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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载：一个特工人员的回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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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编辑时间：2006/04/29 出处：天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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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间谍不会死（一）
2002年11月5日20：40-------东京时间
记下了后面那几张面孔的明显特征之后，我不紧不慢地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装成是在看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实际上是在借霓虹灯在玻璃窗上造成的反光观察着身后的情况。那位穿着蓝色茄克的年轻人果然也停在了对面的路边，向我这边观察-----------看来是个新手。我已经对对方的情况进行了大致的估计，对方很可能是来自东京警视厅的-------日本人在政治侦察方面与别的国家都不同。一般来讲，各国都是由国内特工机关负责反间谍工作，即对外国情报机关在本国境内的情报活动进行对抗，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英国的军情五处，法国的本土警戒局，德国的宪法保卫局，以色列的辛贝特，韩国的安全企划部等。而警察的政治侦察部门则是针对国内的敌对组织和人员的。而在日本则正相反，隶属于法务省的公安调查厅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特务机关，其前身为在侵华战争中为中国人民所痛恨的“特高课”。但它现在不是用来对付外国间谍的，其主要任务是对抗日本国内的敌对组织，如日本共产党，工会组织，“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组织，以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影响的日本赤军等恐怖组织及极端组织。它也有一部分反间谍业务，但只限于对驻日本的外国外交人员的监视。而实际上对外国外交人员的监视属于反间谍业务中难度较小的部分，比如你在跟踪他们时不用担心他们会永远消失掉------就算丢了梢，他晚上一般还是要回使馆的，而且第二天你又会知道他从哪儿出发。而难度相对较大的针对外国秘密情报人员的侦察工作则是由警察部门在做，在东京主要负责反间谍工作的部门就是东京警视厅的外事课和特别调查课。这就是日本人的政治侦察工作的独特之处：特工机关负责对本国反对势力的侦察，而具对内性质的警察机关却负责对外国间谍的侦察工作，与国际上的惯例正相反。
我这次虽然是以外交人员身份来日本的，但我估计公安调查厅对外交人员的监视应该是指对常驻日本的外国外交官的监视，对于以出差为名义来日的外交官的监视可能还是由警视厅负责。而且尽管公安调查厅负责这一业务，这并不代表它在这方面是垄断的，东京警视厅的反间谍工作是面面俱到的。不久前就有过一名驻日俄罗斯海军武官在一家饭馆与一名日本军方研究人员进行情报交易时被反间谍人员当场揭露的情况，对方就是来自东京警视厅特别调查课的。我目前这种情况还很有可能是两者合作进行监视。区分跟踪者来自哪个部门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或许会有一些帮助，我在来日本前查阅一些相关资料时发现，两个部门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的，双方都很看不起对方，由于公安调查厅只有侦察权，没有行使拘捕等强制措施的权力，所以警视厅的人总把它视为一个不警不特的怪物，而公安调查厅的人却认为警视厅的人是仗着自己有些特权可以胡作非为才得以破案的。必要时可以利用这一矛盾。
我在沈阳破了高天一案后不久就被T机关干部部门从负责反间谍工作的二局调到了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一局，成为其行动部的一名特工人员。一局有三个主要部门：情报部，情报分析部和行动部。情报部负责长期的人力和技术情报搜集工作，情报分析部负责对情报部搜集到的情报进行分析，形成的结果直接上报中央政治局，在T机关，国家安全部，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所上交的报告中，T机关的成果总是最受青睐的。行动部则是以秘密行动为主要业务的部门，其业务是指除情报搜集以外的一切秘密活动，包括临时性的调查与观察活动，秘密营救，暗杀，破坏，绑架，甚至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以较大的人力物力发动一次准军事性的攻击。实际上各国情报机关都有着这样一个部门，但其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因为它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情报工作，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前苏联克格勃的V部门（贝利亚时代还有比其更恐怖的Smersh-----锄奸团）和中央情报局的SOG特别行动小组。英国的军情六处也有这样一个部门，并被伊恩·弗莱明在其小说《007》当中描写为“00组”，只有三名成员。事实上007就是一名典型的行动特工，不信你就看看他哪部电影里真正执行过搜集情报的任务？倒像是一名职业杀手。难怪在Die Another Day一开始朝鲜军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时说了一句：“His name is James Bond,a British assasin.(他的名字叫詹姆士·邦德，是名英国刺客。)” 不过小说原著里的007可与电影中的不同，的确很像一名真实生活中的特工，他居然会关心贝利亚死后谁会掌管克格勃，可见其写实性。牋
我这次来日本的任务是营救一名被日本黑社会组织绑架的女孩，她的名字叫林新，父亲是我国某敏感部门的高层人士。她现在正在日本留学，但由于接触的人比较复杂，竟落入黑社会分子的圈套，对方现在勒索一大笔赎金。由于其父的特殊身份，此事可能影响到我国家安全，而且黑社会分子很可能使诈，所以来送赎金的人就选择了一名行动部的特工人员，除送来赎金外，还要应对黑社会分子可能使出的诡计，保证林新的安全。我在大学时的第二外语是日语，所以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我看过林新的照片，是一位漂亮的女孩，显然是受国外气氛的影响，一头长发全染成了金黄色。这次任务让我好像想起了某部电影里的情节。后来仔细一想，原来是成龙主演的《上海正午》------成龙饰演的卫士也是到美国把一笔赎金送给绑架了清朝公主的绑匪的。不过我的敌人可比成龙对付的那一小撮绑匪强大得多了，因为他们就是日本势力最强大的黑社会组织（在日本一般被称为暴力团）-------山口组的一个分支。山口组在历史上已经遭到日本警方无数次的打击，但似乎是越打越强，成为“扑不灭的火焰”。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黑道上称雄，同属老牌黑社会组织的稻川会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其总部竟然就设在一个离警察局100米远的地方，门口还挂着一些牌子，声明严重反对各种不法活动，其成员受电影上的美国黑手党的形象影响，总是一身黑西装，实行企业化管理，并印制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名正言顺地写着自己的“公司”----山口组。日本警方似乎也奈何不了他们，因为警方早就被他们渗透了，警察有时也需要他们的帮助，如在对付工会组织的罢工等方面。所以一般只要山口组不闹大的乱子，警察从来不针对他们。我的任务的危险之处也就在于这一点，黑社会自有自己的一套行事准则，他们的游戏规则比警方的要危险多了。比方说，警方不会因为你杀了一名警察而杀光你全家的，但黑社会就不好说了。而且山口组在与警察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情报系统，躲过山口组这样一个黑社会组织的搜捕似乎比躲过警察的搜捕还要难，因为他们的耳目众多，其成员多数处在社会底层，一些路边修鞋的人都可能是他们的情报员，你走在大街上肯定是躲不过他们的眼睛的。
我继续利用玻璃窗上的反光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寻找着除那个蓝茄克以外的其他跟踪者。蓝茄克向右侧做了个手势，我发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回了一个手势后又转身做了一个手势，我在玻璃窗上看不见对方是谁，就转过身去，看见了一个年轻女子-------那个方向上只有她一个人。
现在离与山口组的绑匪们会面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得想办法甩掉跟踪者-----尽管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跟着未必是坏事，因为一旦情况失控，这些警方人员是不会坐视一名外国人在日本遭黑社会分子袭击而引起涉外案件的。但让他们跟着的话很可能会被山口组人员发现而误以为我带了警方的人来而对林新造成危险。
我转身向前走去------以前我总在国内跟踪人，现在该轮到我反跟踪了。我看到前面有一座大厦就径直走了进去，但在走到大厅的正中时就停下了，并转身向大门外望去，蓝茄克也停了下来，站在人行道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周围望去。我一边假装向大门外看，一边留意着前方电梯的情况。当电梯在一楼停下，里面的人全部走出，外面的人马上要完全走入时，我快速地跑进电梯。在电梯关闭之前，我从即将合上的两边的电梯门中间看见了蓝茄克在向电梯冲来。
我在三楼下了电梯，然后从楼梯步行到一层，在那里，我问了一位大厦的服务人员大厦是否有别的出口，他向左面指了一下，我就顺着那条路走出了大厦。
2002年11月5日21：00-------东京时间
我准时到达了山口组指定的地点。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里。我看见了两名穿黑衣的男子，其中一名坐在司机位置上，另一名在后排摆手让我过去------他显然看见了我按事先约定提着的红色的带着ELLE标志的口袋，里面装着赎金。上车后，后排在的男子拿出一块黑布条蒙上了我的眼睛。然后我感觉到车开走了。我记得车头所指的方向，在开走时司机并没有转向，然后我开始在心里读秒-----因为反正我蒙着眼睛感觉很无聊，所以不妨数秒并根据车速计算路程，再记住车在多少秒的时候向哪边转了弯，很可能在将来有需要的时候找到这个他们不希望我找得到的地方。
到了地方以后，我被领入了一座房子。在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后，我被带进了一个房间。在屋里，我被解下了蒙在眼睛上的黑布条，屋里的灯光有点刺眼，但我看见了一位留着胡子扎着马尾辫子的男人在盯着我看。
“钱带来了？”他问到。我指了一下红色口袋。他示意我把口袋递给他，我问他林新在哪里。他摆了摆手，带我来的两名男子进到里屋把林新带了上来。我看到林新时特意留意了一下她的脖子中间靠右的一侧，果然有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黑斑。
他在看了钱之后用验钞设备检查了一遍，然后对林新说：“你可以走了。”却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得留下。”“留下？为什么？”我问到。马尾辫没说话，而是示意那两名打手抓住我的胳膊，然后他把林新领出了门外，并在出门前回头对我说：“林小姐会安全回家的，你先老老实实地呆在这里。”然后就抓着林新的一只胳膊出了门。
