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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鸿胪寺正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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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5/22 出处：泡网 |
清代鸿胪寺正音考
提交者 : 城里好好 于 PAOWANG.COM 北京时间 2006-05-22 16:30:56
清代鸿胪寺正音考
作者：平田昌司 主题类号：H1/语言文字学 【 文献号 】1-189
【原文出处】中国语文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6
【原刊页号】537～544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清代鸿胪寺正音考
【标题注释】本文初稿2000年8月18 日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11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6 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徐州师范大学）上宣读，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教正。
【 作 者 】平田昌司
【作者简介】平田昌司 日本京都大学在学院文学研究科
【内容提要】根据清初的制度，担任朝仪唱赞的“鸿胪寺序班”选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生员。而到乾隆十七年，以山东等三省“土语难变”，清朝把序班的籍贯限定在直隶，从此以后直隶音成为朝廷唯一公认的权威性语音。但明清时期的江南人不大重视“北音”，把“南音”视为自己的标准官话。利玛窦等传教士重视南京话，可能受到了南方这种正音观念的影响。清代直隶音在宫廷里享有权威性语音的地位，但它还没有成为整个汉人的共同语音。
【关 键 词】鸿胪寺/清代/语音规范/北京话/官话
【 正 文 】
1 引言——有关明清时期汉语共同语的讨论
明清时期汉语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系，传统观点认为是北京音。王力（1957）说：“自从1153年金迁都燕京（即今北京）以来，到今天已有八百多年，除了明太祖建都南京和国民党迁都南京共五十多年以外，都是以北京为首都的。这六百多年的政治影响，就决定了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对这种说法，1980年以来，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李新魁（1980）认为，“口语的标准音就一直以中原地区的河洛语音（一般称之为“中州音”）为标准。……到了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有人推崇北京音的地位，提出当以北京音为正音”；鲁国尧（1985）依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以比较慎重的语气提出：“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后来在1994年增加的“后记”里又指出，在明治九年（1876年）以前的日本汉语教育最重视南京话，并认为“这一史实也有力地证明了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304页）另外杨福绵（1995 ）也主张“明末清初的官话基础方言是当时的南京方言”。（69页）高田时雄（1997）、古屋昭弘（1998）等参考多种材料证实了明清传教士的观念里“南京话”（注：古屋（1998）指出，传教士所谓“南京省”指南直隶，其范围相当于安徽、江苏。）代表汉语。总之，关于明清时期汉语共同语的基础，目前存在（1）北京音、（2）中州音、（3）南京音三种学说。
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以来，明清两代的首都一直在北京。倘若在这四五百年间，北方音没有能够取代南京音的地位，似乎不很自然。
