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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怜花：别人先吃米饭，我们先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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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5/18 出处：新京报 |
北大才子畅谈金庸、古龙将北大人的兄弟情谊融入《江湖外史》
■人物名片
王怜花：原名蔡恒平，1967年出生于福建，1984—1991就读于北京大学，现居北京，供职于某公司。著有《谁会感到不安》、《古今兵器谱》等。
今年，金庸的武侠小说修订版引人注目，搞笑武侠剧《武林外传》成为全国观众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七剑下天山》等武侠剧继续吸引人的眼球，所以有人说今年是“武侠之年”。
而一部在网络上流传已久的《古今兵器谱》继2002年付梓之后，今年又添加了《怜花宝鉴之人物志》，以《江湖外史》之名号再现江湖。读罢此书的人，无不认同作者的说法：这是一本关于武侠的书，但更是一本关于北大的书，关于八十年代北大的“文学江湖”、八十年代北大人的兄弟情谊……
本报记者与王怜花（蔡恒平）作了一番对话：与王怜花谈武侠、听蔡恒平聊“北大才子”———那个炫目已久的光环。
“我是一个很分裂的人，有时候喜欢寻欢作乐，有时候又寡欲，愿意独处。”
江湖是说汉语的
新京报：金庸、古龙在80年代是什么地位？
王怜花：80年代主要是推崇金庸，他的书一看就属于名门正派。古龙的单句写法，猛一看会让人觉得很搞笑很古怪。自从《射雕英雄传》在内地播放之后，《武林》杂志出了特刊，特别受欢迎。
新京报：当时西方哲学风靡中国，却是这类一向被视为通俗文学的作品最吸引你们吗？
王怜花：我们主要还是读西方经典，武侠只是阅读中很小的一部分。所有思潮在当时一股脑进来，我们是在随波逐流地补课。但西方思潮接触了之后也就那么回事。譬如萨特的“自我选择”说是很简单的。我的一个师兄在80年代就说过：整个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都是糊涂的，只有雷蒙·阿隆是清醒的。
新京报：读金庸、古龙影响了你们的写作吗？
王怜花：他们不可能影响人的写作，他们影响的是如何做人。我和很多朋友能够保持在一起的时候相濡以沫，不在一起时相忘于江湖，再见面时关系还是那么好，跟读过古龙、金庸有很大关系。
新京报：你的书封上说“既生金庸，又生古龙”是何含义？
王怜花：是感激的意思。
在汉语支离破碎的20世纪，上天还同时给我们古龙和金庸，他们为汉语丰富了一些内容，给很多人带来快乐。相比较而言，金庸像主流社会，古龙则更叛逆。
新京报：武侠精神是否可以一言以蔽之？
王怜花：一言以蔽之：江湖是多元化的。必须有各色人等，才能构成江湖。江湖是说汉语的，因为别的语言无法翻译“义气”和“江湖”，它是汉语文化独有的精神。
好道路就是完全符合本性地生活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江湖”？
王怜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是没法改变的，太多力量在里面起作用，你只能改变自己。我写这本书，是我对作为个体的人，对道路问题的思考。记得有个诗人写过一首有关“林中路”的诗，是说树林中有很多路，走了这条就没法走那条。而为什么我会走这条，他走那条？或许是因为有神秘命运的指引。我从古龙和金庸的书里面挑出了一些人物，是想通过他们写生活的可能性。
新京报：你从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中找到了几条道路？
王怜花：我从他们的书中，找到三种类型。首先是无名老僧，我个人认为他走的是一条最好的路，但是很难做到。无名的武功最高，但是扫地是他的工作，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把学习和事业分离。按说一个武术修养这么高的人应该当盟主，但他不介意，这种处世态度只有内心特别强大的人才能做得到。其次是韦小宝的道路，他在江湖和庙堂之间都游刃有余，天性让他顺应这个社会而不感到痛苦。第三是陆小凤的道路，江湖上有很多事情都会去找陆小凤去解决，他躲不掉。他做的时候会很努力，也会因此有小小的成就感，但他知道真正好的生活是和朋友一起吃喝玩乐的时候。
新京报：道路有好坏之分吗？是不是只有能走与不能走之分？
王怜花：好的道路就是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地生活，有吃有喝，精神愉悦，但人们基本做不到。而韦小宝的天性很难复制，大家觉得羞辱的东西对他来说不是，他能够低头。所以，我们只有选择陆小凤的道路，要养家糊口和满足世俗的虚荣心，但很明白地位成就是给别人看的，偷偷享乐的时光才是属于自己的。譬如我是一个很分裂的人，有时候喜欢寻欢作乐，有时候又寡欲，愿意独处。
先喝酒、再吃米饭
新京报：8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这么多年，回头去看，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
王怜花：我有一个同学，他毕业之后是去企业工作，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赚了很多钱，就投资开高科技公司，却亏了本，现在他又考上了律师，对他来说，生活有很多可能性。他曾经对我说：“蔡，咱们30岁以前，是在做最奢侈的事情，读书，谈恋爱，喝酒，踢足球。30岁以后，我们才开始比较努力地做养家糊口的事情，刚好和别人是反过来的。”
