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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现代汉语中几个翻译不当的词汇
    时间:2006/05/08 出处:世纪中国
    作者:林思云

    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时,最让中国人头痛的就是怎样把一些汉语中完全没有的西方固有词汇翻译为汉语词汇。由于这些西方固有词汇表示的概念,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所以极难翻译。最简单的译法就是音译,比如把“Logic”音译为“逻辑”,把“Humour”音译为“幽默”。但如果完全采用音译的话,一般中国人就太难看懂了,所以必须把一些常用词以意译的方法翻译出来,让人们能够“望文生义”,不用查字典就能明白其意思。

    比如“Combine”这个词最初被音译为“康拜因”,人们不查字典就搞不清“康拜因”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把“Combine”意译为“联合收割机”,这样人们一看就立即能“望文生义”地明白其意思。还有俄国君主的称号“沙皇”,是由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统帅恺撒(Caesar)的名字而来,拉丁语的“恺撒(Caesar)”,俄语头音为“沙”,“沙皇”意思本来是“恺撒皇帝”,所以把“沙皇”意译为“恺撒皇”,人们更容易理解。

    因为每个汉语单字都有独立的意义,所以人们能够根据字面的意思来“望文生义”,这是汉语的一大优点,英文等拼音文字就很少有“望文生义”的功能。比如“Locomotive”这个词,人们不查字典就不知道它的意思,可是汉语的“火车头”,大家一看就明白其意思了。一些西方固有词汇意译为汉语比较成功,比如把“Philosophy”意译为“哲学”,把“Science”意译为“科学”,都是不错的(这些词是引进的日本汉字词汇)。

    然而事情都有两面性,汉语的“望文生义”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就是容易被字面的意思误导而产生误解。特别是对外来语的意译,由于它是中国原本没有的概念,更容易产生误解。现代汉语中,“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几个常用政治术语,可以说是翻译得最糟糕的,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下面就探讨一下这几个词的翻译问题。

    一、民主主义(Democracy)

    Democracy这个概念中国原本没有,所以非常难译,最初人们把它直接音译为“德谟克拉西”。五四时提出的口号“德谟克拉西先生”和“赛因斯先生”,就是直接用音译来称呼“Democracy”和“Science”。1919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但是跟一般老百姓讲什么“德谟克拉西”,肯定让人们糊里糊涂不知所云。因此要在中国推广Democracy,就有必要把Democracy意译为中国一般老百姓容易理解的词。当时人们对“德谟克拉西”意译方法很多,有民主主义、民本主义、民治主义、民众主义,平民主义、庶民主义、唯民主义等不同译法。

    “德谟克拉西”同一个词,有民主主义、民本主义、民治主义、民众主义,平民主义、庶民主义、唯民主义等这么多译法,势必造成很大混乱,有必要统一。但哪种意译方法最好呢?李大钊曾经比较过Democracy的几种译法:Democracy由希腊语demo-kratia而来,demo是“人民”的意思,而kratia是“统治”的意思,所以Democracy的字面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因此Democracy翻译为“民治主义”,最接近它的语源本意。

    但是“民治主义(人民统治)”,还是容易造成误解,因为汉语里“人民”的含义很不清楚。“人民”既可以理解成“所有的人”,也可以理解为“下层民众”(平民百姓)。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社会被贵族所统治,那时下层的平民百姓起来要求Democracy,就是广大下层民众争取他们的权力(人权)。从这个意义上,把Democracy翻译为“平民主义”或“庶民主义”比较合适。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上,就采用了 “平民主义”的译法。毛泽东说:“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不过把“德谟克拉西”译为“平民主义”,还有一个大问题。因为“平民主义”并没有说明它是代表所有的平民,还是代表大多数平民。现在我们都知道“德谟克拉西”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所有人民的意见,因此应该更精确地把“德谟克拉西”译为“多数民众主义”。

    西方把国家的政治形态分为三种:君主政体(Monarchy)、寡头政体(Oligarchy)和德谟克拉西政体(Democracy)。君主政体就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这种个人独裁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统治模式;“寡头政体”这个词是中国照搬日本的日语词汇。日语中的“寡头”是“少数人”的意思,所以寡头政体就是少数人说了算的统治模式,现在的一党独裁体制(或者“党内民主体制”),就属于寡头政体;而“德谟克拉西政体”则是大多数人说了算的统治模式,现在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体制”,就是德谟克拉西政体。按照这个意义,Democracy可以翻译为“多数统治”,Oligarchy可以翻译为“少数统治”,Monarchy可以翻译为“个人独裁”。

