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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浩然已成植物人 将出版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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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5/22 出处： |
历史场中的作家浩然与现实寂寞
在一段特殊时期，浩然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8个样板戏，1个作家。”
有人说浩然因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而成为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有人说他是“文革”时期的唯一得意分子、是“四人帮”的帮凶，有人说他必须忏悔，有人说该为他骄傲。面对争议，晚年的浩然心情不好，表态讳莫如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片面性。
一个中国文坛响当当的名字，伴随着一段令国人辛酸的历史，而时间又常使历史蒙上神秘的面纱。痛苦与欢乐，愧疚与自豪，浩然真实的内心又有多少坦白于世？“浩然现象”的标本意义在今天和将来又有何历史价值？
文革中的浩然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疑问的牵绊，当事人是否能成为历史复杂性的最佳诠释者
历史场中的浩然与现实寂寞
-本刊记者/陈焱
对于35岁以上的人来说，浩然这个名字是一代人成长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寻找到时代的某些碎片。他的《艳阳天》、他的《金光大道》曾热闹一时。如今，这些作品已渐渐远去，浩然本人也因病缠身失去健康，但有关他作品和人品的争议却一直未断。
寂寞的浩然
74岁的作家浩然在北京方庄东方医院第12层的干部病房里已经躺了一年半。脑血栓、老年痴呆症等综合病症把他变成了个植物人。
静静的病房里，病榻上的浩然不能言语不能识人，靠输营养液维系生命，但仍有简单的意识。即便是陌生的访客，他也会流露出对人世间感情的体察：一双大眼睛混沌地瞧着来人，一张牙齿早已疏落的半张着嘴翕动着，嘴角忽向上一咧，眼泪瞬间就噙在眼眶边几乎要渗出来，不时还伴有啊、啊的喊声。
浩然相随寂寞已近3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有关“浩然是帮里的人”的传闻特别多，说浩然是江青的面首。作家整作家之厉害略显一斑。北京市委和中央就浩然问题进行了审查，浩然未被定罪。
背负着思想包袱的浩然在打倒“四人帮”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主动选择了隐退。据见证者回忆，再进北京市文联，浩然总是低着头，后来干脆从和平门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向东搬迁，直至搬到河北老家三河。
这期间的20多年，浩然很少参加文联的外事活动，隐居家中默默写作，也没有人过多地留意这位作家的生存状态。
2000年，一本名为《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的红皮书再次将浩然带入公众视线。作者《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陈徒手(陈国华)花10年心力记述的8位当代作家迥异人生，让读者看到了他们戏剧性经历后面隐藏着的中国社会变迁史。该书的一篇亮点文章即是讲述作家浩然文革经历的《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捡拾浩然这样一位重要的但几乎要被读者忘了的作家，陈徒手称是责任使然，“除却浩然本身是我早期文学梦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外，我也想给将来的‘浩然现象’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文本资料。”陈徒手前后3次驱车到三河的浩然家中采访，同时又寻找20多位旁证，倾听了大量的叙述，客观地讲述了浩然在文革时期的细节故事。
陈徒手回忆自己1998年约浩然采访时情景说：“当他听说我要来采访他时，在床上哈哈大笑起来。”于是，这之后的采访，浩然总是配合得很好，“他要求我准时到，而我到时，他也早做好了准备。讲得很慢，但思路清晰，记忆力非常好，在同龄人中算是出色的，连30多年前与江青、姚文元的对话内容都可以大体复述出来。他详细叙说了他所知道的文革初期老舍挨斗受害的情景，说完后长叹一口气：老舍去世是北京文联当时最大的事情之一，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组织向我问询过有关老舍的最后过程。我今天是第一次跟外人说得这么多，就是因为没有人问过我。”
坐在寓所二楼书房的大书桌前，老人一动不动地平静讲述自己一路碰撞走来的创作经历。“很长时间找不到说话的机会，这之前基本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采访，浩然需要倾诉与倾听。”
谁解浩然心结
“文革”结束30年，但浩然受“文革”牵累结下的心结却丝毫未减。
文革中的浩然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疑问的牵绊？《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采写者郑实在书中归纳如下：
浩然与其他作家的恩怨到底缘何而起？他将被红卫兵揪斗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是出于什么目的？老舍第二天的自杀和他有何关联？《金光大道》的故事背景是否涉及到“文革”？江青是否曾让浩然出任文化部长？被称为农民作家的浩然在农村经济濒于崩溃，全国普遍食不裹腹的年代，真的还有大鱼大肉吗？浩然手中真的有许多名人写给江青的效忠信吗？被讥为江青“ 面首”，在“文革”后沉寂多时的浩然，在清查“三种人”时为什么没有获罪？
从对浩然或褒或贬的评述中，人们能清楚地感到，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然而，一个个体能承载得了如此大的意义吗？争论进行到一定时候，对于具体细节的反问，让人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当事人、过来人并不意味着就是完整历史最佳的诠释者。