吕坤（1536－1618）《交泰韵·凡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说：“万历中，余侍玉墀，见对仗奏读，天语传宣，皆中原雅音”，（云南图书馆重校刊《吕子全书》本）说明至迟在万历年间，“中原雅音”享有朝廷标准语音的地位。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六十二页二十六，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1433年）十二月壬戌条说：“予欲遣此子弟于义州，使之来往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音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朝鲜诸臣认为辽东“语音不正”，建议让通事子弟随同使节赴北京学习汉语。
赵元任曾指出，“规定音位的（如果不是语音的）发音标准的最初尝试，其成果体现在1919年的官方字典《国音字典》里……在此之前中国历代朝廷并没有正式给标准口语下过定义”。（Chao，1961，叶蜚声译文）既然如此，最能看出官方语音规范的根据，可能就是朝廷仪礼中使用何种汉语。本文试据《大清实录》、《学政全书》、《礼部则例》、《科场条例》等清代政书，考定清代朝廷对汉语语音规范的意识。
2 清朝宗室、旗人的汉语
讨论清代官话的性质，旗人汉语的方言基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注：关于清朝乾隆年间以前的满汉翻译等语言问题，宫崎市定（1947）作过详细的研究。）太祖努尔哈赤（1616－1626）跟通汉语的朝鲜俘虏谈话时全靠汉语翻译，（注：藤本幸夫（1994）指出，清朝在努尔哈赤时期很缺乏能操汉语的通事，朝鲜方面的清语通事也很少，双方沟通起来很不方便。但到清太宗时代，在沈阳接应朝鲜质子的清朝官员里汉人占多数。）当时满官里面懂汉语的人也极少。而到太宗皇太极（1626-1643）时期，情况有所变化，清廷的汉官已占较高的比例， 这些汉官往往具有使用满汉双语的能力（藤本幸夫，1994）。刘献廷（1648-1695）《广阳杂记》卷一提到“大兄云：满洲掳去汉人子女， 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中华书局，1957年，32页）这些汉人被俘的年代应该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陷抚顺、清河之后。因此可以推断：满人开始大量吸收汉语词汇的年代也应该在这个时候，满洲汉字借音的基础应该是辽宁一带的官话。（注：山崎雅人（1990）指出，满洲汉语音在17世纪前期形成，其音系特点跟现代北京音十分接近，个别字音跟现代东北方言或者现代山东方言相似。）据藤本幸夫（1994）所引天聪七年（1633年）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六部通大明会典六部通事奏》，太宗和汉官谈话时需要通过汉语翻译。到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前后不久，还不是所有的满人文武官员都精通汉语、汉文。顺治皇帝“习汉文，晓汉语”（《顺治实录》卷十五页六），顺治十三年二月丙子有“吏科给事中王启祚奏言，皇上博览群书，内院诸臣翻译不给”（《顺治实录》卷九十八页二十）的记载，可见顺治帝阅读汉文典籍主要依靠满文的翻译。
满人的汉语水平在康熙年间得到了显著提高。康熙帝顺治十一年（1654年）出生于北京，自述“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康熙实录》卷一百十七页十九，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乙丑条）。 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康熙帝传》也说， “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满文和汉文，而且比朝廷中任何大臣都能更好地讲这两种语言”（马绪祥译，219页），当时满语在宫廷里广泛使用， “我们四个住在北京的传教士，有幸被皇帝召去为他讲解欧洲科学，有的用汉语讲，有的用满语讲，因为满文比汉文更容易，更清楚”（马译，222页）， 并且“皇子们都能流利地讲满语和汉语”（马译，241页）， 后来就有“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吴振＠①《养吉斋丛录》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50页）的规矩。