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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皮尔伯格对话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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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5/07 出处：南方周末 |
■《拯救大兵瑞恩》：集体为个人而牺牲 ■《英雄》：个人为集体而牺牲
●时间：2006年4月17日
●天气：沙尘暴
●地点：北京国际俱乐部
●人物：蒋小涵 主持人
斯皮尔伯格 导演
张艺谋 导演
“给你看看我的靴子，我的靴子上沾上了戈壁沙粒。”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对张艺谋说。
4月17日上午，张艺谋召开了自己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开机新闻发布会，斯皮尔伯格则在沙尘暴中完成了一次为时1个半小时的故宫之旅。“我们按照导游路线看了一圈，参观了皇帝的龙椅，叹为观止；还参观了钟表博物馆，很多时钟，很棒。”斯皮尔伯格说，“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1987年，他曾来过北京，但那次旅程几乎所有时间都耗费在申请程序上———为了让《太阳帝国》能到上海实地拍摄，必须在北京提交申请并获得通过。
4月16日，张艺谋获聘为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斯皮尔伯格受聘为文化艺术顾问。
4月17日，两人忙完自己的事，聚到一起，在央视电影频道的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对话。
两小时的对话结束，主持人请斯皮尔伯格在“印第安纳·琼斯”系列的海报上签名。“我得想办法再拍一部。”签到第二部的海报时，他指着女主角说：“这是我太太，我孩子的妈妈，我是在拍这部电影时认识她的，我们结婚差不多14年了……”
（图片由央视电影频道提供）
“我还记得开学的那天，放了两个内部参考片，一部美国电影，一部法国电影。那部法国片中有美女穿着比基尼，还有枪，我都看傻了———那个时候的我只有看革命题材电影的经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张艺谋
主持人：两位世界影坛巅峰级的人物将和我们在一起谈论电影，我们期待的是一场思想的盛宴，希望见证两位电影大师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感受他们各自的梦想与坚持。我想中国观众都非常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对方的哪部电影的？
斯皮尔伯格：中国电影进入美国市场还是近期的事情，所以我们以前对中国电影并不了解。《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我看的第一部中国电影，印象深极了，使我对一个原本一无所知的文化、时代、历史有了正面的反应。我突然觉得自己身临其境，处于这幅人物画卷的中心。感受很强烈。
主持人：你看过张艺谋的《英雄》？
斯皮尔伯格：当然看过，我们刚才聊到《英雄》，我有一个关于颜色的问题问他。许多导演用不同的镜头来表达意思和讲故事。有时他们还通过摄影机来设置机关。《英雄》的奇妙之处是用色彩来讲故事，就像是一种手语。听力有障碍的人用国际通行的手语来交流，而色彩也是一种国际沟通工具，是你发明的一种语言。我不需要翻译字幕，因为色彩传递了故事，这非常特别。
张艺谋：谢谢夸奖。斯皮尔伯格的作品我都看过，他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导演。他的第一部作品《印第安纳·琼斯与约柜》像梦一样，很好看，不知道他是怎么拍的？后来还看了《外星人》和《大白鲨》。再到后来我看他的《辛德勒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非常感动，在这些电影中，我看到了他对人类苦难的反省。我一直是他的影迷，从上大学读电影学院的时候就是他的影迷。
他的电影都好，不管是有娱乐元素的《侏罗纪公园》，还是很有思想的《慕尼黑》。
我一直对他充满了好奇，上次到美国看他拍《世界大战》，回来就给同行讲他在那里怎么导戏，汤姆·克鲁斯怎么演戏。他们也都很好奇，而且都很羡慕。那天我真不想走，想多呆会儿，那是第一次看他工作。以后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到美国看他拍电影。
