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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工程：经济和电力工业的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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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5/20 出处：当代中国研究 |
三峡工程有一系列严重后果，如近200万人要被迫迁离故土家园，600公里长的库区将淹没十万公顷宝贵的良田和1,300余处文化古迹，还会导致长江流域难以预料的生态环境破坏。其实，三峡工程的灾难性后果还远不止这些，这一工程将损害中国的电力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目前，由于技术的快速进步，在世界各国的电力市场上，与更清洁、完善的电站相比，大型水电站已经过时，而且其电价也过于昂贵。中国在改革中下放了能源生产控制权并允许私营机构发展能源生产，这使三峡工程及其他水电站面临着其他能源电站的竞争；同时，政府在经济压力下不得不关闭亏损的国有企业，大大减少了电力需求，使得上述竞争更为激烈。除非国家强令电力用户使用三峡电站的电力、或者补贴这些用户，不然，三峡水电站这一在毛的中央集权时代提出的大型建设项目恐怕会濒临破产。三峡工程将可能是中国多年来代价高昂的大坝建设热中的最后一个、最具灾难性的工程。
三峡工程将收不抵支
目前发电行业的技术进步已使三峡工程这样的超大型电站项目变得象现代“恐龙”。自1994年开工以来，这个工程预计将至少耗资300亿美元，平均每千瓦装机能力投资1,650美元，且需历时十年才能竣工。由于规模庞大，其技术和施工组织过于复杂、处处有待试验、且难以估算成本。[1]据一家在中国经营发电厂的美国公司的经理说，三峡工程“就象美国的核试验项目一样，会永远进行下去，会耗尽这个国家的所有投资，但在三十年内却发不出任何电来”。他认为，三峡工程每千瓦装机能力的最终投资将至少超过2,000美元，因此整个工程将至少耗资360亿美元，“这样昂贵的投资使得其电价根本不具竞争力”。[2]
能源专家们认为，大型水坝成本大、效益差、投资过高、运行质量差。[3]1998年，华盛顿的能源政策研究机构（Batelle Memorial研究所）、中国的北京节能中心及能源研究所的合作研究表明，若不考虑输、配电成本的话，中国的水力发电成本约为每千瓦时6到7美分，比天然气发电（4美分）、新型燃煤发电厂（4至5美分）都高，仅与核电的成本（至少7美分）相当。[4]实际上三峡电站的发电成本将高达每千瓦时8.4美分[5]，这还不是其最终成本，因为输电和配电成本还未包括在内。其成本之所以如此高昂，一是工程的庞大规模实属罕见；二是中国现有的输电系统落后过时、又不可靠；三是因为四川和湖北省的地方输电网与全国性电网隔绝，中央政府必须在今后三年内再投资300亿美元才能把这些地方性电网与全国电网系统连通。[6]。若算上这些投资，三峡电站的电力成本将大大超出每千瓦时8.4美分。
即使其输电网达到了目前的工艺水平，三峡电站的发电量也可能是不稳定的。首先，水库管理人员为了发电而调控水库水位时会面临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要维持长江的正常通航，就需要在库区内保持高水位；而为了蓄洪的需要，又必须把库区水位降低以便准备接纳汛期的洪水。[7]他们可能面临政治压力，要求他们提前收回发电成本、还要降低库区水位以便蓄洪。其次，水库中将淤满沉积物和砾石，其发电和蓄洪能力将因此下降。三峡大坝下游的葛洲坝水库，就是因为库区里沉积物和砾石日益增多，建坝七年后库容量就仅剩下一半了。[8]最后，电站建成后，长江水量的季节性和年度性变化、电站运转中的难度、以及为了维修而停运等因素，都会使电站的发电量大幅度波动，从而影响电站的收益，也使其电力用户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之类问题。
三峡电站的电力没有市场
其实，三峡电站开始运营之前就已面临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即它提供的电力并无买主。1998年，随着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停产或关闭，电力需求急剧下降，许多电厂都已限产。[9]为了改革负债累累的国有部门，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已陆续关闭或转卖了许多亏损的国有企业，《远东经济评论》把这一举动描绘成“自毛泽东五十年代推行工业国有化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转让国有工业资产”[10]的私有化浪潮。