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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载：一个特工人员的回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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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4/30 出处：天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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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台北绝密档案- -
第十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一）
2003年9月12日22：39------伦敦时间
我坐在带着外交牌照的车里，等待着刘文泰的到来。我来伦敦快一周了，一直等待着这一刻。我这次的任务是从刘文泰那里拿到他所掌握的中国政府内部为A国情报部门工作的人员的名单。刘文泰出生在新加坡，后来移民A国，并成为A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人员。由于他在新加坡出生，所以在长相和语言等方面在向中国渗透这一点上占有极大的优势。刘也的确是一名很有成效的特工人员，他不仅打入了中国政府的高层圈子，而且还成功地渗透了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为A国情报部门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A国情报部门将他从一线调到了A国情报部门的机关里做案头工作，但可能是因为刘知道的内情太多，触及了A国情报部门的利益，他开始在A国情报机关内受到排挤。后来，刘由于长期从事紧张的秘密工作使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经常做一些不太正常的事，不过都算不上大事，但最终他还是在一家超市里偷窃小日用品时被保安抓获。A国情报机关则借机将他踢出门外，刘一下子就成了一名流浪汉。刘对此耿耿于怀，因为他坚信自己之所以因小事被开除是因为A国情报机关早就有缷磨杀驴的想法。他曾向有关方面投诉过，但自然不会有结果。这件事也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然而，就在十天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研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外出购物归来后突然发现口袋里被人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纸条的作者是刘文泰，他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当年由他发展的而且现在仍在中国政府内的A国情报员名单，交换条件是我方向其提供若干数额的美金以解决其生活上的问题。这名使馆工作人员实际上是T机关的驻外情报人员，看来对方显然知道他的身份才专门把纸条递给他的，由此可见这不是个恶作剧，而且纸条上还提到了一位敏感人物，仅凭这点就可以确定此人应该是刘文泰一样的知晓内幕的人物。估计他是为了躲开A国反间谍部门在国内无孔不入的监视才把地点选在第三国的，但像他这样敏感的人物离开A国国境也肯定是要被跟踪和监视的，更何况英国反间谍部门MI5和A国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估计也会对他进行监视。刘文泰在纸条上还写了交货与付钱的时间与地点。为确保交易时不出意外，T机关决定派一名行动特工负责在现场与刘交易，由于T机关驻英情报站全是由负责政治经济情报，科技情报和反间谍情报三条线的秘密情报人员组成的，所以没有专门执行危险的外勤任务的行动特工，T机关总部便将我派到了英国。
我到了伦敦后一直住在使馆，因为这次我的掩护身份是外交部办公厅信使队的外交信使，以信使为掩护身份是因为信使在国外都是短期出差，最多十几天就回国。我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刘接头，在拿到资料后就可以把情报装入受国际法保护的外交邮袋安全地带回国，因为外交邮袋是不受侵犯的。但这只是在敌人不敢破坏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以前就出现过信使被杀，被绑架，邮袋被劫的情况，看过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人也许还记得影片在一开始就说两名德国外交信使被杀，证件被劫。这虽然是电影，但现实中也不乏其事。冷战时期，法国情报机关“国外情报与反间谍局”的特工一次想在国际列车上夺取两名苏联外交信使铐在手腕上的外交邮箱，但见这两名苏联人身材高大，看起来训练有素，估计是由克格勃的行动特工假扮的，就没敢贸然直接下手。后来法国特工设法住在了两名苏联人的卧铺隔间的隔壁，然后他们在两个隔间之间的墙壁上钻了个眼，对两名苏联人施发了催眠气体，在两人昏睡过去后偷到了外交邮袋。
我这次是和另一名真正的信使一起来英。一般情况下，临时出差的人可以选择住在外面的旅馆里，但信使则必须住在使馆里以保证其安全，而且信使一般要在使馆里住上几天到十几天，等使馆方面回复完他们从国内带来的公函后再将复函带回。信使在使馆等待的那段时间一般都颇为无聊，所以和我同去的那位信使竟然带了一部电视剧的影碟去以打发时光。我为不引人注目，所以很少出去转，但我也可以肯定我已经被MI5拍了照-----我是坐着使馆来机场接我们的车进入使馆的，但这也难不倒MI5的反间谍技术人员的，他们在鉴别外国情报人员方面一直居世界前列。驻英使馆的研究室里居然还有两位是我在XX学院时的老师，他们是被XX部以干部交流的名义派到驻英使馆来的，因为XX学院由XX部直接管理，所以其教师也算作事业单位编制的XX部干部，但教师出身的人在使馆一般都是做调研工作。使馆的日子比较平静，只是每周三下午要有点风波，因为这是流亡英国的“藏独”分子每周都铁定了要来中国使馆前示威的时间，但他们也不敢太造次，如果使馆碰巧在这时有外事活动的话，就会把电话打到苏格兰场，到时自然会有英国警察来驱散他们。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盼着刘快点到来，大半夜地呆在这个不熟悉的僻静地点不是很安全，真遇上亡命的劫匪他们才不管什么外交特权与豁免呢，警察倒是轻易不敢犯这条。我在开车来这里的路上发现了有车在跟踪（使馆的车外出一般都要受MI5的跟踪），但我在路口转弯时轻易地甩掉了他们。我以前就看过刘的照片，也了解一些他在中国时的活动情况，现在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能认出他来。
2003年9月12日22：40------伦敦时间
规定的接头时间到了，我在车里向四周望去，看见一个人从小巷里向我走来-------果然是刘文泰。他见了挂着使馆牌照的车子和坐在车里的中国人后就直接向车子走来。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后就问我钱带来了么，我指了指车的后座，他让我把钱拿过来。
他在看了钱后就递给了我一样东西，我一看，是一个电脑优盘。我说：“我怎么知道里面就是我要的东西？”刘笑了笑说：“间谍活动也是有游戏规则的，我是一个老特工，当然明白这一点。A国情报局破坏了对自己人的游戏规则，我当然也没必要遵守这些规则了。比如，他们本来是不允许我出境的，但我还是耍了他们，溜到了英国来。我们之间的规则是你给我钱，我给你情报，如果我骗了你，恐怕你要找到我也不是很难吧。我听说你们T机关的行动特工可是比国家安全部的厉害得多了。我可怕会中国功夫的杀手，哈哈。”------他居然知道T机关的存在，事实上目前也没几个国家的情报机关知道T机关这个中国最秘密的情报机关，知道的也不是太确定，只是把它当作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一个秘密部门。看来刘对中国政府的渗透真的是很深。而且他对T机关和国家安全部的行动特工的比较也是不无道理的，国家安全部的主要职能是指导和协调地方各级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并非一个实战单位，尽管它也有自己的对外情报特工和行动特工，但在外勤秘密活动方面还达不到T机关的实战水平，因为T机关的特点就是以外勤秘密情报活动为主要业务，不存在什么指导地方各级机关的工作，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地方分支机构，只是在国外有许多情报站。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二战期间德国的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和更隐蔽的情报单位SD----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关系。
刘文泰下车后，我也调头把车开走了，但我刚开了几步就从反光镜里发现刘文泰的身后出现了两个身影，并向刘快速逼进。不好，我立即调转车头开了过去。
当我逼进那两个人时已经看见其中一个掏出了刀子。我快速逼上去，把车挡在了他们和刘之间。我猛地把车门推开，撞在了那个拿刀的人的身上，他被撞退了几步，刀子也掉了。我刚一下车，他就一拳打过来，我闪身一躲，他的拳头打在了车门上。这时我也看清了对方------他看起来瘦小但很精悍，很像广东人，估计是当地华人移民的黑社会成员。我借机抓住他打在车门上往回收的右臂向左后方使劲一拉，同时突然发力来了个侧闪，左脚在下面使了个绊，这形成了一个中国式摔跤里的“泼脚”动作，一下子就把他摔到了我的身后------他倒在了紧贴车轮的位置。他刚要站起来我便用右手的掌根向上猛推他的下巴------打击下巴也可以用拳，但有人曾经在用拳重击对手下巴时把自己的手指也打伤了，当然，对方的下巴的境遇也不会太好，但如果用掌根的话就不会造成对自己手部的伤害了，而且两者打击的效果也差不多-------这一下子把他打晕了，但同时我感觉到自己的脖子被人从后面紧紧地锁住了--------是后面的那个人。他的技术很熟练，用伸直的手掌的食指外缘用力卡我的喉结，另一只手放在这只手的前面助力。我刚要进行反击就感到对方的压力一下子小多了，紧接着他的手干脆就松开了。我向前跳了一步回头看去，刘文泰站在袭击者的身后，右手完全伸直-------看来他刚才在袭击者的背后向某个部位戳了一指。当袭击者转过身面对他时，刘文泰伸直的手掌像金蛇吐信一样快速地将指尖在对方的喉结周围戳了两下，对方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了。