我意识到情况不妙，无论林新现在是否安全，我都绝不能让山口组的人扣留，肯定没好事。于是我当机立断，决定马上采取行动。我趁抓住我右胳膊的男子不备，用右脚跟猛踩他的左脚脚尖，他“啊”地叫了一声，我趁机将右手挣脱出来，并用右平勾拳猛击抓住我左臂的男子的左太阳穴，打中目标后我马上又反手一击，将右臂向回一摆，拳背打在了右边的那位的鼻子上。这时我的左手也从左边那位手中挣脱了，我向右继续上步，将右上勾拳准确地击中了他的下巴-----要用拳把人打死，太阳穴是最好的打击目标，要想把人打晕，下巴是最好的目标。那位果然倒下不动了。而击中太阳穴的那位虽然受了重创，但并没有完全推动战斗力，在背后向我冲来，我刚一侧身他已经冲了上来，我顺势来了一记后顶肘，顶在了他的身上，我一转身，右臂搂住他的脖子来了个夹颈摔，重重地把他摔在地上。他这下不动了。
我赶紧冲出门去，面前是一条很长的走廊，马尾辫正抓着林新的胳膊向外走。我快速向他们跑去。马尾辫听见了声音，转过身来，见我马上就要冲到他面前时就立即放开了林新，挥手向我打来，在他抬手的时候，我认出了那是空手道里的“鹤凿”-----即将五指并在一起，使手形成仙鹤头的形状，用来打击对手的太阳穴，眼睛和人中等要害目标，这一招就和双节棍一样，不会使的人玩不好，会使的人一下子会让你毙命。在他的鹤凿打来时，我并没有躲避或格挡，而是一记前手直拳打了过去-------这在中国武术中叫做“同动近取”，即你打我，我也打你，你用手来打我的要害部位，我用手来打你用来你进攻我的要害部位的手臂，这既符合格斗中“就近”的原则，也符合“避实击虚”的道理，因为他的手虽然是力量之所在，他的胳膊却不是，手是实的，胳膊是虚的。这是一种以攻为守，后发制人的方法。我的拳头正打在他的右手前臂上，疼得他一下子收回了手。我趁机让林新赶快跑。但就在我分神的一刻，马尾辫左手一记五指贯手向我眼睛插来，我赶紧用右臂去截击，但却正中了他的圈套------他的右手马上伸过来抓住了我的右手，随即用右外挂膝向外一挑，顶到了我的裆部。疼痛使我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马尾辫趁机用一个利索的合气道动作“单手取四方摔”将我摔倒在地，随后向下一拳打在了我的脖子下面-----这家伙肯定是黑带，向下的一拳在空手道里叫做“栽拳”，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被人摔倒后补上对要害的一拳而打死的，他这一拳偏了点，打在了我的锁骨上，但似乎更疼了。然后他用双手狠掐住了我的脖子-----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家伙练的不仅是空手道和合气道，还练过日本最凶残的武术-----柔术。柔术和柔道不同，柔道来源于柔术，但是在去掉了柔术中最残忍的技术后形成的。八十年代在中国热播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表现的就是柔术和柔道刚分家时各门派之间的争斗。柔术以前主要由古代日本的间谍人员----忍者们使用。现在这个小日本对我使的正是柔术中的致命技术，即对咽喉的擒锁。柔术中有许多技术是很具杀伤力的，正因为如此，练习日本柔术的一个洐生物----格雷西柔术的选手多次在世界级的终极搏击赛中获得冠军，连名声在外的泰拳选手都在其高超的地面擒锁技术面前输得一败凃地，从而使格雷西柔术开始风靡世界，甚至有人称其为全世界最厉害的格斗术。
马尾辫的确是个行家，因为他掐我的脖子时并不像普通人那样两手差不多掐住对方的整个脖子，而是只是掐住喉结周围的部分-----这才是正确的位置，特别是紧挨着喉结下方的部分。而且他在掐的同时还身体前倾，把自己的身体的重力也压在了双手上。很快我就开始呼吸困难了，我想重击他的裆部，但他很在行，将自己的裆部紧紧地贴在我的腹部，使我根本没法打到那里。我再想向上用标指攻击他的眼睛，但我现在已经有点被掐得没力气了，本来躺在下面向上攻击就没有力量，再加上我现在已经失去了不少体力，估计就算手插了上去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了。我这时已经开始感觉到喉头有什么咸的东西，天呀，情况危急，拼了。我把左手奋力向上一伸，将食指和中指插入了日本人的两个鼻孔，并使劲向里伸去。日本人显然也感到了呼吸困难，而且比我的困难更直接。他把头上抬，想使我的手指够不着他向上去的鼻孔而脱离该区域，但我料到了他的这一手，将手指弯曲，抠住了他的鼻孔内侧，他的鼻粘膜一定破了，因为我看见血流了出来。在他向上抬头的同时，我感觉到自己的喉部的压力小了一些，因为他一向上抬头双手自然就要松一些了。他突然松开了掐着我的脖子的右手，向上去抓我插入他的鼻孔的左手。我见时机到了，就果断地放开他的鼻孔，同时右手照着他仍掐着我的脖子的左臂肘关节外侧狠狠一击------这正是我一直等待的时机，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你用手击打自己另一只胳膊的肘关节时，如果胳膊是弯着的，打上去似乎不是很疼。但当你把另一只胳膊完全伸直后再打，则很有可能那只胳膊会被打断。一般来讲，要把人的胳膊打断有两种方法，都是根据弄断木棍的道理而来的。弄断木棍的一个方法是双手各握住一根木棍的两端，然后用膝盖向上面木棍的中间部分狠狠撞去，木棍很容易就会被折断。另一种方法是将木棍放在地上，一只脚踩住木棍的一端，同时一手或两手抓住木棍的另一端向上用力一抬，则木棍必断无疑。第一种方法应用在人的身上就是一手控制对手的肩部，另一手控制其手部，然后用膝盖大致朝着肘关节的位置狠狠一顶，则胳膊很可能会断。第二种方法的应用是将对手击倒后，一脚踩住对手的肩部，一手或两手将对方的胳膊伸直后按反肘关节的方向向上使劲一抬，则对方的手臂肯定也废了。我现在和小日本的情况正等同于第一种情况，他自己的肩部将自己的胳膊的一端固定住，掐住我的脖子的手固定了另一端，实际上也可以说我的脖子固定了他的胳膊的另一端，这时我再朝着他的肘关节外侧向内狠狠一击-----------你可以试着用自已的手心顶住桌面，然后将胳膊完全伸直，肩部向下用力压，这时再用另一只手向关节活动的相反方向狠砸支撑臂的肘关节。小日本刚才是两只手掐着我的脖子，所以没法伸直，即使我的手打在他的肘关节上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没准手反而会被坚硬的肘关节弄疼。现在他的右手上去解围，左手独立承担他自己身体向前压的力就自然而然地完全伸直了--------我这一击之后，他疼得“啊”地大叫了一声，但显然他的胳膊并没有断，因为我没有听见声音，但他的左臂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我趁着他用右臂抱住左臂而露出了左肋的时候，用右平勾拳重击他的左肋，当我的拳头落在目标上时，我的感觉好像是将斧头劈在木头上一样--------他很幸运我打的是他的左肋，如果是右肋的话他就危险了，因为人的肋骨的最下面一根，即“游离肋”，是最脆弱的，很容易被打成骨折。但骨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右侧游离肋的里面就是人的肝脏，一旦右侧游离肋骨折，断骨很有可能刺入肝脏，那样的话，就算马上送到医院抢救都可能救不活。
这一拳把小日本基本上从我身上打了下去，我乘胜追击，向其面部猛起一记高腿-----高腿在实战格斗中不宜常使用，因为它动作预兆太大，易暴露，空当太多，而且容易使人失去平衡，如果对方擅长接腿摔的话就更危险了。但现在日本人的肋部刚刚被击，双臂都护在了中盘，其上盘防守空虚，是用高腿攻击的绝好机会。这一记高腿果然将他踢倒在地，我接上去也给了他一记“栽拳”，不过我没往他的脖子上打，而是打在了他的腹部的太阳神经丛，一下子就把他打昏了。
我大口地吸了几口气后迅速地向门外跑去，喊着林新的名字，但却有人从身后拍我的肩，我一下子向前蹿了一大步，并马上转身防卫。但我看到的却是林新，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她说她刚找了块石头要回来帮我。我赶紧一把抓住她向前方跑去，因为这时我听到了房子里有人在说话。果然，我们没跑多远，后面就来了一帮人-----看来楼里并不止那三个人，而且这次都拿了家伙，还有狼狗的叫声。
这个地方比较偏僻，附近有不少树林，我拉着林新跑进了一片树林，后面的山口组歹徒追了上来。这么跑下去是肯定要被抓住的，因为狼狗的鼻子灵着呢，得想个办法让狼狗找不到我们。我在特种部队训练时曾专门练习过偷越边境，研究过对付狼狗追踪的办法。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使用白芨粉。我这次来日本前在自己口袋里的一只钢笔的后部空间里藏了一小袋白芨粉，以防在因无法合法离开日本而穿过其封锁线从海路偷渡回国时使用。本来是打算用来对付日本自卫队的军犬的，现在竟用在了黑社会分子的狼狗上。我们在树林里跑了一段后，我拿出白芨粉，在地上横向画了长长的一道-----白芨粉虽然不多，但却是大剂量合成的的，足够把狼狗弄迷糊了。
我和林新又跑了一段后，她说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我就把她扶到了一个小坡后面，我找了一根比较粗的长树枝，将它弄断，并尽量使断开的一端比较锋利，只能用这种落后的武器了，在这种情况下总比徒手对敌强的多。林新把头压在我的身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用左手抚摸她的头发安慰她，并让她千万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
这时我已经听到了山口组人员的说话声，林欣的脸色也好一些了，我扶着她轻声地向前走去--------看来狼狗果然失效了，要不早就冲过来了。
2002年11月5日22：30——————-东京时间
我和林新站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对面。我们在逃离那片树林后遇到一些人，知道了这里是东京的郊区，他们指给了我们一条路，那里可以打到出租车，但我们没有往那边走，山口组的人一定会去那里断路的。在往前又走了一段后（我们特意选择先走有树林掩护的地方以避开山口组的耳目），我们在前面的一条公路拦下了一辆运木材的卡车，一直把我们拉回了东京市区。我在市区用公用电话给使馆打了电话————我知道这个电话一定会被公安调查厅监听到，但现在根本顾不了这么多了，而且这次的事和他们也没什么重大利害冲突。接电话的是在使馆办公室值班的小刘，我的XX学院的校友，我刚下飞机时就是他开着使馆的车去接的我。他听说情况后立即找到了刘公使（注：公使为使馆的二把手，主管日常工作）。刘公使在听到我的消息后估计是把研究室的老佟叫到了电话边————-老佟是T机关驻日本情报站站长，公开身份是使馆研究室副主任。我看见使馆门口有不少人，现在这么晚了似乎不太正常，可能有山口组歹徒混在其中伺机下手，因为一般中国公民遇到危险总是要躲到使馆里面的，那里绝对安全。尽管山口组可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封锁进使馆的路应该是起码的措施。山口组的人可不像香港电影里的那帮古惑仔那样只会玩砍刀，他们可有不少玩枪的行家。
我把情况对电话的另一头说了后，我隐隐约约听见里刘公使在低声对别人说着什么，然后就听到他让我先找个较隐蔽的位置，马上会有人开着使馆的防弹车出大门来接我们，到时会有人武装掩护我们上车。然后通话就结束了。
我和林新事先已经做过了一点化装，我们买了一条围巾，我让她包在头上。我也换了一件黑风衣。我们在使馆大门对面45度角处装作情侣搂在一起，林新面对着我，背对着使馆，我则从她的肩上观察着使馆的方向。她的金色长发包在了围巾里，不用担心太显眼。我顺便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注意到了一个穿着米色风衣，留着寸头的人，他长相凶悍，看样子可能服过兵役，是周围的人里最像杀手的。
正在这时，使馆的大门开了，但是没有车出来，而是出现了四个身影，随着他们走出大门，我看清了他们身上的军装——————他们是武官处的同志，接着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人影，我看出了那是公安部驻日本警务联络官——————-使馆派这些人出来是考虑得很周到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公开身份的强力部门人员，避免了因为这件事而暴露使馆内T机关和国家安全部人员的身份。
这时，使馆的防弹奔驰车出现了，我看出开车的人也穿着军装。同时，武官们都拿出了手枪——T机关在各使馆中都备有枪支，所以现在武官们手上都有枪。使馆门外的日方武装警卫只是看了看，没有上前干预。我这时也似乎明白了使馆外面的人不仅可能有山口组的人，还可能有公安调查厅和警视厅的人，本来反间谍部门对使馆的监视就是常务性的，监听了刚才的电话后，其值班人员更会提高警惕了，但一般来讲，如果他们真的发现山口组人员准备暗杀或劫持的话，他们的正常反应应该是去阻止，以防引起严重外交事件。所以形势并非原来想像的那么糟。汽车正在缓缓地开出，但武官们显然没有发现我，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伪装。于是我搂着林新慢慢地向汽车走去，并低声告诉她在我喊杨武官时和我一起快步跑向奔驰车。