针对1998年的这一情形，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说，“在中国大陆正发生的事简直不可思议:过去几十年来，能源短缺一直限制着工业的发展，经常断电给用户们带来种种不便；然而现在，这个国家的能源却越来越过剩了”。[11]美国的一家咨询机构“剑桥能源研究会（CERA）”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能源过剩不仅源于经济结构调整，还因为中国的电力部门过度膨胀。[12]在九十年代，中国曾以每年新增一千万千瓦的惊人速度增加其发电能力，而同时从1995年开始对电力的需求就在不断下降[13]。CERA的这份报告还指出，当新的发电厂投产后，本应关闭那众多小规模、低效率的发电厂，而中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地方政府不愿意关闭那些它们投资所建的发电厂、更不愿意负责安排这些企业的冗员”。[14]
大多数工业专家都认为，两到三年内电力还会过剩，至于以后的情势就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地改革其负债累累的国有部门了。[15]由于供电能力不断扩大，而电力需求却不断下降，负责为三峡工程预算提供相当大部分资金的葛洲坝水电站在1998年就面临售电难的问题，这将使三峡工程的资金更形短拙。[16]。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还报道说，由于电力需求不足、难以出售电力，位于三峡上游长江支流上的全国最大的二滩水电站现在的实际发电量仅及其设计能力的一半，因此，二滩电站1999年将亏损1.2亿美元以上[17]。拥有三千万人口的重庆市原是二滩电站预想中的最大用户，1995年重庆市曾同意购买二滩电站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但现在重庆市却拒绝再购买那么多电，宣称只需要二滩电站发电量的14％。[18]其原因是，重庆市的领导们认为，二滩电站的电价（每千瓦时6美分，还不含输、配电成本）实在是太高了[19]，重庆市完全可以从当地的水电站和火电厂获得更便宜的电力。在这个考虑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即重庆市最近已脱离四川省而成为直辖市，它现在更关心如何照顾辖区内的本地发电厂，因为它需要从这些发电厂征税以维持财政开支。据《金融时报》报道，二滩电站的一位管理人员说，明年该电站的六个涡轮发电机中的最后两台安装完毕后，电站的装机总容量可达330万千瓦后，他希望这可使电站的亏损大幅度下降[20]。
主管三峡工程的官员们他们信心十足地说，一旦输电系统改造完成后，三峡电站的电力就可全部售出。比如，三峡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袁国林就表示，“我们不担心三峡电站的电力没有买主，因为中国市场潜力大得很”。[21]中国的电力供应的确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约六千万农村人口至今还没用上电，全国人均电力消费量也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22]但对三峡电站的真正威胁其实不在于电力市场有无潜力，而是来自新的能提供更廉价电力、更少污染的电厂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可能根本动摇三峡电站的生存基础。
三峡电站今后不具竞争力
到三峡电站完工的2009年，中国将出现新型的私营电站，为用户提供低价、少污染、更可靠的供电服务。2000年1月1日，中国的电力市场要开放竞争，这有利于新型高效能的组合式循环电站的发展，因为它投资回收快、散热少、成本低、供电可靠[23]。
这种组合式循环电站具有许多经济和环保方面的优势。[24]它比常规发电站消耗燃料少、热能及电力转换率高。常规的发电站（不管是燃煤、燃油、燃气还是核能）都是使用蒸汽涡轮机，只能把燃料热能的30％到33％转换成电能，而其余的热能则被当做废热排放到大气中或循环冷却水体中。但新一代的燃气涡轮机可以把燃料热能的40％转换成电能，若与蒸汽涡轮机配套使用（这样就成为所谓的组合式循环发电设备），那么，燃气涡轮机产生的废热可用来驱动蒸汽涡轮机，从而产生额外的电能，因此，组合式循环发电厂的燃料热能转换率可以提高到50％以上。如果从组合式循环电站排出的所有余热再用于使用蒸汽和热水的系统（即所谓的余热发电过程），这样的电站的热能转换率可达60％至90％。由于它的燃料利用率高，其电力的价格自然就低，所以，世界上许多成本意识强的大型用电厂家都在装设它们自己的燃气涡轮机，以便降低电力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又提高效率。[25]
组合式循环电站通常以天然气为燃料，因为天然气比其他液体或固体燃料燃烧得更充分，而且不象煤那样含有重金属或含有导致酸雨的硫。实际上，与利用最新的污染控制技术的燃煤电厂相比，天然气在燃烧时基本上不会释放二氧化硫或别的什么物质，比燃煤释放的一氧化二氮和二氧化碳分别少90％和60％。
