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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主义”时代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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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5/08 出处：光明网 |
李晓
进入1990 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引发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日两国在该地区经济地位的反向变化——在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并陷于不振的同时，中国经济却突飞猛进，日益成为拉动东亚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相应地，中日两国国民的心态也在发生着显著变化。中国民众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对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自信心前所未有地增强，日本国民则正在丧失自20 世纪70 年代初期日本实现“明治维新”百年梦想、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来所形成的骄傲心态，尤其是面对身旁曾在近一百多年来被其欺侮、侵略过的庞然大物——中国的崛起，日本国民的心态更加复杂、敏感，社会思潮右翼化的情况有所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日之间的各种摩擦，不论是历史问题、领土问题还是经济、贸易问题，在两国社会舆论中均被笼罩上了强烈的民族感情色彩：中国民众要求讨回历史正义、公道的意愿不断升温，日本民众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及不服输的心理也与日俱增，彼此间的对立情绪日益扩张和蔓延。
自今年初开始，中日两国政府和民众围绕中国在东海开发建设“春晓”油气田的对立情绪明显增强。9 月中旬“春晓”油气田投产前后，中国海军向该海域派遣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消息出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使得国内一部分民众主张向日本开战、以武力解决中日领土争端并借机向日本复仇的情绪陡然高涨。令人关注的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学术界人士也积极参与进来，认定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再次扩张崛起”，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性冲突”必须要用战争方式（实际上是指“中国战胜日本”的方式）来解决，并呼吁“战争胜负将决定历史进程！而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不是导致胜利的准备，就是导致失败的准备。”一句话，就是主张中国应当以武力解决当今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扩军备战。
笔者认为，这些学者的观点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没有恪守学者应有的理性。用知识的逻辑和理性来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是学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作为普通人，我们完全理解并由衷地尊重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和立场，所有的激情抗议也好，谩骂也好，皆不为过。但一个国家之所以需要学者，就是因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富强需要理性地制定国家战略。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正在蓬勃崛起的大国的发展如果失去了理性，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
究竟什么是军国主义？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对时代的基本认知，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中国国家战略取向的基本判断。
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信奉“领土主义”，在1945 年为止的人类历史长河中，这一直是强国意识和战略的主轴，即视领土扩张或生存空间的扩大为国家的最高战略目标，因为领土的增大不仅将使国家的臣民增加、税收扩大，而且可以增加国家的地表资源或地下赋存资源，继而增强国家的威望。所以，在1945 年以前，任何改变国际关系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都与领土争夺相关。但是，国际关系的“领土主义”时代在1945 年以后终结了。为什么呢？因为“领土主义”时代有着严格的技术条件限制。我们对时代的认知，必须抛除直接源于意识形态或民族情感的狭隘视野，应当从技术的、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出发来思索。因为所谓“时代”，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内涵。人类的科技进步史，几乎是一部军事技术革命的历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科技进步，几乎都率先被应用于军事领域，每一位掌握了先进的进攻武器及其技术的国王，无不产生侵略他国进行领土扩张的强烈愿望。于是，处于防守的一方也会拼命地革新武器，最后直至技术水平及其力量出现一个暂时的平衡。历史上，如此循环从未间断。换言之，军事技术进步的“矛”与“盾”从未实现过统一。此乃历史上大国间战争不断的主要根源之一。正因为如此，在足以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大国关系中，尽管也存在着一些国家协调、谈判或相互间的妥协，但武力一直是解决纷争、矛盾的最后手段，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军国主义”是“领土主义”时代的产物。其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军事化，从意识形态、思想、政党政治、行政、司法、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等一切方面，全部军事化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高速运转的军事机器。“军国主义”的技术基础是庞大的、武装到牙齿的武装力量，其社会经济基础是垄断（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早以有过详尽的论述），其政治基础是军事独裁统治，如东条英机内阁和希特勒的纳粹组织，而其国家战略的核心就是领土扩张，如二战前日本和德国流行的所谓“生存空间理论”。这四个条件缺一不成其为“军国主义”。