武官们这时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大喊一声：“杨武官。”然后和林新快步跑向奔驰车。同时武官们的枪都端了起来，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如果有杀手拔出枪来的话，那就和我们的解放军较量较量吧。
开车的武官麻利地将车头一挑，再把车一横，把我和林新挡在了*使馆大门的这一面，在我们与街上和街对面的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钢铁防线。随后他喊我们上车，我们快速地钻进了防弹车，车一调头，直接开进了使馆。
2002年11月6日18：30——————-东京时间
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现在我正在老佟的房间内和他聊天，老佟是T机关驻日本情报站站长，我在日本期间的行动由他直接指挥。林新昨晚进了使馆后就休息了，今天上午由公安部警务联络官向她问询了绑架的有关情况，并准备向日本警方交涉，促其缉拿绑匪。我则一直同T机关驻使馆内的人员在使馆最保密的屏蔽室内汇报情况。我和老佟他们一直搞不太清楚为什么山口组的人收到了赎金后还要我留下，也许是他们怕我身上有追踪器之类的东西把警察引来而留作人质，但同时不耽误收钱放人的承诺吧。
老佟今年四十多岁，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现在在他的房间里，我们不再谈论公事，而是谈论起了生活上的问题。他很关心国内的情况。他这次是只身来日本赴任的，因为女儿正在准备高考，爱人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如果来随任则可能在国企改组中失去工作，所以母女二人留在国内，还要照顾双方的老人，这样一分就是四年，中间只有一次探亲的机会。其实我早在外交部实习时就知道驻外人员的家庭一般都有些问题，其实就算夫妻二人都是驻外人员，他们都很少把孩子带出国外，而是由自己的父母代管。因为国外的教育和国内是很不一样的，出来受教育的话，一是他们的工资根本负担不起（一般在发达国家也就是每月六七百美金）。二是教育内容不同，不利于孩子的发展，用驻外人员的话讲，叫“吃夹生饭”，学个三四年再回国学，两面都学不好，高考就彻底耽误了。如果要是在落后国家的话，则根本不用为这个问题犯愁了，因为非洲那样的地方的教育可想而知，且外部环境恶劣，家长是不会把孩子带到那里的。
老佟有些谢顶了，他身体不太好。而在国外，医疗则是另一个困扰驻外人员的大问题，像在日本，我们的驻外人员根本负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使馆内部又没有诊所，所以许多人都是在出国前从国内准备大量的药品，赴任时一起带过来。要是在落后国家则更麻烦，像在一些有传染病的地区，有了病也不敢去当地医院呀。
老佟这样的级别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超过八百美金，在发达国家这实在是一笔小收入，但在落后地区也未必就够花，在一些艰苦地区，当地根本就没有青菜，全*从国外进口，然后富人花钱去买，穷人则一年到头吃不着菜。一斤土豆卖上几个美元实在不算贵。
驻外时要和家人长期分离，这也造成了不少婚变，这其中的痛苦与无奈，恐怕只有一向被外人认为是风风光光的驻外人员们自己才能深刻体会到的。大家都以为做驻外人员是多么多么的光荣，他们生活上的艰辛和为国家所做出的牺牲与奉献又有几个人真正知道呢？
老佟心情不是很好，他说这与使馆的气氛有关系。因为馆员们都是长期远离祖国，远离亲人，所以心理上压力很大，加上整天办公和居住都是在使馆的小院子里，整天上班下班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难免要有些磨擦和矛盾。特别是这个馆，许多人都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时就互相认识了，到了相关的部委工作后，由于同学日语又都被分配至同一个对日本工作的处室，驻外时由于学日语的人只能派驻日本，结果又在一起，回国后还是这帮人，时间长了难免会出问题——————-人其实就是这样的。加上有的人对别人早在学校时就知根知底，要是闹起矛盾来恐怕还真就不是小事，所以使馆内的气氛很差————我也发现每天晚上使馆内特静，大家各干各的，互相不来往，气氛是有些不太轻松。使馆内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枯燥，晚上一般又不让出去，所以我也有点呆烦了，不过我已经完成了任务，就等着使馆与日本警方的交涉结束后就护送林新先回国。
2002年11月7日14：10-------东京时间
中午吃完饭后，我实在是憋得难受，就向老佟请假要在使馆周围转一转。老佟本来觉得我刚刚与山口组较量了一次，现在出门不太安全，但考虑到现在是大白天，而且我只是在警戒森严的使馆区内散步，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他在准假后仍告诫我要尽量选择有日方武装警卫的地方转一转。
我出了使馆的大门后走了不到三分钟就有一名日本妇女凑了上来，我以为是来兜售的小贩就没理她，没想到她却一把抓住了我，指着我问我为什么非礼她。同时我看见几个穿着日本警服的人冲了上来，他们抓住了我，我告诉他们那女人是无中生有，并出示了我的外交证件，声称我有外交豁免权，但一名警察却一把撕毁了证件，扔进了路边的下水道，然后他们开始向一辆汽车里拖我。一名日本警卫跑了过来，警察出示了证件，说是在执行公务。警卫走开了。我准备进行反抗，但他们人太多，而且一个人已经拿出了警棍，我想起了三十年代时曾有一名优秀的苏联克格勃特工由于在波兰成功地进行情报活动而被波兰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一天在他与波兰人接头时就有几名波兰警察来抓他，这名特工实际上已经销毁了证据，并出示了外交证件，但仍被波兰人痛殴，用重拳打击他的头部，结果造成他脑部严重受伤，回国后成了废人。而波兰政府在苏联使馆的严惩抗议下只是处罚了那几名警察，相比之下，克格勃的损失太大了。
现在我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既然外交证件都敢销毁，证明他们是真的想破坏游戏规则了，那样的话对一名中国情报人员下毒手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绝对不能吃眼前亏，我用汉语放声高喊，想让使馆的人听见，或者至少要让目击者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已经将我塞进了汽车。在车里我被带上了手铐，头上被套上了一个牛皮纸袋。然后车就开走了，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糟了，落入敌手了。
第八部分 间谍不会死（二）
2002年11月7日14：27-------东京时间
我坐在一间审讯室里，对面站着两个人------我估计他们是东京警视厅外事课人员，因为公安调查厅是没有拘捕权的。尽管实际上他们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手段是绑架，但如果真的由此引发外交争端的话，日本方面恐怕还是得首先保证“拘捕”我的机关是有合法的拘捕权的，否则自己就先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但即便如此，外交官也是不受驻在国警察的拘捕的，这首先就会使日本政府很被动。
其中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用流利的汉语问我：“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回答说：“你们非法拘捕中国外交人员的行为是违反维也纳外交公约的。”对方又问：“你是为解放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我又说：“外交官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国际法的保护，你们绑架我将会给贵国政府带来麻烦。”对方摇了摇头：“你不是外交官，你是间谍。”我说：“有什么证据？”对方又说：“我们知道你为国家安全部工作。”----------他没说对，看来他们还不知道T机关的存在，所以就算现在他把一把日本军刀顶在我的肚子上我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为T机关工作的。
“就算我是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你们日本警方也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而拘捕他吧，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表明我在日本从事了针对日本政府的间谍活动了么？”
审问者对他的同伙用日语说了一句：“看来他是国家安全部系统的，可以把他送走了，先给他打一针。”
打一针？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是要给我注射可以使我说出真话的药剂，但不知道把我送走是送到哪里。他出去一会儿之后，进来了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个注射器。我的手脚都被上了铐，根本没法躲避。只能眼看着药剂进入我的身体-------现在这个时代里，像《红岩》里的江姐那种在敌人酷刑面前威武不屈的精神已经不起作用了，敌人根本用不着拷打你，只要给你打上一针你就会什么都说出来了。所以许多国家的特工人员都在牙齿里藏上毒药，但我可没有那东西，因为本来我就是来对付黑社会的，没打算对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但没想到现在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一定要尽力克制自己，和这该死的药剂好好斗一斗。
但奇怪的是，我的反应只是越来越困，困得受不了，眼睛也睁不开了，我感觉到浑身发冷，想尽力把眼睛睁开却怎么也睁不开，很快，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发现我躺在一张床上，我起身打量了一下自己所处的环境，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小牢房，只是这个牢房很干净，生活用品也很全，如果不是铁栅栏状的上了锁的牢门，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给犯人住的。
一周下来，我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这里是一个专门囚禁外国间谍的地方------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前苏联时代的古拉格群岛上的劳改营里也曾经有过专门对外国间谍犯进行劳动改造的机构,其中包括被苏联情报机关秘密绑架的外国情报人员。但我觉得这里所有的外国间谍都应该不是经合法程序逮捕的，而全是被绑架来的，理由很简单，既然我是被绑架来的，那就不可能把我与经过正式程序逮捕的外国间谍放在一起了，因为外国间谍如果是经过法定程序逮捕的，那他肯定就会被放在法定的正式监狱里，他自己国家的领事机构也肯定会被通知他被囚禁在哪个正式的监狱，并会对他进行探视，以保证他的法定权益不受侵犯。看来这些人来这里的经过应该和我差不多。
后来我还发现，这里不仅仅是个集中营，而且更像一所间谍培训学校，因为许多犯人要教他们的管理者们许多东西，这让我想起了朝鲜人曾绑架日本人来教朝鲜间谍学日语，看来日本人把这一点学来了，朝鲜人绑架的只是普通的日本人，教的也只是语言。而这里这些人则都是间谍人员，他们在这里被迫教日本人自己所掌握的间谍技巧与经验，看来日本人不仅在经济上有头脑，在谍报方面也一样----------事实上，日本的间谍水平在国际上一直是领先的，从对外情报方面来讲，历史上，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情报活动能力就造成了俄军的惨败，侵华之前则更是有大批的日本间谍以各种身份向中国渗透，川岛芳子，土肥原贤二，南造云子……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日本海军间谍吉川猛夫以海军武官身份把珍珠港的美国海军部署情况摸了个透。在反间谍方面，前苏联王牌间谍------为苏联红军情报总局（GRU）工作的德国人佐尔格经营的间谍网也是被日本的“特高警察”侦破的。