斯皮尔伯格：（笑）欢迎你随时来。
主持人：请你们回忆一下，是什么契机使你们第一次产生了对电影的兴趣？是什么契机使你们第一次觉得自己也能拍出好电影？
斯皮尔伯格：我的第一次？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西席·地密尔执导的《戏王之王》，讲的是玲玲马戏团的故事。
那是我第一次看电影，在1950年代初，那之前我从没进过影院。父亲说要带我去看马戏团，当我来到一座大建筑里，里面没有动物，没有马戏表演，只有椅子。大幕拉开后，一束光影投射到银幕上，很粗，我非常失望，觉得被父亲耍了——他答应带我看马戏，但食言了。大约半小时后，我的感觉从失望变为喜欢，因为父亲把我带到一个全新的电影世界，而那正是我以后的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对电影感兴趣。
张艺谋：我跟斯皮尔伯格的经历当然完全不同，我最早看电影是在“文化大革命”，看的都是些革命题材的电影。
那是我接触电影最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反复地看那几部影片，大家都学电影里的台词。那时我在工厂和农村，完全不能预想自己跟这个行业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电影是很遥远的事情，跟我自己毫无关系，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斯皮尔伯格：我深有同感。我当时想象不出自己会做那些电影人所做的工作。我看完电影，觉得他们一定是很特殊的人，来自特殊的家庭，有着特殊的训练和教育。所以我从未想象自己拍电影。
12岁时当我自己买了一台8毫米摄影机，我才意识到可以拍自己的电影，很业余的电影，小规模的（做拍摄状）。我拍自己家庭成员，在家里为我三个妹妹拍了一些喜剧和正剧。
主持人：那时你们想到自己以后能成为世界上杰出的电影导演吗？
斯皮尔伯格：不，当时只是嗜好而已。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看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当时我大约十几岁，在亚历桑纳州念书。《阿拉伯的劳伦斯》对我而言是一次启蒙。电影放完，我就意识到，我会奋不顾身地投身电影，我愿意舍弃一切进入电影界，成为拍出这样影片的导演。那是我第一次在心底里有了一种被激荡的感受。我告诉父母亲，“我以后要做这样的导演。”但他们不相信我。
张艺谋：我在工厂上了7年班，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恢复了高考招生，我就准备考大学，完全是为了找出路。我想过考体育学院、考美术学院，也想过考我们当地的西北农学院，因为录取分数低，也许有希望能考上。我很喜欢照相，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说，有一个电影学院，你可以考。我当时还以为那是放电影的。就这样，为了改变出路，改变命运，我考上了电影学院。
我还记得开学的那天，放了两个内部参考片，一部美国电影，一部法国电影。那部法国片中有美女穿着比基尼，还有枪，我都看傻了——那个时候的我只有看革命题材电影的经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
不过，我当时只觉得电影特别好看，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也可以做这一行，只是觉得拿一个毕业证，有一个大学文凭，以后就好找工作了。
“随着年岁增大，我开始更多为自己着想，承认这点似乎是宣布背叛观众，但的确人老了，多了一点自私，更多为自己讲故事，跟我事业的前半部分相比，为观众讲故事的成分少了。”———斯皮尔伯格
主持人：你们会有意识地去挑战公众的口味吗？
张艺谋：我觉得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个可能性，而对我来说，也还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挑战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刚刚形成，我们还需要有观众认为好看的作品，吸引他们进电影院。所以，你还不能完全逆反大众心理，如果那样的话，可能电影就没有人看了。
我想，以后等我们市场规范了，可能会做些逆反的故事，也许会有个新鲜的感受。但现在，通常我都会考虑观众看故事的节奏和心理，尽量让他们明白你讲的是什么。