1945 年以后，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格局影响最大的就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但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格局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冷战”层面，则不免过于肤浅。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导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经济主义”时代。这是当今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时代的基本背景。
为什么会有“冷战”？因为大国间的“热战”已经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什么如此？因为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不能不提及两个方面的技术革命和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及其重大影响。一个是以核技术为核心所导致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一个是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影响，经济组织的重大变化是跨国公司的大发展。
核武器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军事技术发展的“矛”与“盾”的统一。虽然美国为了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对日本实施了两次核打击，但当前苏联在继美国拥有核武器之后，核武器实际上成为不能使用的武器，因此才出现了“核威慑”的概念。这导致现代国际关系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大国之间的“热战”有触发世界核战争的危险，在仅美苏两国的核武器便可毁灭地球几千次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理念真正开始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因此，二战后从未发生过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虽然也曾有过类似的危险经历，但双方都理性地予以避免，在冲突即起的最后一刻走向妥协、缓和，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如此。大国之间的“无战事”状态，确保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基本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虽然近半个世纪以来，地球上也发生过许多次战争，但基本都是因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所导致的局部战争，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亦不过是美、苏两个大国躲在背后的“代理战争”。所有这些战争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二是围绕投送核武器的运载工具的军备竞赛，使得国家的军事边界实际上变得没有意义。当年希特勒的坦克军团虽然在前苏联西部的战线上一度所向披靡，但是随着战略纵深的扩展，最后它犹如强弩之末，溃败于莫斯科城前。前苏联辽阔的军事地理（边界）纵深，成为其反败为胜的制胜法宝。然而，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展开的核武器运载工具的军备竞赛，极大地弱化了国家军事边界的意义。从远程战略轰炸机到中程导弹、洲际导弹再到远程激光制导武器，敌人在千里之外便可以实施精确打击，两次“海湾战争”令人震惊地展现出国家军事边界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被虚拟化了。
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命就是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国家的信息边界在很大意义上消失了，或者说成为虚拟的边界。一个国家内部的任何变化，可以瞬时传遍全世界，并反过来对该国产生重大影响。信息技术革命对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传媒业的进步。在传媒以书刊为主要载体的时代，统治者对社会思想的禁锢最为简单易行，但是到了传媒以电视为主要载体的时代，情况便有了极大的改变。所以，“越南战争”尤其是“阿富汗战争”成为典型的所谓“输给传媒的战争”。而当我们进入网络时代，政府对民舆的控制成本极大提高，甚至控制本身在技术上亦难以实现，因而政府对国内外信息传播的控制几近不可能。网络第一次使人类实现了“话语权利的平等”，不仅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信息可以瞬间被传遍国人，而且国内的任何信息也同样会瞬间传遍全球。国家信息边界的弱化或虚拟化，必将带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原有的一国“内政”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国际化”了，成为各国之间战略博弈的重要内涵。比如，中国人若得到在印度尼西亚欺侮华人的信息，我们绝不会认为那是他们的内政；同样道理，如果加拿大政府以所谓国法而不遣返赖昌星这个腐败分子的消息传来，国人也不会认同他们的所谓“内政”。
技术革命及其相应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带来企业组织的巨大变化。跨国公司就是这样一种在战后世界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企业组织。它与其他企业组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将资金、技术、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以及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投放到其他国家去进行生产。这为现代国际关系至少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东道国人口与资源比例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增加东道国的就业使得海外殖民或移民的意义极大地缩小，这在当今时代无疑是减少国际摩擦与纷争的重要因素；二是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使得土地这种传统意义上不可流动的资源成为一种新的“流动性资源”。