“通过我对浩然的口述采访，我的判断是，浩然没有去靠江青，没有去巴结她，反而是一种躲的态度。”陈徒手称， “浩然认为，江青对自己好，谁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可以换来的就是安静的写作环境，这就是浩然最真实的想法。”
对于现在社会上把浩然和江青的关系夸大化，甚至妖魔化，陈徒手表示不认同。“浩然没有利用江青，他是个聪明人，即便是去西沙群岛阅兵那时，那也是被安排了的，换了谁也都得那么做。他坐在主席台上什么话也不说，他没有张扬自己，是很难得的。他没有往上去爬，没有利用江青去干很多事，其实如果他想，就会很容易。他没有给江青写过效忠信，没有跟江青单独求见，都是很被动地接受江青给他的任务。”
“浩然现象”的文本价值
有关浩然的一场大的争议发生在1998年。
一篇《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长篇访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后，一场争议随即而来。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共和国文学50年回顾与检省》中称，那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首先是怎样看待《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问题,其次是有关浩然在“文革”中的“奉命创作”及与江青的关系。
文中浩然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对于是否利用与江青的关系去整别人，浩然称：“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沿着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这些说法很快遭来一片漫骂。文章发表后，来自上海和北京文艺界的攻击声音非常多，攻击者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
浩然茫然：我想自己有说话不谨慎的地方，但恐怕不会称自己为奇迹。
“奇迹”之争使浩然变得心情不好。陈徒手回忆说：“那次的争论给浩然带来的打击很大，浩然更加焦虑了。”
两年后的2000年5月7日，天津《今晚报》上，由郑实采写的《浩然访谈录》一文中提到了浩然要写《文革回忆录》的想法，文中浩然表示：我要以自己的角度写，写我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而直到浩然入院前，《文革回忆录》也只是有个提纲，“浩然的心结太深，1998年的争论对他影响很大，”陈徒手称自己曾好言劝他想开点，浩然总是摆摆手：“没法说，没法说……”再劝他专心完成已拟提纲，他又摊开手：“有难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如今，病重的浩然已不可能完成《文革回忆录》。
“如果我们能确切地理解浩然，可能我们也就理解了一大半的“文革”。一个历史人物在现场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浩然现象’属于那个年代，如果我们能把浩然的标本意义剖析清楚，那将对文革中的文化现象的理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研究者陈徒手认为：浩然是一个标本，如今再让年轻读者去读《艳阳天》有点苛求了，但对于研究者，他的价值很大。
人物链接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等。
浩然口述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大事
老舍怎么死的没人来问我
有人想搞杨沫，说《红旗》要约稿批《青春之歌》。我说，我原来从《红旗》出来的，去了解一下，没有这件事。并贴出大字报，介绍我调查到的情况。结果一些人带着50多个工人进文联找我，脸对脸吵了一通，他们骂我是“稿费资本家” ，我也骂。再次揪扯去《红旗》对质，《红旗》的人说用《红旗》牌子约稿的人很多，你们双方的理由都可以理解，把这事扯平了。最后没把杨沫揪出来，不了了之。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1966年8月23 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到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11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红卫兵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契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199 8年12月9日口述)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有病，天知否》，陈徒手著
浩然现象的标本意义属于将来
-本刊记者/陈焱
无论这一生是否有过错，一个被裹在历史涡流里的渺小个体，他晚年要告诉世人的将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带着这样的想法，本着为历史留痕的初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郑实经多次接触作家浩然采写了《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一书。书中讲述了浩然从一个只上过3年小学的农民子弟，成长为中国文坛“奇迹”的艰辛的心路历程。
新世纪：《浩然口述自传》的出版背景是怎样的？
郑实：《浩然口述自传》出版于2000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浩然的争论一直不断。但争论进行到一定时候，对于具体细节的分歧，使我这个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忽然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当事人和 “过来人”并不意味着就是完整历史最佳的诠释者。我发现，尽管争执非常热闹，而对这些关键问题却各执一辞，根本无法说清。浩然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写过80万字的3部自传体小说，详细讲述了自己从只念过3年书的农家子弟奋斗成专业作家的艰辛历程。他原计划接着写第4部、第5部，把1959年加入作协之后写《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过程及文革中与江青的瓜葛告诉世人。遗憾的是，1993年他突然中风，尽管抢救及时，基本没留下后遗症，但已无法完成写作计划了。人们对进入事业辉煌时期的浩然及与他相关的诸多疑团，将永远无从了解。出于对历史的好奇，我就这些问题对浩然进行了采访。访谈中，将一个完整真实的浩然展示给人们的愿望油然而生。而昔日那个健谈、勤奋写作的浩然此时也正为此焦灼着。浩然同意让我来完成这件事是因为此前他读过我的采访，知道我力求客观的立场。他肯定希望一个似乎不带偏见的人来帮助他完成这件事。
