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梁小民:亚当·斯密看中国
|
| 时间：2006/05/10 出处：新法家 |
（一）
有一个笑话说，某女士得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她问医生，如何使这半年过得好一些。医生建议她与一个经济学家结婚，她问，是不是与经济学家在一块生活特别愉快？医生说，不，你和经济学家在一块会感到度日如年，恨不得早点死去。
这个笑话讽刺经济学家呆板、乏味，其原因是他们写的书充满了抽象的推理和数学公式，实在令人难以读下去。现实中有些经济学著作的确如此，但决非都是这样。许多经济学家是用优美的散文来表述自己的思想，通俗而生动地讲经济理论，真正做到了“真佛只讲家常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是这样一位“真佛”，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就是一本情文并茂的作品，至今仍被欧美许多大学文学系作为经典散文来读。即使是一个经济学门外汉，读起这本书来也会津津有味，受益匪浅。
《国富论》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斯密在这本书中提出并论证的“看不见的手”（价格）调节经济的思想是现代经济学的中心，被称为“经济学皇冠上的宝石”。他关于经济人、分工与专业化，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与社会进步、收入分配、国际贸易、政府作用、财政政策等方面的观点至今仍有生命力。但《国富论》绝不仅仅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它处处充满智慧，有许多包含深刻哲理的妙语——比如，斯密说：“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
但“对自己的幸运妄加猜测，比对自己才能过于自负，恐怕还更普遍些。”不少人去赌、去买彩票，不正源于这种人性的缺点吗？在论述严肃的经济问题时，恰如其分地说起自己对人性的这种深刻观察。你读这样的书能乏味吗？
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了极其广泛的问题，显示出一个思想家的博大精深。非常有意思的是，斯密尽管没来过中国，但《国富论》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论述，而且论述又极为正确、深刻，今天读来还有启发。
（二）
斯密对中国有什么了解和认识呢？我们先来看看他在《国富论》中的论述。（所引页码用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的郭大力、王亚南译本）。
斯密在第一编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指出，“东印度孟加拉各省，以及中国东部的几个省，似乎也在极早的时候就已有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良……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大了内地航行的范围……但令人奇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奖励外国贸易。他们的财富似乎全然得自内陆的航行。”（上册，十九页）
在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斯密指出一国即使富有，但如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则不会有高工资，他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的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
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都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抢外来的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样投在水里，而这种可怕的杀婴工作，据说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认的谋生手段。不过，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有显然减少。所以，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显然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持着原有的人数。”（上册，六十五—六十六页）这是斯密关于中国最集中的论述，故全录于此。
在第九章“论资本利润”中斯密又论述了中国的停滞：“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八十七页）斯密说的制度指允许与鼓励投资的法律。
在第十一章“论地租”关于银价变动中，斯密论述了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于中国的瓷器……欧洲的消费额也以几乎同样的比例增加。”由于“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的价值，却比欧洲高得多”，“中国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役”，“中国和印度斯坦制造业上的技术和勤劳，虽不及欧洲各地，但似乎相差不远”，“它们劳动的货币价格，既如此低廉”，利用发达的内河运输，成本低，“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就更加降低。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去”，“以前极有利，现今仍有利”。（一百九十—一百九十八页）
在第四编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斯密论述了中国的农业政策，“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者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度，对于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证。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渔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下册，二百四十六页）
斯密解释了中国不重视对外贸易的原因，并指出改变这种政策的好处：“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改良。
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各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下册，二百四十七页）
斯密认为，“中国……的君主，其收入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得自某种地税或地租。……这样，此等国家的君主，当然特别注意农业的利益，因为他们年收人的增减，直接取决于农业的盛衰。”（下册，二百四十九页）这是重农政策的根源。
在第五篇第一章“论君主或国的费用”中，斯密还介绍了中国的交通：“在中国，在亚洲其他若干国家，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据说，朝廷颁给各省疆吏的训示，总不断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这一部分训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决定其黜陟进退的一大标准。所以，在这一切国家中，对于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别在中国是如此。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但斯密也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他认为“关于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的报告，大都得自少见多怪的旅行者和无知好说谎的传教士”。（下册，二百九十一页）
（三）
斯密所涉及的中国大约是在清朝乾隆中期以前的时期。应该说尽管斯密没来过中国，但对中国的观察与分析是正确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欧洲许多传教士和旅行者对中国的观察有不少误传，法国思想家崇尚中国文化者不少，重农学派亦对中国传统的“重农抑末”（末指工商）思想颇为赞赏，引为知己。然而，斯密利用这些资料，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判断。我认为，斯密对中国问题的论述远远高于这些人。这正是大师的超人之处。
斯密抓住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特征——长期停滞。中国是世界史上停滞时间最长的国家。它有广阔的土地，勤劳的人民和便利的交通，早就达到了封建制度中所能达到的繁荣，远在汉朝就成为强盛的大国，但自此以后却进步很小。据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估算，中国从西汉到一九五二年，人均收入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左右。这就像一个早熟的孩子，早期发育比别人长得快，但却再也长不大了。有些学者把中国称为“超稳定社会”，正是指这种停滞性的。中国社会的这种特点是理解中国近现代问题的关键——中国艰难现代化历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正来自于这种长期停滞，由此形成的顽固保守意识。
中国长期停滞的原因是重农抑末。重农并不错，在一个农业占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不重农，不仅无法发展，而且连生存也困难。错在于以“抑末”为代价来重农。重农学派欣赏的正是这一点，但斯密反对为重农而抑末，这正是斯密超出重农学派的地方。从书中看，斯密深为中国不发展制造业和商业为憾。本来中国的技术水平与欧洲接近，劳动工资低、内河交通又方便，可惜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的论述并不算多，但却精辟，三言两语就点到要害之处。可惜当年严复意译《国富论》时忽略了这些内容。今之学者沉醉于伏尔泰、重农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崇尚，以洋名人之权威来证明中国文明的伟大，忘了这伟大中的不足之处。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但这秀才不仅要博览群书，还要有独立判断能力，斯密就是这样的秀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