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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四十後的破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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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4/13 出处：文汇报 |
艾 愷（Guy Alitto）
尤其因為你也是一個被放逐之人，
所以我們破例來和你商量。
你願意不願意做我們的首領？
窮途落難，未始不可借此棲身，
你就像我們一樣生活在曠野裏吧！1
──莎士比亞：《維洛那二紳士》（Two Gentlemen of Verona）
第四幕第一場，朱生豪譯
一 引 子
再過一百年，歷史學家將如何銘記和解釋文化大革命呢？我的論點是，毛澤東理想的本質是反現代主義（更具體地說，是反現代化）。文革將首先作為二十世紀最突出的「反現代化」現象之一而被人們所銘記。
我對文革的分析可以歸納為這樣一點：毛將整個國家「延安化」了。延安模式本身是由某些萬不得已的具體時空條件產生出來的，但是，毛卻將這些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的辦法變成了一筆財富，他在1949年掌權後繼續推行延安時期的一系列政策，將它們變成了最可寶貴的東西。毛擔心中國社會出現復辟，重新走上「封、資」道路，於是，他就聖旨裁示，這些寶貴經驗對中國是必要的。毛的延安理想的本質是反現代化2。
二 權力鬥爭還是理想的衝突？
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文革有兩種不同的解釋。第一種解釋是，毛犧牲了現代經濟的發展，以求實現他那獨特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但這一追求最後卻以失敗而告終。這一解釋強調毛的最終動機是在中國實現他那「美好社會」的藍圖。另外一種相反的解釋是「權力鬥爭」。持這種觀點的學者──經常是一些政治學家──強調運動的那些純粹政治的層面，認為運動的起因是毛與政治領導層之間單純的權力鬥爭。由於大躍進政策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毛的實權被中共領導層削弱了，於是，毛就力圖重掌實權，貫徹自己的政策，控制黨和國家。
有時候，人們將兩種解釋結合起來：這裏面既有權力鬥爭的因素，又有理想的因素。毛感到他為中國未來設計的理想藍圖面臨著危險，尤其擔心某些階層──特別是城市精英階層──會「捲土重來」。他認為蘇聯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因而擔心中國也會走上同樣的道路。他還懷疑中共領導層的革命信念（正是中共領導層使他失去了掌控黨和政府的日常事務的權力）。最後，毛也擔心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他談到過自己的死，說是「去見馬克思」。這句話的隱含意思是，他是馬克思的嫡系，這個角色扮演得好不好，事業的成敗如何，他得向馬克思有個交代。於是，為了重掌權力（也為了重新發動革命，實現自己的理想藍圖），毛找到了一批支持者──主要是他的妻子江青和一幫把持了文化教育部門的野心勃勃的「激進」知識份子、掌握軍隊的林彪，以及幾個負責安全部門的官員如汪東興和康生。周恩來也是毛的支持者，但他所起的作用不大一樣。無疑，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參與，政府就會陷入癱瘓。我想，再過一百年，人們在研究文革時也許不會那麼看重權力鬥爭的一面，而會把文革中體現出來的毛主義的理想藍圖看成是最主要的。
三 紅衛兵和毛澤東的精神理想
在政治以及其他方面，毛的所有支持者顯然都在圖謀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各種不同類型的支持者中間，最重要的就是一幫十幾歲的青少年，他們最富有理想精神，正處於青春期騷動，因而就成為最具叛逆性格的一群。文革中最觸目、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這批年輕小將的造反行動。與毛的其他支持者不同，至少在運動初期，他們是完全不帶個人目的的。
自從60年代初期以來，毛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已經大大削弱了，不過，他作為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從未受到過挑戰。無論在近代以前的中國傳統中，還是在馬列主義傳統中，最高政治權威都同時是最高理論權威和精神權威。中國的皇帝不只是行政首腦，在某種意義上也十分類似於凱撒／教皇。同樣，在馬列主義傳統中，最高政治權威必須同時是最高理論權威，例如列寧就是這樣（因此，儘管斯大林對抽象思想並無真正的興趣，其抽象思維能力也很貧弱，但他還是找人捉刀，以他的名義寫了幾本高度理論性的著作）。從毛的地位來看，他簡直就是中國的最高精神權威。因此，紅衛兵覺得自己在完成一項精神使命（他們正處在十幾歲的青春期，有一種推翻父輩權威的衝動，這一精神使命自然就與這種逆反心理正好合拍）。考慮到這一點，紅衛兵為何對毛及其理想如痴如狂，萬分忠誠，就不難理解了。