组合式循环电站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它具有灵活性，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机运转或关机停运，因此非常适合用来满足周期性的用电高峰时的电力需求，即使电力市场上的需求不断波动，这样的电厂也照样可以盈利。但三峡电站就无法这样运行，由于在水库管理上不得不兼顾发电、防洪和航运三方面的冲突，所以它每年只能有一半时间和满负荷运转。而组合式循环电站就不会面临这种水电站通常无法避免的发电与其他需要之间的冲突，它的燃气涡轮机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与蒸汽涡轮机一起运行、以供电或电汽并供。
对那些需要大量电力以及需要大规模供暖、制冷的用户来说，如炼钢、造纸、医药工业、制糖等企业以及大学、医院和购物中心等，组合式循环电站也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选择。因为，这样的电站建筑在电力用户所在地，不需要长距离输电，所以可以降低电价，同时还可以避免从位于人口稀少地区的大型电站向远距离外的用户输电时发生的电能消耗。组合式循环电站也可随时并入已有的电网，从而向某个城镇、甚至一个具体的单位（如一个工厂、一栋住宅楼、一所医院）输电。筹资建设组合式循环电站容易得多，因为从安装、开始发电、到取得收益只需要九个月至两年，所以资金回收很快。与此相比，建设一个大型火力电厂需要五到七年，建设一个大型水电站平均需要七到十年，而三峡电站预计要用十七年才能建成。
因为组合式循环电站可以小规模发电（从1千千瓦到5万千瓦、10万千瓦或30万千瓦）而盈利，所以，建造大型电站和配套的远距离输电网已不再具有任何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如推广组合式循环电站，则发电设备可以分散建造、分散投资，电网的配电损失也可基本避免，每个社区和工厂都可以为自己发电。采用标准化的小型组合式循环电站后，电力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用电需要逐渐增加装机容量，从而得以避免发电设备空转所造成的浪费，还可避免修建大型电厂后出现发电能力过剩的风险。[26]
目前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组合式循环电站已取代火电和核电厂，可望在新世纪的电站市场上占据优势。中国至今尚未建造国产的组合式循环电站，但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放松了对电力工业的集权管理，已准许各地通过与国外的技术和资金合作引进这一类设备。在过去十来年中，广东省由于电力需求迅速增长、已让一些私营发电厂建造了组合式循环电站，这些电站在使用管道天然气之前采用柴油、高炉煤气等替代性燃料；给佛山市供电的沙口电力公司使用的就是瑞士的ABB公司安装的28万千瓦燃油组合式循环电站，为此项目融资的是一家香港银行。[27]这家ABB公司还为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提供了使用高炉煤气的15万千瓦组合式循环电站，使宝钢获得了所需的电力和蒸汽。[28]美中两国的能源专家们估计，到2020年中国三分之一的电站就可用国产的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燃气轮机发电，并开发出成本低廉的天然气资源，届时这样的电力价格可望比燃煤发电的价格还低。Batelle研究所的报告认为，“若中国能在市场化和体制改革中结合应用新的勘探技术，将可迅速增加民用、工业用和发电用天然气的供应”。[29]一旦中国的天然气供应量比较充足了，象ABB公司这样的发电设备公司都期待着为中国这个新兴的组合式循环电站市场提供设备。[30]
要降低燃煤污染的温室效应，三峡电站并非最佳选择
三峡工程的推动者们声称，三峡电站有助于减少燃煤污染。实际上，三峡电站最多可能减少中国燃煤量的3％，因而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5％。（见表一）根据美国Batelle研究所、北京节能中心和中国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在中国的电力部门中控制燃煤废气排放的温室效应之最经济的途径，就是装设燃气的组合式循环电站。[31]试想，如果把三峡工程30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建设燃气的组合式循环电站，由此而减少的燃煤量至少是三峡电站可减少燃煤量的两倍半，而且还不必花钱移民、保护环境及长距离输电。[32]