新世纪：在这本口述自传中，浩然是完全真诚坦率、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吗？
郑实：我感觉相对来说是这样。自传的客观性是很模糊的一个说法。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无保留”。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自传也好，他传也好，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趋近真实。我与浩然的生活时代及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很难完全判定他讲述的真伪。但是，通过接触，我觉得他是个很真诚朴实的人。浩然在讲述自己从只读过3年小学奋斗成专业作家的经历时，是很有激情的。但说到“文革”当中的经历时就不那么顺畅，只是强调“太复杂”了。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也符合事实。但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段，遗憾的是，他讲的不多，也不够仔细。
新世纪：浩然怎么看关于他的争论？
郑实：我想，这是他晚年的心病。他认为自己从没伤害过别人，即使在江青看重他的时候都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打压和迫害过任何人，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他只想踏踏实实地写作，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但是被卷入旋涡，很多事有口难辩。当然，他也承认当年年轻气盛、恃才傲物，和其他作家有派系冲突。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也在检讨自己。但总起来说，他觉得委屈。晚年因此心情很不好。
新世纪：您怎么看待这场争论？
郑实：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别人对于那场所谓“奇迹”之争，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我是有的。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文献公之于众，更多的当事人撰写回忆文章，更多研究者努力抛弃感情色彩对待历史，整个社会对与“文革”相关的事情的看法会更理智和客观一些。
新世纪：通过采访《浩然口述自传》，您对浩然的印象是怎样的？
郑实：中国的文化中心一直在城市。对浩然这样热爱写作的农村青年来说，被城市文化接纳才意味着“功名成就”，也才有自由写作的机会。这在他的口述自传中有很多描写。我们看到在物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无法泯灭对文化的渴望。但是直到他成为了专业作家，乡亲才承认他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否则不老老实实种地就是“没出息”。幸运的是，浩然闯出来了。他对城市文明是不接受的。在那个时代，这种城市中心的格局一下子，但也是暂时被政治需要打破了，所以城市才接受浩然和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浩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题目。他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那一代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极端际遇和左右人生、社会的种种荒诞因素。《浩然口述自传》也许可为这种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料。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本次采访亦有贡献)
我们不能超时代苛求一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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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19日14:36 新世纪周刊
作家苏叔阳、张德祥：“四人帮”看上你了，你想躲也躲不开
-本刊记者/杨东晓
梁金广这个名字，可能有不少的重名，但是再多几个“梁金广”，其认知度肯定也还赶不上“浩然”二字。梁金广笔名浩然。
浩然是个奇迹
在沉寂了多年后的2005年12月，浩然交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完成了18卷本的《浩然全集》，这项为活人出“全集”的工作，曾一度引得风云骤起。
对浩然本人职业生涯的拷问以及围绕浩然作品展开的争鸣，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出现。
事实上，对浩然作品的争鸣，更多地来自对他职业经历的观照，对他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革文化之命时期仅存的幸运儿的鄙弃和拷问。除却那个时期给浩然投射的光环和遗留的阴影，这位专事农村题材创作、长相浓眉大眼，有着农村正面人物形象特征的中国当代作家，其实和刘绍棠一样，是乡间两棵风尘仆仆的茁壮大树。但是刘浩二人迥异的命运，正是那个悲剧时代遗存的思考。
未及中小学历(当时四年级为中小学历)的浩然，只上了三年半学。但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却成就了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过去时，但有人拿他这个学历与其后来的专业作家身份一起说事，认为这算“一个奇迹”。事实上，在中国上世纪那番改朝换代的中叶，这样的作家并不是他一位。高玉宝8岁那年只读过一个月的书，但这并不妨碍这位画书的“文盲战士”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并成为作家。