刘文泰对我说：“孩子，你快走吧，我照顾得了自己，后会有期。”然后就向小巷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我快速开车回到了使馆，路上也没出什么意外。
2003年9月21日08：42------北京时间
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起来接了电话。对方说：“您好，我们是XX文化发展公司，已经收到您的简历，请与今天上午10点来我公司面试。”------这是T机关的一名女工作人员在用暗语通知我上午10点到T机关三号办公楼报到。我本来现在是在完成了在伦敦的任务后的休假期，现在又有事找我，估计剩下的假期休不成了。这次的事情看来也不会是小事。
2003年9月21日09：00------北京时间
T机关三号办公楼行动部主任办公室内，我坐在肖主任办公桌的对面。肖主任对我说：“根据刘文泰提供的情报，我们已经和国家安全部一起抓获了大量为A国情报机关服务的叛徒，包括许多福建省的政府工作人员，其中一名供认自己除了为A国情报机关服务外，还为台湾军事情报局工作，并曾到台湾接受特务训练。在进一步的审讯中，他又交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他在台湾受训期间在曾一名军情局特务喝酒，对方喝多了，无意中说出他过去曾在军事情报局在台北郊外的一个秘密的据点任管理员，因为那里保管着大量军情局在解放军内部发展的情报员的档案。对方特意向他炫耀那时自己接触的档案全是最高机密。” 他说到这里时停了一下，严肃地看了看我，然后说：“看来你需要去一趟台湾了。”
“你是说我把那些档案带回来？”我问到。“对，但档案有好几大铁柜子，看来你还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2003年9月23日10：34------北京时间
我站在北京军区特种大队训练场上的模拟跳伞台上，这将是我今天上午第三十次跳出“机舱”了。自从我在肖主任那里接受了任务后就开始了伞降强化训练。跳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刚到一局后就在这个特种大队接受了跳伞训练，因为这是行动特工的必训科目。如果想秘密潜入一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有三种途径，即陆路，海路和空中。陆路渗透就是指偷越国境，但如果对方不是邻国的话便没办法了，走海路则可以通过直接潜水登陆，也可以乘潜艇或高速摩托艇登陆------朝鲜特工和特种部队常用这种方法向韩国和日本渗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水上特种部队，即战斗蛙人------在台湾一般被称为水鬼，也经常以这种方式偷袭大陆。甚至在007的影片里也可以经常看到他穿着潜水服上岸的镜头，在“Thunderball”一集里还有他和大批特工（在小说里是潜艇水兵）穿着潜水服在水下与敌人的蛙人集体搏斗的精彩场面。但如果要被渗透的国家是个内陆国，恐怕潜水也会失去作用。而空降才是万能的渗透方式，因为哪个国家的上头都是天空。
我在这里先强化一下出舱动作，几天后再与去伞训的特种兵们一起真正地跳出机舱。我在这里还可以熟悉一下将和我一起去台湾的特种兵们，他们将由哈连长带领。哈连长是蒙古族人，以前是27军的一名侦察兵，后来考上了军校，在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特种作战及侦察指挥专业学习了三年后被分到了北京军区特种大队，这次他将带上一个武装侦察排和我一起去台湾--------很多人搞不清特种兵和侦察兵的区别，其实两者是一回事，只是规模上不同罢了，按传统的编制，解放军的每一个团里都有一个由团部直属的特务连，其中有一个侦察排，负责在战斗前和战斗中进行战术侦察，如果到了师的层次则至少要有一个独立的侦察连，可以担负战役层次的侦察，要是到了军区的层次则需要有一个较大的侦察单位来进行战略层次上的侦察及特种作战任务，叫做特种大队，以前叫侦察大队。由此可见，侦察兵和特种兵其实是同一兵种，只是编制小的单位执行战术侦察任务，编制大的单位执行战役和战略层次上的任务。举个例子，如果你需要侦察敌人的一个火力点的火力情况或抓一名俘虏，则一个侦察班就差不多够用了，如果你要对敌人首都的要害部门进行突袭或摧毁敌人防守严密的军用机场，核设施或指挥部一般就必须要整个特种大队参战了。特种（侦察）兵也分许多种类，但只要大体上分为武装侦察和技术侦察两种就可以了。基本上每一个部队的侦察单位都是由武侦分队和技侦分队两部分组成的。
按T机关行动部的计划，在我们秘密空降到台北后，我先带着那个提供情况的人，原福建省某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史建斌去将那个透露秘密据点情况的台湾军情局特工王世俊擒获，然后对他进行审讯，查出秘密据点所在地，再带着特种兵突袭秘密据点，然后由我方派飞机来把我们和绝密档案一起运回大陆。当然，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我方在台潜伏人员的帮助。
台湾方面曾为防止大陆方面的空降采取过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比较可笑的一点是在一些城市的电线杆顶端插上尖锐的长针，这样就会对空降人员造成一定的威胁，但这只能在我方空降兵大举进攻时起到点作用，但不会有什么回天之力，因为不会每一名空降兵都正好跳到电线杆上。而对于小规模的我方特工或特种部队的秘密空降则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小规模的敌后空降一般都是会把地点选在郊外的，要是在市区空降很容易会被警察或市民发觉。2003年10月14日23：48------北京时间
福建省某地，我和哈连长及三十几名特种兵就要登机了，同机的还有一名总参情报部门的军官，他叫李明，曾经秘密潜入过台湾，非常了解台湾的情况，和我方在台湾的潜伏人员也有过长期接触，并且练出了和土生土长的台湾省人一模一样的口音---------我在这之前也专门接受了台北方言的强化训练，训练之余我还常看一些台湾电视连续剧，一方面摹仿语言，另一方面进一步了解台北的风土人情-------这比模仿日本人容易多了，起码语言上的问题不大，但关键是要注意言行举止要有台湾特色，不能暴露出大陆人的风格。这一点上有点类似于朝鲜特工对韩国的渗透，韩国安全企划部和警察曾对老百姓发布公告，如果在街上发现一些穿同样的衣服，都留着短发，土里土气，带北方口音（其实仅这一条就足够了），做事唯唯诺诺，怕惹事的人就立即向警方报告----------与其他国家的警察不同，韩国警察的第一要务不是维持治安和打击犯罪，而是对付朝鲜的特工人员。
李明比我大几岁，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总参情报部门从事对台湾的情报工作，是我们这些人里唯一一个对台情报专家。我们潜入台湾以后具体工作的开展就全靠他了，因为他负责与潜伏人员的联络，在整个行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建斌当然也和我们一起去，台湾方面为他提供过了伞降训练，倒也省了我们的事，只是事前让他又温习了几遍。他实际上也是整个行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只有他能帮我们抓到王世俊以查到秘密据点所在地。这也是他戴罪立功的一个好机会。
登上飞机后，哈连长才向战士们介绍了我们的任务，此前为了绝对保密根本没有告诉他们这次具体是执行什么任务。战士们一听就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一个战士马上说：“我一听是来福建还以为是让我们当打台湾的尖刀部队呢，可把我乐坏了。”哈连长笑着说：“那你明年就别退伍了，一直等着吧，真打的时候我肯定让你第一个空降到台湾 。”一个坐在我身边的战士听说我是行动特工后居然偷偷地问我有没有杀人执照-----看来他是受到了007的影响。其实所谓的杀人执照纯是扯淡，就算英女皇为007颁发了杀人执照，他来中国杀了人被抓照样要被判死刑，中国的法律是不会给英女皇面子的。反过来说，就算你没有杀人执照，你为本国政府杀了人之后只要及时逃回本国也不会被对方处死。所谓的杀人执照其实就是你杀人后逃跑的本事。但英国政府也的确向MI6（007的工作单位） 的特工人员进行过授权，准许他们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恐怖分子”使用致命武力，但这种“杀人执照”并不会阻挡利比亚反间谍部门的活动的。
这时一个战士又说：“反正我们都要到台北去，那干嘛不干脆借这个机会把陈水扁给干扁了？”大伙都哈哈大笑起来。另一个战士马上说：“虽然我们只有三十多人，但如果策划得好的话，真打进他的总统府也不是不可能。”--------他们的话让我想起了朝鲜人民军的特种部队偷袭青瓦台的那件事。那次也是三十多名特种兵，他们着韩国军装潜入汉城，准备刺杀韩国总统等高级官员，但因不慎穿着苏联制军鞋被警察识破，后来被韩国大批军警追剿，大部分突击队员英勇牺牲。这突然让我对这次来台湾有了一种不祥之感。
2003年10月12日20：25------台北时间
“总统”陈水扁的办公室门外，“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即以前的“军统”）局长戴伯特正在等待着陈水扁的召见，由他的部下潘境原策划的这次“诱捕共谍”的行动显然引起了扁总统的极大兴趣，竟然在一听到这个计划后直接让戴伯特来他的办公室面谈。
面谈开始后，戴伯特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计划，这实际上是由军情局五处副处长潘境原提出的。潘的部下黄大伟在大陆策反了福建省某机关工作人员史建斌，在黄的推荐下，潘让其来台接受军情局秘密训练。但在史来台后，潘境原发现史并不适合情报工作，不可重用，但现在已经让他知道了不少内情，让他活着回去似乎不是太好。在想到这一点时，他又觉得这么做一旦走漏了风声军情局将信誉扫地，没有大陆人再敢为其服务了，而且这在内部影响也不太好。于是，他竟然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命令手下的王世俊少校，即史建斌的密写术教官请史喝酒，并装做醉酒向史透露其曾在台北的阳明山附近某军情局绝密基地任职，该基地内藏军情局的大量关于在大陆军队系统内发展的情报局的文件，其中许多情报员的级别和军衔非常高。