所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国家的经济边界，使世界各国形成了全新的基于国际分工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也正是近年来国际机构和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使用GDP 统计、而越来越少地使用GNP 统计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在国家的军事边界、信息边界和经济边界都被大大地弱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当跨国公司使得土地成为全球流动性生产要素的时候，“领土主义”已经失去了生存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是“经济主义”时代。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时代”及其特征，是由足以主宰世界格局的大国关系所决定的。“经济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各国全方位的经济交流、分工所形成的日益密切的相互依赖（存）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经济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础，经济利益成为大国之间利益纷争的主导，这其中所出现的种种摩擦或矛盾是自然的，而且随着经济交往的增多各种国际摩擦也将更多、更加广泛，但其最终解决手段或渠道是国际磋商、谈判和协调，而不是战争这样的暴力手段。在“经济主义”时代，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军事冲突，但它们不会对世界基本格局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而且其最后的结局还是要依赖有关大国之间的协商与调和来确定，“科索沃战争”即是如此。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必须理智地思考这样几个问题：日本已经成为军事大国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军事大国等同于“军国主义”吗？日本国内一部分极右分子的军国主义陈词滥调等同于日本整个国家是军国主义吗？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着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它们对日本国家体制及其战略的基本判断是军国主义吗？在笔者看来，那种把日本国内的各种反华论调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各种摩擦判定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再次扩张崛起”，并依此主张以军事备战（竞赛）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战略的看法，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对任何事物的判断都缘于对其相关的基本问题的认知。恕笔者直言，现阶段中国学者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不仅大大落后于欧美学术界的水准，甚至远未达到20 世纪20 年代戴季陶先生所著的《日本论》的水平。戴先生在这本书中有一段令所有中国人汗颜的话：“‘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我们今天这种“智识上的义和团”还少吗？许多人在骂日本，但是对日本的文化、社会传统和思想状态了解多少？所以，即便我们想骂、敢骂或破口大骂，无论如何也骂不到点子上。
中国人对待对手的态度，着实应当做深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美国人学习。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便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对手。其卑劣的偷袭行为，以及日本士兵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战斗意志、誓死不投降的战斗精神，迫使美国政府下决心要花大力气研究这个对手，拿出巨额资金资助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于是，才有了本尼迪克特这位从未到过日本的人类文化学者以美籍日本人为研究对象的著名研究成果——《菊花与刀》。且不论过去的中国人对自己对手的研究态度如何，从1949 年之后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的忽左忽右，足可见我们对待自己对手的态度，我们真的是在以“义和团”的精神来对待敌人或对手，迷信自己而誓死不学敌人的语言，导致群体性愚昧。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具有“文化反省”或“文化自我批判”的意识。中国人，具体说是汉族人，头脑中顽存着传统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华思想”，“华夷秩序”理念根深蒂固。姑且不说我们对自己周边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有多少了解，就是对自己认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又有多少了解？我们何曾有过了解的动机与意愿？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周边各国也好、少数民族也罢，那里不过是“中华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的边疆而已。例如，中国史学界的蒙古史研究与世界史学界的差距是何等之大，即便是对“元史”的研究，我们也多是有意或无意地以汉文化为核心或标准进行的；更有意义的是，我们的史学家中有那么多著名的先秦史专家、明史专家或清史专家等，我们又有多少“元史”专家为公众所知？我们汉人对被蒙古人统治的那段历史有多少认同感？又有多少屈辱感？草原游牧文明（具体说是蒙古草原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因为自古以来后两者从前者身上汲取了大量有益的营养。事实上，“汉族”本身就是个文化概念而非血缘、种族概念，“汉族”大概是世界上人数最众多的“杂种民族”，即便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唐帝国的开国始祖李渊，也是鲜卑“胡人”的后代。许多“汉族”人一直对蒙古人和女真人曾经统治过中国耿耿于怀，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口号竟也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然而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看，中华民族正是在蒙古人和女真人这两次“异族”统治的时期，国家的疆土最为辽阔，文化、意识形态最为多元、自由，对外战略也最为灵活、有效。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对所谓“中华文化”的内涵与边界的反省及自我批判从未认真地进行过。这是我们极易产生“智识上的义和团”的主要根源之一。
