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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情报界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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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5/13 出处：环球时报 |
●牛北溟 张 敏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尚 京
5月9日，被提名为中情局局长的海登面对媒体沉默不语。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一个受基督教影响最深、最迷恋权力制衡的国家，诚实、透明是美国社会最看重的品质。情报机构最大的特点却是其隐秘性，因此，很多美国人认为它们“不干净”。另一方面，美国政坛的权力之争十分激烈，如果情报机构超然中立，就会被美国政治家们认为“太干净”，而遭到“清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情报机构及其首脑往往“好运不长”。5月5日，仅干了一年多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宣布辞职，成了又一个“不走运”的情报首脑。
军人要掌控中情局
在不少美国人的印象中，情报机构就是“礼帽与匕首”，即隐蔽的、凶残的。现在，美国政府要在这一印象中“增加一套军装”，这让部分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感到紧张。
5月5日，戈斯突然辞职。5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提名现任美国国家情报局副局长海登出任中情局局长。这一提名不仅招致了国会议员的激烈反对，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说，海登是“不当时机、不当地点的不当人选”。问题的焦点在于，海登是空军四星上将，“军方情报第一人”、“国家情报系统第二人”，议员们和不少民众认为，让现役军人来领导属于文职机构的中情局是极不合适的。对于海登，人们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美国驻保加利亚使馆负责情报搜集工作。据报道，他经常一身工人打扮，搭乘火车，偷听休假返乡的保加利亚军人闲聊。此后，他在美国空军中升迁很快。“9·11”事件发生时，海登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他是布什授权国家安全局对境内居民的国际通信实施窃听的主要执行者。“窃听门”事件曝光后，海登极力为白宫辩护。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日前承认与海登有过“不和”，但他还是支持海登出任中情局局长，并否认了有关国防部要从情报机构手中“夺权”的说法。海登本人对说服国会充满信心，获得提名后，他与30多个国会议员通了电话，并打算与更多议员进行面谈。有分析认为，布什的这项提名有几个目的。首先，可以重整中情局，把被戈斯气走的人请回来，挽回士气；其次，海登与统管美国情报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局长内格罗蓬特关系密切，便于化解矛盾，更好地执行国家政策；第三，可以缓解军方咄咄逼人的夺权态势。海登既属于军方又与拉姆斯菲尔德不和，能够维持情报部门与军方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海登被请到了“前台”。
美国人眼中的情报界
对海登的争议是美国情报界动荡的一个小高潮，这种动荡从没停止过。2004年6月，因伊拉克情报失误，中情局局长特尼特辞职。同年8月，布什提名众议员戈斯担任中情局新一任局长。2004年底，美国媒体就传出了戈斯与中情局秘密情报部门主管不和的消息。此后不久，中情局主管秘密行动的副局长麦克劳克林和海外行动处副处长卡帕斯等一批资深情报官员相继离职。2005年11月初，《华盛顿邮报》披露，中情局在阿富汗、古巴的关塔那摩及东欧共8个国家建立了秘密监狱，关押和审讯恐怖组织嫌犯。就在“黑狱”事件发生后不久，《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又令美国情报界成为了“窃听门”丑闻的众矢之的。
实际上，美国情报界的持续动荡是有社会背景的。一方面，美国很重视情报活动。美国总统华盛顿1789年4月30日宣誓就职，1790年1月，他就向国会要求情报拨款4万美元，3年后情报经费增加到了100万美元，占当时财政支出的12%。在美国社会中，政府大力宣传的英雄主义给情报部门罩上了一层光环。例如美国著名的民族英雄黑尔就是一名情报人员。1776年，他装成一名教师潜入英军阵地，结果被捕并被英国人绞死。他的塑像至今树立在中情局大楼外，很多美国人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只能为祖国献出一次生命”。