康熙十年（1671年）正月己丑条有上谕：“各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通事，原因满官不晓汉语，欲令传达而设。今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康熙实录》卷三十五页五至六）可以看出，到17世纪后期，宗室、满官都会使用满汉双语——当时满人社会使用的汉语，应该是辽东、幽燕一带的官话，相当于现代“北京官话区以北京市为起点，从西向东，范围逐步扩大，形成西南狭窄，东北宽阔的喇叭形区域，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三省的绝大部分”。（林焘，1987b，167页）（注：笔者很赞同林焘（1987a ）所说“在旗汉人中的大多数原来都是居住在东北的汉族人，他们所说的汉语方言就成为八旗的通用语言”的观点，但不同意“到清入关前，满族人之间一般也都以汉语对话”等说法。）
3 鸿胪寺的正音——朝会唱赞和直隶音
满人社会通行的汉语以关外的官话为基础，在汉人的传统文化意识里，它的地位本来比较低微。不过，至迟在乾隆年间，直隶音取代“中原雅音”成为汉语的标准音。下面我们根据清代鸿胪寺的规定，考察语音标准转变的过程。鸿胪寺“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享、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明史·职官志三》），在百官朝会等最正式的场合，掌司仪、赞导行礼等职务。鸿胪寺唱赞的语言，实际应该能够代表朝廷对标准语音的看法。例如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说：“德寿孝宗在御时（1162-1189年），＠②门多取北人充赞喝，声雄如钟， 殿陛间颇有京洛气象。自嘉定（1208-1224年）以后，多是明、台、温、 越人在门，其声皆鲍鱼音矣”（《学津讨原》第十五集），说明宋室在1127年南渡之后，还有一段时间继续以汴洛方言为朝廷标准音。明代的情形已见上文所引吕坤的叙述，兹不重复。（注：李新魁（1980）、李新魁（1987）曾把《贵耳集》、《交泰韵》举为“共同语”中州音说的例证。）
清制鸿胪寺“鸣赞掌傧导赞唱，序班掌百官班次”（《清史稿·职官志二》“鸿胪寺”条），但史书上仅写到序班的语言问题，没有论及鸣赞（清初定额是满洲16人，汉8人，后来裁减到满洲8人，汉2人）。下文讨论的鸿胪寺正音，只得限于序班、额外序班（学习序班）的情形。鸿胪寺序班是汉官，清初置22人，顺治十五年省10人，康熙三十八年省6人，乾隆七年又省2人，最后仅保留了4人。另外在乾隆九年（1744年）增设了额外序班12人。序班和额外序班，一开始规定录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
雍正六年（1728年）……鸿胪寺序班，经制六缺，例由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在京者，具呈考补。但此等生员皆因规避考试，倩人转呈，并未亲身到京。嗣后生员愿考序班者，请令取具同乡京官印结，选取留寺学习。其迭催不赴考之生，该寺查出除名，仍归学肄业。（《雍正实录》卷七十五页七）
乾隆九年奏准，鸿胪寺序班设额外十二缺，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生员，拣选仪度端庄，声音洪亮者，暂给顶戴，在寺学习行走，与现在鸣赞、序班一体当差。俟有序班缺出，拣选补用。（乾隆三十九年《学政全书》卷七十七页一）
《清史稿·职官志一》说，“世祖入关，因明遗制，自内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上文所谓“例由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在京者”，可能是顺治初年以来的成规，或许还沿袭了明代制度。假定鸿胪寺序班要选用发音很标准的生员，为什么要包括通用晋语的山西省？就此疑问，这里提出一个解释：清代初年礼部区分各省的远近，山东、山西离直隶最近，其次是河南，其次是陕西、江南等（《养吉斋丛录》卷九，九十四页）。礼部要依用这现成的区划，山东和山西成一群，不能割开。四省的选择有其必然的背景。但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有关额外序班的籍贯规定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鸿胪寺额外序班，山东、河南、山西三省，虽定额有六，现在学习行走者，止有一人。