中国人对日本一直没有能够沉下心来做认真、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认为，日本文化不过是儒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历史上，中国人从来都是只向自己的祖宗学习，而日本是向所有自己认为有利的国家或文化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公元645 年“大化革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立的文化系统，有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在此后日本大规模学习中国律令体制的过程中，从未盲目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自己的文化体系进行有筛选地引进、吸收。最为典型的是，日本虽然引进了中国唐朝的律令体制甚至仿照唐朝首都长安在古都奈良完整地仿建了一座平城京，但却没有引进“科举制”，因为这个制度不符合日本的贵族政治体制——贵族参与政治生活，平民只能从事经济、社会活动。此外，日本与欧洲各国一样，一直在社会生活中保持着“长子继承”制度（这项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精神的育成意义重大），而没有像中国那样在秦国“商鞅变法”时期便废除了这项制度。正是以其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为基础，16~17世纪后日本的封建制度才得以较为充分地发展起来。附带说一句，在亚洲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封建制度与欧洲那种典型的封建制度最为相似，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虽然不能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却可以在亚洲率先引进并发展资本主义，由学习中国转而学习西方（先是荷兰，后是英、德、美），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最后凭此“富国强兵”。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后发型国家中，日本是惟一一个公开提出并坚定实施“全盘西化”的国家，但就其结果来看，它却是当代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为强烈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国家。限于篇幅，这里笔者不想赘述日本文化问题。只想说明一点，即日本与中国自古便在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我们万万不可以自我中心的视角来看待日本。在我们的文化传统或习俗中，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情，对别人做了恶事，伤害了别人，一定是要赔罪道歉的，但对于如本尼迪克特所分析的只有“耻感文化”而无“罪感文化”传统的日本人而言，要求他们道歉、赔罪大概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奢望。如果身处日本，任何人都会体察到敢于冲破“耻感文化”、体验“罪感文化”，真正从内心世界里启发出战争犯罪意识的日本人，是多么的少。所以我们需要清楚，像东史郎那样的日本人在日本社会中是多么的孤独、孱弱。日本人对自己的文化劣根性有一个概括，就是“岛国根性”：狭隘、对外部世界敏感和崇拜强者、鄙夷弱者或者说恃强凌弱。所以，当你是个弱者时，日本在你面前必定抱着岛国的强者心态，而当你成为为其崇拜、模仿的强者时，它便会表现出岛国的弱者姿态。历史经验证明，日本人很难一贯保持比较稳定、平和的形象或姿态，即便是在表面上保持着，在其内心世界同时苦斗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面，他们是一种矛盾、对立的心理情结的综合体。因此，中国人对待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的历史或现实问题，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彻底贯彻邓小平同志的英明指示：发展是硬道理。
谈及发展，必须清楚是怎样的一种发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或条件下的发展。如上所述，在当今以“经济主义”时代的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在战略上谋求和平发展，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战略理念下认识和处理当今时代的中日关系。
为此，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并依此对中国目前和今后的国际地位进行准确的定位。
首先，从经济定位上看，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贸易国家。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扩张令人瞩目。迄今为止，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增长了6 倍左右。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张及其产品、地域结构的变化，已经并将进一步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东亚地区而言，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的兴起，正在改变该地区内部的经济关系模式。自1980 年代中期开始，制造业的全球扩散机制开始迅速地形成和发展。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和全球扩张，一个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被分解为开发、设计、生产、管理、营销、广告和售后服务等诸多环节，并依据资源配置和分工原则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使得全球化的生产过程突破了生产经营的地域界限、企业界限和产业界限。中国制造业已经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在此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东亚地区的产业循环模式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对资源禀赋同我们相似的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美出口产生了巨大的替代作用。以美国市场为例，1980 年美国自东亚的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为22%，2001 年仅上升到24%，而从1980 年到2003 年上半年，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却从0.5%上升到11.3%。