1996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和中国国家计委的一项研究认为，余热发电这种利用废热发电或供热的方式值得推荐，这是减少燃煤电站造成的酸雨和环境污染的最经济的选择。而旧式的燃煤电站和锅炉可通过翻新改造用于余热发电，这样只花费新建电站投资的三分之二，因为可缩短建设工期并节省初期投资。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们发现，中国的45万个工业、商业和民用锅炉每年消耗四亿吨煤，是三峡电站全负荷发电后可能替代的燃煤量的八倍。[33]因此，如果仅把四分之一的锅炉翻新改造用于余热发电，那就可以利用同量的燃料、每年增加供电量800到90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三峡电站的全年发电量，但锅炉翻新改造只需花费三峡电站投资的一小部分。这些研究人员们还发现，在钢铁、化工、造纸、橡胶、纺织、印刷和印染工业，有大量的锅炉可经改造而用于余热发电，如果这些潜力得以利用，每千瓦余热发电能力的平均投资低于1,200美元，比三峡电站每千瓦发电能力至少1,650美元的投资额低得多。如果全国上千个城镇中有一半都能安装这种小规模的余热发电设备，就能产生500到600亿千瓦时的电力，那就比三峡电站的设计发电能力还多一半以上，足以满足这些地区全年的供暖和制冷需要。[34]
说明:（1）表中数据的计算方法参见提交给关于安大略Ilydro核能利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问题的安大略选择委员会的报告，载《能源调查》1997年11月21日。（2）以简化方式表达:假定100％的电力需求由燃煤提供，将产生1,000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供热负荷是供电负荷的两倍，由燃料转换效率75％的燃煤锅炉供热；每能源单位的煤炭燃烧时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比天然气燃烧多一倍。（3）假定三峡电站可取代中国年发电用煤的10％（5.6亿吨）、而且三峡水库完全不产生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还假定新的燃煤和天然气的余热电厂可提供两倍于电力的热力，其热转换效率分别为80％和85％。
目前在中国，人们已普遍了解到，翻新改造燃煤的火力电站、工业锅炉及高炉、以采用余热发电具有优越性。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们注意到，1986年在荆州安装的余热发电站不仅缓和了当地的能源短缺，而且减少了115个燃煤锅炉，从而将二氧化物和粉尘的排放量分别降低了32％和48％。[35]耗煤量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煤炭开采和洗选量的减少，这又可进一步减少了煤炭开采及洗选对土壤的腐蚀和对水的污染。在北方地区中央政府已陆续建造了约370万千瓦的余热发电站，以提供工业蒸汽和民用供暖。在过去的五年中，大型的华能电力公司已在北方建造了三个大规模的余热电站，并且正在北京附近建造一个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的余热电站。目前，在中国的各工业部门中，石油冶炼、大型化工、食品加工、地区供暖等行业已开始采用装机容量10万千瓦以上的余热电站，制糖及工业小区则采用中等规模的从2.5万千瓦到10万千瓦的余热电站，而在化工、纺织和造纸工业工业里使用的是2.5万千瓦以下的小型余热电站。[36]
中国电力工业的现代化
据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的研究，私人投资者们一向不愿意在中国投资建设余热电站，因为中国目前受政府控制的电力和供热价格过低、无法补偿生产成本，私营电站会与垄断的国有公用事业发生冲突，而且向电力生产者征收的并网费、应急设施费及三峡电站建设税也相当高。这项研究认为，中国需要制定新的能源政策，以便独立于国有公用事业的电力供应者能按公平的价格收费。[37]Batelle研究所1998年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结论。在兴建燃气的组合式循环电站方面，中国也存在着不利于私人投资者的一系列障碍，如人为地把天然气价格压得很低、防碍了进一步勘探天然气以及发展天然气供应设施，在开放租赁潜在的天然气蕴藏区时偏向国有企业，已开采天然气的分配不适当地照顾特定的工业部门等。Batelle研究所认为，“市场化改革最有利于调整能源政策”，他们建议，中国政府“可利用目前改革官僚机构的有利时机，建立一个更合理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在许多国家，能源生产部门内的竞争已日益普遍，因为竞争能降低价格并有效地配制资源。中国也应考虑在电力部门引进竞争”。[38]