但同时我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样一点：既然我们的学生都是日本间谍，那他们就不仅仅来自公安调查厅和警视厅，更需要这类训练的人应该是来自日本的对外情报部门-----内阁情报调查室和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情报部门的。而这就意味着我们这帮人将永远不见天日，因为我们一旦出去就会泄露出自己当年的学生们的真实身份-----------所有人都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里的犯人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语言课似乎应该是他们所传授的一门重要的课程，但绝非主要的，因为我还在与一些犯人的交谈中发现他们中还有人在教化装术，技术侦察，各国情报机关内情，各国文化习俗等。但我却至今没被利用，估计不会是让我教汉语，因为负责管理我的日本特工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了，既然已经有了能使他们学好汉语的渠道，似乎没必要让我再来重复劳动了。我刚开始时每天要接受一些审问----审问时我假装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信口胡诌一通，说的不是我编造的，就是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的东西，他们在问我的基本资料时，我报的名字是张子强。日本人对审讯我们的热情似乎不是太高，因为一些各国情报机关组织机构上的秘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加上我是临时来日本执行任务的，并不掌握什么情报网，所以很快对我的正式审讯就完全结束了。剩下的时间里所做的就是呆在牢房里看书，看影碟和锻炼身体-------这里的管理很宽松，不用劳动改造，只是偶而被叫去做一些体力活。伙食也不差，牢房里还有空调，也有各种英语和日语的杂志和书籍，此外还有专门的图书馆和电影院，还以借一些影碟回到牢房看，但上网是不允许的，因为有人可能利用网络把这里的秘密传出去。在牢房外时犯人之间可以进行短时间的谈话，有时还可以在集中营里不带任何禁锢工具进行散步----平时我们也不用受任何这样的禁锢工具的束缚。但逃跑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尽管营区内管理比较宽松（毕竟我们不是刑事犯，而且要保持我们的情绪进行教学），但在营区的边缘有一个二十米宽的隔离带，边上围上了五十厘米高的铁丝网，任何犯人不可越过雷池半步，紧靠集中营的高墙边上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岗楼，上面架着机关枪，如果有人胆敢越过隔离带的话马上就会被打成筛子。岗楼上的卫兵一律着警察制服，估计是为了掩人耳目------如果有外人碰巧来到附近，见到高墙里面岗楼上的警察就会以为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刑事监狱，绝不会把它和间谍犯集中营和训练学校联系在一起。
终于，在我来的第八天，我和一小队犯人一起被带到了集中营的体育训练场。进去以后，我们才发现观众席上坐了不少管理人员（着蓝色制服）和犯人（着黄色制服）。我们这一小队人被告知今天轮到我们与管理人员（实际上是日本间谍）进行格斗比赛，看来这是一项经常性的活动，今天把我们这一小队人带来是因为我们这几位都是在几个月之内新来的，还都没有经历过这种比赛。
比赛的规则是比较残酷的，没有体重级别的区分，不带任何护具，没有裁判来喊停，结束需要一方被击倒读8秒不起或主动认输，击败了一名对手的人可以选择继续挑战对方剩下的人。在技术上，除了不能使用口咬，挖眼，抓发等极端手法和禁止对裆部，后脑和太阳穴的攻击外的其他技法都允许使用，这有点类似于终极格斗比赛。日本人是很爱好武术的，国内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武术：空手道，柔道，柔术，合气道，唐手道，踢拳道，剑道，日本少林拳，甚至连相扑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武术。犯人们一般都是情报人员，但实际上真正的间谍是很少接受系统的格斗训练的，因为他们不是特种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动武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自卫手段。T机关内部的大多数情报人员除了在开始的在特种部队的军事训练中接受一些格斗训练外，平时是没有人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格斗训练的。行动部的特工平时要接受一些训练，但多数是射击，爆破，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等现代技能，徒手和冷兵器格斗接触得很少，因为以这些东西为主流战斗手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学习一些最简单实用的徒手搏斗方法。世界各国的情报机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我倒是常练功夫，不过那完全是个人爱好。
在比赛开始后，不出我所料，前几名犯人都被日本人很容易地打倒了，有一位甚至打了不一会儿就抵挡不住主动认输了----这些日本人都有点功夫底子。一位俄罗斯犯人桑勃跤玩得不错，估计是特种兵出身的情报军官，屡屡把日本间谍摔倒，但却被一名日本特工用拳打中小腿-----自脚踝往上四横指的部位是人的腿上最薄弱的部分，一旦在踢向对手时被对手用拳击打则疼痛难忍，甚至骨折。俄罗斯人一倒下就站不起来了，因为一条腿已经没法支撑他站起来了。
我故意等到最后一个上场，以便尽量多地观察和研究日本人的技术特点。在格斗方面我还是很自信的--------别的男孩子一般都喜欢研究最新式的军用飞机、舰船和坦克等，而我却钟情于徒手格斗这种人类最原始的战斗方式。虽然格斗显得原始，但这并不代表它是简单的，从某个角度来讲，它可以说是所有战斗方式中难度最大的。因为一名军事家在战争过程中可能有一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对敌人发起攻击或如何对敌人发起的攻击进行防守，而一名格斗家在对打中甚至连一秒钟用来考虑如何攻击和防守的时间都没有，徒手对抗中靠的全是反应和意识，平时训练养成的本能反应至关重要。我上初中时受美国动作片的影响很喜欢练拳击，高中时练习跆拳道-------这两者的缺点都是技术不全面。上大学时开始与别人亦练亦学地钻研起了散打和中国式摔跤-------在北京上学的一个好处就是北京有不少散打和摔跤的高人，可以受到他们的熏陶。特别是在摔跤方面，京城里俗称“撂跤”，早在清朝时中央政府的御林军里就有一支类似于今天的特警部队的队伍--------“善扑营”，以摔跤等徒手格斗术为主要训练方式。“善扑”是满语“摔跤”的音译，今天的中国式摔跤也基本上是以满族的摔跤术为基础的，我就是满族人，自然不会放弃老祖宗传下的瑰宝了。除此之外，我也算涉猎了泰拳、空手道、截拳道和巴西柔术等各类中外搏击术，但我最后还是发现中国武术自身的丰富宝藏就已经够我们挖掘一辈子的了，那可是几千年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学问大着呢。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日本人骄气正盛，因为在前面的比赛中，除了那名俄罗斯人打败了两名日本特工外，其他的人都被打败或主动认输了。我现在就准备用中国功夫狠拼一把东洋搏击术。
我刚一上场，对手已经挥拳向我打来，我没有格挡，而是退避防守，向后退行，躲出了他的打击范围。在他最后一拳落空，胳膊向回抽时，我猛一出左手，抓住了他正在回收的右臂衣袖向斜后方猛扯-----用中国武术的行话讲，这叫破了他的拳桩，此时根本不用担心他会用拳脚打我，因为在我这一扯之下，他的重心被破坏了，连站都站不稳，手脚根本打不着我，就算他奇迹般地打着了我也无所谓，因为那样的拳脚肯定没力量。我随即一记右手重拳打在他暴露出来的肋部，随后右腿插到他的右腿后面，右臂搂住他的脖子，一个利索的“别子”把他摔在了地上。随后立即上步，右膝跪在他的腹部，右手掐住他的脖子，左手仍抓住他的右臂，并把它压在我的左腿上-----这样就彻底把这个日本人制服了。其实我在上场前已经选好了自己的战术，即在设法重击对手之后用摔跤和擒锁技术将其制服，这样就避免了在和日本人的拳来脚往中消耗掉自己的体力，用擒摔既可制服对手并使对手认输，又可以节省自己的体力，以便用节省下来的体力打败更多的日本特工。
这名日本人认输下场后，第二个马上就冲了上来。但他的功夫似乎还不如第一个，因为我看他冲上来时双手开得过大，身体中线暴露了出来。而身体的中线是人的要害器官集中区域，一定要保护好，如果暴露出来太多，用中国武术的话讲，叫门户开得过大，是很危险的。他一记冲拳朝我打来，但在他的手打到我之前，我的手已经打到了他-----我用的是标指，这个日本人的个子没我高，臂长上没有优势，再加上我用的是指，他用的是拳，指伸直了是要比拳长得多的，这就加长了我的打击范围，所以在我的手指插到他的咽喉时，他的拳头还在半空中，所以我打得到他，而他却打不到我----这就是中国武术中“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
日本人在挨了这一指后拳头立即收回来，用手去护自己的咽部，这一下的威力是不小的，武术中有拳谚讲：“拳打疼，掌打痛，指毙命”----讲的就是指的威力，同等的力量下，接触面积越小则产生的压强越大，指尖的面积远远小于拳头的面积，因此杀伤力也要大得多。我乘胜追击，跟上一步用右脚猛扫对方的小腿，此时他的双手正在捂着脖子，所以在这一扫这下他并无双手摆动来维持身体的平衡，所以一下子就摔在了地上。我快速抓起他的右脚向右侧一翻，使他背对着我躺在地上，同时用自己的左脚踩住他的左脚，这样又把他彻底制服了。此时观众席上的犯人们见我利落地制服了两名日本人，激动得放声高呼，有的甚至站了起来，一时掌声雷动，我还听到了兴奋的口哨声。
这时，我看见日本人的队列里猛地蹦出一个人来，快速向我走来。我放走了刚才被我制服的日本人，并向后退了退，和来者拉开了距离-----来者正是刚才打伤了俄罗斯人的腿的那位高手。来者走到离我两米远时也停了下来，并摆了个空手道里的预备姿势。
这个日本人与前两个不同，他并没有主动进攻，而是警惕地盯着我，准备让我先出手。我也将计就计，发出一记右前手直拳，出拳时特意侧身并暴露出右肋部。对方果然上当，一记前踢朝我没有掩护的右肋部踢来，我立即后退，并借着侧身的姿势猛地发出一记侧踹----退步侧踹是对付前踢的一个好方法，因为可以根据自己支撑腿的姿势来增加侧踢的打击深度，而伸直了的侧踢腿是一般是长于对手的前踢腿的，这就是中国武术中所谓的“放长击远”。同时，从力量上来讲，侧踢的力量也是大于前踢的，因为前踢时腿的力量的方向与身体整体的运动方向并不是完全一致，有一部分力已经在自已身体不同方向的运动中相互抵消了。而侧踢时自己的身体和踢出的腿是在一个平面内的，这样就可以使力量集中到了发出侧踢的腿上，杀伤力自然更大。
日本人在中了这一腿后退了几步，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但战斗力仍然旺盛，因为我在向前逼进时双腿被他用双腿绞住，然后他在地上一翻，把我也摔倒了。我没打算和他在地面上一决高下，于是便一倒地就用拳猛砸他的右大腿侧面，因为小时候打闹时我就知道那里有一个地方叫“麻筯”，一旦砸上就大腿发麻。在这一招奏效后，我剩其大腿麻筯时迅速脱离他的打击区域，从地面上站了起来。日本人站起来后，马上要对我发动进攻。但在他逼上来准备出招时，我打了一个迎击，用的是小时候打架时最喜欢用的“王八拳”---不过我用的可不是普通的漏洞极多的“王八拳”，而是以速度为基础的前手盖拳连击，一般一出手至少四下，小时候用这一手屡试不爽，只是后来有高人指点，在砸的时候不要砸对手的头部，因为人的头盖骨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之一，用的力气太大了，很可能对手的脑袋上只起了几个包，而你自己的手指却骨折了。所以我后来都把打击目标放得低了些，落点选在了眼睛和太阳穴的高度，这些部位更要害，而且这个高度的拳法也更利于出击时对自己中下盘的保护。这一下子就是四拳，把日本人打退了几步，但并没有摧毁他的战斗力，他马上又要进攻，但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迎上去又是一击。他刚才上盘中拳，所以手仍放在靠上的位置，我一记重拳正打在他的胸腔与腹腔之间的横膈膜处。我在出拳时特意将拳头由外向内旋转，以打出钻劲来----李小龙的“寸拳”利用的也是这种旋转出拳的力量。当我的拳头击中目标时，我听见了“咯”的一声----人的横膈膜是由软骨构成的，这一拳正打在了软骨上，所以发出了这样的声响，由于横膈膜正是人体重心所在，这一击一下子把他倒在了地上。他想站起来，但这次却站不起来了。