同时，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多地从东亚新兴经济体进口产品，它们作为中国进口来源地的地位迅速提高。从1980 年到2003年，日本、美国、欧盟对华出口占中国总进口比重，分别由26.5%、19.6%、15.8%下降到17.7%、8.5%、12%；同时，ASEAN、韩国和中国台湾对华总出口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则从3.4%上升到31.6%，增长了将近10 倍。这其中，东亚各国、各地区对华出口的增长主要是中间产品、零部件等资本产品。这样，与东亚地区原有的由日本提供资本品、东亚各国、各地区作为日本向美国出口制成品的“迂回生产基地”的“三角贸易”模式不同，中国本身以其巨大的生产能力，成为所有东亚国家、地区向美国出口制成品的“迂回生产基地”。贸易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收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对美顺差、对东亚各国、各地区逆差，且用前者弥补后者的结构。预计到2020 年，中国进口的一半将来自东亚地区，其中主要的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ASEAN。这样，东亚各国、各地区对美出口的不成功可以从对华出口的扩张中得到弥补；换言之，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市场提供者”，正在成为拉动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实际上，近年来在日本经济严重不振的情况下，许多大企业的利润主要是来源于对华投资或对华贸易。根据日本贸易统计，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在2004 年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而在2003 年日本也同样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正在增强。当然，这种依赖是相互的。在“经济主义”时代，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中坚力量，双方的所有博弈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此乃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一是关于“抵制日货”的问题，再一个是如何看待国际摩擦的问题。
“抵制日货”是20 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虽然其中有爱国民众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政治原因，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当时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即当时的国际经济关系主要地是以国际贸易为核心展开的，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中国弱小的民族资本难以抵挡日本垄断资本的产品竞争，而且通过“抵制日货”也的确可以多少起到保护民族工业发展的作用。但是，当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转变为跨国公司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许多“日货”就是在中国本土雇佣中国劳动者生产的。“抵制日货”的结果，必然是大量的中国劳动者失业。我们任何人都可以从情感宣泄的角度来喊几句“抵制日货”的口号，但你无法让急需劳动致富、奔向小康生活的中国人离开自己的就业岗位。在80 年代，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愤怒于日本汽车强大的竞争力，走上街头示威并打出了“抵制日货”的口号。然而，示威游行进行了不过三天便自动取消了，因为工人们突然发现“抵制日货”的结果将是自己的失业，他们其中的许多人都是在日本投资的汽车厂里做工。美国汽车工人在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中最终还是选择了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了一种宣泄情感的游戏——每年在一个固定的日子里，用吊车高高吊起一辆日本汽车，然后将它摔下来，大家一起鼓掌！据说，这个游戏至今依旧。
在“经济主义”时代，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并不意味着相互间各种摩擦的减少，事实上这种摩擦将不断增多，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关键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对待这种摩擦。这里仍然涉及情感与理性的博弈。美国与日本还有欧盟都对中国提出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对日本的“指责”或“要求”格外地敏感？韩国人对日本人的憎恨不亚于我们，但他们为什么在对待与日本的经济摩擦时可以比我们表现得更加理性些？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都是皇权的臣民，是皇帝作为“父亲”的大家庭中驯服的“儿子”，一直在尽着自己的忠孝之道，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商业精神的民族，因而常常是情感有余而理性匮乏。虽然1979 年以来，这种传统习俗正在改变，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必须对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任何摩擦、冲突学会理性地思考，这样才会有利于制定冷静、合理、正确的对外战略。
其次，从政治地位上看，中国首先是个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这应当是中国处理周边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中国虽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这是一段特殊历史的产物，我们并没有循着“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路径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而是正在为成为经济大国而努力。经济建设与发展是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第一要务。