中国已经在不少方面按照这些建议迅速开始了电力工业的现代化努力。在1998年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电力公司（原电力工业部）总经理高岩宣布了政府的计划，即要从2000年开始在电力工业中引入竞争机制。他说，电力工业令人头痛的现状是，“过多地依赖煤炭、能源利用效率过低、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农村地区缺电严重”，而利用高效能、低污染的新一代发电技术，是中国电力系统现代化的重要一环。[39]1998年国家电力公司开始关闭那些效能最低、污染最严重的燃煤电厂，并且计划关闭东部地区过去二十年内建造的所有的小型燃煤电厂，以便为新型电厂开拓市场。中国的《经济日报》报道说，去年已关闭的旧式发电设备达300万千瓦装机容量，今年至少还要关闭200万千瓦。国家电力公司还宣布，今后三年内暂停投资建设新的燃煤电厂。[40]
为了增加天然气可供量，中国政府调整了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投资政策，以增加投资、使2010年的天然气产量提高到现在的三倍。[41]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已建成天然气管道，四川省和陕、甘、宁地区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42]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今年宣布，到2003年该公司将投资30亿美元用于天然气的开发、供应、铺设管道和燃气电站建设，以供应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地区。[43]改革中的分权趋势也有助于使中国尽快转向利用先进清洁的能源技术。一些市政府已通过地方性法规，禁止在本地使用燃煤设施。北京、上海、兰州、西安和沈阳市都准备逐步淘汰燃煤。[4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上十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之一的兰州，最近和德国的西门子公司签约，准备合资改造现有的燃煤电厂，代之以燃气涡轮机，并新建第二座组合式循环电站。今年杭州市宣布，准备利用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的资金，建造一座10万千瓦的余热发电厂，为该市提供新的中央供热系统，这个新系统每年可减少燃煤20万吨，将可减少有害的污染排放、关闭许多热能效率低的燃煤工业锅炉，从而有利于改善该市的环境。[45]
中国明年开始实施的新政策将要求城市和省级电力公司（原电力工业局）在进入国有输电网方面与私营发电厂竞争。[46]仍维持国有制的输电公司从发电企业那里选购价格最低的电力销售给用户；任何电厂的售电量都不得超过全省供电量的20％，而每个省则至少要有五至六座独立的电厂；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渡阶段，将允许各省的输电公司与电厂签订五年的合同，以固定的价格购买电厂发电量的80％。但从长期来看，将不再签署省输电公司与私营电厂之间由政府保障的合同，否则这样的合同会鼓励私营电厂过度扩张以及电价居高不下。为了促进竞争和降低电的成本，还将向更准确地反映实际成本的定价体系过渡。根据中国新的“电力法”，不久生产者将有权按照“合理成本、合理利润、税收和费用”的原则向顾客收费。[47]中国政府还计划把发电成本以外的输电成本也计入电价，这样当地的电厂将比远距离供电的电厂具有成本优势。[48]
中国当局辩称，建三峡大坝是为了防洪
如没有政府的保护，三峡电站将很难在中国即将出现的竞争性供电市场上找到用户。三峡电站的鼓吹者们为了赢得公众的支持，应付关于三峡电站既不经济、技术又过时的批评，改而夸大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的水电部门正“极力以防洪为理由、试图建造更多的大坝和水电工程”。[49]事实上，建设三峡大坝的最初构想是为了防洪，但经毛泽东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及苏联专家的长期讨论，政府在1958年做出的结论是，仅以防洪为理由不足以构成三峡工程动工的依据；于是三峡工程的计划者们又重新设定这一项目的目标，变成了兼顾发电、航运和防洪。[50]1954年的长江洪灾造成了三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无家可归，于是毛泽东就誓言要加快上马三峡工程；三峡工程的主要鼓吹者李鹏也和毛泽东那样，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当中国发生洪灾，他就会出来反复地为这一工程说项。[51]三峡发展总公司董事长陆佑楣也用类似说法，即1998年的长江洪灾“证明了三峡工程尽快上马是正确的”。[52]