观众席上一片寂静，恐怕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了五六秒左右，代之而来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和犯人们的欢呼声。这下子，日本人那边好像也没人再主动冲上来了，剩下的人只是互相地看了看，没人起身迎战。日本人的座位那边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站了起来，我以为他是要来和我对打的，但他却用手指着我让我过去。我走过去时，他命令“狱卒”们把犯人全带回去，今天的比赛到此为止。
我被带到了一座办公楼里，并被领进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口的标识说明这是北野指挥官----集中营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室。
北野指挥官告诉我我将担任日本特工的格斗教官，我装作高兴地答应了。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地机会观察整个集中营，以寻找机会逃出去。尽管这里戒备森严，但我从第一天起就没断过要逃出去的念头，但平时大部分时间被关在牢里，现在日本人发现了我有利用价值就让我执教，而我却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利用他们。
后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教一队一队的日本特工中国功夫，但故意把基本功训练的时间尽量拉长。同时我也发现我并不是唯一的格斗教官，还有一名北朝鲜人也在教，他叫朴正圭，我在一次下课回牢房的路上和他搭上了话，他是朝鲜人民军第八特种部队的军官，2001年从海路渗透至日本执行对日本自卫队的秘密侦察任务时被日本特工人员秘密绑架。他会一些英语，但因为只是特种部队军人，而非情报人员，所以说的不是太好，但还是可以进行交流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还向北野指挥官请示让我们长时间在一起研究格斗教学，日方批准了。实际上我们是在一起研究如何从集中营里逃走，他也常考虑这个问题，但觉得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很难逃出去。而我则面对着比他还大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我在被绑架后发现自己在秘密工作方面的自信已经被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落入敌手的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全改变了，这是一时难以适应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信心方面的问题，以往在秘密工作中我总是很有信心的，但现在我发现我很难再集中精力认真思考和秘密地做准备，因为我已经不敢再迷信自己的力量了。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管理方式也摧毁了我的斗志，这里的生活环境比较舒适，每天有吃有喝，还有娱乐，我有时发现我好像有点乐不思蜀了。我和一名来自英国MI6的犯人聊天时，他甚至说如果不是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解决的话，他可能都不会想到要从这里逃出去。日本人在控制人的思想方面的确有一手，一方面有武力的威胁使你不敢逃走，一方面创造这样一个安逸的环境来让你甚至不想逃走，让人自己都不再向往外面的自由。有时他们特意让我们听一些特殊的音乐，对我们进行心理暗示-----让我想起了日本人在占领中国东北时采用的愚民政策，让中国人学日语，按日本方式生活，在学校里也让学生们听一些靡靡之音----看来日本人至今仍擅长用音乐来控制人的思想。
而现在和朴正圭在一起，我则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他是宁死也要逃出去的，哪怕不能活着回到朝鲜他也要逃出日本人的集中营。他的决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们决定一起逃出去。我问过他以前有没有人试图逃跑过，他说自他来以后还没听说过，因为没人敢拿自己的身躯去试日本人的机枪子弹。但他告诉我，自他来以后不少犯人都神秘地失踪了。我觉得大概是日本人认为这些人没有利用价值或者已经用完了他们的利用价值就把他们除掉了，没必要白养着他们，而且让他们活着的话，一旦他们逃走则日本情报部门将遭到沉重打击。我说他们是不是被带到外面枪杀了，朴正圭心情沉重地摇了摇头，告诉我他曾偶然发现一个犯人是被警卫拉进营区东面的一个神秘的小楼的，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但后来一次他竟发现有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出入那座小楼。他这一说，我马上就想起了日本人以前搞的731部队，既然这里是训练间谍的地方，那么对一些行动特工进行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包括发动细菌战的训练是很正常的，而这里又有这么些需要被灭口的活标本，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可以想像，当我和朴正圭的功夫教得差不多时或日本人对我们的教学不满意时，我们就会成为日本特工的试验品。情况十分严峻，我必须尽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着手制定逃跑方案，一定要尽早逃出这个魔窟。
一天，北野指挥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问了我对目前自己教学的想法。我说了些技术性的东西，想迷惑迷惑他，但他似乎是很懂格斗的，还专门提出要我教日本特工对付地面擒锁的技术。离开他的办公室的路上，我忽然意识到了一点：他为什么要强调让我教日本特工对付地面擒锁的技术呢？我在和日本特工比赛和教他们功夫时从来没有用过这方面的技术，也从未说过自己擅长这个。他怎么会专门想到这个呢？我不由想起了在救林新时和那个留着马尾辫的人的搏斗-----他用的正是柔术里的地面擒锁技术，而我设法打破了他的擒锁。我这下子似乎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了----绑架林新只是个圈套，日本人想绑架中国的行动特工训练他们的间谍才是真的，山口组那样有着雄厚实力的黑社会组织是不会靠绑架一个中国女孩来勒索一笔并不是很大的赎金的。他们绑架林新是考虑到林新父亲的特殊身份，估计中国肯定会派行动特工来解救她，可以借机顺利地将其绑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交完赎金后，马尾辫仍让我留下，而把林新放走。这样看来，马尾辫可能不是单纯的黑社会人员，而是为日本情报组织服务的外围人员----日本情报组织历来就有与黑社会合作的传统，日本侵华时期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黑龙会”就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扶植的前日本浪人等黑社会分子组成的。看来日本人诡计多端，在逃跑时一定不能轻敌。
2002年11月7日22：47-------东京时间--------我外出失踪八小时后
老佟在使馆屏蔽室里表情严肃地告诉机要员向国内T机关发报，主要内容为“236号情报员14点半左右外出至今未归，怀疑被山口组或日本特工绑架，但目前尚无法排除其叛逃或出走的可能。”
2002年11月8日10：15-------东京时间
老佟走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街上，试图寻找236号情报员留下的痕迹。如果再没有线索他就要向警方报告，尽管236失踪不到二十四小时，但外交人员的敏感身份是会使日本警方重视的。
使馆区严备森严，随处可见日本警卫人员。藤森在逃离秘鲁后就隐蔽在东京使馆区内的一间小房子里，不用怕秘鲁特工机关将其抓回。老佟先是询问了附近几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没看见什么异常情况。当他又问到一位家在附近的老太太时，对方说看见昨天下午有一帮警察把一个年轻人塞进了一辆汽车，但她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她离得有点远。老佟一听，觉得警察大白天抓外交官的可能性不大，就问她对方的车是不是警车，老太太说上面没有警用标志和警灯。老佟觉得奇怪，一般来讲，穿制服的警察都是开带标志的警车的，很少有一帮穿制服的警察挤在普通的汽车里，更何况老太太还说他们都全副武装的，他们应该坐在巡逻车里的。老佟又请老太太想一想其他的细节，老太太说年轻人好像出示过一个证件，但被警察撕了后e扔到了路边的下水道里。老佟这下子更加怀疑了，撕别人的证件不是警察正常的作风，而且可以对警察出示以免遭拘捕的证件只有外交人员证件，连本国警察和特工的工作证也没有这个效果----警察和特工人员犯了法也要被抓,拿出证件来也没用,而外国外交官却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驻在国警察的拘捕。老佟谢过老妇人后立即跑到她所指的那个下水道，这个下水道早就停用了，所以下面是干的，老佟用力搬开上面的带空隙的盖子，手伸下去直接取出了他在上面看见的东西-------被撕毁的236号情报员的外交人员证件。
2002年11月8日15：42-------东京时间
东京警视厅外事课课长本上冠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向东京郊区的方向望去。他刚刚在会客室里与来访的中国使馆政务参赞和公安部驻日本警务联络官会谈过，是关于一位来日本出差的外交官失踪的事情，中国使馆已经向负责使馆区治安的警察部门报了案，因为据目击者称这名外交官是被一帮穿着警服的人绑架的，在路边的废弃的下水道里还发现了他的被撕毁的外交人员证件。这是一起严重的绑架外交官的案件，而且作案者还穿着警服，现在有关的调查工作已经正式开展。
那名失踪的外交官倒不是第一次引起他的注意了，他的手下就在这名外交官失踪的前一天晚上对他实施了跟踪以确定他是不是中国间谍。结果尽管他的人没有发现他从事什么间谍活动，但也基本上确定了这个人是个特工人员，而非普通的外交人员，因为此人明显擅长反跟踪，并在一座大厦里巧妙地甩掉了跟踪。后来，在使馆区值班的人报告当天深夜他又带着一名女孩在几名持枪武官的掩护下乘使馆的奔驰车进了使馆。现在他被人绑架了，这件事显然不像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其幕后可能隐藏着什么大的阴谋。想到这里，他意识到最近两年来东京已经先后失踪了几十名外国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外国特工。但案子一直没破，因为绑架者逃得很快，而且没留下什么太多的线索，冒充警察绑架外国特工也不是第一次了。本上冠主管的外事课就是负责“搜查”（日语片假名，意为侦察）这类案件的，所以他对这种事情也不陌生了。但不知为什么，最近只要一想起这些失踪的外国特工，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北野俊矢这个人。北野俊矢原来是东京警视厅SP人员（即保安警察，负责对要人的警卫），擅长柔道和剑道。年龄大了以后转而从事刑事搜查工作，成绩斐然，升职很快。但后来因一些政治上的偏激行为和言论而被调去管理设在东京郊外的一个警察训练基地。本上曾在警察训练基地训练过，和北野有点交情，类似这样的训练基地在东京郊外有好几个，有的不仅是为东京警察提供在职培训，还为来自地方上的警官提供训练。北野负责的那个主要是面向地方警察的，因此平时不是很忙，但北野却似乎很注重对他自己手下的管理人员的训练，经常可以看见他们在不值班时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这倒没什么好奇怪的，但问题是，在他参加过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负责对国内敌对组织和人员进行政治侦察的公安调查厅曾提到过在北野在被调任后他们仍对他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监视，但未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呆在训练基地里面的。公安调查厅人员对训练基地也进行过监视，但也没有发现什么。该基地后面是大山，有时可以看见有的管理人员在山里进进出出，而在该基地培训的外地警察则一律不允许进入大山，那里还有武装警卫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北野称那里是装备库和后勤仓库以及管理人员居住区，为防止出现武器丢失等情况的出现才采取严格保卫措施禁止其他人员进入的。自那时起，那座神秘的大山就在本上的心里留下了印象，那些外国特工在东京像蒸发一样消失掉了，再也没有音讯，警察的耳目们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对这一点，他总觉得有些奇怪，只要是在城市里失踪的，总得活着见人，死了见尸呀，而且他也总是觉得他们是被藏在了北野控制的那座大山里，但这似乎有点可笑，他看不出北野抓一大帮外国特工干什么，总不会是当刑警抓人抓惯了，现在不抓人了太难受，所以找些外国特工抓吧。这时电话响了，是负责使馆区的警察打来的，说有名使馆警卫人员在警方的调查中说他曾干涉过绑架事件，但一个穿警服的人向他出示了外事课的证件，并说是在执行公务。外事课？！胡扯，我这个外事课长怎么不知道昨天抓了人？更何况外事课人员抓人时全是穿便衣的。去他M的北野吧，我得先从这儿查起。（未完待续）