    中国现在流行的把“德谟克拉西”翻译为“民主主义”,是照搬日本的日语词汇。日本人把Democracy翻译为“民主主义”,可是中国人照搬这个日语汉字词汇,就出现问题了。因为中文和日文的动宾词序是相反的,中国人说“吃饭”,日本人则说“饭吃”,因此日语的“民主主义”移植到中文,应该把动宾词序颠倒,翻译成“主民主义”才对。

    日语的“民主主义”(中文该说“主民主义”),意思是“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君”的“君主主义”相对应。把日语的“民主主义”翻译照搬到中国,很容易望文生义而引起大家的误解。按照中国的传统思维,“民主”被理解成“为民作主”,所以人们常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还有人把“民主”理解为“老百姓当家作主”,老百姓当了主人,那么当官的自然就变成了仆人,称为“公仆”。这样一来,“民主主义”似乎就被当成指定谁是主人,谁是仆人的指南针,这种想法显然违背了“德谟克拉西”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李大钊当年就反对把Democracy翻译为“民主主义”,他说:“把德谟克拉西翻译成民主主义,则嫌他治意味过重,所能表示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狭了。”

    上面例举的“德谟克拉西”的各种翻译方法中,直接套用日本译法的“民主主义”,是最不好的、最容易引起误解的翻译方法。但奇怪的是,“平民主义”等更加符合Democracy本意的翻译,反而遭淘汰出局,“民主主义”这个外来语反客为主,变成了现代汉语的标准译法。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以日本留学的居多,他们下意识地把日本的“民主主义”一词照搬到中国,因为留日学者的人数多势力大,所以最后使“民主主义”这个外来语,在中国落户成为现代汉语的固有词汇。


    二、无产阶级(Proletariat)

    马克思学说中的Proletariat,最初是按照音译被翻译为“普罗列塔(利亚)”,可是这个音译既不好念又不好懂,后来被按照意译翻译为“无产阶级”。同样马克思学说中的Bourgeoisie,最初也按音译被翻译为“布尔乔亚”,后来才按照意译翻译为“资产阶级”。

    Bourgeoisie词源来自法文,Burg是“城镇”意思,Burgher就是“城镇市民”,这是一个相对于“乡村农民”的名词。所以把“布尔乔亚”翻译为“市民阶级”比较符合它的原意。在大型工厂出现以前,城镇市民是工匠、商贩和餐馆小老板等的自由民,他们必须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才能生活。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布尔乔亚革命”,其实就是“市民革命”(现在大陆教科书里称为“资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说工业革命导致了一个新的阶级的出现,这个阶级就是“普罗列塔阶级”。“普罗列塔阶级”是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者阶级。Proletariat这个词源出拉丁文roletarius,原意是指罗马时代最下层的无财产公民。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地位决定阶级的理论,把“普罗列塔”翻译成“无产阶级”,倒也有一定道理。

    可是“无产阶级”这个词过于抽象,一般大众往往搞不清“无产阶级”到底是指什么人。为了向民众宣传马克思思想,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也经常把“普罗列塔”直接翻译成“劳工”或“工人”(在工厂做工的工人),把“普罗列塔阶级”翻译成“工人阶级”或“劳工阶级”。这样的译法当然也没有错,因为马克思说的“普罗列塔”,本来就是指伴随工厂化大生产而出现的“工人”。把“普罗列塔”翻译成“工人阶级”,一般民众望文生义很容易理解,一时间成了流行用语。

    这样一来,“普罗列塔”在中国就同时存在两种译法:学者说“无产阶级”,一般大众说“工人阶级”。当时还有一种结合音译和意译,把“普罗列塔”翻译成“普劳阶级”的提法,尽管立意不错,但并没有流行起来。然而“普罗列塔”的两种译法,久而久之使中国人出现了错觉,使“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变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把“普罗列塔”翻译为“工人阶级”,就限定为城市的工人,农村的贫农和雇农,不管怎样贫困没有财产,都不能成为“普罗列塔阶级”;而把“普罗列塔”翻译为“无产阶级”,农村的贫雇农,只要是贫困和没有财产,就能满足“无产”的定义,因此“无产阶级”可以理解为包括农村贫下中农的穷人阶级。