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料到史这种人迟早要被大陆方面逮捕，而且由于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就算大陆不知道，军情局也可以故意走漏风声让其被抓，这样他就可能在被审讯时说出所谓阳明山秘密基地的事情。由于特意说明了那里的绝密文件是关于解放军内的台湾特务的，按目前台海的局势，大陆方面肯定会急于得到这些文件以尽早消除军队内部的隐患的，因为这些军队里的内奸暴露的越晚，大陆将来在军事上的优势就越小。
于是，当史一回到大陆，军情局的特工就对他进行了监视，一旦他被安全机关逮捕或突然失踪就向军情局汇报-------估计很快大陆方面就会对“绝密基地”采取行动了。
现在戴伯特已经得到了情报员的密报，史建斌已经被大陆安全机关逮捕。戴估计时机已到，便立即向陈水扁汇报了这一情况。
按军情局的计划，大陆在知道绝密文件的信息后，肯定会派特工人员来台夺取这些文件，到时候就可以布下天罗地网将其抓获，但并不是等其一入台就动手，而是先对其进行监控，因为这些特工不可能不寻求大陆在台潜伏人员的帮助，通过监视便可以发现在台湾隐藏得很深的大陆潜伏人员，这些人都是心腹之患，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们连根拔掉-------大陆方面想通过派特工来台夺取文件以查清在大陆的台湾特工，而军情局的行动却可以借机查清在台湾的大陆特工。这样一来，大陆就失去了在台湾岛内的耳目，恐怕其不敢轻易对台湾使用武力，而且就算大陆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台湾方面也将在情报上占很大的优势。
戴伯特汇报完毕后，陈水扁高兴得眯起了眼睛，说到：“这个计划很好，很合理，估计大陆方面会上钩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陆在台潜伏人员始终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这次要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给大陆点颜色看看。我会让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和国军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你们的行动。国防部高层也将会为你们专门抽调’夜鹰部队’来负责直接对付来台的共谍。”
陈水扁之所以提到法务部调查局是因为这次行动在性质上属于岛内反间谍工作，尽管是军事情报局的人出的这个主意，但军情局只负责在大陆和海外进行情报工作，无权在岛内进行此类反间谍工作，此类工作的主管部门是“法务部调查局”，即前“中统”。它是台湾各情治单位中实权最大的一个，因为它在岛内不仅有秘密调查的权力，还享有拘捕等强制性权力，其侦察范围也极广，凡是和政治安全及贪污受贿有关的案件都要由其插手，而且其业务范围也不像它对外宣称的那样只限于岛内，它同时也从事对大陆的进攻性的情报工作。陈水扁也不仅用它来对付间谍，还用它来调查选举等政治活动中的“黑金”案件等，以确保岛内的政治稳定和陈水扁本人的政治地位。刘德华和梁家辉曾主演过一部叫《黑金》的影片，就是表现调查局人员调查黑社会人员渗透台湾政坛的案件的。
这样一来，等大陆特工到了台湾，就会由调查局人员负责全程监控，军情局人员配合。如果对方有武装，则可由“夜鹰部队”出面对付。“夜鹰部队”即宪兵特勤队，是一支专门负责在平时反渗透的特种部队，是台湾各特种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编制在一百人左右，目前编为三个组，包括主要配备手枪及冲锋枪的突击组、配备MP5冲锋枪及M16步枪的支持组，以及配备狙击步枪的掩护组，平时都固定维持在三分之二人员待命的状态。
戴伯特又说：“由于这次是来直接夺取文件，所以估计大陆方面可能派出武装特工，甚至特种部队。我看是不是有必要通知内政部警政署，让其命警方的维安部队和霹雳小组也做好准备，一旦武装共谍漏网窜入市区，就可以发挥维安和特勤人员的室内近距离作战优势将其歼灭或擒获。”陈水扁说：“嗯，不错，应该让他们也有所准备，不过要注意不要再扩大知情范围了，免得被对方察觉。”然后，他把身子往后靠在了椅背上，一字一句的说到：“这次要让共谍偷鸡不成蚀把米，把他们在台湾的老本都赔上。”
2003年10月15日00：41------台北时间
飞机到达预定地点了，地面上没有什么动静，看来没有惊动敌人。在地面接应的潜伏人员也发来了信号，战士们都起身准备跳伞，我暗中观察了一下史建斌，他好像有点紧张，得看紧他，免得他再次反水，在落地后乘夜色溜掉。李明在经过我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排队跳了出去。很快也轮到我了，我走到机舱门口，看了一眼漆黑的夜空，纵身跳出了机舱。（未完待续）第十一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二）
2003年10月13日10：00------台北时间
台北阳明山“芝山庄”军事情报局总部的一间办公室内，台湾“国家安全局”，“军事情报局”，“法务部调查局”和“宪兵司令部”的相关人员正在召开绝密会议，讨论“诱捕共谍”的具体方案。为了尽量保密，参会各方都是在缩小范围后选定的部门--------一般来讲，涉及重大反间谍业务的事项也应通知“内政部警政署”和“总政治作战部”等部门派员与会。但为了保密起见，按陈水扁的指示，仅由以上与此案直接相关的部门参加讨论。其中，“国家安全局”号称台湾的“情治太上皇”，因为它负责协调其他所有情治单位的活动，这一点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样-------事实上“国家安全局”就是模仿中情局建立的，而“法务部调查局”则是在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的模板上建立的。“国家安全局”也不仅仅只是个总的情报协调机构，它也可以从事直接的对外情报工作，其成员在海外一般都是以台湾“外交人员”身份出现，出了问题时一般也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相比之下，同样从事对外情报工作的“军事情报局”人员则一般在海外以非官方身份出现，即情报界通常所说的”illegal”，出了问题则很少由外交渠道解决，台湾方面甚至可以干脆就否认出事的特工是自己的人，因此其工作的危险性要大于“国家安全局”驻外人员。“宪兵司令部”与会是因为其下属的精锐特种部队“宪兵特勤队”（代号“夜鹰部队”）将负责对付武装的大陆特工或特战队员。宪兵是“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保卫重要政府部门，外国驻台“使馆”，以及国际机场，核电厂等重要目标，维持社会治安，处理突发事件，并负责进行反恐怖，反渗透等专项任务--------------这一点上与大陆的武警部队相似，但不同的是，大陆的武警部队实际上是一支执行公安任务的准军事部队，一般来讲，战斗力是弱于解放军的。(日前台湾"军事情报局"提出的大陆将出动武警进攻台湾的说法基本上等于放屁.)而台湾宪兵则是“国军”中的精英部队，蒋介石当年在视察宪兵部队时就亲口说过：“我宁可失去正规军的一名连长，也不愿失去宪兵的一名士兵。”-------宪兵的武器装备一般也要比普通“国军”轻步兵部队精良得多，在历史上也是如此，据说日军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就是日军在攻陷南京的过程中在雨花台遭到了全部德式装备的中国宪兵的沉重打击，用一名日本军官的话说，在中国宪兵的德式冲锋枪的强大火力面前，日军士兵手中的三八式步枪简直成了烧火棍--------日军在中国宪兵的顽强抵抗下伤亡惨重，为了泄愤，日军竟然对无辜平民下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屠城大惨案。如今，宪兵仍在台湾的安全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台海危机演变为战争，解放军一定会先派出特种部队对设在台北的台湾要害目标进行致命打击，而“国军”正规军部队一般都驻扎在郊区，要赶来迎战需要一定的时间，担任这些重要目标，包括“总统府”的警卫任务的正是宪兵部队，在正规军赶到之前就要由宪兵来拼死保卫这些地方了。所以台军特别重视宪兵的建设，其特种作战分队，即宪兵特勤队的战斗力在台军所有特种部队中是最高的，平时专门负责应对大陆特工和特种部队的渗透，并担负台湾岛内主要的反恐任务------宪兵特勤队每三个月都会与航空公司合作，登上客机进行反劫机演练。如果这次大陆特工武装对抗情治单位的抓捕，则由宪兵特勤队设法将其制服或击毙，也就是说，宪兵特勤队将担任与大陆特工直接的武力对抗行动。另外，台湾的宪兵不仅从事军事及准军事活动，而且还具有侦察权，不仅可以侦察军内案件，甚至还可以侦察地方案件（不过在不久前的改革中台湾宪兵的这一重大权力被取消）----军事组织享有对地方事务的侦察权，这在各国强力部门中并不多见。事实上，早在大陆解放前，国民党宪兵就是享有这一特权的，大陆较早时候拍的一些反映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影片中就对此有所描述，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一部不错的反映敌后地下斗争的片子《蓝色档案》，其中就有地下党员被宪兵逮捕审讯的场面。
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军事情报局五处副处长潘境原---------这次反间设想的始作俑者，他的初步计划是，大陆特工到来后肯定会设法找到王世俊并将其绑架，以便从其口中得知秘密基地所在地，所以他建议法务部调查局人员加强对王世俊的监视及保护，注意有无可疑人员暗中监视王世俊并对可疑人员进行反监控，重要的是要发现他们在台湾与谁联系，这样才能在逮住大陆的“派遣特工”的同时也挖出其在台湾的“潜伏特工”。“国家安全局”人员只是负责就整个行动对各部门协调，不直接派人参与侦察。宪兵司令部在前期也先不介入，只是在共产党的特工真的动起武来时再派出特勤队对付他们。所以这样一来，开始时只有军事情报局和法务部调查局的人介入，而且以调查局的行动为主，因为它才是岛内反间谍的主管机关，军情局的人只是提供支持。调查局方面发言的是调查局本部主管侦察大陆情报人员在台活动的侦防三处处长邓宏辉，他的意见是，既然共谍迟早是要从王世俊身上下手的，那调查局不妨先广泛利用自己在台北地区的眼线，仔细观察有无可疑人物突然在台北及市郊出现，以便及早发现对方，同时对王世俊进行监视加保护，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等着大陆特工上钩，届时将由邓宏辉亲自指挥调查局本部侦防三处，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及调查局北部机动组的政治侦防干员对共谍进行跟监。如果大陆特工企图绑架王世俊，调查局特工则先让其得手，然后一路尾随，关键是要查清所有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潜伏人员。王世俊在被绑架后会说出一个地点-------那里并没有什么绝密档案，只有事先设伏的宪兵特勤队员，王还将告诉对方自己可以带他们去那里并通过熟人等关系使他们进入--------这样对方才不会杀他。等他们到了地方后，宪兵特勤人员将使用震眩弹，催泪弹，及国术等种种手段和技巧，力争将共谍全部活捉，如共谍武装反抗，则用狙击步枪等武器将其击伤擒获，尽量留下活口。
