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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寶林：中國托派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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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5/15 出处：世纪沙龙 |
對於中國托派問題，過去史學界研究得較少。現在70歲以下的人，如果不看有關資料，恐怕不知其為何物。然而它在國共內黨的歷史上，曾留下深深的痕蹟。
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派
中國托派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及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分裂的產物，最先醞釀於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中間。
1923年列寧病重和逝世前後，蘇共黨內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兩派之間產生了大辯論。開始是辯論如何實現黨內民主、克服官僚主義和幹部腐化現象，及一國能不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到1926年，國際共運問題逐漸成為大辯論的重要內容，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更成為爭論的焦點。大革命失敗後，留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派遣的留學生卷入了這場辯論。
托洛茨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路線，認為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只有反動性，而且「越到東方越反動」。因此，他抨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路線是讓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投降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路線」，多次提出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尤其是在四一二政變以後，他認為中國形勢與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的形勢一樣，共產黨應該退出武漢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完成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托洛茨基的這些主張在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上，都遭到否決。
1927年7月，中國大革命失敗。托洛茨基認為這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錯誤路線的結果。斯大林則認為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違背共產國際的路線，執行了一條「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
這些爭論在蘇共黨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黨員分成兩派，從中央到基層，激烈地進行爭論。認同托洛茨基觀點的，被稱為「托洛茨基反對派」，即托派。中國留學生也分成兩派。相當一部分學生，從中國革命的失敗中感到困惑和激憤，紛紛轉向托派，對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失敗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
1927年11月7日，參加十月革命節10周年紀念遊行的中國留學生梁干喬、區芳、陳亦謀、陸一淵、史唐等路過主席台時，與蘇聯托派一起，突然打出「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旗子，兩派當場發生毆鬥，釀成重大事件。
蘇共中央及中央監察委員會隨即舉行聯席會議，作出開除托洛茨基黨籍的決定。12月舉行的蘇共十五大，批准了這個決定，又開除了75名托派骨幹分子，同時在全國開展肅托運動。蘇聯托派的活動轉入地下，參加紅場事件的中國留學生中的托派分子被遣送回國。
這些人出國前多是共產黨員或是共青團員，回國時，中國共產黨正處於各地武裝起義失敗後的混亂狀態，因此他們中不少人根據托洛茨基在黨內奪取領導權以改造黨的指示，繼續隱藏在黨內。如梁干喬到廣東海陸豐在澎湃的領導下搞過一段農民運動，區芳到香港太沽船廠搞工人運動，宋逢春到北方區委做宣傳幹事等。他們暗地裡互相聯絡，籌組中國托派組織。
1928年12月，在上海陸一淵家中召開了托派第一次代表大會，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選舉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史唐任幹事長。他們還在武漢、香港、廣州、北京、哈爾濱等地建立了支部。
組織成立後，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傳播托洛茨基有關中國革命的論述。為此，1929年4月，他們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國十月革命前辦的地下刊物《我們的話》，創辦了一個同名刊物，連篇累牘地翻譯、介紹托洛茨基論述中國問題的文章、講話及有關文件，由此造成了中共黨內一次大分裂，產生了「托陳派」。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何資深等一批大革命時期擔任中央及地方上重要領導職務的幹部，接觸到托派文件後，完全同意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大革命失敗根源和責任問題的論述，接受了托洛茨基為中國革命指出的道路（陳獨秀在大革命期間就曾與托洛茨基不謀而合地多次向共產國際提出「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主張）。此外，他們完全倒向托派，也是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分裂的背景的影響。