斯皮尔伯格：很有意思，美国刚好相反。美国电影的题材很多，观众会不时改变兴趣。美国观众朝三暮四。比如恋爱电影，20来岁的姑娘小伙子谈恋爱，这类喜剧片有一部成功，好莱坞马上拍出16部同类影片，直到这个类型筋疲力尽。然后，一位敢于创新的电影人开创一种全新的类型，一种没人看好，但大受欢迎的电影，好莱坞便模仿这位开拓者，确立这个新类型，拍一大堆大同小异的片子，直到该类型气数殆尽。这是长期的规律。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勇于创新的电影人，他们拍摄没有先例或有成功先例的影片。当他们成功时，就会有强烈的成就感。
《拯救大兵瑞恩》呈现的是集体为拯救个体生命而做出的努力
《英雄》讲的是个体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的故事
美国拍电影的历史很久，我们长期测试观众，观众要求某种原创性。我相信，当中国的影院增加后，也会如此。中国的人口那么多，十几亿人，但全国只有2500块银幕，我希望将来会兴建更多的电影院。他们喜欢你，喜欢你的影片，他们喜欢看电影，看美国电影，看其他国家的电影。一旦影院数量增加，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口味就会变化。中国大众需要各种各样的影片，这跟美国观众一样。
张艺谋：美国的电影观众很广泛，认为看电影是生活的一部分，有这样的广泛观众基础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影。也许观众更愿意猎奇，更愿意看一些挑战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没有这么庞大的观众群，虽然人数最多，13亿人，但是电影观众的数字并不高，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主持人：你们都有过类似的表述，说电影不仅仅是娱乐。作为导演，你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最看重、最坚持的是什么？
斯皮尔伯格：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妥协，那就是我不会拍一部不用心投入的影片，即便是续集，别人说：“他是为了钱才拍，他知道开片票房会很高，因为大家都想看。”如果我的心没放在里面，我绝对不会光为了钱而拍。我最不妥协的是我自己，别人说我拍《侏罗纪公园》和“印第安纳·琼斯”系列是妥协，但其实我不是，我喜欢那些故事，喜欢接着把故事讲下去。
另一个我感兴趣的是历史，我很多影片都是历史题材。随着人到中年，历史题材的影片开始吸引我。在1970年代我不会拍《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影片，那时我对虚构的故事更感兴趣，想探索电影的娱乐层面，想最大限度吸引观众，有点贪得无厌，希望每位观众都来看我的影片，所以我拍得很娱乐、很刺激。随着年岁增大，我开始更多为自己着想，承认这点似乎是宣布背叛观众，但的确人老了，多了一点自私，更多为自己讲故事，跟我事业的前半部分相比，为观众讲故事的成分少了。
张艺谋：我的情况可能比斯皮尔伯格先生在美国还要复杂一些。关于我拍片子的动机，众说纷纭，长期以来，我一直是非常有争议的人，有很多人说我为了得奖拍电影，为了挣钱拍电影，为了某种目的拍电影，甚至说，我是为了外国人拍电影。这些解释我觉得都是不对的，都是片面的。
我们当然希望观众喜欢我们的电影，但是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喜欢它，把自己的情感放在里面。拍电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要付出许许多多的时间和努力，一年、两年、好多年，有时候剧本搞好多年，你没有那样的情感，没有那样的心，没有那样的真诚，你无法坚持那么长时间，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劳动量。你一定是很真诚地去爱这个作品。
斯皮尔伯格：我拍一部电影时，会彻底陶醉在那个过程中。我有七个孩子，有时最小的孩子叫我，叫我两三次，也许叫到第三次我才猛然听到。陶醉到连自己孩子叫我都没有注意，那部电影必须值得我这样迷失，以至孩子叫我都反应不过来。这只有当我完全陶醉在一部影片中，想着星期一上班要做什么，才会如此。有时我把这当作衡量选择一个题材的标准，这个题材必须俘获了我。如果故事没有这样的吸引力，我不会投身于此。
“有时候我拍电影我很清楚这些部分是不行的。你很清楚观众会批评，但是你还要完成。这个你没有办法，你也不能解释给观众听，大家都说，你就听着。”——张艺谋
主持人：在拍摄中什么是让你们最兴奋的事情？你们各自作品中出现怎样的结果是你们自己最满意的？