宪兵司令部方面同意调查局对最后一部分，即擒获共谍的方案的安排，并声称准备让夜鹰队员立即开始有针对性的训练，但他提出如果共谍的火力危及到了宪兵们的安全，则宪兵方面有可能使用致命武力。
随后便进入了具体部署阶段，邓宏辉私下对坐在自己身边的下属-----调查局侦防三处特工黄利平说：“老弟，这次对共谍的一线调查大任就落在你的肩上了。”2003年10月15日13：40------台北时间
我、李明、刘维杰（花莲旅店老板，我在台潜伏人员）以及由刘负责管理的几名潜伏人员正在花莲旅店的秘密地下室里开会，讨论如何具体展开夺取绝密档案的工作。
我们在空降到地面后就在接应的潜伏人员的指引下脱离了空降区域，先是到达了郊外一个大院中的一个小楼，这里是潜伏人员孙玉林所经营的“广益行泰来米厂”内的一些小楼之一，对外称是米厂员工的宿舍，我们和战士们先安顿在了这里。外人一般是不会来这里的，周围人员也很少，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孙玉林除经营米厂外还经营林场，资金比较雄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身份。直接与我们联络的是潜伏人员刘维杰，由于他不太方便来到郊区，所以我和李明及哈连长坐着台北市警察局保一总队的警官田子彬（潜伏人员）的车来到了他开的花莲旅店--------一般人是不敢拦保一总队警官的车的。哈连长则和战士们继续在米厂内隐蔽。
按我们原来的计划，我和李明将让史建斌带路到达王世俊在台北市区忠孝东路一段26号的家附近，然后在其下班时我们埋伏在楼道里用麻醉枪将其击昏，之后装作送病人去医院将其塞入由潜伏人员李学骅（“港风咖啡馆”老板--------这些公开身份为自由职业者或个体经营者的人最适合从事秘密活动了，因为他们在时间上很自主）驾驶的一辆带着假的警方牌照的车辆，将其秘密运往米厂并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在王供认后，我们将尽快采取行动，突袭秘密基地，并在得手后到指定地点等待接我们的飞机。
现在马上要做的就是对王世俊下手，据史建斌交待，王每天开车上下班，我们在路上动手的机会不大，诸如制造交通意外等拦截方法风险太大，所以我们选定在他家的楼道里动手。
2003年10月15日16：54------台北时间
我，李明及史建斌一起来到了忠孝东路一段26号王世俊的家附近，我们先没有靠得他家太近，而是坐在李学骅的车里，由于我们手上没有王世俊的照片，所以只能让史建斌肉眼辨认------今天只是认人，明天我和李明前来将他擒走--------这种事最好不要让特种兵动手，因为他们外表上的军人特征太明显，容易让人一眼就认出是来自大陆的，所以轻易不能让他们露面，连哈连长都一直和战士们呆在楼里。
一辆汽车驶了过来------我们的车的方位是在王世俊的家和他的单位--------位于阳明山脚下“芝山庄”的军情局总部之间的，所以也是他下班的必经之路，史建斌一直在监视着每一辆从这个方向驶来的汽车，但王世俊的车出现时，正值下班的车辆拥护时段，所以他的车开过时速度较慢，史建斌表示百分百确认对方就是王世俊。李明让我呆在车里，他下车徒步跟了过去，此时王世俊正在把车开向车库。
几分钟后，李明回来了，他已经记下了王世俊的特征和他家的门牌号，就等着明天下手了。
2003年10月15日17：09------台北时间
负责在王世俊家的对面楼里监视街面情况的调查局特工黄利平用麦克风式对讲机向邓宏辉报告：“有一辆警方牌照车辆在王家附近停留了近二十分钟，在王的车出现后，该车内一人下车尾随王进了楼里，随后又独自出来上车走了。A组的人正在跟踪，我们已经对车里的人全部拍照并录了像。其中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很像军情局提供的照片上的史建斌。”
2003年10月15日17：11------台北时间
邓宏辉一听到消息马上来了精神，看来共谍开始行动了，他立即命令手下人去查那个警方车牌，同时着手向上级请示，准备把全部机动人员投入到对大陆特工的监视中去。
2003年10月15日17：15------台北时间
汽车已经开到了忠孝西路一段，刚刚路过了希尔顿饭店。我坐在汽车副驾驭的位子上，仔细地用反光镜观察着是否有车跟踪-----从事情报工作绝不能大意，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几乎没有哪个间谍在被捕前知道自己已被监控了，否则他们也不会被抓住了，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道自己被发现的情况下落网的，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哪怕对某件事情有一丁点儿的疑惑也不要放过。我记得看过一部叫做《沙漠突击队》的英国影片，演的是二战时一个由德国军事情报人员组成的五人小组奉命去北非刺杀正在开会的盟国领导人，在路上他们被一帮阿拉伯匪徒追杀，但突然来了一架飞机赶走了这帮匪徒，这个突击队的队长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飞机来赶走这帮匪徒呢？他本来可以继续思考下去，但一名队员总是唧唧歪歪地抱怨这抱怨那的，使得他分了神而没有继续注意这一点----事实上盟军情报部门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企图，并特意将计就计让他们上钩，所以为了不让他们的行程受到阻碍而派飞机赶走了匪徒，但可惜的是，这名队长未能继续重视这个可疑之处，所以尽管他们最后勇敢地扮成盟军混进了盟军军营，但仍然中了盟军的圈套而全部被杀或擒获-----这虽然只是一部电影，但它所反映的问题的确值得重视。
汽车开到了怀宁街时，我发现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后面跟了我们大约五分钟了，其他的车辆则要么在路上停下，要么转弯走了。这辆车一直跟我们保持两辆车的距离，车的前排坐着两个人。我让李学骅把车停在前面的音像店门口，然后让他注意后面的那辆黑色小轿车，然后我下车走进了音像店。
音像店里正放着刘若英唱的《后来》，我在里面转了两三分钟，假装选光碟，然后又回到了车上。在我向反光镜望去的同时，李学骅对我说：“我一停车，后面的黑色小轿车也停了，但没有人下车。”当我们的车重新开动了大约一分钟后，那辆黑色轿车又在反光镜中出现了------------看来我们真的有“尾巴”了。
看来情况不妙，基本上可以确定我们已经被跟踪了。对方可能是警察，但更有可能是负责反间谍的“法务部调查局”人员。如果是警察的话，可能是他们觉得我们的警方牌照有问题，但照警察的工作方式，他们早就该过来直接盘查了，似乎没有长时间跟踪的必要。如果对方是调查局的人的话，问题可就十分严重了，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完全暴露了。但敌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我们的呢？我们今天凌晨才着陆，此前潜伏人员已经检查了空降区域的周边环境，没有发现敌人，之后我们就到了米厂，哈连长和战士们留在了那里，我和李明下午去花莲旅店开会，在确定了计划和协助我们的潜伏人员人选后，我们又回到米厂，一直等到李学骅把车开到米厂，然后把我们送到王世俊家。难道是我们在进入米厂时就被人发现并报告给调查局了？当时是深夜，能见度很差，不过也不好说，没准孙玉林此前就被调查局人员注意并进行了监控了呢。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可真是万分危急了。现在已经没那么多时间来考虑我们是什么时候暴露的了，因为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车开回米厂。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除非我们能确信把尾巴在路上甩掉，但这也不代表米厂那边尚未暴露。怎么办？看来我只能以攻为守，看看敌人到底知道我们多少了。于是我先用李学骅的手机给孙玉林打了个电话，让他迅速将米厂的所有同志转移到其他地点，他自己离开米厂后也暂时不要再回去，并派人暗中观察米厂周围的情况。
2003年10月15日17：20------台北时间
坐在黑色轿车里跟踪可疑车辆的是调查局北部机动组的调查员厉永平和他的助手王正义，他在这次代号为“钟馗行动”的反间谍调查中被编入A组。刚才总指挥部已经通知他，前面的车的警方牌照是伪照的，车牌号倒是真的，不过那是台北刑侦大队侦二队的一辆不带警用标志的公车的牌照，现在该车正停在刑大的车库里呢。共谍一般不会使用警用牌照的，因为那样风险比较大，看来他们真的是在策划绑架，用警用牌照可以使人误以为是便衣探员在守候和抓人，也可以在绑架后撤离的路上不受拦截。
A组总共有四辆车八名组员，后面的三辆车马上就要跟上来并和他换位置了，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辆车长期跟踪而使对方怀疑的情况了。
这时，前面的车又停下了，厉永平的车也在慢慢减速，不知道对方这次又要干什么。几分钟前目标车里的一个年轻人下车进了一家音像店，在里面停留了几分钟后走了出来。共谍不会是执行秘密任务时还有心情听歌吧，也不会是为了买点来台湾出差的纪念品吧，而且他是空着手出来的，看来那家音像店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刚才可能传递了什么情报或报告了什么情况，所以他刚才特地记下了那家音像店的店名和地址。
这时那名年轻人又下车了，但这次目标车没有等他，而是直接向前开走了。厉永平觉得奇怪，难道他是在台湾的潜伏人员，现在要回家了？那可得跟上他，查出他家在哪儿，如果他不是回家而是去另一个接头地点的话就更好了。
他马上也下了车，并告诉开车的调查员继续跟住目标车，并随时和后面的车联系并向黄利平组长报告，然后他跟在了那名年轻人后面。
2003年10月15日17：20------台北时间
A组第二辆车里坐着的是北部机动组调查员宋太平和刘长勇，由宋太平负责。宋太平在目标车和厉永平的车刚刚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时发现目标车突然停了下来，一名年轻人下了车并向马路右面走去，厉永平坐的车也停了下来，他在后面跟着那名年轻人也走了。看来他是在跟踪这名共谍。这时他的麦克风里传来了厉永平的助手王正义的声音，告诉他厉永平下车步行跟踪去了，并让宋太平的车赶紧上来和他的车换位置，以免共谍怀疑。