第九部分 间谍不会死（三）
2003年1月6日10：23------东京时间
我装作散步沿着隔离带的铁丝网来回走动，实际上是在暗中观察隔离带的情况。我经过的几个岗楼上的哨兵都向我摆手----------我是他们的格斗教官。每两个岗楼相距十几米，上面有哨兵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我在特种部队接受偷越国境的训练时知道，相邻的两个岗楼上的哨兵的观察范围是有一个盲点的--------在两个岗楼的正中间的延长线上的某一点是两个哨兵观察的死角，因为岗楼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在离岗楼一定距离时哨兵是不会注意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眼睛总是向着前方较远的地方观察的。如果能到达那个死角，再借着夜色的掩护向前潜行就有可能翻墙出去。天黑的时候哨兵会用探照灯来回巡视，但探照灯就更照不到岗楼下面的死角了，因为它的活动范围比人的眼睛的视界还要小，而且按照灯是无法一秒钟都不离开任何一个地方的，因为它要不断地来回巡视，只要身手足够敏捷，躲过探照灯这一方法还是很可行的。但问题是，我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就算我翻出了高墙也有可能迷路而被卫兵抓回。因为从空气等因素判断，这里应该是郊外，不像在城市里可以找到路标等。有时我在走到集中营的另一头时可以穿过高墙的障碍看到前方的大山----这里是被一座大山环绕的，看来整个集中营处于一座大山中。这里应该是东京的远郊，因为我在和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犯人交谈时，这位对日语有深入研究的SVR特工告诉我，这里许多看守兼特工是带着东京口音的。外地的人可能会大批涌入东京，东京的本地人一般是不会大批跑到离家大老远的地方的，这证明这些人的家就在东京，他们只是在郊区上班。这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只要能冲出郊区到达在市区的中国大使馆就行了，到时候自然有办法使我回到中国，至少可以把我装入一个大的外交邮箱------外交邮箱也享有外交豁免权，是免检的。我目前的任务是尽量多的了解相关信息，为逃跑行动做好情报支持。
2003年1月6日10：27------东京时间
北野俊矢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下级报上来的阶段训练报告。对这支队伍他是倾注了不少心血的。除了他在训练基地的老部下外，他还专门物色了一些社会上的各类人员，包括一些退伍军人，退役的运动员和黑社会分子，组成了现在他正在训练的这支力量。他的队员们都很拥护他，因为他们信奉北野指挥官的信条。这些人都对日本现政府和社会不满，退伍军人为国家尽了力，现在却找不到工作，退役的运动员中只有少数才会成为教练，其他的水平不是特别高的人则只会体育技能而别无谋生手段，黑社会分子自不必说，其中不少都是刑满释放犯，他们很乐于推翻日本现政府和报复社会。北野就是要把这些素质参差不齐的人训练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突击队，在合适的时候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日本政府的胸膛--------这里就是东京的郊外，他的战斗队员们可以化装成去市区平暴的机动队员（注：日本警察的机动队相当于中国警察的特警队），乘上训练基地的装甲防暴车直接杀向日本政府设在东京的各个要害部门，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由现役警察人员指挥发动的武装政变。
北野一向厌恶现政府，在他的这种情绪表现出来后，他被警视厅高层从刑事搜查部门调到了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从事警察边缘业务，这更加深了他的仇恨------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日本警察中的精英，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二十二岁就被挑选至东京警视厅的一个SP要人保护小组，在小组中他的各项技能都是突出的，柔道，剑道，射击等他都远远高于他人。但在他直接为政府和议会领导人提供人身保护时，他发现他是如此地讨厌这些政客们，他把他们视成一帮愚蠢的官僚，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他这个精英警卫人员当成杂役，让他干各种各样的杂活，跑腿，替他们办私事------现在他还对此耿耿于怀。后来，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从警卫的岗位上被调到了东京警视厅的刑事搜查部门，成了一名刑警。在刑警部门，他仍然競競业业，出生入死，屡破重案，在抓人的时候他也总是冲在最前面。当他的下级要求冲在他前面时，他总是给出一个理由：“我是贴身保镖出身的，你们的功夫哪里赶得上我？”他自认为自己对刑警工作的热爱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曾经为破案一个多月都没回家。他对部下很爱护，很关心他们，但同时对他们要求极严，有人甚至说他对部下的管理中可以看到武士道精神的影子。但北野对警视厅的高层也十分不满，因为他觉得这帮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官老爷们根本不考虑一线警察的安全和生活待遇，只想着往上爬，他也因此得罪了一些高层人士。
后来，北野在警察内部会议上经常流露出对现政府及警察高层的不满，并多次进行讥讽。后来竟公开参与一些市民反对政府的活动。这是警察高层绝对不能允许的，结果北野被调离在刑警部门的刑事搜查五课课长的重要职位，到了东京远郊的警视厅第二警察训练基地任主任。这时的北野心里早已恨透了这帮官僚，他开始积极准备让这班官僚失业，开始筹建自己的秘密军队。在秘密地召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后，他在自己的训练基地的老部下的基础上把这批新人添充进去，组成了几个分队，并开始全方位地对他们进行训练，以执行将来的突击任务。但成事前的保密工作是关键，否则日本政府只要派来一支陆上自卫队，他的这支部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因为从装备，人员和训练来讲，他的这支部队只是准军事性的。在一支正规的军事力量面前，任何准军事组织或政府机关的抵抗都会被迅速摧毁。北野深知这一点，在二战时德军占领法国期间，法国警察不畏强敌，发动了反对德国占领军的起义，但由于双方在人员，训练和武器方面都相差悬殊，警察的起义最终被德军镇压了，所以在法国老百姓眼里，警察是不折不扣的英雄，法国至今也仍是世界上警察最受老百姓热爱的国家之一。但如果北野能够出其不意地对日本政府本身发起攻击，制服警卫人员，则可以直捣黄龙，打赢这场不对称战争。但这之前要掌握确切的情报，以发动精确的打击，这就需要这支队伍要有强大的情报活动能力，但北野自己只是个警察，手下的人里也没有有情报工作背景的，为了训练出合格的间谍人员，一定要有人来对他的队员进行专业的间谍训练，但显然他是不敢请日本政府的特工人员来讲课的。但北野想起自己在做刑警时曾与警方的反间谍部门合作过，了解一些反间谍工作，也结识了一些反间谍警察。北野收买了其中一个人，并要其向他汇报反间谍部门对外国特工的监视情况，这样他就知道了哪些外国人是间谍，再让其队员将其绑架，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有时在白天绑架时为掩人耳目，竟让其队员穿警服做案-----他们中有的人就是警察，所以这一点太容易了。为了应付可能的外来干涉，他们还专门伪造了警视厅外事课的证件，因为外事课是专门逮捕外国人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现在，他已经先后绑架了几十人，目前在营里的还有三十多人，有的已经被他灭口了，留着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很可能会使自己的政变企图功归一篑。这些要被灭口的人都是被送进他的生物与化学武器实验室的--------他也考虑过，一旦武装政变失利，他就要效法“奥姆真理教”首领麻原彰晃，用毒气来对付日本政府。
他的突击队训练基地兼外国间谍集中营设在警察训练基地的后面的大山里，他也因此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第二警察训练基地北野主任的，一个是“新日本突击军”北野指挥官的。秘密基地的入口处有武装警卫值勤，集中营设在秘密训练基地的中间，并设有带机关枪的岗楼。他从不允许自己的突击队以外的任何人进入秘密基地，所以才设了武装警卫，托辞是防止装备库武器被盗。而他的秘密基地本身就已经够隐蔽的了，他本人亲自在建秘密基地时把它选在了一个不容易找的地点，从大山中的一个相对狭窄的入口才能进入设在里面的基地，颇有点像中国古代作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写的桃花源的入口。
现在，他的准备活动已经有两年多了，队伍的士气也处于较高状态，现在似乎是行动的时候了。其实他原来打算借去年世界杯足球赛在日本和韩国举行之机发动政变，让整个世界震惊。但其在警察反间谍部门的内线告诉他公安调查厅的人将在那一段敏感时期对他严密监控-------公安调查厅对他监控说明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很受怀疑了，因为公安调查厅的主要业务就是对国内的反政府活动进行政治侦察------看来不能再等下去了，否则会夜长梦多。一旦基地暴露，日本政府就会打他个措手不及。今天是1月6日，他初步打算在1月20日发起突然袭击，之前得抓紧进行战前动员，同时把那些外国间谍全部处理掉。
2003年1月11日16：03------东京时间
我和朴正圭拿着冲锋枪指向蹲在我们面前的三名警卫，在平暴部队赶来之前仅凭我们俩的力量来对付大批的突击队员是不现实的，除非我们能像香港电影里的周润发那样总有打不完的子弹，打起枪来不用瞄准，挨上十几枪也不死，而且对手也不知道隐蔽，总往枪口上撞才行。现在我们最佳的选择就是设法使其他被囚禁的间谍冲出牢房，到装备库去夺取武器，然后选择有利地形和障碍物，一直坚持到增援部队的到来，如果能在这之前出其不意地突袭北野的指挥部，打掉其指挥系统就更好了，但现在我们的行动已经暴露，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我开始意识到囚禁我们的不是日本特务机关而是一伙恐怖分子是因为在一次教学中，一个学员说我教他的一些中国擒拿技法很有威力，和他在警校时学的一些合气道反关节术很相象。警校？我好像不只一次听这些学员们提到他们在警校时的训练了------的确，日本的对外情报机关----内阁情报调查室是有从警察中挑选其特工人员的惯例，而且其高层人士也的确以警察出身的人居多。但它所挑选的一般都是有一定经验和阅历的人，以年龄较大的刑警和外事课反间谍人员居多。而我训练的这帮人大多是些毛头小子，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年轻人一下子被对外情报机关选调呢？于是我特地问他：“你警校毕业后在实战中使用过那些技术么？”他说：“没有，我没在一线干过，毕业就被分到了训练基地。不过我们这里有人以前做过巡警或在警署干过。”警校一毕业就被分到了训练基地？那这个所谓的训练基地一定是警方的训练基地了，以前还有人在巡警部门或警署工作过？那他们就是负责治安的警察，而不是特工人员了。从巡警和警署挑选特工人员也是不合常理的，因为他们都是综合执法部门，没有刑事侦察的经验。这么说我这个学员是完全意义上的警察了，而且是在一个警察训练基地工作，但我却看不出对警察进行间谍训练会有什么直接的效果，就算教的是负责侦察工作的刑警也未必就和他的业务有什么共通之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间谍和刑警的工作理念正好是相反的，刑警是执法的，而间谍有时是专门破坏法律或钻法律的空子的。刑警的任务是发现别人做过某件事情后留下的痕迹，而间谍的宗旨是做事不留痕迹。刑警最看重的是证据，没有证据就算抓到了人也没用。而间谍则不同，即使你有证据抓不住我也没用，因为我已经跑回我自己的国家了。