1928年7月，共產國際第六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大會主要議程是討論通過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大會前夕，已被放逐到阿拉木圖的托洛茨基寫了一篇長文，猛烈批判國際綱領草案，其中第三部分就是《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他要求這篇文章在共產國際六大上散發。共產國際只翻譯了一、三兩部分，發給少數幾個黨的代表團閱讀，並規定閱後收回。文章在相當一部分代表團中引起強烈反響。他們不顧禁令，把文章帶回國去，也成立反對派，於是形成繼第二國際分裂之後又一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分裂。
1928年10月4日，托洛茨基又寫了《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此文和前文被中國托派視為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兩個綱領性文件，為中國托派規定了系統的理論、綱領、路線和策略，與中共六大制訂的綱領、路線針鋒相對。
托洛茨基為中國革命指出的道路是：中國的民主革命已經完結，應進行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在革命沒有到來前的「過渡時期」，共產黨只能進行議會鬥爭，即為召開「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無記名選舉的國民會議」而奮鬥。經過長期合法、非法、不流血（非戰爭）的鬥爭，積聚力量，創造時機，最後，革命形勢到來時，一舉發動城市暴動，奪取全國政權。為此，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攻擊中共六大規定的中國革命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批評共產黨把工作重點轉向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開辟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路線是「盲動主義機會主義路線」。
陳獨秀在1929年8月5日寫了一封長信，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線，拋棄六大路線。中共中央予以拒絕，並多次警告他們停止宗派活動。他們則表示：「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堅決的不和你們機會主義、冒險主義、行使威嚇手段的、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
陳獨秀等人在1929年11月被中共開除後，成立了托陳派小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以示不承認被開除，仍是中共黨內的一個派），設立領導機構「常務委員會」，陳獨秀任書記。1930年3月，創辦《無產者》作為機關報，陳獨秀在創刊號及第二期上先後發表《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關於所謂「紅軍」問題》。文章從西歐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出發，批評中共領導農民進行游擊戰爭是「背叛」中國工人運動，稱紅軍大部分是「土匪與潰兵」，其前途只能像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農民起義一樣，「被統治階級擊潰或收買」（托派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無產階級政黨不能離開城市工人運動這個中心，而到農村去搞農民運動，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農民的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土匪黨」）。
在此期間，歸國留蘇學生中的托派分子還成立了另外兩個托派小組織；以王文元為首的「十月社」和以趙濟為首的「戰鬥社」。
1931年5月1至3日，在托洛茨基及托派臨時國際催促下，4個小組織在上海舉行統一大會，正式成立了中國托派組織，名稱沿用「中國共黨左派反對派」，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和幾個決議，選舉了9人中央委員會，陳獨秀（書記處書記）、鄭超麟（宣傳）、陳亦謀（組織）、王文元（機關報主編）、宋逢春（秘書）組成常委會。
4個中國托派小組織統一前，互相之間的派別鬥爭十分激烈。陳獨秀對中國托派組織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特別強調要乘當時中共黨內王明上台造成的混亂，由托派取而代之，挑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擔。
在抗日民主運動中不斷受到破壞
中國托派統一後，正積極地準備開展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要求召開國民會議鬥爭時，原托派骨幹馬玉夫因未當上中央委員而叛變，向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致使剛成立的托派中央被破獲。中央委員及其家屬10數人被捕，5個常委被捕去4個，唯陳獨秀幸免，托派中央頓時癱瘓。不久，陳獨秀吸收4人組成新的領導班子，8月又被捕去3人。
接着，發生了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變，日本侵略引起中國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漲。陳獨秀以托派名義發表了一系列宣言和文章，支持東北抗日義勇軍、十九路軍的抗日行動和學生的抗日民主運動，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破壞上海抗戰、鎮壓學生運動的罪行。陳本來準備大幹一番，但由於中央領導機關於大破壞後的癱瘓狀態，再加上中國托派內部又有一幫人視「反日」、「愛國」、「救國」為「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加以抵制，因此，眼看著抗日民主運動的興起、高漲，陳獨秀只得「望洋興嘆」。他曾寫信呼籲與中共中央共同領導民眾運動，也遭到拒絕；他提出與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黨派「共同行動」，以「首先推翻革命民眾之最凶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的主張，也無人響應，甚至遭到托派內極左派的嚴厲批判。
