如此，它们是密切相连但又是对立的。它们是由金融能量以不同形式产生出来的物质(信贷)和反物质(债务)。信贷和债务的碰撞也将产生湮灭，使它们结合的结果恢复为不能为人类福利所用的纯粹的金融能量。
以货币可偿还货币债务。政府发行不兑换纸币后，并未成为债务人，美国的不兑换纸币是由美联储，而不是普通银行发行的。在美元上面，也不出现“银行”一词。偿还期为零的货币（ZMM）从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的55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6月的6.333万亿美元，不过，它们不是联邦政府的债务。该数额总计已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与2003年6月时的美国国家债务6.67万亿美元大致持平。
不兑换纸币持有者是主权信贷持有者，而不是如许多货币经济学者所称的国家债权人。不兑换纸币只授权其持有人从政府那里换来相同数额的货币。不兑换纸币持有人是作为国家代理人行为的，其享有该工具背后的国家的信用和完全信任，还可以之纳税。不兑换纸币就像通行证，授权其持有人保护发放主权信贷的国家。它是内在于主权的国家金融权力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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