宋太平在用麦克风通知了后面的A组第三辆车后马上赶了上去，排在了厉永平的助手开的车前面，继续对目标车进行跟踪。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厉永平在跟踪前面的年轻人，他刚才刚刚向黄利平报告了方位，这里是重庆南路一段，黄让他一定要小心，不要暴露了自己。厉永平自认是步行跟踪的老手，轻易不会让对方识破的，加上自己身上带着枪，完全可以应付任何变故。
前面的年轻人开始拐进了一条小巷，那里应该是条死胡同，看来这里就是他的目的地了，厉永平立即跟了上去。
他刚一探头就感到一个埋伏在拐角的身影在他眼前快速一闪，一只胳膊牢牢地锁住了他的脖子使他发不出声来，同时对方的手在向右侧卡他的迷走神经，自己的左手也被对方抓住向左侧猛拉，对方是在利用这一左一右的合力使他昏迷，显然是个擒拿的行家。但他也不是白受了调查局的训练的，他用左脚用力向对方的脚趾上使劲一踩，同时右手向右用力拉开对手的右臂对自己脖子的擒锁，向前一进步，在向右转身的同时用右手向对手打去一记反手拳。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我见厉永平挣脱了我的擒锁后向我打来一记反手拳就竖起右臂一挡，然后顺势用右手缠住他的右腕向斜后方使劲一拉，把他的右臂彻底拉直了，然后向我的方向猛拉，同时左臂用前撞肘向他伸直的右臂肘关节快速撞去--------这一招在中国擒拿术里叫做“韩湘子撞枝”，属于分筯错骨术，即通常所说的“大擒拿”部分，我的左肘向前方撞他被拉直了的的肘关节，同时右手向后方拉他的肘关节，这正利用了这一前一后的合力，加上我使的是冷脆劲，只听“喀”的一声，对方的胳膊断了。
厉永平叫了一声后捂住了自己的右臂，我掏出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这里是死胡同，不用太担心会突然有人出现。
我让他转过去面对着墙，然后趁机掏出消音器安在了枪上，再让他转过来，他显然吓坏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们的？”
“今天下午。”
“在哪儿？”
“忠孝东路。”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在那儿？”
“这………”他有些迟疑，显然刚才保命心切还顾不上撒谎，但现在到了实质性的问题，他不得不考虑考虑了。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没必要再问下去了，因为他说是在忠孝东路就意味着我们是从一开始就被监控了的，他们显然知道王世俊的事，我们的行动意图完全暴露了。但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为王世俊而来的呢？莫非从一开始这就是个陷阱？
厉永平说话了，他现在显得镇静得多了：“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大陆特工的胆识，佩服。不过，兄弟，你以为你逃得出台湾么？”我觉得这样正好可以对他进行试探，当我正在想如何套他的话的时候，他又说了：“老弟干脆还是弃暗投明吧，跟我去调查局可以把你按投诚人员处理。”
“除非到了回天无力的地步，否则我是不会投降的。”我说到。
“哈哈，你不觉得你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么？你们的行踪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下，我们还有不少人在跟着你刚才坐的那辆车呢。”-------------跟踪我们的车证明他们目前还不知道米厂里藏着解放军。
“那看来我们的行动意图早就暴露了？”
“当然，军情局的人就是要把你们骗来台湾的。”
糟了，我们从一开始就上当了。这时，厉永平突然对着自己的衣领说：“我现在正在重庆南路一段北起第一个胡同劝共产特工投诚，你们就在外面？”他是在对着麦克风说话，难道还有别的敌人也跟过来了？
“怎么样，兄弟，做个决断吧，外面有我们好几个人，你困在这个死胡同里肯定跑不脱的，赶紧放下枪向我投诚吧。”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厉永平的助手王正义正在跟在宋太平的车的后面，按刚才他们在麦克风里的约定，一会儿将由第三辆车超过它们赶在目标车的前面，而他自己的车将仍然保持在后面。
但突然他发现目标车在路边停了下来，宋太平的车也开始减速，并在一点点地超过目标车-----------看来他是想赶到目标车的前面去，让王正义的车跟上去，这样比自己也停下来引起对方怀疑好多了。果然，麦克风里传来了宋太平的声音，他让王正义跟上去。
但就在这时，王正义发现目标车里又下来了一个人，手臂上缠着一件衣服，这个人快步跑向宋太平的车，并向车里的人猛烈地挥着手，好像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宋太平见目标车上的人快步向车跑来就把车也停下了，他见对方在车窗外对他说什么就摇下了车窗，并听见了对方的话：“我要投诚。”
宋太平一听，第一反应是这下子我们可以省了不少劲了，第二反应是这下子麻烦大了，因为他看见对方手臂上缠着的衣服里露出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对方打开后车门坐了进去，用枪指着宋太平的头，让他立即将车向前开。“去哪里？”宋太平问到。“向回开。”李明说。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王正义正要跟上去，却看见目标车里下来的那个人走到宋太平的车窗前，然后坐到了宋的车的后座上。从他的裹着衣服的手臂的姿势来看，那里面应该是藏着枪的。王正义立即向坐镇指挥的黄利平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
黄利平感觉到情况不妙，命令王正义紧紧跟住宋的车，但这时王正义又报告，说目标车向另一方向驶去，而现在第三辆车还没上来，不知道该跟哪一辆。黄利平做出决断，要王正义先不管宋的车，要不惜一切代价咬住目标车，因为现在已经百分百确认对方是共谍了，那么共谍刚才的做法无非是要用劫持宋太平的车来引开跟踪车辆对目标车的注意力，绝不能上他的当。反正后面的第三和第四辆车里的调查员也都认得宋太平的车，让他们跟上去解救宋太平他们吧。同时他立即通知B组人马上和他一起出发，跟随A组的车辆，同时他也把这一紧急情况汇报给了在总部坐镇指挥的邓宏辉。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我用无声手枪对准了蹲在我面前的厉永平，他仍在对着自己的麦克风虚张声势：“你们已经把这里包围了？好，我估计他一会儿就会和我出去的，所以你们先别开枪。”我早已识破了他的小伎俩，他对麦克风说的话太多了，这反而让人觉得他是在使用心理战术，而且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要是有大批人来包围这里的话是不会这么静的。就算真的有大批调查局特工包围过来我也不怕，因为有他这个人质在手上，但关键的是现在得赶紧脱离这个危险区域，因为这里是死胡同。我迅速将身子向外一撤，向外看了一眼，并没有人包抄过来-----我已经料到了这一点。当我转过身去时，厉永平正用双手端起刚从围在脚踝上的枪套里掏出的枪，他的右臂受了伤，所以我转过身去时，他的枪口还在向上抬，但在他的枪口对准我之前我的子弹已经射入了他的脑袋。
2003年10月15日17：25------台北时间
黄利平刚刚坐进汽车里准备带着B组的人去支援A组的调查员，这时麦克风里却传来了厉永平的声音，显然他已经被他所跟踪的大陆特工用枪逼住了，他在麦克风里说了自己现在是在重庆南路一段。真见鬼，这个关头上他又出事了。黄利平赶紧让B组的两辆车立即赶往重庆南路，他自己带着另两辆侦防车快速追向A组的方向。
这时麦克风里传来了厉永平对对方进行心理战的声音，他在骗对方说他们已经被大批调查局特工包围了，劝对方投诚，他一直是在说这类的话。但没过多一会儿，他好像听见“扑”的一声，然后是厉永平的呻吟，随后就没声音了。
他刚开始想该怎么处置那边的情况，麦克风里又传来了负责跟踪宋太平被劫持的汽车的A组第三辆车调查员声音------宋太平的车突然向回开了。
黄利平来不及考虑对方的动机，只是让第三辆车跟着王正义的车追踪目标车，同时第四辆车跟住宋太平的车，然后他命令自己的司机再快点开，这下子他可以和共谍来个面对面了。
2003年10月15日17：26------台北时间
A组第二辆车内，李明仍在用枪指着坐在前面的宋太平，刚才236已经用麦克风通知他他现在正在重庆南路一段，所以他得赶快赶到那里和他会合。李学骅开的那辆车已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李明在下车前按236的要求给史建斌戴上了手铐，以免他在只有李学骅一人开车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偷袭以再次反水到台湾一方。李学骅只要能暂时逃脱调查局的追踪就行了，因为他可能已经完全暴露了，估计调查局的特务已给我们拍了照，那找到他只是个时间问题，看来我们得把他带回大陆了，但问题是不能再让别的潜伏人员暴露了。
2003年10月15日17：27------台北时间
黄利平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现在共谍已经摊牌了，看来他们今天是要来个鱼死网破了。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再跟踪目标车了，因为他们既然发现了跟踪自然不会再直接回窝了。于是，黄利平命令王正义和第三辆车里的特工快速上前，一前一后将目标车截住，注意对方可能使用武力，可能的情况下要照非致命部位开枪以留下活口。
这时，跟踪宋太平的第四辆车的特工报告宋的车在重庆南路一段与忠孝西路的接口停下了，另一个人上了车。黄利平心里一股怒火涌了上来，他一边命令第四辆车跟紧他们，并伺机采取行动解救宋太平和刘长勇，然后马上又在麦克风里对B组前往宗仁胡同两部侦防车里的调查员破口大骂。
这时那两部车刚刚赶到重庆南路路口，车里的四名调查员已经发现了宋太平的车以及紧紧跟来的A组第四部车。他们立即把车迎上前去，挡住了宋太平的车的去路，同时第四部车也在后面堵住了那部车。
2003年10月15日17：27------台北时间
目标车已经开到了位于忠孝西路二段的台北邮电局前方，王正义把车向右一别，正挡在了目标车的前面，但同时目标车也重重地撞在了他的车上。后面的A组第三部车也撞上了目标车的后部。王正义和第三部车里的两名调查员一起拔出了手枪，对准了目标车里的人。