1932年春，陳獨秀好不容易搭起新的5人常委會，並準備在華北和上海工人中重點開展反日反國民黨活動。但是，當托洛茨基從陳獨秀的來信中得到這個消息，並指示他們如何提出「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的口號進行鬥爭時，新班子卻在10月15日再次被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破獲。這次是全體常委（包括陳獨秀）、機關報及聯絡部等被一網打盡。
陳獨秀等被捕後，中國托派又長期處於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上海區委書記會商曾拼湊了一個「臨時委員會」，不到一年倒台三次。1933年12月才成立起由陳其昌（書記）、蔣振東、趙濟等3人組成的比較穩定的「臨委」。由於陳獨秀主持托派工作期間，他的一些主張一直遭到中國托派內部一些人的反對，臨委的工作重點主要放在組織內部討論上，以求思想統一後，再開展政治活動。討論以書面形式進行了一年多（獄中的中國托派分子也參加了），但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北平來的史朝生、劉家良等幾位青年托派，在托洛茨基委派來華的特派員、美國托派頭子格拉斯的支持下，在1935年1月13日召開「上海代表大會」，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開除了陳獨秀、陳其昌和尹寬等人。他們批判陳獨秀提出的托派與「左」傾的小資產階級及自由資產階級黨派「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主張是「機會主義的路線」，違背了托洛茨基規定的托派不與資產階級建立任何統一戰線的原則。大會還把中國托派的名稱改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準備建立正式的中國托派政黨。但是3個月後，新的托派中央成員又全部被捕入獄。
1935年底，陳其昌與出獄的王文元等人收拾殘局，重新搭起「臨委」班子，並整頓和聯絡起山東、廣西、福建、香港的托派組織。在政治上，他們除了出版《火花》外，還新創刊了《鬥爭報》，著重攻擊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他們發表一系列決議、宣言和文章，全面批評中共發表的「八一宣言」、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努力，與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合作的談判，以及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等四項保證等，攻擊中共「以抗日為借口，放棄了土地革命，放棄了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線，總之放棄了共產黨所有的立場，以最可恥的態度屈膝於國民黨蔣介石之前……促進了蔣介石死黨們的法西斯運動」；指責「『紅軍』再不是階級鬥爭的革命力量，而變成為簡單雇傭軍隊了」。他們自稱是「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他們的綱領和口號是「站在徹底的階級立場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一切軍閥！」「打倒降敵害民的國民黨！」「土地歸貧農！」「反對背叛階級的斯大林黨（指中共──引者注）！」「召集全權普選的國民會議解決一切國事！」
抗戰中倍受打擊
1937年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政府被迫釋放政治犯，中國托派分子也紛紛出獄。這時，陳獨秀的思想有些轉變。鑒於國家和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愛國主義思想促使他明確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支持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他又認為托派內部極左思潮及靠一張報紙活動的方式沒有前途。於是，他出獄後與上海托派領導集團分道揚鑣，到武漢活動，企國以抗日和民主旗幟，聯絡國共以外的第三種勢力，開創獨立的政治局面。但是，1927年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後的中國，國共兩黨的鬥爭左右了中國的政治，根本沒有中間道路可走，更何況當時正面臨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抗日救亡的任務壓倒了一切，陳獨秀的計劃很快破產。1942年5月27日，他病逝於四川江津。
彭述之、劉家良、鄭超麟、王文元等人出獄後先後到上海，加強了托派的領導力量。他們在租界中發行刊物，專門從事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阻攔了一些進步青年到農村去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
在具體策略上，托派內部很快發生了分裂。以彭述之、劉家良為代表的一派，遵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認為中國抗戰是「進步的」，對抗戰採取所謂「保衞主義」的策略，即擁護抗戰，但重點放在準備「推翻國民黨政權」上，用戰爭來引發革命。以鄭超麟、王文元為代表的另一派，完全照搬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策略，即所謂「失敗主義」。他們認為：「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因為「所謂『國民』、『人民』、『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各種階級。接着，他們斷言：「殖民地的階級分化和鬥爭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個人群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暫時忘記其階級利益」。因此，他們認為群眾的「愛國主義」只是一種「幻想和成見」，勢必被「反革命所利用」。要打破這種「反動」，「惟有赤裸裸的階級鬥爭」！為此，他們宣稱「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立起來！……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機構和軍隊系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這個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兩派雖然有一些分歧，但在攻擊國共合作、否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中國托派的這種觀點，自然受到中共的批判。更嚴重的情況是，當時蘇聯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肅托運動嚴重擴大化，把蘇聯托派和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一大批領導人說成是與德國法西斯勾結的「間諜」、「殺人犯」等等，進行嚴厲鎮壓，並揭出所謂托洛茨基1935年12月給俄國「平行中心」的信，信中宣稱托派「絕對不去阻礙日本侵略中國」，於是「托派是漢奸」的輿論在全國流行起來。共產國際也為此作出《關於與法西斯主義奸細──托洛茨基分子作鬥爭的決議》，並派遣王明、康生回國執行。於是，中國抗戰中反對托派的鬥爭出現了複雜的情況，不僅托派難以進行活動，中共黨內外大量愛國志士也因與權勢者有不同意見，而被誣為「托派漢奸」，隨意加以打擊和誅殺，冤獄遍地。抗戰初期就發生了3起轟動全國的「托派漢奸」案：陳獨秀案、張慕陶案、王公度案。1939年，山東抗日革命根據地也發生了以「肅托」名義冤殺300多名革命幹部的「湖西事件」。事實証明，這些案件都是假案、錯案，特別是張慕陶、王公度等，別說漢奸，連托派都不是。