但是，海内外的批评都警告说，三峡电站的决策者们一直贬低更为经济有效的防洪减灾措施，从而大大地夸张了大坝的防洪功能。[53]已退休的前水电部高级工程师陆钦侃认为，若谈到控制三峡下游长江的六条主要支流引起的水患，三峡大坝显然“毫无功用”；而在三峡上游的长江河道，“因为三峡水库的淤积和蓄洪的影响，三峡大坝将提高重庆段本来就很高的长江洪水水位，结果，四川的洪灾将更为严重”。在防洪问题上，无论是要降低三峡上游地区的洪水水位，还是要减轻三峡下游地区的洪涝灾害，都应当更重视如何利用长江中下游的分洪区和湖泊来分洪，而不是依靠三峡水库蓄洪。[54]其实，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们都不赞成中国政府那种倚重大坝来防洪的策略，因为他们确信这样的策略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因为，引起长江洪灾的根本原因是，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的下降，以及长江中下游传统的分洪区内的湖泊面积因河床淤积、土地开垦和盲目发展而减少了1.3万平方公里。[55]对三峡工程持批评意见的观点认为，要让长江流域的民众免于水患侵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巩固和改进堤坝河床、划定分洪区、将分洪区的经济发展纳入规划、加强洪水检测和予警系统等。[56]
三峡电站将陷入“致命的螺旋式下栽”
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三峡电站的发电成本也将是燃气电站、组合式循环电站及完成更新改造的电站发电成本的两到三倍。由于困扰三峡电站的技术问题、以及因发电与蓄洪、航运的冲突引起的水库运转困难将影响其发电能力，用电大户会另行寻找廉价独立的供电来源或干脆自行发电。这迫使三峡电站把其昂贵而日益上涨的成本分摊到剩下的用户头上，所以三峡电站的发电成本很可能比以上所说的还要贵。三峡电站遇到的这种被称为“致命的螺旋式下栽”现象，在世界各地也使许多电力公司面临破产的威胁。[57]那些已建成了不经济的核电站和大型水电站的电力公司，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搁置成本”，即当消费者们选择了更廉价的电力时，那些高昂的、尚未收回的核电站和大型水电站建设成本将无法从用户那里得到补偿。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核电站和大型水电站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一旦供电市场开放竞争了，如何消化这些“搁置成本”。专家们估计，仅美国电力工业的此类“搁置成本”即高达2,000亿美元，在向市场定价和竞争过渡的过程中，许**持着昂贵的发电设施的电力公司将面临破产。[58]
三峡工程的官员们至今未说明，将来三峡电站的电价到底会多高；他们也没说明，三峡工程的防洪和航运收益到底有多少。同时，究竟政府将如何摊派修建配送二滩和三峡电站电力的庞大网路的费用。迄今一无所知。国家能源委员会以前说，新的输变电系统的建设成本将不影响电价，但据报道，输电系统建设成本的日益上涨“已成为对政府的一个难以应付的挑战”。[59]如果三峡建设总公司试图把三峡工程的全部成本都摊到用户头上，那么三峡电站就不可避免地因“致命的螺旋式下栽”而破产。若要避免这样的结局，中央政府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禁止竞争、强迫用户购买三峡电站的电力，把三峡工程过高的成本强行转嫁给用户。另一种是政府用各种办法补贴三峡电站的电价，比如把建设三峡工程所欠的巨额债务勾消一部分，改为由别的国家机构或政府银行来承担。例如，《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说，中国政府已经设立了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以便消化四大国有银行的坏帐，其中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这两大银行都是三峡工程的主要借贷者。[60]中国的纳税人最终仍要为政府的投资决策错误付出代价。无论由谁来承担三峡工程的巨额开支，是电力用户还是纳税人，中国的经济都将因建造这个大坝的错误而承受严重损失。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一致认为，三峡工程是可以被终止的，而且也应被终止。中国政府应当减少三峡工程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该断当断，此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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