在目标车内，史建斌一见调查局的人上来了，马上挣扎到车窗前高喊：“我要投诚，有重要情况举报！”李学骅马上转身用刚掏出的手枪一枪打在了他的头上---------他知道米厂这一重要据点以及有解放军藏在那里，绝不能让他背叛得逞。但刚刚打死了史建斌，李学骅就感到自己的后背像被重锤猛击了一下一样，他知道自己中枪了，但他仍转过身向车窗外的王正义打了一枪，对方退到后面躲开了，同时第三部车里的调查员向他开枪，他脖子上中了一弹，在他的头歪在车座靠背上时，他又看了一眼史建斌，确认他已被打死后自己也一头向副驾驭的座位上栽倒了，几秒钟后，他牺牲了。
2003年10月15日17：28------台北时间
我坐在宋太平的车的后座上，李明坐在我的旁边，手枪仍指向宋太平的后脑-------现在我们手上有两名调查员做人质，估计对方不敢贸然开枪，但我们绝不能选择与其僵持，而是要趁这个机会给对方以快速有效的打击，否则等受过专门反劫持训练并拥有特种装备的警方或宪兵的特勤小组赶来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日后被写入他们成功反劫持的历史教材了。
我见三辆车里的六名调查员全走出了自己的汽车并将枪口对准我们这部车后就用右手将枪指向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刘长勇的后脑，同时用左手摇下车窗，随后偷偷地掏出了来台之前T机关装备部给我配备的超强型瞬爆烟雾弹，我先是装作要谈判的样子向对方大喊：“你们全给我向后退两步！”当对方在考虑我这句话的时候，我用左手将已经拉掉了环的瞬爆烟雾弹扔出了车窗外。只听“嘭”的一声，我坐的这辆车的周围立即被一大片红色的浓烟包围了，这种烟雾弹是T机关专门研制的超强型的烟雾弹，所以它刚一爆炸整个汽车就全被烟雾包围了。
调查员们不敢开枪，因为他们已经没法看清车里的情况，如果贸然开枪很可能会打死自己的同事。但这时坐在我前面的刘长勇趁机转过身来用双手钳住了我持枪的右手，同时宋太平也借机伸手去夺李明的枪。我用双膝顶住前面的座位，同时用左手抓过右手里的无声手枪，一枪打在了刘长勇的前额。李明在那边仍与宋太平搏斗，我又一枪打在了宋太平的头上。
我和李明都从他所靠着的右侧车门爬出汽车，调查员们都站在车的左侧，我不失时机地又向他们扔出另一枚烟雾弹。
仅这一会儿工夫，重庆南路与忠孝西路的交叉路口一带已经炸开了锅，路人们见这烟雾弹加子弹的场景全傻了，我们也听见了远处传来的警笛声，我们立即沿着重庆南路向南跑去，现在红烟还未散去，街上又有不少行人，估计调查员们不敢朝我们的方向乱开枪的。
2003年10月20日08：32------台北时间
军情局总部楼内，我穿着宪兵制服走进了三楼的一间厕所。五天前，我和李明在摆脱了乘车赶来的调查局特工的堵截后又沿着重庆南路跑了一段后向右拐入了汉口街。在那里，我们拿出和假警车配套使用的“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侦二队”警官证向一位市民“征用”了他的汽车，然后一口气开到了刘维杰开的花莲旅店附近，在确认了那里没有暴露后，我们又把车向前开了很长一段后假装下车购物把车停在一家超市旁边，然后步行到了旅店。经刘维杰与孙玉林联系，我们知道特种兵们已经被孙玉林用米厂的卡车转移到了他所经营的林场那里，我们随后也由潜伏人员秘密送到了林场。
在分析形势后，我们清楚了整件事是军情局的一个阴谋，想用所谓绝密文件来诱捕大陆来的特工并进而挖出大陆在台湾的潜伏人员。既然行动的目标是假的，这次行动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安全返回大陆，同时保证潜伏人员不再受到损失。李学骅已经牺牲了，估计法务部调查局会从他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这样的话我们在林场也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们必须马上与T机关和总参谋部联系上，让他们派飞机把我们接走。但目前我们已经暴露了自己在敌后的存在，敌人一定会加倍注意防空勤务，这时来飞机将会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还得再等一阵，但这又将使我们不得不谨慎应对调查局的搜捕。调查局在岛内耳目众多，再加上他们有了李学骅那边的线索，如果坐等下去我们很可能会被他们追查出来，所以我们决定以攻为守，就算返回大陆也不能空着手回去。
于是，10月19日晚，我和一名擅长开锁的潜伏人员偷偷来到忠孝东路一段王世俊的家，尽管和调查局的交锋已经过去了四天，但这样做仍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里很可能仍处于调查局的严密监控之下。
我们化装成维修工人乘车进入了王世俊家所在的楼群，由那名潜伏人员开车，我则蜷曲在座位下，这样在他开车离开时别人会以为他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
他很快就撬开了王世俊家的车库，李明跟踪王世俊到过这里，告诉了我们他家及他的车库的具体位置，我在确认了他的汽车后就又让潜伏人员撬开了他的车的后备箱，然后我钻了进去--------剩下的事就是等着天亮了。
王世俊今天早上直接开车到了军情局总部上班，车停在了军情局院内的地下停车场。王世俊停完车后就走了。我悄悄地从后备箱里爬了出来，估计李明他们也该到了-------他们在阳明山附近埋伏着，看见了王世俊的车就跟踪到军情局来。
我拿出藏在身上的麻醉枪后躲到了停车场的一角，一名宪兵巡逻到了这里，他在四处巡视着。突然，他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吹口哨，他觉得奇怪，因为他没有看见任何人，但口哨声又响了，估计是有人在故意逗他，他快步循着口哨声的方向走去，但他刚走了几步就感觉到后背上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我把那名宪兵塞进了王世俊的车的后备箱里后就以巡逻的步态走出了停车场，我手里提着的袋子可能会使我暴露，但我又不得不提着它，因为里面东西至关重要，过一会儿的行动全靠它了。我放低手中的口袋，头转向一边装作巡视的样子走过了停车场入口处的管理员办公室。
我现在已经走进了军情局的办公楼的主体部分，楼道里有一些穿着军官服的人-----军情局的人员都是正式的军人，所以在楼内都要穿制服。但楼里也可以看见负责保卫工作的宪兵的身影，但楼内的巡逻人员不多，多数宪兵是在要害部门的门前站固定哨------估计档案馆那里的警卫也肯定松不了。我从楼内的示意图上发现了档案馆位于三楼，我到了三楼后发现了档案馆所在地，但我没敢凑过去，因为门口有两名拿着冲锋枪的宪兵在站岗，要是离他们太近被他们发现我是个穿着宪兵制服的陌生人后我可就惨了，这时我也发现两名宪兵的头上还有电子监视器。我倒是有一个大但的设想，就是一直走过去，直到监视器的正下方两名宪兵站着的地方，因为那里是监视器的死角，然后突然掏出无声手枪干掉他们，但这个过程中的变数太大，极不保险，如果两名宪兵够警惕的话，在我一开始走向他们时就会让我停下或者在我掏枪时他们已经开了枪，现在还没必要下这么大的赌注，更何况还不知道进了档案馆的门以后里面有没有警卫呢。
于是我向回走到了三楼的男厕所，在里面掏出了口袋中的一部分东西，其中有定时催泪瓦斯弹，我准备在合适的时候放出催泪瓦斯，然后戴上防毒面具，这是按照台湾宪兵的制式防毒面具仿照的，这样一来，在楼里的宪兵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以应付突然出现的大量瓦斯时，我就可以用和他们一模一样的防毒面具瞒天过海了。我刚才在楼下也特意在示意图上找了一下军情局的领导人物的办公室的位置，但上面根本就没有标，但我在二楼时看见一些位于走廊紧里面的一些办公室外面有好几名持枪宪兵的固定哨，估计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所在地。由此可见，要刺杀戴伯特这帮人的难度很大，成功率很小，不过无所谓，现在还没到杀他的时候，关键是要拿到那些解放军内部的叛徒的档案，有了这些就可以消除内患，这才是这次行动的目标。
我在考虑什么时间放催泪瓦斯最合适，李明和哈连长正在潜伏人员的帮助下埋伏在离军情局总部不远的地方的一个较大的秘密据点里，潜伏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仿照的宪兵制服以及霹雳小组的蒙面作训服，他们可以用这些为掩护配合我的行动。
2003年10月20日08：55------台北时间
军情局局长戴伯特办公室内，戴伯特正与潘境原谈追捕大陆特工的事情。这次行动让调查局很没面子，光天化日之下让大陆特工干掉了三名特工，对方也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当初把假情报传给大陆方面的史建斌，是在企图再次叛变被大陆特工打死的，他到头来还是死在了共产党的手上。从那名被调查局特工打死的人身上只搜出了一个“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侦二队”警官证，上面显示他是一名叫做林毅文的组长，但这证件是伪造的。此外没有其他的身份证明，从该人身上搜出了一个手机，上面有许多号码，可见此人是一名潜伏人员，而非来自大陆的特工，调查局依照电话号码的线索追查下去，发现此人原来是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但现在调查局只是将其家人监控起来，尚未采取别的措施。手机中的其他号码似乎只是其一些普通朋友和生意伙伴的，至于其中是否仍有隐藏了身份的共谍则要等调查局调查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两名漏网的共谍似乎与以往他们对付的大陆国家安全部的情报人员不同，因为国安部人员的风格比较类似于以前大陆拍的间谍片子中的江姐，张露萍，冯传庆一类的人物，而这次这两个人这样居然像电影上的007一样玩起了“全武行”，则实在是少见。潘境原也说他怀疑这两个人是共军的特战队员，看来也不无道理。
戴伯特问潘境原：“你认为共谍在与我方摊牌后下一步将怎么走？”
潘境原回答说：“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可能会想办法逃回大陆，因为既然他们知道自己的意图已经暴露，那估计他们就不敢再打档案的主意了，因为现在再试图窃取根本就不在什么秘密地点的档案无疑是自投罗网，所以估计他们目前会以逃命为重。不知局座有何高见。”
戴伯特刚要回答，却听见外面一阵噪乱，他问潘境原：“外面怎么回事？”潘境原也是一脸疑惑，这时他们听见了有人在大喊：“是催泪瓦斯！”（未完待续）
第十二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三）
2003年10月20日08：50------台北时间
我已经设计好了方案，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我先从三楼走到一楼，然后进了一楼的一间男厕所，我特地选择了各楼层间的安全楼梯，而没有走电梯，因为我最怕遇上其他的宪兵，负责这里的警卫工作的只会有一个宪兵分队，其成员间应该是互相认识并熟悉的，如果一名宪兵看见了一个穿宪兵制服的陌生人的话，其结果可想而知，不过军情局正式工作人员倒不一定认识所有的宪兵，因为他们是不会与警卫人员有太多的交往的，但也要尽量避免和他们接触，毕竟这帮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情报人员。