诚然，是命运的不同，使浩然成为人们眼中一奇。1949年开始从事青年团工作，《河北日报》工作到北京中苏《友好报》，再到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任编辑。1964可以说是浩然事业的一个转折年，这一年，他来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后任作协北京分会主席。1966年“文革”初期，“北京市文联文革筹委会副主任”的任职，成为他开始走上风口浪尖的起点。
正由于这段历史造成的“政治问题”，浩然本人及其作品一直遭到诟病。在有稽可查的资料上，浩然最高的职位，是官至2003年已谢任的北京作家协会主席。而在“文革”期间所谓江青提名文化部副部长的“御用”身份，也只是坊间相传。这一委任至“四人帮”倒台，也未见诸书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就“浩然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已做出结论。而由北京作家民主选举出产生的“作协主席”，也为北京市委所认可。
浩然在各不同的政治时期中经历，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奇迹。
他没整人，也没攫取权力
作家苏叔阳认识浩然是在“文革”以后，“那时候他正心情不好，好像是说他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当时，北京的一大批作家，对他还是比较同情的。”苏叔阳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没有借着机会往上爬，没有捞取个人的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对他都比较尊重。觉得这个人不错。他没有去整什么人，爬上去攫取权力，还是挺自爱的。”
当时的苏叔阳是“北京市文联创作联络部”的成员，浩然也是这个联络部的成员，“但他去得很少。很多作家理解浩然，13亿人里只有一位作家，这不怨浩然，是‘四人帮’造成的。‘四人帮’看上你了，你想躲也躲不开呀。”
苏叔阳原本对农村题材的作品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在一个大院工作，苏叔阳就接触到浩然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也看过长篇小说《艳阳天》，认为浩然的作品还是很好看的。
见浩然很消沉，苏叔阳有一次悄悄对浩然说：“你也不要悲观，大家都能理解你。你有自己的路数，你写的东西是别人没写过的，很有你自己的特点的，你应该还沿着这个特点继续走下去，你小说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都是满带着清新的，有股向上的气息，给人一种生活的信心，这都是挺好的。”
那个年代的“作家”在干什么？
那个年代既然只有一位作家，那么其他人都干什么去了？
仅忆录几位与浩然(1932年生)同生于1930年代的作家：
接连的政治运动把王蒙(1934年生)、刘绍棠(1936年生)、丛维熙(1933年生)和邓友梅(1931 年生)四位当年文坛“四只小天鹅”变成了道地的“黑”天鹅。
反右号角的奏鸣，是中国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劫难的开始。
同为孙犁扶植和帮助的两位文学“后进”，丛维熙定为右派后，到山西劳改20年。有北国神童之称的刘绍棠在19 57年21岁时，因对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了修正意见被划为右派三类分子，不能再写字的刘绍棠下放到京郊修筑铁路水利设施，“文革”时期，回到通州务农。
作家王蒙1958年5月被定为右派中的一分子，是年秋天，开始了颠沛各地的生涯。
邓友梅，是“四只黑天鹅”中最惨的一位，反右及其10年后的“文革”中，邓友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自己则在东北劳改。1962年，邓友梅“归队”，但只能当一名“不许创作的创作员”。 “文革”中被升级为“黑帮黑线上的黑干将 ”的邓友梅的出路，是到盘锦开垦荒山。
苏叔阳(1938年生)，他还算是没有搁下笔。苏叔阳说自己文革期间“还是个业余作者”。因为写作，他从19 57年就开始受批判，所以，后来转而写歌词。因为写儿童歌可以不用写“打倒走资派”一类的东西，又可以干一些歌颂老师、母爱、校园生活的“私活”。所以从1972年开始，别的作家被迫停笔时，苏叔阳还能部分生活在创作的世界里。但他自己也是“根本不敢和人家说话，跟人说话就是给人家添麻烦，因为他自己处境也不好”。
他不好的处境，来自教书期间的戏剧创作，以美国黑人斗争为题材的话剧《再不做奴隶》使他成为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俘虏的“黑典型”。1957年以后，划为“中右分子”，四清运动中思想又遭到了批判，“文革”则被批为“漏网右派” 。
只要在1957年有了开头，就会在接下来的历次运动中锻炼成老运动员的经历，中国那个时期的作家如出一辙，正如他们都被迫荒废掉20多年的韶华一样。
而这20年的中国文学史，又几乎是在反思和控诉中完成的“过去时”。它的“进行时态”，只有一个人的作品中有局布的记录，这个人，就是“文革”期间唯一的作家：浩然。
客观评价浩然，评论家张德祥在《我所理解的浩然》中说：只要不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他的作品一以贯之的是对农民传统人格精神——正直、正气、正义——的追求。当时的环境是不允许“中间人物”的出现，浩然毕竟创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不仅有高大全等形象，也有弯弯绕、滚刀肉等形象，都各有其艺术价值。我们不能超时代地苛刻作家。
“我感觉他的作品里充满着别人作品中没有的阳光，”苏叔阳解释了一句：“用现在的话说是比较‘阳光’的，当时看来是充满农村清新的气息。写得很轻快。”苏叔阳认为“四人帮”是用这些作品来美化他们的文化统治。“你现在要说《金光大道》《艳阳天》有多大的毛病，也不是，你说他美化当时，那是‘四人帮’借这个作品来说话”。
那10年里，没有这个奇迹一般的浩然现象，也就没有了能用笔记录现在时的人了。
浩然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那一代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极端际遇和左右人生、社会的种种荒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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