    到了后来,“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干脆变成两个概念了:“无产阶级”是指包括工人和贫下中农在内的劳动人民,而“工人阶级”只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这样的理解与马克思说的“普罗列塔阶级”已是大相径庭了,因为马克思特别指出:“普罗列塔阶级”是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而出现的新的先进阶级,他们具有前所未有的先进性;而贫下中农是很早以前就存在的落后阶级,他们没有什么先进性而言。马克思特别指出的先进阶级“普罗列塔”,显然不包括贫下中农在内。把“无产阶级”理解为包括工人和贫下中农在内的劳动人民,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极大误解。

    “普罗列塔”在中国一词两译,被翻译成“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词,使人们望文生义而产生的不同理解,最后导致人们把“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误解为两个不同的概念,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这样看来,外来语翻译不当的纯学术问题,也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后果。


    三、资产阶级(Bourgeoisie)

    中国人把马克思学说中的“普罗列塔”一词两译,译为“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词造成很大混乱。与此相比,中国人把马克思说中的“布尔乔亚”翻译成“资产阶级”,则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前面说过,马克思学说中的“布尔乔亚(Bourgeoisie)”,原来的本意应该是“市民阶级”的意思,马克思把“布尔乔亚”引伸为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工匠、商贩和餐馆老板等拥有生产资料的“有产阶级”。马克思强调的“普罗列塔阶级”和“布尔乔亚阶级”的基本矛盾,意思就是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与拥有生产资料的“有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把“布尔乔亚”翻译为“有产阶级”,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早期中国学者就把“布尔乔亚”翻译为“有产阶级”,比如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李大钊,他在1919年发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就把“布尔乔亚”翻译成“有产者阶级”。

    不知为什么中国后来把“布尔乔亚”译成“资产阶级”了。这似乎不是来自日本的影响,因为日本一般把Bourgeoisie按音译翻译为“布尔乔亚”,也有人把Bourgeoisie翻译为“中产阶级”,但没有翻译成“资产阶级”。看来中国把“布尔乔亚”翻译成“资产阶级”,好像是另有原由,而且把“布尔乔亚”翻译成“资产阶级”的根据也不太清楚。

    中国把“布尔乔亚”翻译成“资产阶级”,这就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这两个“资”字打头的词很容易混淆,使不少人误认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是一回事。但在马克思的原著里,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是两回事。资本家是Capitalist,资产阶级是Bourgeoisie(不是Capitalist class),这也说明“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就是工厂主,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是一种罪恶,但马克思并没有说“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包括很多不雇佣工人小作坊经营者,他们属于资产阶级,但不是资本家。

    马克思说资本家(Capitalist)剥削有罪,但没有说资产阶级(Bourgeoisie)有罪。可是把“布尔乔亚”翻译成资产阶级,就把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批判,引伸成为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批判,使整个资产阶级都有罪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对资本阶级的大批判,就有把“布尔乔亚”不恰当翻译成“资产阶级”而引起的误解因素。

    把“布尔乔亚”翻译成“资产阶级”也引起了另外一种误解。因为“布尔乔亚”也被一词两译,翻成了“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词,这就让一些人误以为“中产阶级”是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第三个阶级。然而马克思只是把阶级划分成“布尔乔亚”和“普罗列塔”两大阶级和两大阵营,并不存在第三个“中产阶级”。后来不少人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来分析“中产阶级”,殊不知“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本来就是一回事,都是“布尔乔亚”。

    “布尔乔亚”翻译成“资产阶级”还引起了间接的误解。比如马克思赞扬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布尔乔亚革命”,而把“布尔乔亚革命”翻译成“资产阶级革命”,很容易使人误认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资本家集团搞的革命。其实马克思所说的“布尔乔亚革命”,本来是指“市民革命”的意思,和资本家并没有关系。后来又有人把孙中山等人搞的辛亥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容易让人感觉孙中山代表了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总而言之,“布尔乔亚”翻译成“资产阶级”是很不恰当的,这个误译在中国引起的思想混乱很大,大概是现代汉语翻译中的“失败”之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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