我在一楼和二楼的男厕所里都放置了定时催泪瓦斯弹，时间定在了一分钟后，因为时间定得太长就很有可能被上厕所的军情局人员发现而将其拆除。然后我快步走向三楼，在走到档案馆那条走廊的边上时，我将身体隐藏在拐角处，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枚震眩弹，将它紧贴着墙边快速向档案馆的方向滚了过去。
我虽然闭上了眼睛，但也感觉到了对面的墙反射来了从走廊的另一头发来的强烈闪光，同时这条走廊也经历了一场微型地震。我听到了那两名持枪站岗的宪兵发出的叫声------估计他们已经被震晕了。
我马上戴上防毒面具，然后向走廊里又扔去了一枚即爆催泪瓦斯弹，这种催泪弹不用定时，拉掉拉环后三秒钟即起爆，并随着催泪气体的施放涌出大量烟雾，可以模糊敌人的视线。敌人在监视器的另一头也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我等了半分钟后才从走廊上出现，否则档案馆里面的人会怀疑外面的宪兵怎么会这么快就戴上防毒面具赶来了。此前，我听见了档案馆里面的嘈杂声，显然他们从监视器里看见了外面的异常情况，但这并不算什么，因为我听见楼下闹得更厉害，有人在大吵大叫，可以清楚地听见人们在快步疾跑的声音。
我一边向档案馆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拿出几个防毒面具并把它们搂在左臂里，装作前来给里面的人分发防毒面具的样子，当我走过两名负责警卫的宪兵时，他们还在地上呻吟着。我上前推开了档案馆的门。
2003年10月20日08：56------台北时间
潘境原一听见外面有人喊是催泪瓦斯，马上就意识到可能是共谍渗透进来了，这帮家伙胆子还真不小，居然跑到军情局里来了，这下子就让他们自投罗网。他马上站起来，跑到门口大喊“戴办”（戴伯特局长办公室）的人员，戴的一位秘书马上跑了过来。潘境原让他照顾好戴局长，并叫警卫的宪兵过来，但这时那几名宪兵都已经被熏得直流眼泪，他们一边咳嗽一边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这时潘境原也觉得呼吸出现了困难，一名宪兵走过来后说已经有人去仓库里取防毒面具了。这时戴伯特也走到了门口，潘赶紧向里面推他，并让戴的秘书赶快把窗户全打开，然后他从一名宪兵手里抢过冲锋枪，对戴伯特说了一声：“局座，我马上去档案馆，你先不要出去，一步也别让宪兵离开你。”然后他拿着枪向三楼冲去。
2003年10月20日08：52------台北时间
藏在军情局对面的李明先发现军情局的门口有不少人刚从楼里冲出来，有的坐在地上咳嗽，有的干脆趴在了地上，后来又看见一些宪兵从军情局主楼边上的宪兵兵营里戴着防毒面具冲进楼里。他马上就明白是236在里面动手了，现在也该特种兵们动手了。
他立即通知哈连长，让已经换上了宪兵制服的战士们戴上防毒面具，乘着由潜伏人员改装成的假军车向这里开来--------这辆车平时一直藏在一名以修车行老板为掩护的潜伏人员家的库房里，本来是准备在台海一旦爆发战事时由我方人员在敌后扰乱敌人行动时用的，现在却派上了用场。如果236打李明手中的手机来通知他的话，他们将立即化装成起来支援的宪兵机动部队冲进军情局夺取文件。
2003年10月20日08：55------台北时间
我推开门走进了档案馆查阅处后，发现几名穿着军装，外面又披着白大褂的档案管理员正在冒着催泪瓦斯气体抓紧收回摆在工作台上的文件。这个工作台把来访者和管理员们隔开，估计如果有人想借阅档案的话就要先等在外面，等管理员取来后隔着工作台交给他。我向他们举了举手中的防毒面具，对他们说戴局长命令全体人员赶紧出楼，餐厅的瓦斯发生了泄漏，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保住人命是最要紧的。这些工作人员一听，马上打开工作台上一个小门的锁，从里面走了出来，我总共拿出了四个防毒面具，出来的有六名工作人员，但他们也顾不了这么些，干脆脱下白大褂围在口鼻部，直接跑出了档案馆。走在最后的那个准备给门上锁，我让他把钥匙给我，由我来处理，他迟疑了一下，仍坚持自己拿着钥钥匙，我见其他的管理员都已经跑出了走廊，便向他身后指了指，等他回过头去看时，我扔掉手中的口袋，双手上前摘下了他的防毒面具，当他转过来面对我时，我顺势用双臂箍住他的后脖颈，向我这力拖拽，同时用右膝猛撞他的裆部，双臂将其向我的方向所施的拉力与我前顶的右膝形成了一个打击的合力------泰拳中的膝击最注重这种技法，而且这种姿势可以使自己锁固对手脖颈的双臂与自己前顶的右膝形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形，连续顶击效果更佳------但我这一次膝击就已经使他昏迷了。我把他的防毒面具又放回自己的口袋里，这样一来，即使外面来了人发现倒在门口的管理员也会以为他是因为没有防毒面具而被瓦斯熏倒的，而此时被我用震眩弹击倒的两名宪兵仍倒在那里，看来是催泪瓦斯把他们催眠了。 2003年10月20日08：59------台北时间
潘境原快冲到三楼时正碰上戴毒着防毒面具下来的档案管理员们，他们几个负责在工作台接待的人员，所以身上特有的白大褂使潘境原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潘境原拦住一个问他上面的情况，他说一名宪兵给他们分发了防毒面具，并说戴局长让他们疏散到外面。潘境原一听觉得可能是戴局长电话通知宪兵的，便问他那名宪兵在哪里，对方说可能还在后面，他们的一名管理人员应该是负责在后面锁门的，潘境原一听便让对方先到外面去，然后叫一些宪兵来档案馆，然后他不顾呛鼻的瓦斯冲上了三楼。
2003年10月20日08：58------台北时间
我用钥匙打开了工作台的小门，然后开始寻找档案馆的藏档位置，在工作台的左侧有一个小车，车是停在一个小轨道上的，看来轨道的另一头才是真正储存档案的地方，当前台有需要时便由管理员电话通知另一边，对方在那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在全部档案中找到被要求查阅的那一份，再用电动小车从那里运到前台来------和T机关档案馆的方式大同小异。这样看来，我可能无法直接在查阅室里拿到文件了，我看了一下屋里有没有指明档案馆内部房间的指示图，但没有发现，估计是在外面，因为档案馆的内部工作人员肯定是知道的，只有外来查阅的人需要知道这些，我刚打算走出查阅室去看看其他房间，查阅室的门却被推开了。来人见我穿着宪兵制服站在工作台里面，马上将冲锋枪的枪口转向我，我立即下伏，工作台成了我和来人之间天然的障碍，我立即掏出一枚震眩弹，这时我感觉到敌人在向挡在我和他之间的木质工作台开火了，我立即向右一滚，同时将震眩弹扔出了工作台。
2003年10月20日09：00------台北时间
潘境原对着工作台打了一个点射，然后用力将自己的身体向查阅室的门撞去，这样便可以冲出门外，因为敌人可能向他反击，他绝不能在那儿当活靶子------作为台湾军情局的正式军官，他在台军特勤队接受过全面的特战训练。他此前就怀疑对方是共军的特种兵，现在看来极有可能，而且这次共谍是来窃取解放军内叛徒的资料，军方不可能不派人参加的。现在他要和共军的特种兵好好较量一下。
他刚一跃出门口就感觉到身后有一阵猛烈的震颤，前方的墙上反射了一部分身后发出的强光，让他有点花眼了，但还没有完全看不见东西。他知道共谍刚才用的是震眩弹。他将身子继续向前一跃，然后躲开门口正前方的方位，将冲锋枪对准了里面-------现在共谍被困在了里面，他准备和一会儿赶来的宪兵一起瓮中捉鳖了。
2003年10月20日09：01------台北时间
李明的手机响了，这是刘维杰的一部手机，他本人平时不用，只在特殊情况下用于联系，现在由李明拿着负责和236通话。236让他开始行动，并说自己被敌人困在了三楼东侧的档案馆里。李明接完电话后向特种兵们摆了一下手，大家立即开始行动了。
2003年10月20日09：01------台北时间
我和李明通完电话后，立即开始在工作台后面打量起了室内的情况。现在看来没地去别的房间查看了，敌人主守在外面，现在连脱身都成了问题。不过这倒没什么，我还有手机在身上，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发现的信息用手机通知外面-----尽管文件本身不在这里，但这里还是应该能找到相关信息的，我见身后一张桌子上的一台电脑还开着，便走了过去，但这时我听到了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一定是有敌人来增援了，特种兵们不可能这么快就到，而且他们要是来了不可能不与守在外面的敌人交火的。如果我现在放弃工作台的掩护而走到电脑那里实在太危险了，敌人很可能射中我，看来现在得先把敌人解决掉。我看了看口袋剩余的物品，定时催泪瓦斯弹全用光了，但还有两枚即爆催泪弹，两枚震眩弹，四枚Mills手榴弹，一把无声手枪和一把麻醉枪。
2003年10月20日09：02------台北时间
面对赶来的四名戴着防毒面具的宪兵，潘境原好不容易才张开了嘴巴，他暴露在瓦斯气体中的时间有点长了，再加上震眩弹对他的影响，他已经快撑不住了，他勉强用手指了指档案馆里面，一名宪兵要把他拖出楼，但他推开宪兵，用手催促他们快进去。四名宪兵见状，明白了里面情况非常危急，便拿着冲锋枪向门口冲去。
2003年10月20日09：03------台北时间
我听见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将一枚Mills手榴弹扔向了门口，同时整个身子都伏在了地上，否则在手榴弹爆炸时我很可能被其穿透工作台的弹片所伤，同时我隔着防毒面具将双手紧紧压在了自己的耳朵上，否则在这个距离内爆炸的手榴弹足以使人的耳朵暂时什么也听不见的。
“轰”的一声过后，我感觉到工作台的一部分被炸成碎片飞起来落在了我的周围，我通过工作台被炸掉的部分看见查阅室的门已经不在了，外面躺着被炸倒的宪兵。
我趁机滚到电脑旁，但发现这时电脑已经关机了，大概是被断电了，但我同时发现了它旁边被墙壁的凸出部分挡住而从我刚才的位置看不到的一些柜子，上面有许多小抽屉，标志着各种档案的索引，看来这是档案馆为了在电脑出现意外时为手工查阅档案索引而专设的，尽管上面不可能有详细的文件内容，但起码标题是会有的，一些文件的题目里会有在大陆发展的情报员的姓名，因为在军情局总部里是不需要对情报员使用代号的，查到他们的真名应该不成问题。我立即移到了那个方位，凸出的墙壁可以挡住敌人射来的子弹。
我背对着外面，这样可以防止突然扔进的震眩弹对我的损伤，扔催泪弹进来是没用的，我戴着防毒面具，扔手榴弹也不大可能，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一旦损坏就无地弥补的资料。我尽力做到用眼睛搜索小抽屉里的卡片上的文字，用耳朵留意门外的动静。
2003年10月20日09：03------台北时间