查山东等三省，离京遥远，该生等行走维艰，所以不数月旋即告归原籍。虽经咨取，年余尚未送到。且该生等声音各别，土语难变，学习唱赞时，虽极力教演，究难合式。惟直隶一省，近居京师，该生等行走不致拮据，其声音演习唱赞，易于合式。（乾隆三十九年《学政全书》卷七十七页一至二）这里很清楚地谈到唱赞语言要求使用直隶音，并指出了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的生员“声音各别，土语难变”。假如鸿胪寺的语音标准没有明确的规范，不可能连河南的“中原雅音”都要排斥。后来乾隆四十年（1775年），鸿胪寺卿汪新奏“学习序班，改于国子监恩、拔、岁、副各项肄业贡生内挑选充补”疏，建议让北京国子监的各省籍恩贡、拔贡、岁贡、副贡生担任额外序班的职务，仍然以“土语难变”为理由被朝廷驳回：
查乾隆十七年裁减学习人员案内，据该寺以山东、山西、河南三省在寺行走者，声音各别，土语难变，不能合式，请将山东等三省裁去四缺，仍留二缺，一并归于直隶学政咨取等因，奏准在案。今肄业贡生，原系籍隶各省，其中近居直隶者，为数不多。而声音各别，土语难变，有较之山东、山西、河南三省而更甚者。以近京之山东等省，该寺尚以其唱赞难于合式，奏停咨取。而欲于来自各省之贡生，令其变土音而习唱赞，事更有所难行。……应责成直隶学政，于附近府州县生员内，严加选择，务以端雅修谨之士，咨送该寺拣补。不得以乡僻平常生员充数，以杜滥竽。（乾隆三十九年《学政全书》卷七十七页十一至十二）
这些记载说明，从乾隆十七年以后，朝廷对唱赞语音的要求很明显地严格化：仅有直隶音符合语言规范，而山东、山西、河南三省的官话以及各地的“蓝青官话”都在被贬斥之列。梁绍壬（1792—1837以前？）《两般秋雨＠③随笔》卷七“序班诗”条也说，“鸿胪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宛生员为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65页）， 在嘉庆、道光之际，鸿胪寺序班全数选用直隶大兴（北京东部）、宛平（北京西部）籍生员。
另外，还有一则史料很值得注意。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创设的同文馆补聘汉教习的人选原则是，“至汉教习现系顺天人候补八旗官学教习徐树琳充当。嗣后汉教习乏人，拟即由考取八旗官学候补教习内仿照鸿胪寺序班定制，咨传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之人，取其土音易懂，便于教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页三十二）。学校仅仅要求讲课的口音容易听懂，语音标准化的要求没有朝仪唱赞严格，因此不必排斥山东、山西、河南三省人。这事实也许可以当作清初鸿胪寺正音采用“中原雅音”的旁证。
4 北音强势化的原因
4.1 北音和南音
上面我们看到了清代鸿胪寺正音的方言性质。这样就会有一个疑问。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和日本19世纪以前的“唐通事”都很重视江南的官话，尤其利玛窦等人很清楚地指出了南京话的权威性。这些资料应该怎么解释？
第一，明清时代所谓“正音”往往径指朝廷功令所依据的官韵：《洪武正韵》（明代科举考试内容不包括韵文，文人不重视官韵）和《音韵阐微》。对明清文人来说，“字音”应该有很严格的标准，只要能读出正确的“字音”，就能学会“语音”。例如，朝鲜《成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页二十五，成宗十四年（即成化十九年，1483年）九月条说：“我国至诚事大，但语音不同。必学得字音正，然后语音亦正。”雍正六年上谕说：“五方乡语不同，而字音则四海如一。只因用乡语读书，以致字音读惯，后虽学习官话，亦觉舌音难转。”（乾隆三十九年《学政全书》卷六十五页一）既然如此，音系框架越接近官韵，越有文化价值。从这一点来看，“北音”的地位肯定不高。赵元任说，“有种种因素降低了官话的身价，这些因素大多与北方语音演变较快，因而丧失了中古的音类区别有关”，（Chao，1961，叶蜚声译文）举出了入声的消失、尖团的消失、清浊的消失等情形。在清代文化史上地位和势力最高的江浙文人的方言都保存这些区别，官话的“南音”也能分入声和尖团。