斯皮尔伯格：让我很兴奋的就是剪辑，拍摄时很头疼，大家都来没完没了问问题，而我指望谁也别来问问题，每人不是都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吗？也许我没有做好沟通。拍摄的压力非常大，当我感觉我好像捕捉到需要的东西，打算结束某个镜头时，又感到没有完全捕捉到，如没有得到某个演员应有的表演。但你知道，一旦进了剪辑室，你可以让那个演员看起来很完美。拍片时不能尽善尽美，但通过剪辑技巧、通过把场景合起来，你能弥补。在剪辑房里我能运筹帷幄，把一部影片剪成17种不同的样子。拍摄只是为我提供了更多机会，让我能剪出一部好片子。
剪辑时没有压力，导演时全是压力。所以我更喜欢剪辑。
张艺谋：所有工作都结束了，我坐在放映间里，虽然工作当中看了500遍，但最后看一遍完成的电影，这个时候我心情最好。我就坐在那儿，把自己当作一个观众。我第一次看，会觉得像小孩一样，会很喜欢，不管电影出来大家是否喜欢，那是我特别愉快的一刻。但是我跟他有同感，在拍摄现场压力是很大的，很复杂的，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决定，要回答各种各样的是或者不是。这个时候犯的错误，没有办法弥补。有时候演员演的和自己拍的，还有天气等因素，不是你想的那样，跟你想的不一样，怎么办？
我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助，好像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发展下去，跟你想的越来越远。但是你又必须拍。你会觉得很无助，很无奈，不知道怎么面对。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你要自己决定该怎么办。你没有灵感了，也没有好办法了，拍还是不拍，每天用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眼睛看着你，演员也看：“导演，是这样演，还是那样演？”当你突然觉得很盲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
斯皮尔伯格：我完全同意，跟你一样感同身受。我们当导演的都是兄弟，干我们这一行有一种兄弟般的默契，因为我们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来面对枪炮。我们整个拍片生涯都在抵挡这些炮火。观众才不管你这些压力，他们只在乎影片好不好看，是不是够娱乐，有没有教育性，能不能打动人，这些才是观众关注的。从某种意义说，我们两个已经成功，让我来谈论当导演有多大压力，要大家同情，听起来有点自私（笑）。
张艺谋：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观众只会说你这个行，那个不行，你这个电影为什么不深刻呢？大家都不清楚，有时候我拍电影我很清楚这些部分是不行的。你很清楚观众会批评，但是你还要完成。这个你没有办法，你也不能解释给观众听，大家都说，你就听着。
斯皮尔伯格：没错。我最害怕的是第一次看初剪好的影片，我会故意拖延，如果本来应该星期一看，我会推后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我害怕坐在那里，看着过去一年的工作结晶，发现完全不值，发现我浪费了一年的人生，浪费了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拍出来的影片我不喜欢。早年拍片时还没有那么强烈，但年纪大了，我真的很害怕放映室灯光暗下来，电影开始放映，我自己是不是会喜欢，如果不喜欢有没有补救办法，能不能拍得更好，这些对于我是整个拍片过程中最焦虑的时刻。
主持人：我记得您在一次采访中曾说过，导演是百分之八十沟通，百分之二十技术。您能详细谈谈吗？
斯皮尔伯格：是这样。你脑子里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景象，没有成形。这个景象有某种意义，你设法使之聚焦。那就是拍电影的关键。你的一个构思、一个想法，也许来自别人，但最终被导演所拥有。因为它是没成形的，所以我需要剧组人员都理解我脑子里是什么，是怎样的画面。摄影师能理解我需要怎样的布光，演员能理解某场戏怎样演，这一切都需要沟通。让剧组人员理解你的设想，这就是我说的百分之八十的工作。聪明的办法是雇佣一个优秀的班子。如果你有一个出色的摄影师，你就卸下了一个重担；如果你有一个出色的剪辑师，那又卸下一个巨大的担子。我从1976年起就用同一个剪辑师，迈克尔·康。基本技巧是：你是否能积极调动你的班子，他们也是电影人。那样你就能减轻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是百分之八十沟通，百分之二十技术。
张艺谋：我以前是很不爱说话的人，性格很内向，就是当了导演以后，现在就成话痨了，成了一个嗦的人。真的是这样，你每天都要说，跟各个部门说，你要把你心中对这个电影的想法，对它的颜色、光线、表演等等很多你的梦的想法，传达给你的团队，要让所有人都理解。有时候一天下来，都想抽自己的嘴巴。