潘境原见四名宪兵全被炸倒后，骂了一句“笨蛋”就爬向他们，这时他已经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但他还是爬到了宪兵那里，并摘下了其中一个没被炸坏的防毒面具，他现在需要这个来让他恢复体力。
2003年10月20日09：03------台北时间
李明他们的车马上就要驶到军情局大院了，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是236打来的。但出乎他意料的是，236告诉他们不要来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文件的索引，从文件的题目中发现了我军内部叛徒的名字，他可以用手机告诉他们这些名字，敌人已经开始恢复战斗力了，特种兵们再前来会遇到抵抗并被前来增援的大批敌人包围。总要有人活着把情报报回总部。
李明还在犹豫是不是应该前去营救236时，对方已经要开始说出叛徒的名字了，李明立即拿出笔来记这些名字----236那边可能已经没有时间说得太详细了，但只要有真实名字就够了，在军队中是很容易查出来的。而且由于这次是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所以就排除了敌人像《三国演义》中周瑜故意让蒋干盗书那样用反间计除掉我方军官的可能------希特勒在侵略苏联之前就用这种反间计使斯大林错杀了众多优秀的苏联红军高级将领。李明是军方情报部门的，所以对军队里的人物了如指掌，但当他听到这些名字时也还是有些吃惊，其中有一位是少将军衔的空军某学院院长，还有一个他本人认识的人，是南京军区的一名中校。在他记完这些名字后，236让他和军人们立即返回，不要让这边的敌人发现，然后立即将情报通知总部。他又说了一句“一定要把情报报回去，你们先想办法立即返回大陆，我会设法脱身。”然后挂断了电话。
2003年10月20日09：06------台北时间
我挂断了电话后顺便关了机，以免它在不合适的时候响起暴露我的方位。现在我准备离开查阅室了，原计划是借催泪瓦斯弥漫楼内之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得情报，但潘境原的出现完全打乱了计划，这时再让特种兵进来是不明智的，很可能造成无谓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避免牺牲自己的情况的出现，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对自己军官的内部培训教材上有这样一句话-------侦察员在完成任务后应尽全力保住自己的生命，因为如果你死了，你知道的秘密也会和你一起死去，指挥员便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这样你就失败了。
估计外面的敌人应该听到了这边的枪声和爆炸声，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敌人赶来，我得抓紧时间了。
2003年10月20日09：07------台北时间
借着防毒面具，潘境原在外面开始恢复了一些体力，他的枪仍指向门口，如果敌人出来就给他一梭子。但这时他却发现里面扔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在他做出反应之前，就感觉到一束强光和剧烈的震动------对方手里还有震眩弹。
2003年10月20日09：07------台北时间
我在出门前看了一眼放在另一张桌子上的一台电视，这实际上是查阅室外的电子监视器的终端，门口还有一个人在动，我从他身上的军官制服认出了他是第一个持枪冲进来的那名敌人。于是，我在门口向他的方位扔去了一枚震眩弹。
我在监视器屏幕上见敌人被震眩弹制服后便冲出了查阅室，但我刚一出门便感觉到了大量的脚步声-----敌人的援兵循声找来了。
我立即倒在地上，拿起倒在地上的一名宪兵的冲锋枪并把它对准了查阅室的门口。当我听见敌人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后时，就转过头并将手指竖起来让他们不要出声-----我身着宪兵制服，戴着制式防毒面具，敌人看不出来其中奥秘。我让他们伏下身子，用手指指了指里面，然后向里面打了一个点射。
赶来的宪兵有十几个人，也都戴着防毒面具，还穿了防弹衣。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人用手势指挥宪兵们都躲开门口正前方的位置，分散到走廊两侧的拐角处，我准备趁机溜走，但那名军官低声问我里面有几个人，我向他伸出了两个手指，然后将枪再次对准了门口。当军官转过去时，我慢慢地退到了走廊的一侧。到了拐角处时我看见那名军官做手势让大家低下头，然后拿出一枚震眩弹扔进了查阅室。
我趁着这些宪兵们都闭上眼睛的机会快速从拐角处移动到了外面的走廊，在感觉到身后有震眩弹爆炸时，我又趁这个机会起身跑出了前面的走廊，震眩弹的震动会使宪兵们不到我跑开的声音。2003年10月20日09：09------台北时间
戴伯特在几名宪兵的护卫下坐在大院内宪兵兵营的一个房间里，此时军情局的军官已经开始向院外疏散了，只有宪兵留在这里对付楼内的共谍，刚才已经有一个突击队被派进去搜捕共谍了。这时他也听到了由远及近的消防车的警笛，增援人员已经到了，看来局势完全可以得到控制。
这时他看见从主办公楼的门里出来了一名戴着防毒面具的宪兵，便让身边的一名宪兵去把刚出来的那个人叫来问问楼内现在的情况。一名宪兵立即照办，跑向了那个人。
2003年10月20日09：09------台北时间
我刚走到楼前的空地就发现院子里只剩下武装的宪兵了，不少穿军官制服的人都在大院外或坐或躺地休整着。我准备混入负责警戒的宪兵当中，然后趁机溜出院子。
但这时，我发现一名宪兵在快速向我跑来，我装作没看见他继续向前走，现在我应尽力避免与宪兵接触，因为他们有可能认出来我不是他们的战友。刚才那帮突击队员忙于对付查阅室里的敌人，无暇顾及我到底是哪个兵，但在外面则可能被心细的敌人发现，我得赶紧脱离这里。
但那名宪兵直奔我而来，并对我说戴局长让我过去告诉他楼内的情况，我发现情况不妙，就借机对那名宪兵说我在一楼刚看见了大量的C- 4，已经来不及拆除了，马上就要爆炸了，楼可能会塌，赶紧向外跑吧。那名宪兵显然是被我的话震住了，来不及考虑其真实性便向宪兵兵营戴伯特那里跑去。我一边向前方的大队宪兵跑去，一边对他们喊说楼里有大量，楼要被炸塌了。他们一听也立即扭头就往大院外面跑。我借机混入这帮宪兵中一起出了院门。
2003年10月22日23：39------台北时间
我和特种兵们坐着渔船向大陆的方向前进，战士们都警惕握着武器，以防突然遇上敌人的巡逻艇，以我们的火力应该能够对付一到两艘巡逻艇的。我们也已经与总部进行了联系，到时候有人会来接应我们，我们只要用灯光与他们进行暗号联系就可以了。我在跑出军情局大院后趁其他人都注意大楼是否爆炸时偷偷溜出了那一区域。然后用手机与我潜伏人员取得了联系，我们在另一秘密据点会合了，情报此时已经安全地发送到了总部，估计此刻名单上的叛徒都已经处在了严密的监控之下，反间谍部门会争取通过监视而发现他们的联络人等其他间谍网成员，以便继续放线。一旦有迹象表明他们被敌人通知并试图逃跑的话，军队保卫部门会立即将他们拘捕。
驾驶渔船的是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就坐在我身边。他见我们略显得紧张就笑着对我们说：“不用太担心，台湾的海巡署笨着呢，每年都有大量的大陆人在蛇头的带领下偷渡过来，他们楞是发现不了，更别提发现我们了。更关键的是，海巡署内部有我们的人，他们的巡逻规律早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夜空下的台海一片寂静，这倒让我想起了电影《追击红色十月》最后那场叛逃的苏联潜艇被美国人藏到那条河里的戏，这寂静让人感到可怕。
突然，前面传来了船支行驶的声音，一个轮廓出现在前方，很快从那里射来一缕光束，是对方在用按照灯查看我们是哪里的船只。战士们都暗暗地拉开了武器的保险，而我身边的那位“船老大”却笑着说：“不用担心，现在离大陆已经很近了，台湾的巡逻艇是不敢开到这里来的，估计是我们自己的船。”果然，对方开始用喇叭喊话了：“前方的台湾渔船请注意，我们是公安边防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2003年10月23日10：32------台北时间
潘境原坐在自己在军情局的办公室里--------他今天早上正式回来上班。尽管他当时吸入了不少瓦斯气体，并尝到了震眩弹的滋味，但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所以只在医院里经过了短暂的休养便出院了。现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张调查局在忠孝东路一段拍到的大陆特工在为绑架王世俊而踩点时的照片。照片中有四个人，现在这四个人的图像都已经被分别放大，一个是已被打死的史建斌，一个是被调查局枪杀的大陆潜伏特工，另两个估计是从大陆过来的，尤其是其中较年轻的那一个，尽管潘境原在档案馆里没有看清那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共谍的面容，但他凭感觉觉得那个人就是照片中这个年轻人。虽然这次行动中他没有抓住共谍，但他在关键时刻的忠诚表现也让戴伯特对他另眼相看，但同时这场由他创意的诱捕共谍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晋升的美梦也破灭了，他对此恨得咬牙切齿。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个年轻的大陆特工的面容并把他牢牢地刻在脑子里。过了一会儿，他闭上了眼睛，恶狠狠地说了一句：“我们走着瞧。”
2003年10月23日18：57------北京时间
肖主任仍在办公室里加班，我坐在他的对面，回答他对这次行动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在debriefing告一段落后，他欣慰地说：“很好，你们完成了任务，也都全身而归了，非常出色。”
我说：“一名潜伏人员牺牲了。”
“哦？你说的是李学骅吧。”
“他的真名叫曹永川，不是我们在台湾发展的人员，而是由总参派过去的。他原来是总参的一名军官，后来利用假身份在台湾潜伏下来，已经潜伏了三年了。”
肖主任没再说什么，他看起来心情很沉重。慢慢地，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被傍晚的彩云染红了的天空，说了一句：“等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就不会再有中国人打中国人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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