第二，明清时期的南人一直保持文化上的优越意识。对许多南人来说，“对仗奏读，天语传宣”的“中原雅音”可以成为朝廷的标准音，但它并不是整个汉人的共同语。北人用“北音”，南人用“南音”，泾渭分明。利玛窦1582年到达中国以后长期在南方活动，他的正音意识一定受到了江南士大夫的影响。南人对“北音”的评价本来很低，尚且“清兵入关后征服江南的残酷杀伐，在汉人心里留下的阴影始终未能消除”，（注：夏晓虹《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作为文化制度的中国古典”讨论会论文。（2000年7月15－16日，京都大学）这篇论文讨论到了晚清满汉矛盾的南北反差。）加上这种反满情绪，南人绝不可能喜欢使用“北音”。清代江南很多小学家不大看得起《音韵阐微》，也不承认“北音”是汉语的共同语音标准，其潜在的原因就在这些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钱塘人梁绍壬《两般秋雨＠③随笔》卷五“操北音”条讥讽喜操北音的南人说，“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弟尤甚”，断言这是“陋习”（244-245页）。这说明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以前， “北音”在南方逐渐在扩大流行范围，同时有些南人对它白眼看待。甚至到民国时期，还有不少人不愿意说北京话，例如山东聊城人傅斯年“并不是不会说北京话，就是不要说”（赵元任，1984）。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的争吵打架，是明清南北两派正音传统的最后一次冲突。
第三，对传教士和日本人来说，北京话没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在康熙年间，侍从皇帝的天主教传教士，比较起来，更重视满语（参看上文引用的白晋《康熙帝传》）。雍正帝对天主教没有好感，雍正元年十二月“安插洋人于澳门，改天主堂为公所，严禁入教”（《清史稿·世宗纪》），从此以后，传教士失去了在北京传教的机会，他们对“北音”并不重视。
日本从1641年以后实行锁国海禁政策，对外开放的互市场仅有长崎一处，当地的有些华裔成为世袭的“唐通事”。这些“唐通事”主要是南人的后代，原来不说北方话，而且所接触的对象都是来自江苏、浙江、福建的中国商人，学习南方沿海地区通行的汉语就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康熙五十八至五十九年（1719-1720），朝鲜申维翰（1681-1752）赴日本观察国情后写下的《海游录》里说，“长崎岛……实海外诸国都会之区，商京商贾航海而来者，或狎倭女，生子往来。故倭人以此得中国事情，亦通汉语。然所学语音，乃苏杭、闽浙、福建以下。故与我人北京译差异”（《海行＠④载（1）》［朝鲜群书大系续第3辑］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24年，355-356页）， 这一段文字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唐通事”汉语的性质。（参看小仓进平，1967，558－557页）（注：跟日本的情形相反，高丽、朝鲜和元明清时期江南的语言交流不多。明太祖时高丽未敢派人到南京国子监学习。（朝鲜《世祖实录》卷六十一页五十一至五十二））
南方人原来不愿意说“北音”，也不愿意学。可是，有两种情况引导他们学习北京话，使北京话得到了扩大影响的机会：第一是京官的生活，第二是顺天府试、乡试等的“审音”制度。
4.2京官的语言
在首都任职的京官，时有近侍皇帝的机会，仪表和标准口语都会成为提拔重用的原因。例如明嘉靖年间任直经筵日讲的夏言（贵溪人）“眉目疏朗，美须髯，音吐弘畅，不操乡音。每进讲，帝必目属，欲大用之”（《明史·夏言传》）。清雍正帝说：“即如月选各官引见时，朕观其人虽似不及，但岂得以语言相貌，一见而定其优劣，遂将无过之人，即行斥革？是以姑且补授，令其莅任。”（《雍正实录》卷五十一页十八）透露了皇帝随时都要抗拒“以语言相貌定其优劣”的内心诱惑。南宋时“益公周必大又思所以处诚斋杨万里，奏为读册官。寿皇孝宗云：‘杨，江西人，声音不清。不若移作奉册’”（《贵耳集》卷下），民国初年“清帝逊位后，陈公宝琛任师傅，欲引先君陈三立相佐，先君辞以不能操京语”（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载《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68页）， 这些都间接地表示了标准语音的地位。外省人在京城生活、交流，通晓北京话的方便固然不少，还有可能增加晋升的机会，因此清代北京话比较容易成为强势语言：“一县之中以县城为则，一府之中以府城为则，一省之中以省城为则，而天下之中以皇都为则。