“我强烈感受到，这两部电影有相似的主题。我知道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但这也是60年前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也许现在削弱了许多。”——斯皮尔伯格
主持人：在《拯救大兵瑞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集体为拯救一个个体的生命而努力；在《英雄》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体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这两部影片所传递的生命观，是否诠释了你们对个人和集体关系的理解？
张艺谋：我先说，东方的哲学中很讲究舍身取义，一个人要为事业、为集体去牺牲，个人不重要，集体荣誉最重要。小时候上学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受这样的教育过来。在今天虽然中国社会发生很大变化，但是这种传统文化里面的东西是很强的，尤其是在武侠电影的表现当中，这种舍身取义，一个人为了义字可以死，死是很光荣的，这个概念是东方哲学的概念，所以我的电影也是强化了这种概念。
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瑞恩》是讲二战的故事，二战是最后一场伟大的战争，决定了是法西斯主义统治世界，还是民主得胜。二战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因为没有整个世界跟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作战，如果战争的结局不是那样，中国的面貌以及历史就会不同。所以说二战是一个十字路口。大家都认为是跟法西斯主义作战——我这里不仅指美国人——他们牺牲自己是为了拯救等待他们的家乡父老，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拯救自己的朋友，那种牺牲是值得的。这就是《拯救大兵瑞恩》要表达的。这支美国小分队经过了激烈的争论，表达了不同意见，最后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来救一个从未谋面的小战士，一个没有分量的人。他们救的是一个抽象的士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拯救世界。这跟《辛德勒名单》的一句话异曲同工。那句话出自犹太教义的古训，从希伯莱文翻成英文，意思是：“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辛德勒名单》彰显了一个生命的价值，对于全世界有多么重要，一个活下来的生命会在将来产生涟漪效应，影响到大家；同一个人如果被杀害，涟漪也会扩展，在将来影响到大家。
我强烈感受到，这两部电影有相似的主题。我知道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但这也是60年前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也许现在削弱了许多。
主持人：在你们的最新作品中都触及到了有关人类文明的冲突的问题。《慕尼黑》力图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冲突多年的民族考虑相互沟通的问题；张艺谋导演的《千里走单骑》讲述的也是沟通的故事，发生在中日这两个历史上曾经有过战争而且现在依然不平静的民族之间。这是巧合吗？
张艺谋：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我看了以后很伤感，有一种悲伤在里面，让我想到今天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什么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敌意，真正互相理解，真正可以停止在肉体上消灭对方。沟通、理解，拿嘴说很容易，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谁都不知道。我的《千里走单骑》讲的是父子的沟通，儿子都死去了，父亲才感到和儿子沟通非常重要。我那个作品没有他的作品那么厚重，也是表达一种遗憾，姗姗来迟的遗憾。他的作品更深刻，让我看了很伤感。
