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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独元老施朝晖受中共派遣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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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5/23 出处：凯迪网络 |
张凤山
史明，原名施朝晖，1918年生于台北市士林。1937年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据他自己说，1942年毕业后到大陆“支援抗日”，1949年开小差溜回台湾。1950年开始搞“台独”活动，1962发表《台湾人四百年史》，1967年在日本打出“独立台湾会”旗号，1993年回到台湾，2001年组织“教育基金会”。史明“为了避免家庭牵挂”而不要子嗣，致使日本籍妻子离他而去，从此孓然一身。他的“独立台湾会”曾经是“台独”势力中，“社会主义台独派”的主要代表。
史明自述的一段历史
1989年史明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谈了他年轻时的一段历史。史明自称：其父“在日据时代加入文化协会”，受其影响，对“台湾问题有相当的了解”。在早稻田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我特别注意帝国主义下的殖民地政策……由于帝国主义可说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我们这些研究殖民地政策的人，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史明称：1942年他大学毕业后，到大陆“支援抗日”。当时抗日有两条路线，到重庆找国民党，或是到延安加入共产党。“对经过社会主义洗礼的我而言，当然选择延安”。史明说，他先从上海到太行山 ，在接受短期训练后，被派到上海、北京做地下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送到河北张家口联合大学学习，1946年内战开始后，在狼牙山一带打游击。史明称，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我向聂荣臻报告，‘台湾很重要，将来国民党一定会逃到台湾，中共应该把（从国民党军队中俘虏的）台湾兵加以训练，留待后用。’没想到延安当局十分重视，把我从张家口调到石家庄去组织‘台湾队’，这就是中央直属、军政大学的‘台湾队’。”
史明说：“由于四百年来台湾历史的发展，使台湾和中国人在生活方式、思想方法、价值观上都不一样，”，“中共当局一直无法打进台湾兵的圈圈……最后，中共就采取分而 治之的政策”，这些中国人根本就把台湾人当作外人。中共在土地改革中，“实施流血斗争”，“令我对社会主义大失所望”，并“顿悟”：“我们台湾人和你们中国人不一样！”“这都是中国文化造出来的”。北京和平解放之后，中央直属单位进京，我当机立断：“现在不走还待何时？”于是史明开了小差，“洋装受派到台湾作地下工作”，经过展转曲折，在1949年5月回到台湾，拉起“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
对于史明这话，人们姑且听之。由于他对中国革命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支流不见主流，加上他头脑中“台湾意识”的消极因素作怪，使其成了逃兵，走上分裂祖国的“台独” 之路。
从“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到“独立台湾会”
1950年2月，史明和“2.28事件”中“幸存的青年”，组织“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准备刺杀蒋介石。1951年底，因事泄遭通缉，在台北、屏东等地流浪，1952年3月在基隆港口当搬运工，5月藏在日本货轮天山丸号到日本。
史明在日本继续从事“台独”活动，他一边卖水饺维持生计，一边用日文写《台湾人四百年史》，1962年完成出版，将名字改为“史明”。1965年担任“台湾公会”会长，1967年 4月在他主导下，“台湾公会”和“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自由独立党”等组织，联合成立“台湾独立连合会”。但因为它得不到“台青联”等团体的支持，不能实现“在日台湾独立运动大团结”的初衷，于6月中旬自动解散。史明在同年6月又组织“独立台湾会”（简称“独台会”）。1979年他赴美国出版《台湾大众》，之后，“独立台湾会”与张灿鍙为首的“台湾独立联盟”、许信良为首的“美丽岛杂志社”、彭明敏为首的“台美协会”等“台独”组织，组成“台湾建国联合阵线”，并发表《成立宣言》称：“要对国民党政权作立即的、持续的、全面的、毫不容情的攻击，一直到这个政权彻底从整个地球上消失”。1980年史明又与许信良的“美丽岛周报社 ”合组“台湾民族民主革命同盟”，很快双方因路线分歧而散伙，史又回到日本，继续打着“独立台湾会”的旗号搞分裂祖国的活动。
史明自诩为“社会主义者”，早年张嘴闭嘴“马列主义”，标榜他的“独立台湾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党”。所以在海外“台独”势力的分野中，被归类为“社会主义台独派”，而且在该派里“独台会”是维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支。
鼓吹“台湾民族”和“台湾民族主义”
史明被一些人称为“台独理论大师”。他1962年7月在东京出日文版《 台湾人四百年史》，以后又杜撰出《台湾民族---其形成与发展》、《台湾独立的理论与实际》、《台湾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等书。这些东西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拼命鼓吹“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族”、“台湾民族主义”等谬论，从而也构成了史明从事台独活动的一大特点。