另一方面，美国人又对情报机构有着很深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既有宗教原因，也有历史原因。在美国电影中，很多恶势力背后都有情报机构撑腰。如美国影片《国家公敌》，表面上看被情报机构追捕的主人公是国家公敌，但看过电影的人都会感到，恶势力掌握下的情报机构才是国家公敌。基于这种观念，历史上，美国很多情报机构难逃被“清算”的厄运。1863年，出于内战需要，美国建立了第一个专业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1864年内战结束，情报机构迅速被解散。1917年，美国陆军第一次建立了信号情报单位，主要任务是破译敌方的军事通信内容。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部门被转入国务院，被称为“暗室”。后来在国务卿史汀生 “君子不看对方信件”思想的指引下，该部门很快就被解散了。1941年7月，美国成立信息协调处，后改为战略服务局。二战结束后，这个局于1945年9月被杜鲁门总统下令解散，其分析人员转入国务院，特工人员并入陆军部。到了1947年，美国情报研究与分析部从1350人缩减为500人，而战略情报队的特工则从1945年的9000人锐减到800人。美国人对情报机构的这种“清算”行为最终被冷战终结。出于战略需要，1946年1月，美国成立中央情报组，后改名为中央情报局，并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情报界也搞联邦制
美国情报机构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动荡不安，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改组、改革和调整，仍然难见成效。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情报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二是情报与决策之间存在矛盾。
以前，中情局局长一直担负着协调情报共同体15个机构的任务，但其权威不足以行使这项职权。2005年，内格罗蓬特开始主管情报共同体，但权威问题仍没有解决。中情局和国防部情报体系是美国情报界的两个巨无霸，协调起来十分困难。在内阁成员中，国家情报局长的地位、权威远远低于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这些部长有更多的机会接近总统，他们主管的情报机构没必要巴结国家情报局。
在制度方面，2004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的《2004年情报改革和反恐怖法》规定，国家情报局长对国家情报预算和情报项目拥有全部权力，还对各个情报机构首长的任命享有建议权。但“有权”并不等于“有实权”，以前中情局长也有类似权力，但由于国防部长的巨大影响，国防部总是报给中情局长一个不可更改的预算方案，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的预算则由国务卿负责。事实上，中情局长的预算权和人事建议权是空中楼阁。现在，国家情报局长能否动摇国防部的预算权还有疑问。只要情报共同体的不同机构仍然散落在各个行政部门之中，只要国防部还掌握着国家情报预算的85%，也就是说只要情报共同体仍是联邦体制，国家情报局长的权威问题就不可能完全解决。
情报始终服务于决策
情报的职责是服务于决策。在理想状态下，情报机构作为一个独立、客观、专业机构，生产出及时、相关、准确的情报。决策者信任情报机构，利用情报做出恰当的政策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决策是一个政治斗争过程，情报常常是政治斗争的武器。当情报扩大了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权或支持他的政治选择时，决策者就会对情报满意。反之，决策者就要批评情报提供者。特别是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高层决策者都是从选举的大风大浪中走出来的，赢得选举要求他们具有果断、自信、敢干的性格，在他人意见与自己相左时，他们更愿相信自己。在两党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美国国会、反对党总是反对执政者的政策，任何不利情报都会被对手当作政治武器。因此，美国决策者对于己不利的情报十分敏感、厌恶。
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及时服务于决策，又要保持政治中立，这种状态一直困扰着情报机构，也是情报首脑大多“官位不稳”的主要原因。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为了保持中情局的独立、非政治色彩，中情局局长多由专业人士或政治色彩淡薄的人担任，但这直接导致中情局局长与总统之间关系紧张。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情局局长大多变成了政治任命。1976年科尔比离职前的10位中情局局长中，有8位是军人，只有艾伦·杜勒斯和施莱辛格两人是政治任命。科尔比之后的9位局长中，7人属于政治任命。中情局局长改为政治任命后，其与总统之间的信任问题解决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情报问题政治化”。由此可见，美国情报界的动荡是“惯性”的，是由美国的社会文化、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造成的，是难以根除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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