斯皮尔伯格：这是当今人类世界的问题，不仅是中东问题。还有环境问题。我们这个世界缺乏沟通。大家不愿倾听，不愿倾听对方，只愿听自己的，听自己的利益，听所代表的企业利益，听金钱，因为金钱的声音更大。
有人说我们的环境已经到了恶化的边缘。100年后，全球变暖，各种各样的糟糕情况发生，人类何去何从？在我们孩子长大后，他们将继承一个环境极端恶劣的世界，气候发生剧烈变化。这不是科幻，不是我下一部科幻片，这些是科学的事实。导致这种现象，是因为大家不愿倾听，只顾自己滔滔不绝，而不愿花一点时间听别人的意见。在我看来，沟通是国家必须征服的下一个最重要的战线。我说的国家，是指我的国家，也是指你的国家，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近年我拍摄的许多影片都跟这个有关。
张艺谋：一个导演，思考的问题越深，越多，他的作品越富有这样的意义。斯皮尔伯格先生拍的科幻电影或者动作电影，看起来可能是很娱乐的，但是实际上那里面有他的思考，他还是强调那种爱、那种沟通。我看了非常喜欢，真的看了眼泪汪汪，一个外星来客，和人类成为朋友，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会让你借助孩子的眼光来看到爱，而且那个爱会让你很感动，让你会突然考虑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斯皮尔伯格：黑暗的影院中有着魔力。电影能够改变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比政客的演说更加有效。电影以及其他艺术能通过某种美学来与人沟通，激励他们行动，改善世界。当我看到一个建筑，比如弗兰克·盖里在西班牙毕尔巴鄂设计的惊人建筑（指古根海姆博物馆），那个建筑能打动我，激励我。人们会被绘画感动，被各种艺术感动，被你的电影感动，被各种电影感动，于是他们会生活得更加积极向上，更有追求，甚至跟银幕上的角色产生认同，仿效他们。
我相信电影在人类进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影响着大家，让大家勇于掌握自己的命运。
“一个电影公映以后，第二天我看到的都是媒体记者们写的东西，可能全中国只有50个记者、80个记者写的文章，就好像铺天盖地了。是不是真的反映普通观众的立场呢？无从得知。我们真的不了解普通人。”——张艺谋
主持人：当你们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你们会认真考虑本土以外观众的感受吗？如果会考虑，你们又是依据什么来判断本土之外观众的感受呢？
斯皮尔伯格：我很想知道海外观众怎样看我的影片。很美国化的东西在中国能引起共鸣吗？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东西能在美国引起共鸣吗？答案是——绝对能！我不必讲汉语，你不必讲英语，因为电影包含着优美的信息、人类的信息。我很想知道我的影片在不同国家引发的反响，不同观众的不同诠释。我是否用了太多俚语俗语，造成影片无法翻成法语、缅甸语、非洲的曼地语。有时美国喜剧在美国很赚钱，但海外卖不动，因为喜剧是有国别的，法国人听了好笑的，美国人不一定觉得好笑。有些影片在海外好卖，在美国不好卖；有些在海外没市场，但在美国非常卖座；还有一些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我很想了解其中的奥妙。
张艺谋：我经常被批评，说为外国人拍电影，这完全是误会，因为我完全无法了解外国人如何看我的电影。我出国时间也不多，每次出国都是参加电影节或者一些宣传活动，接触的全都是记者，记者有时候坐在那里问问题，然后先说我们喜欢你的电影，我也不知道是客气话还是真话，也看不懂他们的报纸，只能听翻译告诉我，听几句而已。
我每年看外国电影是很多的，可能超过我看中国电影的数量。我为什么喜欢那些电影呢？不同的国家的电影，里面的人的情感感动了我，不是那些文化、风土人情、社会历史。
有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导演很有感情，自己看都会哭，哭得不行，但别人说我没有看懂，没有明白。所以，我觉得感情有时候要回到它的最简洁的方向上去，感情的交流是最最单纯的。我在意这一点，不要让大家看不懂，把握这个，你就会相信，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喜欢的。
主持人：好莱坞电影一直占领着世界各国的大部分票房。一方面，抵抗好莱坞文化侵略常常成为一些国家电影人的口号，另一方面，在好莱坞获得承认又是各国电影人的梦想。在你们看来，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