为了不引起这个学员的怀疑，我没再问下去，而是在指导另一名学员时装作不经意地问到：“北野指挥官好像很懂格斗，不知道他是练什么功夫的。”“北野君可是警视厅SP出身的，SP那帮人可都是柔道和剑道的高手呀。”SP？那是日本保安警察Security Police的英文名称的简写，相当于我国公安警卫部门，为政要提供贴身警卫。“那他直接就从SP来了这里？”“北野君还在警视厅当过刑事搜查课长，后来调到训练基地当主任。”从刑事搜查课长直接调到训练基地当主任？看来这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警察单位了，和间谍似乎没什么联系，那北野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抓外国间谍训练一帮以警察为主的人呢？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些退伍的自卫队人员，还有一些人好像没服过兵役或当过警察。那个在格斗比赛中被我击中横膈膜的功夫较好的人居然是一位退役的踢拳道（即日本式泰拳）运动员。
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现在问题已经很明朗了。我此前也一直纳闷为什么日本特务机关会绑架外国特工来教一些没有其本国特色的课程，如通用的情报工作基础理论，日本特务机关完全可以让自己的特工专家来不遗余力地教这帮人，何必要冒险绑架外国人来教这些日本特工部门自己完全可以教授的东西呢？更不用提让外国人教课时语言上的一些麻烦和他们可能使用一些欺诈手段了。现在我开始明白了，原来这些人不是日本特工，而是在背着日本当局搞一些秘密间谍训练的人，现在也基本上查明它是以一支警察人员为主体，加上退役军人和运动员等各种人员的杂牌军，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起了那座恐怖的小楼----现在已经知道它不是日本政府为制造生物和化学武器而建立的了，但一提这些武器我的思维马上跳跃到了沙林毒气上，此前已经有过邪教组织发动化学武器袭击和枪击警政署长的事件了。非政府支持的研发生化武器的活动只能是恐怖活动了--------这伙人是恐怖分子。既然他们一切背着日本当局，那他们肯定不是帮日本政府袭击外国目标的，否则日本政府方面肯定会出人训练他们。由此可见，他们是想对付日本政府的。
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朴正圭，他也同意我的看法。如果他们是恐怖分子的话就更危险了，但总的来说情况应该是有好转了，因为我们似乎可以想办法向日本政府求援了，不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是被淹没在敌人的海洋里一样，围困我们的其实只是一个湖，再向外就可以脱身了。现在只要向中国大使馆或日本当局打个电话情况就会有转机。
我对朴正圭说：“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通知外面这里发生的事，有人会来解救我们并对付恐怖分子的。同时争取把所有被囚禁的间谍联合起来，我们可以逐渐地通知到每一个人，并规定好联系方式。”朴正圭有点犹豫：“这会不会走漏风声？”“有可能，但这些人应该明白利害关系，现在不是还有犯人在不断神秘失踪么，就算剩下的人帮了北野最后也难逃一死，而且他们都是特工出身，应该知道怎么进行秘密工作。我们可以用摩尔斯密码联系。”“摩尔斯密码不保险，”朴正圭说：“你不是说这伙日本人里中有退伍军人嘛，说不准哪个就懂这个，这太冒险了。”“是呀，得先想办法通知大家才行。”
但是，还没来得及通知大家，我就在第二天和朴正圭被四名武装警卫叫出来了，说北野指挥官要见我们俩。我和朴正圭都应该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平时从来不会有四名武装警卫来找我们的，估计是北野也要把我们处理掉了，因为我们俩都可以徒手杀人，先把我们除掉了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顾虑了-----看来他们很快也要对日本政府动手了。
我和朴正圭对视了一下，我们都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在路上，四名持枪警卫和我们保持了距离，我们徒手夺枪的胜算很小。在这个生死的关头，我却发现我并不怎么害怕------因为这种监禁的日子已经使我有点麻木了，在丧失了自由的情况下，我对生死的看法也有点麻木了，活着我没觉得是多么大的幸福，死了也并不意味着多么大的痛苦。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技术方面的东西，是能不能取胜的问题-----现在对我来说，输赢的区别比生死的区别更重要，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在这最后的较量中打败敌人，对于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
路上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很庆幸朴正圭也没有贸然动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好事，因为我们正被他们引向那座神秘的小楼-----也许进了楼里就更难反抗了，但进了里面以后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拼死一搏了。
我装作不知情地问到：“北野指挥官的办公室怎么在这座楼里了？”“他临时在这里，可能找你们有要紧事。”一名警卫回答道------他在我的学生里格斗是比较出色的一位。要紧事？是送我们上西天吧。
我们进了楼里。刚一进门的地方有两名拿着冲锋枪的警卫接管了我们，他们都穿着防护服，头上也戴着防毒面具，让我想起了一部老片子《卡桑德拉大桥》里面列车上的那些警卫人员。那四名警卫向他们交接完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穿防护服，我们由这座小楼里的生化部队人员接管了。两个人中的一个用枪向前摆了一下，示意我们走在前面，我看了朴正圭一眼后就指向门外说：“北野指挥官不是在那边站着呢么？”在两名警卫回头看去时，我冲向离我最近的那个，右拳猛击他因双手持枪而暴露出来的右肋--------他的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显然不适于击打。他马上疼得弯曲了身体，我接着用左手抓住他持端着枪的右臂，右手用手掌边缘，即手刀劈向他的后颈部，那里没有防护用具的保护。抓住他的胳膊后再打的方法属于中国武术里的“控制打法”，即控制了敌人的进攻武器后再进行击打，这同时也可以避免敌人向我开枪，因为当有人从后面掐住了你的右臂的话，你右手拿的枪无论如何也打不到他。一下，两下，三下-----三记连续的手刀攻击后，敌人倒了下去--------后颈部是人体最要害的部位之一，遭到重击后则轻者昏迷，重者丧命。朴正圭此时也搞定了另一名警卫。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换上了警卫们的带着防毒面具的连体服，拿起了冲锋枪。现在我们得快速行动了。如果现在去解救犯人很可能出问题，因为尽管现在防毒面具的掩护可能使别的警卫认不出我们，但戴着防毒面具去监管区肯定会让人生疑，因为防毒服只是在楼里的人为防气体泄漏而随时穿戴的，就算我们冒险去了，在和其他警卫说话时我可不敢保证我和朴正圭的日语都到了可以让人觉得就是日本人的地步------其实日本人是亚洲人中最难冒充的，因为日本人的种种礼节很容易使假冒者露馅。
现在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可以选择电话或电子邮件，前者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各个办公室里肯定有电话的。刚才我们搜了那两名警卫的身体，但没发现手机一类的东西，估计在内部是不能随身带着的，因为这可能导致被外界窃听。我和朴正圭持枪上了二楼，可以走廊里有一些走动的人，他们也都带着防毒面具，在这里能区分不同的人标志就是衣服上的号码----这样我们可能被那两名警卫的熟人认出，我们把他们的尸体拖进了楼下的厕所，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发现，我们得赶快行动。朴正圭的身高和他冒充的那名警卫的身高差不多，就走进了前面的一间屋子，桌子上摆了一部电话，屋里有一个人坐在一边摆弄着一些瓶子。朴正圭指了一下电话，然后过去顺手拿了起来，但他发现这只是一部内线电话，无法向外打。我们可能来不及挨个屋子找外线电话了，我也走了进去，顺手把门关上。屋里的那个人回头看我，我用冲锋枪指着他的脑袋，问他哪里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这个人的声音很平静，告诉我这个楼里没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我向朴正圭示意了一下，他一枪托把这个人打晕了。我们现在的选择应该是赶紧离开这座楼，免得一会儿被人发现后包围起来。我们俩赶紧出了楼--------本来这里是个战略要地，控制住化学武器才是最重要的，但我们的力量还明显不够，而且我们必须先通知外界，因为如果没有援军的话，就算全体犯人都被武装起来也可能对抗不过这支由恐怖分子组成的突击队。
现在我们只能向边上的装备库走去了，那里可能找到对外的电话，如果能占领那里的话，我们没准能找到更威猛的家伙，以少胜多才会有可能。我们快速进了装备库后，在门口的哨兵奇怪地看着我们，穿着防护服的人怎么会来这里，我用手在耳朵边比划了一下，又向外指了指，表示要打外线电话，对方竟用手朝一楼的里面指了指。我们点了点头就走进去了，进去时我仍暗中观察他，免得他已经识破了我们并趁我们不备从后面下手。一进装备库，除了库房外唯一的办公室就是值班室，三名穿制服的警察坐在那里，我一进去便用冲锋枪对准了他们，朴正圭示意他们不要出声。对方显然惊呆了，我走过去拿起了电话。拨了老佟在中国大使馆的办公电话-------这样从外面直接打进的电话是百分之百要受到警视厅和公安调查厅的窃听的，但这样更好，可以使他们更早地知道这边的情况。
老佟在听出是我的声音时显然有些吃惊，我简要地告诉了他这边的情况，并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方位是东京警视厅第二警察训练基地--------放电话的桌子上一本信笺上的抬头这样写着。这时我们听见外面传来了一片噪杂声-------估计是警卫的尸体被发现了，不过我们现在手上有三名人质，估计可以抵挡一会儿。老佟在电话那边说他马上通知日本政府组织营救，然后我们就中断了通话------日本政府的反间谍部门已经听到我们通话的内容了，他们会更早就采取行动的。2003年1月11日16：05------东京时间
公安调查厅的石桥课长接到监听值班员的汇报，一名中国间谍从警视厅第二训练基地向使馆电话报告，他们和一些外国间谍被北野囚禁，后者准备发动对日本政府的攻击并备有生化武器。情况看来很紧急，石桥马上给警视厅打了一个电话。
2003年1月6日16：12-----东京时间
日本警视厅第六机动队第七分队的队员已经登上了直升飞机，他们是这次突击行动的尖兵。其他分队的队员也登上了装甲防暴车，跟随着前面的公安调查厅和警视厅的车辆向第二警察训练基地进发。公安调查厅是主管对国内反政府势力的侦察工作的，但它只是一个文职特工机关，没有任何用于平暴的准军事行动力量，所以现在它在和东京警视厅的有关人员及作为作战主力的第六机动队一起向北野的基地开进。鉴于北野曾在警视厅多年，这次行动除了警视厅高层人士外几乎没有任何部门的人知道，由一位高层指挥官直接带领机动队员配合公安调查厅逮捕北野。直接执行作战任务的警视厅第六机动队是警视厅所有机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日本赛场的保卫工作就是由第六机动队负责的，而乘坐直升飞机执行第一批次突击任务的第七分队又是第六机动队中最精锐的部队，专门负责反恐任务。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他们本来可以秘密潜入北野的基地，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但那名中国间谍在电话中说他已经进入了北野的装备库，那北野现在应该察觉到他已经向外面打电话了，行动的保密性已经无法保证，所以干脆就让机动队的精锐突击队以最快的速度杀到现场。