在我看來，紅衛兵是一幫經最高精神權威「認可」發泄其「本能的」叛逆衝動的青少年（我相信，這也是文革能夠吸引當時西方的青少年及年輕的成年知識份子的原因）。按其本性來看，這些充滿理想主義和反叛精神的青少年的行動必然是否定性的和毀滅性的，與發生在一切地方的青少年反叛一樣，最終不會帶來任何創造性的有益成果。
四 毛主義的本質
毛的理想是甚麼？為甚麼這種理想的核心是反現代化？確實，毛從來沒有系統地論述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他在掌握黨的最高領導權期間（從40年代到1976年）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和規劃中推導出他的理想。1949年後最具有「毛主義」特色的時期和規劃就是大躍進和文革，兩者在某些基本方面都讓人想起延安時期。對毛來說，延安時期是「黃金歲月」，終其一生，他一直都將這個時期當作各種價值的試金石。
我們應當記住共產黨和毛澤東在1937年的處境。當時，他們被迫撤退到一個赤貧的地區，陷入日本人的圍困中。根據地的通訊和交通條件十分糟糕，那裏沒有現代化武器，可以說沒有任何現代化的東西。他們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因而其所採取的政策和組織形式與馬列主義幾乎沒有甚麼關係。他們士氣高漲，激情洋溢，尤其與中國那些非共產黨的政治群體相比，更是如此。不可思議的是，共產黨不僅熬過了這個困難時期，而且還獲得了驚人的發展。日本投降後，共產黨和毛澤東馬上就面臨又一個勁敵，這就是國民政府。當時的國民政府是受到國際承認的政府，至少從表面上看，它在武器和兵力上都佔有數量上的優勢。但是，共產黨再度奇跡般地取得了最後勝利。因此，在毛澤東眼裏，這些價值不僅本身就是好的，而且還在明顯不利的情況下為共產黨贏得了勝利。於是，毛就認為，這些價值不僅對建立一個「美好社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對中華民族的富強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看來，這些價值同時具有實踐和規範兩方面的意義。
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來說明這一點。各種方法、態度、策略依照這一系列價值形成了一個融貫的整體，並獲得了成功。也就是說，在中共熬過了日本人侵略的那個困難時期並取得了內戰勝利後，毛澤東將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採用的那套辦法當成了治國方略。對他來說，這一經驗似乎具有了某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意義。因此，一旦大權在握，他就讓整個民族接受了這一筆寶貴財富。下面列舉的一系列特徵都形成於延安時期，當時共產黨在與日本人打仗，形勢異常嚴峻。我們將看到，這些特徵是很難截然分開的，因為它們互相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連續的網絡。每個特徵都與其他特徵有聯繫，它們合在一起，形成一個關於美好社會的全盤理想。由於毛在用文字表述這些價值時採用了馬列主義的語彙，因此，國外學者經常將整個方案稱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一）自力更生
毛主義的第一個、也許是最顯著的特徵就是自力更生。這原本是毛在延安時期迫不得已採取的辦法，但卻成為大躍進和文革的顯著特徵。在這整個時期，我們都可以發現一個突出現象，就是強調「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強調土技術。當然，毛和中共沒有其他選擇，只能自力更生，因為遙遠的空間距離使他們無法接觸到現代技術──無論是經濟技術還是軍事技術。自力更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的辦法，現在卻變成了一筆寶貴財富。很顯然，由於在戰爭期間完全接觸不到現代技術，就有必要採取一些土辦法，這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失為最實際的策略。
在50年代後期，這些用語，連同「兩條腿走路」之類的說法，經常被人們掛在嘴邊，到了文革時期，更成了家常便飯。
（二）民粹主義
第二個特徵顯然與第一個特徵有直接的關係，這就是毛的民粹主義3。如同毛的一般世界觀中的許多東西一樣，這種民粹主義也帶有中國傳統思想的印記。在中國思想傳統中，被喚起的民眾是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甚麼事情都可以辦到。天命在現實世界中要靠人民大眾的實際體現。群眾被調動起來，正是這一點決定了誰擁有天命。自從延安時期以來，毛用來對抗敵人優越的非人力資源的唯一憑藉就是人力資源。
（三）唯意志論