张艺谋：我们的观众被美国电影吸引，有人就很生气。但你不能这么简单地看，你还要看到，好莱坞商业大片有什么样的娱乐元素？或者怎样去吸引观众？它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有句老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吸取他们的方法和经验，然后在民族电影中孕育，然后想办法把你自己的文化用很好的方法包装出来，吸引你自己的观众。
斯皮尔伯格：这个问题约12年前在法国和意大利就出现过。1993年我刚拍完《侏罗纪公园》，威尼斯电影节给我颁发一个奖。大家都气势汹汹，因为《侏罗纪公园》霸占了当地所有的影院，而意大利和法国的本土电影得不到放映场所。他们把我妖魔化，因为我刚好在他们那儿领奖，那个奖并不是给《侏罗纪公园》的。有人冲我吼，说我伤害了意大利电影业，摧毁了法国电影业。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感到糟透了，很自责。报纸标题的确这样说我，而公众相信大标题，而不是标题后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很多法国和意大利影片在上映，但确实我的影片占了大多数银幕。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因拍了《侏罗纪公园》而感到不安，我感觉我是这两个国家的敌人。
打那以来，那儿建了更多的影院，更多的银幕，因此当《哈里·波特》来到时，占领了很多银幕，但依然有足够的银幕放映他们本国的影片。我不再难过，因为事情已经得到解决。
我老是说，如果你们那么不喜欢我，说我霸占你们所有影院，干吗还要订购我的影片？干吗不对我说“不”、禁止我的影片？他们说，你的影片赚钱嘛。你说该怎么办？真的百思不得其解（笑）。
主持人：在你们看来，你们与自己的观众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你们是在掌握、控制他们，还是在顺应、满足他们？
斯皮尔伯格：当我拍摄“印第安纳·琼斯”系列和《侏罗纪公园》那样的影片时，我会设法满足观众，让他们开心。我会想拿什么手段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惊奇，我就像是马戏团班主，通过题材来操纵观众，因为这些影片本来就是为了取悦观众的。当你的笑话把观众逗笑时，当大批观众来看你的影片时，你会有成就感。
但我必须把这些影片跟《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断锁怒潮》、《紫色》、《太阳帝国》、《慕尼黑》等分开。后面这些影片主要不是为了好卖，我拍时并不认为会赚钱。我以为《拯救大兵瑞恩》不会有人爱看，因为我描写战争的方式非常直接、坦然。我要用一种以前没有的方式来拍，按照老兵们向我描述的来拍。我预想不会有人想看这部影片，但我猜错了，大家很喜欢。我拍摄《辛德勒名单》时也是这样。这些故事是我必须拍的，不管有没有观众。
张艺谋：我觉得中国观众是众口难调，真的是这样。除了喜剧电影，导演坐在电影院和观众一起看，看了观众笑了多少次，会很明确地有成就感，知道观众是否喜欢。除了这种类型以外，其他电影没有一个观众调查制度来反映观众喜欢的程度。一个电影公映以后，第二天我看到的都是媒体记者们写的东西，可能全中国只有50个记者、80个记者写的文章，就好像铺天盖地了。是不是真的反映普通观众的立场呢？无从得知。我们真的不了解普通人。
至于票房，票房高的一定是观众喜欢的或观众不喜欢的？也不一定。票房高，反映的是观众进电影院的人数，但是否喜欢，你又没有办法调查。
其实我一直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机构，能真的不带偏见调查一下各个层面的观众，有一个科学的抽查。我们导演也真的能知道观众看这部电影后的反应，但是我看到的所有的媒体评价，都是媒体记者写的，有时候有不同心态就会写出不同的东西，所以无法了解。
“5至7年后，我所热爱的胶片将会消失，我是好莱坞惟一用胶片进行剪辑的导演，我的剪辑师和我喜欢用剪刀剪片。胶片消失对我将是第一个巨大变化。”——斯皮尔伯格
主持人：很多人会说，电影的历史实际上是技术进步的历史。你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斯皮尔伯格：我不同意。电影的历史是讲好故事的历史。莎士比亚说过，剧本是关键。我一直坚信这一点。一切都在故事的讲述中。如果电影不好，那是因为故事不扎实。好电影毫无例外有好故事。正因如此，电影将永远陪伴我们，永不消失，因为总会有人讲故事的。
我拍《侏罗纪公园》，如果没有数码科技，那些恐龙就会是老式的模型，动作僵硬，就像1933年版的《金刚》中那样。但有了数字动画这个新工具，我们可以让《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首次像真的恐龙那样。这些工具让你更加深入挖掘自己的想象力，把观众从未见过的搬到银幕上。数字革命方便了大家，方便了你描绘万箭齐发的景象，而这些箭能射到一个人的全身周围。科技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但科技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并不重要，它只是让你取得更多的细节。
