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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话是“满式汉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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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5/22 出处：泡网 |
普通话是“满式汉语”吗？
提交者 : 城里好好 于 PAOWANG.COM 北京时间 2006-05-22 16:08:57
上周转了皮扎诺的一篇《普通话是北京话吗？》（http://go.paowang.com/news/3/2006-05-19/20060519105006.html），当时就觉得作者的论述十分可疑，后查了一些资料，仔细想了想，断定该文作者是在胡说，大部分论断都属于臆断。
1，普通话与北京话
普通话并不是北京土话，也不是日常生活中北京人很随便很习惯地说的那种话，这是肯定的。普通话的内涵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划定还是比较严密的。
而皮扎诺的断言：“用纯正的北京口音，以纯正的北方方言词汇，以标准的现代白话文语法说出来的仍然不是普通话！”显然是胡说。他不过是有这样一种自我感觉：即使以自己海南人的口音来说普通话，都要比“北京话”更接近普通话。
这恰恰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各地人大都认为自己说的普通话比“北京话”更接近普通话。而实际上，他们所比较的，并不是北京人说的普通话，而是北京土话，或带有浓重的北京人日常习惯的那些北京话。
比如，一个老北京，可能将“我们”说成“m(第三声)们”将“自行车”说成“自ing车r”，但是，如果我们让他（在正式场合）诵读带有“我们”与“自行车”这两个词的文章，那绝对是标准的普通话发音。就好象，你听一个台湾歌星在台上总是说“大啊好！”，这并非在她朗读的时候，不能准确地用“国语”发出“大家好”的声音，偏偏把“家”字发得含混不清，听起来就是一个“啊”字，不过是一种日常习惯。
平时就说普通话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发音，经常会听起来不是标准普通话的发音或腔调，那是因为，如果日常生活中都象新闻联播念稿子那样地发音，字正腔圆，字字清晰，会感觉很累，很生硬，很脱离生活，几乎属于有病。
即使是中央台播音员，如果主持一个很娱乐的节目，嬉笑玩闹之中，他肯定会回归到日常习惯。相反，那些平时根本不说普通话的人，当他很谨慎地说普通话的时候，反而自我感觉更接近播音员。但实际上，真正操标准普通话的人很容易听出来他的“普通话”很不标准，又很生硬。
皮扎诺例举了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片里，爱新觉罗.溥仪所说的话，说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老北京话”，这显然是一种误解。溥仪说的当然是北京话，但要知道，那是一个严肃的正式场合，他不可能说北京土话，也不可能象日常生活中说话那么随便，只能说“官话”，也就是很合乎规范的书面北京话，这就是普通话！
的确有很多北京市民是不会说规范的“官话”（也就是普通话）的，那和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有关，越是受教育程度低，越带有浓重的不规范的北京腔。有些社会地位并不低，但却没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的老京剧演员，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出来的就是那种习惯性的、非标准普通话的北京话。但这丝毫不能否定，规范的北京话的发音，就是普通话的发音。
2，官话与土话
在“普通话”与“国语”这两个词之前，历史上早就有了“官话”这个词。
可想而知，官员们来自全国各地，在他们相互交流的时候、面对皇上的时候，或异地做官面对自己的异乡子民的时候，要想让对方听得明白，那就得说通用语，这就是“官话”。
官话的反面是土话，要是交流双方都说自己家乡的土话，常识告诉我们，是难以顺畅交流的。
但官话与现在的普通话显然有区别，不同地方的官话发音不同，官话都带着乡音。但是，即使带乡音，相互之间也能听懂。比如，北方人说话，只要别说土话，都说官话，那么不管你东北、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包括内蒙与西北诸省的人，都能够相互交流。即使到南方，比如到四川、云南，或者到湖广、江浙，只要说“官话”也都可以交流，否则，海瑞这个海南人如何与皇上交流啊？
官话的形成与满清无关，早在明朝（甚至之前）官话就形成了。但是在明朝，官话标准的发音的确是南京音，至少直到1703年的康熙年间都是如此，在一部当年用西班牙语写成的汉语《官话语法》中可以看出这点。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作者是天主教传教士万济国（F. Varo）。该书虽然写的是汉语语法，全书却不见一个汉字，中文例句中的汉字全用拼音代替。