2003年1月11日16：05------东京时间
门外的恐怖分子开始向屋里喊话了，让我和朴正圭无条件投降。我们俩让那三名警卫手抱着头站在门口，如果恐怖分子向屋里射击的话，他们三个将首当其冲。外面的恐怖分子说再给我们五分钟时间考虑，过了五分钟如果我们不释放警卫并缴枪投降的话他们就要采取行动。我看了朴正圭一眼，他向我摆摆手，也是一付视死如归的样子。不知援军什么时候能到，如果五分钟之内能赶到就再好不过了。我再次拿起电话，但发现电话线已经从外面被切断了。
估计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向外面求援了，那这时北野应该开始组织防御了，那些生化武器……糟糕。
2003年1月11日16：10------东京时间
值班室的门被一下子踢开了，一个黑色的小东西滚了进来。我已经躲在了放电话的桌子后，朴正圭也藏在了门的斜后方-----都是外面的人从门口观察不到的死角。而那三名警卫则仍手抱着头正对着门站着。一见有东西滚了进来，我和朴正圭都闭上了眼睛--------我们已经料到那是震眩弹，这里是警察训练基地，肯定不缺各种警用装备。像这种“劫持人质”的局面，对方肯定不会不借用催泪弹或震眩弹而直接突击的。但对方显然不会使用催泪弹，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戴着防毒面具，那扔进的东西肯定是更厉害的震眩弹了。
尽管我闭上了眼睛，但还是感觉到了震动和强光------这种强光可以使人暂时失明一分钟，其震动可以把人震呆，暂时丧失战斗能力。等我感觉到震眩弹的作用过去之后，我睁开了眼睛，看到那三名警卫正躺在地上呻吟着------震眩弹显然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果。这时，一名端着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出现在门口，在他向我们开枪之前，早有准备的朴正圭已经一枪让他的脑袋开了花。
朴正圭马上又向前爬到这名突击队员那里把他的尸体向里面拖，准备拿到他的装备，我把枪指向门口掩护他。我突然看见他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因为他在那名突击队员的身上翻出了另一枚震眩弹。
当这枚震眩弹被扔到门外后，我们听到了外面的人的叫喊------震眩弹对他们也起了作用。等震眩一过，我们立即冲出门外。但这时我们发现外面开始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增援部队到了。
为避免被误伤，我和朴正圭都脱下了带有防毒面具的连体防护服。等装备库门口的枪声稀落下来后，我们听见有人向里面喊话，如果里面还有恐怖分子，请立即缴械投降，否则格杀勿论。我和朴正圭立即向外喊，告诉了他们我们是被囚禁的犯人，他们一听到我们的外国口音就让我们马上出来。
我们和机动队员一起向装备库的里面走去。在我和朴正圭被困在值班室里面时，已经有不少武器被恐怖分子拿走了，但仍有不少武器在这里，如果里面还有残余的恐怖分子的话仍然是很危险的。在我们走过重装备库的门口时，从里面飞出一颗子弹，走在前面的机动队员倒了下去。我们马上卧倒，一名机动队员把枪向前探，枪口转向重装备库的里面，但另一名队员制止了他，说这里是重装备库，里面可能有之类的爆炸物，向里面开枪的话弄不好我们全得被埋葬在这里---------敌人在里面可以向外面开枪，我们在外面却不能向里射击。机动队员又开始喊话，但回答他们的是一句粗话，紧接着是一颗子弹，不过没有打到人，因为我们都卧倒着。我立即起身跑进边上的库房，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催泪弹或震眩弹，但没有找到，但却发现了一些Mils手榴弹（即中国人俗称的“癞瓜”手榴弹）和较长的木柄手榴弹。我看了看木柄手榴弹，又看到了墙上写着的“禁止烟火”的标记，马上有了主意。
我拿着一颗木柄手榴弹回到了原位置，朴正圭见我拿了颗手榴弹过来，以为我要往里扔手榴弹，急忙说：“你疯了么？往里扔手榴弹？”我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问身边的机动队员带没带烟，一名机动队员从口袋里掏出了我一盒烟递给了我，我拿出了一根烟后又向他要了火柴，朴正圭等人仍然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点燃了香烟后，用烟头去烤手榴弹的木柄，一会儿木柄上就开始冒了烟。然后我把手榴弹扔进了库房。
里面的那名恐怖分子见外面扔进了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以为我们是要彻底炸毁弹药库了，顾不得许多，一下子冲向了那颗手榴弹，想把它扔出去。他刚冲到手榴弹那里时，我已经飞身扑了上去，左手去抓他持枪的右手，右手掐住了他的脖子。他的右手一挣，从我的左手中逃脱出来，但这时我的右手已经找准了他脖子上的迷走神经，右手拇指使劲一抠，他当时就昏过去了。
2003年1月11日16：50------东京时间
整个战斗已经基本上结束，机动队员控制了局势，生化武器楼也被占领了。在对这座最危险的小楼发起突击前，机动队员对它使用了一种神经性毒气，类似于俄罗斯特种部队在解救剧院人质时使用的催眠毒气，事先便摧毁了里面的人的战斗力，使得里面的毒气无法发挥作用。被囚禁的犯人也大都被解救。但北野却不见踪影。我和朴正圭带着几名机动队员冲进了他的办公楼，我去过他的办公室，所以冲在最前面带路。他的办公室关着门，我们就先冲过这个门向前方的屋子冲去。但我刚向前跑了几步就感觉身后响起了枪声，我立即前扑卧倒，当我回头看时，朴正圭和机动队员都中弹倒下了，在他们身后站着的是手拿冲锋枪的北野。我朝北野打了一个点射，但他敏捷地撞开自己办公室的房门进了屋里。我马上上步*在了门的左侧。朴正圭受了伤，我看了看他，他向我做手势表示情况还行---------朝鲜特种部队的军人一向是以坚强著称的，以前突袭青瓦台未成的三十一名朝鲜特种兵中有二十八名牺牲，一名被俘，剩下的两人都受了伤，一个的肠子都被打了出来，但仍然带伤跋山涉水，偷越朝韩边界回到了朝鲜。但现在朴正圭的大腿上也中了枪，暂时无法战斗。我让他躺着别动，然后将枪的前部探进北野的办公室打了几枪，北野立即还击，子弹打在了门口。我拿起一个被打死的机动队员的头盔扔进了办公室。我在听到枪声后立即冲到了门口，枪口指向屋里-----现在北野的注意力应该在我扔进头盔的那个方向。
北野果然蹲在他的办公桌边，枪口指向墙壁----头盔刚刚落在那里。我立即向他射击，但他马上又缩回了办公桌下，同时从桌子底下向我开枪，我立即向一旁扑去，在我落地时听到了北野的枪里传来的“咔嗒”声---------他没子弹了。我立即起身向桌子下开枪，他就地一滚，在枪了几声后，我的子弹也打光了。我顺手将枪扔向了北野，他动作很快，一向子就从办公桌周围的那块小地方蹦到了屋子一偶的较开阔地带，我向他扑去，他继续向侧面一蹿，我扑到了他刚才呆的桌子周围的地带。北野向门口一挪，顺手拿起了挂在墙上的日本军刀-----糟糕，我现在开始后悔刚才不该扔空枪砸他，因为我现在完全是徒手对他的军刀了。我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书向他扔去，北野很轻松地用军刀一劈，那本书被齐齐刷刷地切开了，这并没有阻挡他向我逼来的步伐。我又拿起另一本书向他砸去，他又是一劈，准确无误地把这本书又劈成了两截，他不愧是剑道高手，这仍没有阻挡住他的进逼的步伐-----他现在已经离我很近了，脸上带着狞笑。我又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本辞典向他扔去，这次我扔向了他的军刀劈击的死角--------他持刀的手臂，因为他的军刀可以劈向任一方向，唯独无法劈向他自己持刀的手臂。这下子他不得不躲闪了一下，我抓住这个机会向前一蹿，正站在了他的面前，我的脸几乎要贴在了他的脸上-------这时他的军刀已经基本上没什么用了，因为对付长刀就如同对付棍子和鞭子一样，当你冲到了他的面前时，这些武器就会失去效力。当一个人差不多脸贴脸地站在你面前时，你手中的军刀根本劈不到他，因为你连胳膊都抬不起来，更没法抡起军刀了。
北野被我这一新奇的招法震惊了，我趁机一记低发的上勾拳打在了他的裆部，当他被击中后弯下腰时，我又借机一个转身过腰摔将他扔在了地上，他的军刀也掉了。但北野不愧是个老手，刚一倒地就一记外摆腿踢在了我的腰上，同时去够掉在地上的军刀。我看见办公桌上有一只钢笔，就立即拿起来并取下了笔帽。这时，躺在地上的北野已经拿到了军刀并准备向我劈来，但用军刀砍人前是要有一个抡起的过程的，北野在地上向我抡起军刀时，我也在用手中的钢笔沿着最短的路线以最快的速度向他的脖子刺去。当他的军刀还在半空中时，我的钢笔尖已经刺进了他的颈动脉。
2003年1月25日14：35------东京时间
我坐在返回中国的飞机上，看着窗外的天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执行间谍任务，却经历了这样的生与死的考验。我现在在飞机上坐着无聊，大脑便开始搜索着所有关于间谍的信息。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少学者都在追溯间谍这一行业的起源，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竟然说最早的间谍是在《圣经》里的摩西那一时代，但最后最全面、正统的间谍学的起源被认为是在中国，因为《孙子兵法》里详细地阐述了用“间”的理论。科技在不断地发展，技术情报手段在不断地更新，但《孙子兵法》里的人力间谍理论却从未变过，因为人的本性是不变的。间谍这一行业也由于影视小说等作品的渲染而变得浪漫化了，它的残酷性却往往因此被人忽视。以前我就提过对外情报工作的难度是大于反间谍工作的难度的，因为在国内反间谍时你有着种种为你的侦察提供便利的特权，又有着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但在国外从事情报工作时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任何特权来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一切都需要绝对的保密，而且有时你会发现你在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对抗敌对国家的整个反间谍机关，军队和警察。但即使这样，在历史上仍有许多间谍能从敌人的天罗地网中死里逃生，特别是在二战和冷战时期，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可见间谍这一行业被神化也的确由其原因。奇怪，我怎么又开始琢磨这些抽象的东西来了？可能是我被囚禁的太久了，养成了*琢磨事情来消磨时间的习惯了。不想了，睡觉吧。在我闭上眼睛时，大脑中又闪过了麦克阿瑟的那句话，不过我替换了主语：Spie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间谍不会死，只会慢慢消失。
后记：
2003年8月2日11：00--------北京时间
该死的“非典”总算过去了，大家终于可以放心地出来玩了。今天是星期六，我刚刚在丰联广场的星巴克和林新喝完咖啡。她现在打算在国内上学，不太想回日本了。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头发现也又染着了酒红色，还是那么长。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分开了，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我从星巴克走出来后又向前走了一段，然后在路口向右一拐，前面就是“老番街”，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外国人很多而来的。这条街的前面就是使馆区，我走了不一会儿就到了朝鲜驻华大使馆，使馆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朝鲜人民军武官制服的人-----朴正圭，他也很准时地在等我，我们看见对方后都快步走上前去，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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