张艺谋：我认为技术不能决定电影的进步。我很同意他的说法，电影是靠故事吸引人的。哲学家认为电影要表达深刻的人文含义；对很多人来说，电影是要娱乐的；也有很多人说，电影是要教育人的。不管功能怎样，故事讲得好与坏是电影成功的关键。
今天的技术这么发达，让导演讲故事的能力增强了，但是导演讲故事的压力也更大了，因为观众对故事的要求也更高了。
主持人：有一种设想，说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宏大场面不再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和制作，这也就意味着更多个人有机会去进行原本需要巨额投资才能进行的电影拍摄。
张艺谋：就现在的技术而言，个人还花不起这个钱，我们在谈动作电影的资金问题，这真的是一秒钟都要很多钱的，个人目前还做不到。
斯皮尔伯格：今天的电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贵，每年的拍片成本不断增加，现在可高达2.7亿美元，那是非常大的一笔钱。我没有看到科技在美国降低了拍片成本，反而是增加了拍片成本。
我跟汤姆·汉克斯拍过一部影片，叫作《幸福终点站》，讲一个人在机场滞留了一年。我有两种方法：一是花费1400万美元建造一个机场候机厅，那是我们最终的选择，因为另一个选择是让汤姆·汉克斯和其他演员在绿幕前表演，用数字动画做一个机场，然后用数字方式摆到背景上来衬托演员，但那需要花费350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老式的方法是最经济的——请美工、工匠、艺术指导、工人，来一起搭建一个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场景。
高成本电影必须成功，否则几部昂贵的大片一旦票房失利，整个好莱坞行业就会被殃及。去年，5部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作品中，4部都是独立片，成本都不足1500万美元，而我的《慕尼黑》花费了7000万，预算比它们4部加起来还高。只要低成本和高成本电影搭配得当，前景就会顺畅。
主持人：50年后的电影会是怎样的形态？
斯皮尔伯格：我想，50年后，你只要吞食一片这么小的药片，里面浓缩了一种数码体验，你的故事全在里面。药片吃下去，你顿时觉得自己成为剧中人物，进入剧中的世界。这种药片是合法的，不是非法的，由某家好莱坞公司制造。晚上上厕所就能把它排泄掉。
50年后会怎样，我不知道，我是在开玩笑。
5至7年后，我所热爱的胶片将会消失。这是我不愿看见的。胶片不会在所有国家消失，但在美国，一旦放映业、影院老板购买数码放映机，好莱坞就会抛弃胶片和光合化学程序，所有电影都会转向数码。对那天的到来，我很伤感。我不仅用35毫米胶片拍电影，而且还喜欢用胶片来剪辑。我是好莱坞惟一用胶片进行剪辑的导演，其他人都用Avids或其他电子剪辑平台。我的剪辑师和我喜欢用剪刀剪片。胶片消失对我将是第一个巨大变化。
其他变化如电视、网络，正在夺走美国的电影观众；还有手机也在分流电影观众。好莱坞会想方设法用新方式吸引大家看电影，以此来阻挡电影观众的流失。这是我能想象的好莱坞争夺观众的方法。而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则是，把故事讲得更好，以此争取观众。
张艺谋：中国电影也是一样。电影太依赖于技术，一个重大技术环节的突破，可能使它产生很大的变化。我无法预测50年或100年以后电影什么样子。但是他说的那个很重要，因为有很多的娱乐项目，如手机、网络，现在的电影观众都会被分流。
100年以后还有电影院吗？电影院会不会成为古董？那个时候可能看电影是很奢侈的事，需要花很多钱，可能这种集体的观影方式会成为一个最美好的回忆了。
斯皮尔伯格：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都是社会动物。我们总要出去跟陌生人坐在黑暗中共享一种经验。这永远不会消失。也许将来的影院会减少，但我们依然渴望社交经验，希望跟很多人共同观赏某种娱乐，而不是独自使用i Pod.张艺谋：那时，导演是最光荣的职业，因为是他使大家走到一起，进行真实的社交。（文字由央视电影频道校对后提供，周黎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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