如果我们盲目地迷恋于“世界大国”的梦境，将犯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回顾自16 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的霸权（这里的“霸权”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是中性的）更替进程，有几个“规律”颇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所有的霸权国家都是海洋国家，如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而所有向当期霸权国发起挑战的国家都是大陆型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前苏联；二是所有霸权国家都有足以引导并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性产业，而所有挑战国家几乎都是后发型的产业占主导，不断地在模仿、学习霸权国的主导产业模式；三是所有继起的霸权国虽然一时地同当期的霸权国有过冲突或摩擦，但最后几乎都是当期霸权国的伙伴国，而所有向当期霸权国发起挑战的国家最后都失败了。以史为鉴，知易行难。对此，中国人应当做怎样的思量？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中国必须尽百倍的努力争取周边地区的和平环境，方能实现卧薪尝胆的宏伟目标。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中国不能够有效地处理或解决自己周边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地区性大国。现阶段中国周边足以引发地区性冲突的焦点很多，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台湾问题、中日领土纷争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还有日韩领土问题、日俄领土问题，等等。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有可能引发局部的军事冲突，严重恶化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环境，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那种动辄叫嚣“不惜与某某一战”的论调有百害而无一利。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否有必要“一战”？二，是否有能力“一战”？
美日同盟的军事目标无疑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必将加速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打破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所试图维持的地区势力均衡。但是必须看到，在以“经济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的任何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都是一种博弈工具，是为谈判桌上的相互妥协、让步或斗争服务的。如果以为中国海军向“春晓”油气田附近派遣最为精锐的舰船，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准备与日本海军或美国海军“不惜一战”，是过于幼稚了。如果我们把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博弈工具或手段目标化，战术战略化，那不仅是天真的问题，简直就是无谋，是要铸成大错的。笔者以为，中日两国间在东海海域划分及油气田开发等方面的争端是十分复杂的，涉及到各种国际法与现实的矛盾和相互间国家战略的博弈，但双方的“底线”应当是大致相同的，这就是“搁置争议，合作开发”。而目前双方的所有举措，包括军事部署，不过是为了在实现这个“底线”的过程中占据更为有利的谈判位置。中国必须保持与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防力量，但这不仅仅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惟一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处理各种国际关系问题的博弈手段。将发展军事力量等同于发动战争，或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弱书写历史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迄今为止，希特勒是最后一个信奉“战争胜负将决定历史进程”的政治狂徒，结果他失败了，遗臭万年。中国必须通过和平的经济发展，实现自己的强国梦想。只有这样，才会不仅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而且也将迫使日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依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国家的体制、制度，也决定国家的战略选择。此乃“上之上策”也。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道路不过20 多年的时间，虽然经济发展迅速，成就巨大，同时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尖锐、复杂，我们还在为实现全民“小康”目标而努力。一个国家的实力大小不能只看GDP 总量，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是人均GDP，尤其是军事力量更是如此。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博士曾给笔者发来一些他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一篇《从苏联被拖垮得到的启示》的短文给笔者印象深刻。据他的研究，美国人用军备竞赛的方式拖垮前苏联大概只用了12 年左右的时间！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前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GNP 、科研水平、军工产业质量、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远。80 年代美国以年均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亿，活活拖垮了苏联。目前美国本国的年度军费就达三、四千亿美元，而且正在把战略重点转向东亚，迫使中国起而应付。如果把前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为参考点，便可得出如下推论：若一个国家的军费保持在GNP 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巨额无偿外援。具体来看，如果中国军费开支占GＮP 的比重保持在两位数如15～20%水平，那么依照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美国用军备竞赛的手段拖垮中国大概需要15 年左右的时间。这样，如果按照国内一些学者的论见，中国一定要与美国或日本搞一场军备竞赛的话，那么以我们目前的家底，你可以细算算能够搞多久？面对着美国试图以军备竞赛的方式拖垮中国的战略企图，我们须“上兵伐谋”。按照目前中国的技术力量和经济水平，造一、二艘航母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我们不造？