新京报：你们当年在大学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王怜花：状态是很自由，只在一年级好好上过课，之后几年就是天天到图书馆看书，四五点钟去踢球，晚上有钱就喝啤酒，没钱就上自习。会追求把生活过得戏剧化，譬如喝酒喝得烂醉，躺在雪地中。
新京报：你们想过将来做什么吗？
王怜花：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那时候对未来没有想法，每天都过得很愉快，就像30年代的那帮读书人一样，完全享受读书的乐趣。80年代我们想的属于奢侈品，到90年代我们才想必需品。如果养家糊口属于吃米饭，那我们那种生活属于喝酒。一般人是先吃米饭，而我们是先喝酒了。
新京报：在过那种生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奢侈？
王怜花：没有，当时觉得是很正常的生活。当然，那一代也有精明的，在学校就确定了要走当官或者经商道路。但是在那段时间，他们对人生的享乐不如我们。我觉得我们是赚了，在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敢想、敢做、敢享受，大把地挥霍时光，做最没有实用的东西。如果是正常的社会，不会让你那么享受，却恰好有个时间差让我们给碰到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新京报：你们没有比你们大几届的同学那种历史沉重感？
王怜花：可能因为我们是直接从高中进入大学，对于我们来说，读书就是最大的责任和享受。那个时候评价人的标准是有无才华，大家对于有才华的人都采取纵容的态度。
有“江郎才尽”这回事
新京报：北大才子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怜花：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很少听说“才子”这个词。只知道谁的诗写得好，譬如西川、海子。大学一进来，大家都想写作，过了一阵，真正会写作的人就会冒出来。藏力（棣）、麦芒、清平当时就特别好，现在成就也非常高，孔庆东当时没这么出众，是在当老师之后名气才变得很大。
新京报：会写诗的这群人在当时有“天之骄子”的舞台感吗？
王怜花：没有这种自我意识，要说起来不过是一些学生办诗歌节，朗诵几首诗歌而已。而且我们不是纯粹的文学青年，不以写作为生活内容，而是以读书为生活内容。新生进校的时候，老生就会告诉他们大学是培养学者的，不是培养作家的。
新京报：80年代“北大才子”头上总是笼罩着炫目的光芒。
王怜花：当时大家都那么年轻，思想不成熟，也没有写出什么可以传世的作品，好作品都是90年代写的。只不过没有80年代就没有90年代的作品。
新京报：当年的诗人们现在纷纷改弦更张了。
王怜花：我相信的确有“彩笔神授神收”这回事，有“江郎才尽”这回事。我自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美好十四行》，那是1991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九点多，我突然从睡梦中醒来，爬起来拿起笔用了大概一刻钟就写完了，然后我又去睡了。我觉得那真是天籁，在同类题材上属于无可超越。我记得更清晰的是1994年立秋那一天，午后，没任何预兆的，我用十几分钟就写出《立秋十四行》，然后我非常清晰地感觉到有一种东西正从我身上如抽丝般离去，而我的内心非常平静。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写作就突然终止了。
文学的需求会越来越少
新京报：象牙塔内的文学青年们遇到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会有不适感吗？
王怜花：邓小平南巡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看到一篇报道叫《东方风来满眼春》，让我挺激动的。我想，中国终于可以搞市场经济了，而市场经济是人类最好的经济制度。后来，我参与创办了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它是中国第一条新闻频道。再然后，我认识了万科的人，才发现自己有管理企业的小小天才。其实，我们同学之中有一些人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只不过很多人都没有自我意识到而已。
新京报：你们会觉得现在的文化氛围不如当年吗？
王怜花：文化氛围重要吗？我觉得，文学很快将成为人们不需要的东西，至少是很少人需要的东西。马原说小说要进博物馆，我曾经怀疑这种说法，但现在完全认同。而文学是隐秘的自我享受，我们读书得到的快乐，别人分享不了，而且想要得到这种快乐的人也越来越少。
新京报：大家都读文学作品，不是很好的现象吗？
王怜花：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奢侈品的市场永远都是很小的，尤其是精神奢侈品。
我判断，文学的需求会越来越少。我觉得这没什么。读不读文学，一点都不影响一个人的生活。
新京报：对文学的需求减少不是社会的可悲之处吗？
王怜花：不一定，人的生活是有时代性的。譬如京剧，它现在都需要资助了，说明它快走到头了。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不会写不会读的人，不会比你更不幸。
新京报：一个没有写出好诗的诗人，他的价值不会大于一个做面包的工人。但在80年代，会写字的文学青年的地位就是比别人高。
王怜花：所以说80年代才是不正常的、怪异的、畸形的社会。因为当时突然开放，文学相对容易，不像理论那么难，所以，文学青年的地位被拔高，导致很多错觉。现在总算改回到正常了。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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