故凡缙绅之家及官常出色者无不趋仰京话，则京话为官话之道岸。”（岩田宪幸1994所引高静亭《正音撮要》卷一，道光十四年［1834年］刊本）另外，京官的子弟长期在京城生活，必然学会北京音。龚自珍（1792-1841）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5岁至21岁随父住在北京，后来还居住过江苏、浙江，因而得到了运用北京话、吴语两种方言的能力：“凡驺卒谓予燕人也，凡舟子谓予吴人也。其有聚而＠⑤＠⑥者，则两为之舌人以通之。”（《定＠③文集补·己亥杂诗九十一》原注）这样，北京话通过任为京官的世族贵胄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4.3顺天府的审音——冒籍和北京音
明清时期江浙的文化水平最高，科举乡试竞争非常激烈，因而有些南方人冒籍在北京参加乡试。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四“京闱冒籍”条、卷十六“乙酉京试冒籍”条，冒籍应考的情形在明代顺天府频频发生（中华书局，1980年，374页、418页）。为了防止南人冒籍作弊，清朝礼部至迟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以前定下了顺天考试的“审音”制度：其一，全部考生一律参加“审音”口试，由官方识别是否顺天府人；其二，顺天府大兴、宛平人考顺天府学的岁试或科试不需要考文，仅进行“审音”而已。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冒名顶替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
康熙三十九年又定：顺天乡试大兴、宛平两县，审音不详，草率送试者，照收考、送考官例降级。其行查不据实呈报者，照出结官例革职。（光绪二十一年《科场条例》卷三十五页六）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迩来浙江、江南人冒直隶等处北籍及代人考试者甚多。十三省语音朕悉通晓，观人察言，即可识辨。著出示遍晓：“中式进士等，其中有冒籍替代等项，俱赴部实首。复试之日，朕前亦许面奏。倘隐蔽不发，朕一查出，悔之无及。”（《康熙实录》卷二百四十九页十八至十九）
雍正十二年（1734年）……礼部议复，顺天学政吴应＠⑦疏言：“定例岁、科两试，文武童生，先由本县考取，造册送府，该府再行考试。惟宛平、大兴两县童生，向例止凭审音，并不衡文，以定去取。嗣后请照例由县审音，再行考试，造册送府，庶例归画一，而假冒顶替之弊，亦可永除”，应如所请。从之。（《雍正实录》卷一百四十二页十）
顺天“审音”原由大兴知县、宛平知县、顺天府丞负责。考生事先知道考官的名单，不容易避免弊端。从乾隆十年以后，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当时把他们称为“审音御史”。
乾隆十年（1745年）……又奏：审音宜特派大臣一二员，或满洲御史一二员，协同详审，乐舞生一例审音。查审音向专责大、宛知县及府丞。今以两县童试特派大臣，似非政体。应于府试时，该府丞移咨都察院奏派满汉御史各一员，会同审音。（《乾隆实录》卷二百五十五页三）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七月己丑，乾隆帝引见顺天人张廷泰听出他说话带有绍兴口音，从而引起了冒籍应考的疑惑。因为张廷泰的疑案还牵涉到顺天“审音”的有效性和地方官回避制度的缺陷，一时成为了朝廷关注的热点：
本日户部三库带领浙江解饷官绍兴府通判张廷泰引见，听其所奏履历，似绍兴语音。因加询问，据奏“幼曾随父至绍兴住居数年，遂习其土音”等语。此与浙人寄籍顺天者何异，而其言未必信然也。……至顺天应试，例有审音御史、验看月官，则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询察。且朕于各官引见，奏对履历，为时无几，尚能辨其语音。诸臣审音验看时，如果留心听察，南北音声无难立辨。皆由诸臣视此等事不以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义。……此次降旨之后，如冒籍者尚敢匿不报明，其审音验看诸臣，复不认真纠劾，经朕察出，除本人究治外，定查明审音御史及原派之九卿、科道，一并议处。（《乾隆实录》卷一千三十七页二十二至二十四）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乙未……礼部议奏：山东道御史戈源奏请，申明冒籍治罪条例。查大、宛两县，多士云集，土著、寄居，不免参杂。立法日久，渐成具文，应将严定冒籍禁例详开，交顺天府追行晓谕。……又奏：御史审音，南籍者亦行开列，似非远嫌防弊之道。亦应如所奏，将南籍御史回避扣除。（《乾隆实录》卷一千四十二页六至七）