1941年7月13日，在彭述之、劉家良等人策動下，中國托派召開「中國共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發表宣言，聲稱中國4年來抗戰的失敗，「其主要原因是中國沒有一個能真正代表中國廣大工農群眾利益的革命政黨……」，而他們托派「始終堅守無產階級革命的政綱……沒有向資產階級作過任何妥協，沒有在反動的『階級合作』輿論之下低頭」，因此「有資格担當新黨的組織任務」。大會選舉了以彭述之為總書記的中央委員會，另一派成員完全被排擠出領導機構和機關報編委會。於是，鄭超麟、王文元等人獨立出版本派機關報《國際主義者》。中國托派從此正式分裂成兩派，彭述之一派自稱「多數派」，另一派被稱為「少數派」。然後他們分別到基層去爭奪群眾，結果各地托派組織也都分裂成兩派，以後再也沒有統一起來。
與中共的矛盾激化而被取締
抗戰結束後，中國托派「多數派」以大型刊物《求真》和《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少數派」以《新旗》為陣地，對中國各項政治問題發表意見，企圖影響政局的發展。
兩派都以和平主義的口吻，把國共兩黨一起譴責，說這是「國共之間的私鬥」；國共都是把人民「當炮灰」，「使他們重遭戰禍」。內戰全面爆發後，他們對戰爭進行「階級分析」，又認為是「農民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雖然中國共產黨及農民一方是「進行的」，但「不是革命的」。為此，他們宣稱「我們的工作不在參加進步一邊的內戰，也不是跑『解放區』，而是留在城市做無產階級革命的准備工作。」並要求人們「寄希望於城市革命而不應寄希望於中共戰勝。」「多數派」的中央委員會還通過《關於內戰決議》，號召解放區的托派毫不躊躇地參加農民鬥爭，借以「揭破中共的錯誤與叛賣」（指歷史上的兩次國共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對城市工商業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農村土改中保護富農的工商業及在新解放區暫時不進行土改而實行減租減息等－系列政策），「推翻中共的領導權」，「刺激城市的工人起來，使工人與農民合起來干涉歷史的行程。」
1948年春，當全國都普遍認識到中共將取代國民黨奪取全國政權時，彭述之和劉家良在中常會開會討論形勢時還斷言：「中共要想奪取權絕對不可能。」他們的根據是，共產黨「真正的弱點是代表農民和佔據農村」；它的武裝力量是建立在「落後的農村經濟基礎之上，但在現代社會經濟的條件下，農村是依附於城市的……所以誰佔有重要的城市，誰就是全國的主人」。中共「希圖根據農村來奪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
於是，當解放軍取得三大戰役的勝利，突破長江天險奪取全國勝利時，他們大驚失色，匆匆忙忙召開所謂建黨大會。「多數派」成立了「中國革命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少數派」成立了「國際主義工人黨」及其領導下的「馬克思主義青年團」。他們在一些學校和工廠中發展組織，准備與共產黨爭奪天下。他們宣稱：由於中共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和保護富農，在新解放區又以減租減息代替土改，渡江以後的解放戰爭已經「變質」。中共「由領導農民轉變為拋棄農民，轉變為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由「農民黨」變成「資產階級的黨」：「軍隊則由農民變成資產階級雇佣軍」。他們宣稱：「現在內戰在中共方面，不再是一個農民運動，而是另一個資產階級集團的戰爭，內戰由一個歷史性的進步戰爭，變成資產階級的爭奪戰。它在客觀上的進步性消失了，成為一個反動的戰爭，由於內戰性質的轉變，我們的態度也轉變，不再保護內戰，應採取失敗主義的態度。不過應該注意在中共方面實行失敗主義，並不是促使國民黨勝利。」當時中國托派兩派加起來，總人數也不超過500人（「多數派」300多人，「少數派」約100人），要想阻止中共的勝利，當然是不可能的。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托派仍不死心。上海解放前夕，他們便各自將中央機構撤到香港，在大陸上建立潛伏組織，通過香港總部接受第四國際的指示，專門從事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活動。「少數派」潛伏組織的刊物《新方向》，在「編者語」中明確宣布該刊內容為：「批判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各種基本理論」和「國家資本主義各種政策、制度、運動」等。他們稱共產黨是「國家資產階級」，而他們托派代表「無產階級」，煽動工人群眾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政權」。
於是，他們就對解放初期共產黨為鞏固新政權而開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勞動競賽與增產節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一系列運動和政策，進行批評和抵制。他們鼓動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個別人甚至與美將特務及土匪聯絡，搞武裝暴動等。
這樣，在共產黨看來，中國托派就由原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極左派小集團，變成了反對共產黨政權的反動組織；他們與共產黨的矛盾，也由革命陣營內部的路線分歧，轉化為敵我矛盾。
1952年12月22日夜，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統一行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夜之間就取締了大陸上的全部托派組織。
原載《往事》第十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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