航母是攻击性的武器，它将改变中国海军目前的战略性质，继而会引发整个东亚地区的军事失衡，触发新的军备竞赛，这是现阶段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因此，那些逆历史潮流、宣扬和鼓动中国扩军备战的观点，无疑是要让中国百姓勒紧裤带去搞危险的“爱国”游戏，将中国人民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引向战火的深渊，倒退半个世纪。附带说一句，今天的中国人同日本人对待战争的心态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日本人更多地看重战争对其自身的灾难，知晓战后的和平对其经济增长与富强的重大意义，但问题是日本人拒不承认或反省自己发动的战争对别人造成的苦难；中国人深记得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与痛苦，随着中国的崛起要求讨回历史正义与公道的呼声急剧高涨，也有少数人带着“复仇的心理”试图以牙还牙，但却对现代战争的惨烈及其为经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巨大阻断或破坏缺乏理性的认知。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要用新的思维、新的理念来应对本身的发展与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自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中国政府已经在亚洲地区事物中表现出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和立场。最近围绕北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成功，更体现出中国对区域国际问题和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高度责任感。中俄边界谈判的成功，以及目前正在和平友好气氛中进行的中印边界谈判，同样说明了中国对于同周边国家领土纷争的态度和战略立场。要知道，中国与前苏联和印度都曾因领土问题发生过严重的武装冲突，那么在国力极大增强的今天，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和平谈判？难道这其中仅仅是出于应对美日联盟的战略考虑吗？不仅如此，它预示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对亚洲战略的一种新思维、新模式。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大会这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过去不称霸，今后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努力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事实上，从地缘优势的角度看，中国不仅正在经济领域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而且由于中国地处亚洲的中心，亚洲任何地区出现的国际争端或矛盾可能都与中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中国也自然将成为亚洲国际事务的主要协调力量。一句话，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有利于中国的显著变化。所以，本地区的任何军事冲突都将破坏这种对中国有利的发展趋势，只能为区域外力量的干涉提供口实或条件。
最后，笔者还想阐述对另一个重要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所谓的“汉奸”问题。一些人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内部包括社会各界存在着大量的“汉奸”（甚至指明道姓地认定某某某是“汉奸”），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着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公共事业乃至军事等各方面一系列卖国破坏活动”，因此为了顺利地发动对日军事打击，必须将“清除内奸”作为重要前提条件。这令笔者不禁联想起40 年代末到50 年代初期美国恐怖的“麦卡锡时代”。不错，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出过许多“汉奸”。大凡“汉奸”都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他（她）们是在国难当头且面临命运（生命）抉择时选择了背叛祖国和民族；因此第二，有很多高喊“爱国”、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人最后时刻却成了真正的“汉奸”，汪精卫就是如此。但是，在今天，如果我们把那些与自己信奉或认同的“爱国主义”立场、观点持不同见解的人，或者把那些保持理性思考、冷静思维的学者，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扣上“汉奸”的罪名，就有失公允。“爱国主义”实在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可怕的则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行“祸国主义”之实。
当代中国人必须重新审视“爱国主义”这个古老的话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笔者觉得，就中国目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来看，首先应当提倡理性。一切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其结果都将是祸国殃民，因为任何非理性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不顾及后果的，这种非理性如果发生在国家战略上，将是全民族的灾难。所以，我们应当提倡情感与理性兼顾的“爱国主义”。其次，中国的崛起已经并正在为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必须加上“国际主义”的内涵，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现代和未来的世界发展应当担负起怎样的道义和责任，需要做出怎样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没有国际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是偏狭的、可怕的。
古希腊人的理性是他们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源泉。色诺芬曾多次被卷入战争，但他却坚定地认定“以武力征服别人的人会以为人们会长期屈从于他们的威力，但真正长期的征服靠的是自愿地服从比他们自己强的人。征服一个国家的惟一方式是宽大仁厚。”古希腊时代无疑是“领土主义”时代，但在“经济主义”时代的今天，我们尚无人达到他那样的思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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