事实上，严格执行“审音”困难不小。北京“土著、寄居、不免参杂”，长期居住北京的外省人在自我意识上大概很接近顺天府人，说起北京话来无法辨别冒籍与否。（参看4.1 所引龚自珍语）有些南籍御史对冒籍南人“审音”不很严格，有些御史不愿意为“审音”得罪别人，听出了南方口音也故意放行。有的南方考生还钻到大兴、宛平以外的直隶各府贡院参加考试，此种情形会严重影响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朝廷不得不屡次下令警告，甚至还要把“审音”的对象扩大到顺天、天津二府：
嘉庆十二年（1807年）奉上谕：周廷栋奏“大、宛两县童试冒籍较多，据实奏请查办”一折。考试为抡才大典，而府县试尤为士子始进之⑧，文风各省不同，学额亦定数不一。自应严禁冒籍，以遴实学，而息纷争。京师大、宛两县，为四方文人萃聚之区，向来多有南省士子希图＠⑨进，冒籍应试者，历经科道等条奏清查，而此弊相沿已久，仍未肃清，总由不肖廪保，扶同徇隐。而特派出之审音御史等，又视为积习相沿，惧干嫌怨，仍不实力稽查所致。现在正届顺天府试之期，已派出御史达德、郑士超二员，前赴贡院，会同该府丞审音。该御史等逐一详细确查，乘公点验。如一经查有弊窦，即著据实参奏。（光绪二十一年《科场条例》卷三十五页十五至十六）
凡顺天所属州县及天津府属，均将应考童生，照大兴、宛平两县之例，严加审音具结，申送学政存案。（道光二十四年《礼部则例》卷六十页四）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清代北京话是一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官话”。南人如能学好“北音”，在各种场合有非常实际的用处。
5 结论
下面把本文的结论简述如下：
（1）明代万历年间的朝仪唱赞，一般都使用“中原雅音”。 （吕坤《交泰韵》）
（2）在清朝皇太极、顺治帝的在位期间，满人基本学到了辽东、幽燕一带的汉语，并把它定为满汉对译的语言标准。到康熙年间，宗室成员和满官都获得了使用满汉双语的能力。而清代初年的鸿胪寺承袭明代朝廷的标准语音观念，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的“中原雅音”定为正音。到乾隆十七年，直隶音（辽东、幽燕官话的后裔）取代“中原雅音”正式获得了鸿胪寺正音的地位。但它只是清代的宫廷语音，还不是整个汉人的共同语音。
（3）“北音”失去了许多传统音类的区别， 明清时期的江南士大夫一般对它不大重视，也不屑于积极去学习它。对他们来说，“南音”才是真正的标准官话。利玛窦等传教士重视南京话，可能为江南系统正音观念的默化所移。日本“唐通事”，为接待浙闽等南方商人的方便学习汉语，没有必要学习北京话。常有机会赴北京贡物的朝鲜人很注意北京官话，这跟传教士、日本“唐通事”的情形迥然不同。
（4）南人通过任京官等机会接触到北京官话， “北音”的势力在江南世族家庭里逐渐扩大。南人在顺天府试、乡试冒籍顶替的情形，正反映了北京话的扩散现象以及其权力色彩。
附带说明一下：清代北京官话的强势语言化趋势，仅限定在口语的范围。Elman（2000）等著作以为，参加科举需要用官话读字的能力，其实不然。中国传统的读书，原则上都要使用自己原籍的方言读字，用不着为读字去学官话。例如赵元任（1891－1981）随祖父赵执诒生活在直隶，说的“多半儿是京话，带点儿常州话的尾子”，但读书时“我们一家子大大小小，一碰到念字念书，就用道地的常州音。所以非得找个常州先生才行”（赵元任1984）。从《朱子语类》、《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到《曾文正公家训》等历代读书法都详细传授如何读书作文写字，而几乎不涉及到口语或官话的学习，这一点也非常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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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
＠①原字为木右加或
＠②原字为音右加英
＠③原字为今下加酉下加皿
＠④原字为扫的左部右加忽
＠⑤原字为车右加戮的左半部
＠⑥原字为车右加葛
＠⑦原字为芬下加木
＠⑧原字为隐的左部右加皆
＠⑨原字为代的左部右加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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