学者们从中注意到，当时中国标准的官话是南京官话。也就是说，即使到了康熙年间，标准官话的发音依然是南京腔。这应该没错。
但是，我想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当时的北京人，或者在这之前，距今400年前的北京人，说的都是南京话！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能否持官话的标准发音，在当时，或许可以算做一种身份与（正字正音）教育的象征，但在那个相对封闭落后，人们不可能大规模交往，也没有电视、广播与学校来普及“标准音”的年代，北京人，包括北京周边，以及整个北方、大部分南方，绝对不会有多少人会说南京官话。
这完全可以由近100年来的事实得到确证。在100年来如此大规模的东西南北人口流动，包括利用电影、广播、电视、学校这样现代化工具，包括政府的大力提倡推广的情况下，普通话能改变各地区不同的方言与乡音吗？别说郊区与广大农村了，即使在各省会城市里都改变不了！那么，明朝的贵族与官员，即使后来定都北京，他们有本事让北京人都说南京话？或者，满清这个说满语的外族，够让北京人都说“满式汉语”？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一点根据都没有！
迄今为止，任何时代的官话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土话；官话却绝对大受土话能影响，只能在土话基础上产生出带有本地乡音的官话。绝大部分北京人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至今依然习惯于说自己的土话（或方言），只有官员或知识分子，在某种场合，特别是运用书面语言的正式场合才说官话，但说的依然是本土官话。一般，只有作为官话标准的那个地方的官话才真正能够说得标准。
因此，皮扎诺的前提（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下江官话）与结论（最终使“满式汉语”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为“北京话”，进而成为中国的“国语”）在俺看来，都纯属根本不可能的胡说八道。
3，满人说的是什么汉语
有篇《清代鸿胪寺正音考》可以细读参考。
旗人汉语的方言基础，应该是辽宁一带的官话，满洲汉语音在17世纪前期形成，其音系特点跟现代北京音十分接近，个别字音跟现代东北方言或者现代山东方言相似。到17世纪后期，宗室、满官都会使用满汉双语——当时满人社会使用的汉语，应该是辽东、幽燕一带的官话，相当于现代“北京官话区以北京市为起点，从西向东，范围逐步扩大，形成西南狭窄，东北宽阔的喇叭形区域，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三省的绝大部分”。至迟在乾隆年间，直隶音取代“中原雅音”成为汉语的标准音。也就是是说，满人学的是辽东、幽燕一带的汉语官话，这本来就是汉民族的地区性通语，而根本谈不上是“满式”的。
那么，没有“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的问题呢？其实这不是问题。对于第一代外地成人移民来说，他要学另一种当地语言或方言，肯定是非常困难的，难免让本地人讥笑。但是，本地出生的第二代移民，就完全没有了这个问题。
这点很容易证明，刚解放的时候，北京涌进大量的外地人，他们说话都带有浓重的湖南、四川、湖北、山东、东北等等乡音，但他们的第二代，只要从小在北京上学，就全部都说标准的普通话了，完全不存在任何“让老百姓笑掉牙”的问题，尽管他们都是外地人的子孙，都是原籍外地。而广州的南下人员，显然是学不好广东话的，但是这些人的广州出生的子女，哪个人的广东话会不够标准呢？
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蹩脚”的“满式汉语”替代了“下江官话”成为北京话，然后又成为推广全国的普通话的问题。
非常可笑的是皮扎诺竟然断言“世界上已经不存在普通话的自然语民！”似乎普通话根本不是人说的话。这个前面已经说了，普通话是一种正式语言，你不能因为各地说普通话的人平时带有自然的非规范的习惯，带有少量乡音，就断然否定说普通话的语民的存在。
更可笑的是皮扎诺最后使劲攻击北京话的“儿化音”与“轻声”，说这是“不伦不类的语言垃圾”，说“在普通话标准化中的引进已经在国家语言中引起严重的混乱，并且严重地伤害了各民族各地区国民的感情，并且严重地打击了推普积极分子的积极性。”
其实“儿化音”与“轻声”本是汉语口语一部分，北方与西南各省的口语中大量存在，在“普通话标准化中”引进没引进我不知道，但说得那么严重大可不必。《金瓶梅》应该是明万历年间的作品吧？其中“儿化音”就比比皆是，显然与“满式汉语”无关。你要是说不来，没这习惯不说就得了，没有这些，就说“台式国语”，或“港式国语”，也依然可以被认作是“普通话”嘛，伤什么“感情”，打击什么“积极性”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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