史明认为，台湾必须扛“台湾民族的旗”，才能实现“民族独立”，才能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因而他才致力于鼓吹“台湾民族论”，说什么：“我们台湾人所赖以生存的台湾社会，是在于400年来的移民与开拓，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以及久年的殖民地解放斗争的这些历史过程里，从华南移往过来的汉人开拓者与其后代成 为主要的成员，并和原住民共民居住，而吸收它，同化它，结果以台湾特有的‘共同地缘’（自然地理环境）和殖民地被压迫的‘共同命运’（社会环境）为主要因素，逐渐形成为单一、共有的统一共同体---民族，并且成员之间的共同意识也随之发生。就是说到了20世纪的今天，在台湾岛内已经形成了和近代的民族概要吻合，但是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台湾民族’”。
关于“台湾民族主义”，史明胡诌：在台湾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台湾民族主义---凡事都以台湾的社会现实出发点，凡事也都以台湾人的快乐和福祉为依归，也就是台湾人关心台湾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主张台湾民族利益，要努力建 立台湾独立国家，发展台湾国经济，并发展台湾固有文化的思想和行动。台湾人出头天的理念基础就是台湾民族主义。要打破中华沙文民族主义就要依靠台湾民族主义这个法宝。”
史明的“台独理论”尤其是他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在“台独”势力活动早期缺乏系统“理论”的情况下，成为“台独经典之作”。所以尽管这本书严重歪曲台湾历史，但它在宣传“台独”、“启蒙台独意识”上，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当时不满国民党统治、向往社会主义的人尤其对部分年轻人，也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影响力，以至诱导一些人走上“台独”之路。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前民进党文宣部主任的陈芳明等人，都是这样，陈芳 明曾说，史明是自己的“启蒙教师”，他的理论使自己“内心产生雷霆万钧般的震撼”，致使原有的价值观“崩塌”，认同了“台独”。
回到台湾 气势日衰
在海外“台独”大头目纷纷返乡之后，史明姗姗来迟，于1993年10月也回到台湾。
史明一回到台湾，就摆出一个大干一场的架势。他一面发展组织，成立“台北爱乡会”、“高雄爱乡会”，一面宣传“独台会”的理论、路线，如“台湾民主联合阵线”即两阶段革命论”、“台湾新兴民族论”。
与此同时，他还从“独台会”的基本理论、路线出发，就当时岛内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其政策主张，以宣传群众、争取地盘。史明认为，国民党政权仍是一个由“国民党法西斯集团”和其“喂养的帮凶台湾人买办”形成的“外来统治的殖民体制”。但他又说，因为台湾情况发生了变化，“独台会的革命纲领”已经将“武力斗争”修订为“统合斗争”，台湾人民“要采取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革命兼容并进方式实现独立建国”。并提出，民进党去搞“体制内改革”，“独台会”搞“体制外革命”，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打倒国民党，建立新台湾。”
然而，史明又认为，国民党是假民主，从 事选举没有意义，“现在民进党已经把原来是工具的选举变成目的，放弃了台独的原则”，“抛弃建国理想”，所以他拒绝进入民进党。史明也不参加“建国党”，因为“要推翻中华民国体制才能算是独立，但建国党仍在中华民国体制内参加选举”。任何政党“若陷入国民党体制，内部成员享惯特权，无法与民众结合，台独目标的实现将更困难。”
由于其它“台独”势力的需要、配合，史明经过一番折腾，也还造出了一定声势。但是，他毕竟势单力薄，很快就很少看到有关史明和“独台会”的新闻报道，只有“台独”势力搞分裂活动的名单上，偶尔有其名字而已。
不甘衰亡 创办“教育基金会”
近几年来，史明的“独立台湾会”虽然已经从媒体上消失，但其本人却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尽管腰椎神经有问题，不良与行，他还拼老命继续搞分裂祖国的活动，次数虽然有限，但“独”性颇强。他除了继续宣扬“台独”谬论，还大肆宣传“台湾独立”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反复强调：台湾是美国亚洲战略防线上的重要一环，美国不会让中共占领台湾，加上其秉持《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的建国精神，它肯定会支持台湾民族追求“独立的宿愿”。
史明为陈水扁辩解说，由于“在野党掣肘”，“才使 台湾政经一片乱像”。但他又认为，这也是民进党没有“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体制，建立台湾民族主义，以对抗中共的中华民族主义”造成的。史明埋怨：“阿扁今天的进退失据，社会大众都有责任，但是阿扁上任以来经常前后反复，自失原则立场，也要负很大责任。”他告戒陈水扁：“为了达成目标，战略上可以转圜，但原则绝对不能打折。尤其是台湾地位问题，一旦向‘一个中国’屈服，中共必步步进逼，则台湾将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史明也赶“台独”分子成立基金会的浪头，于2001年11月成立了什么“教育基金会”，妄图以此为新的依托，从事分裂活动。李登辉也来捧场，并表示，史明的思想和他很 接近，史明是“革命家”，他是“实际的行动者”。李还吹捧史明建立“教育基金会”的重要性，说：“现在台湾浮现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从教育扎根做起，让台湾的认同、文化能继续传递至第二代、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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