毛的民粹主義產生了兩個結果，一個是哲學上的唯意志論，另一個是所謂的農村主義。按照唯意志論，人的意志先於或高於人的理智或理性。毛的唯意志論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它表現為這樣一種信念：不管存在著甚麼樣的客觀障礙，單靠意志和決心就能夠做成一切事情。靠著這個信念，再加上群眾萬能的信念，熱情、堅定、被喚起的群眾便成為一股不可戰勝的力量，沒有辦不成的事情。毛在延安時期撰寫的許多著作都表現出這一特徵，尤以〈愚公移山〉（文革時期的「老三篇」之一）最為明顯。移山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愚公卻要依靠自己的決心和意志做成這件事情。在這個傳統寓言中，這種態度最終感動了天神，他們就幫愚公把兩座大山背走了。毛把天神的神性的萬能與同樣「具有神性」、同樣萬能的四萬萬中國民眾進行了直接類比。於是，在毛的世界觀中，士氣高漲、道德高尚、決心堅定的民眾就成為無所不能的終極力量。
由於這種唯意志論的態度，也由於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影響，毛不斷地強調教育、道德勸化、思想影響、意識形態灌輸和文化，認為這些東西是最最重要的。毫無疑問，中共之所以取得軍事上的勝利，一個首要條件就是它擁有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這支軍隊通過持續不斷的政治思想改造而被政治化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不斷的道德熏陶的結果。延安經驗證明，對軍事勝利而言，這一點比武器、軍事技術、裝備等等更加重要。要取得勝利，內在的道德素質（精神、熱情、意志）比任何其他條件都更加重要。
（四）農村主義
毛的農村主義是其民粹主義的自然結果。當然，在陝北，毛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強調農村社會及其道德價值觀的重要性。在整個中國，農村人口佔絕大多數，因此，任何民粹主義思想自然都會重視農村。1949年以前，中共和毛僅僅與農村社會打交道，後來，在大躍進和文革期間，農村社會及其道德優勢又再度受到重視。城市青年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五七幹校大多設在農村地區。對毛來說，農村社會是真正的知識和道德的終極所在，相反，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城市社會才是知識和道德的終極所在。
（五）平等主義
大多數人都將一個特徵與文革等同起來，這就是極端的平等主義，一種絕對的經濟平等（而非社會或政治平等）理想。這也是文革對西方左派青年產生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陝北地處窮鄉僻壤，在經濟上根本不可能提供多少剩餘物品，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消費水平也不可能出現大的差異。這個地區沒有必要的經濟資源來支撐經濟不平等。在這個時期，人們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樣的，於是，這種均一性也成為毛所設想的美好社會的一個特徵，後來更成為文革的一個顯著特徵，其目標是要徹底鏟除生活方式的一切差異──從衣著到娛樂，再到語言，都要做到整齊劃一。每個人都看同樣幾齣樣板戲，每個人都讀同樣幾本書，每個人在衣著和用語上都效法「群眾」。毛的理想是讓全中國的老百姓在生活方式和消費上達到絕對的平等（當然始終要把他自己排除在外）。我的許多中國朋友（尤其是當過知青的朋友）告訴我，在文革期間，每個人都要效法的理想就是做一個大老粗。
（六）紅專對立
提到文革期間強制推行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的均質化，我們立刻就會想到文革的另一個人所共知的特徵，就是對知識份子和專家的敵視。紅與專的兩分法有助於說明這一點。自然，當時的理想是又紅又專，但實際上，紅要比專更為重要。這個兩分法涉及到許多因素，包括中國傳統文化（與前面列舉的一系列特徵一樣）。紅專問題首次出現在延安時期，當時的表述方式是德與才。這個問題（至少按照我對這些事件的解釋）反映出儒家的傳統信條：才過於德為小人。後來，德與才改為紅與專，但其內涵並沒有變化，就是說，政治覺悟（德）比專業才能（才）更為重要。這意味著，一旦具備了正確的思想覺悟，就能夠在「外部世界」立於不敗之地。實際上，早在文革前的社教運動中，中國的媒體就有連篇累牘的宣傳報導，證明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實際效用，一旦在各種實際活動中（例如外科手術和製造業）運用毛澤東思想，就能夠取得很大的成效。
（七）作為靈魂狀態的階級
思想覺悟的首要性引出了下一個特徵──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最根本的（儘管不是最顯著的）特徵，大體上看，正是這個特徵最鮮明地將毛主義與「正統馬克思主義」區別開來。我們可以將這個特徵稱為「階級的主觀化」，或者換一種說法，階級變成了一個道德範疇，而非社會範疇。這一點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直接相悖，因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法，「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毛實際上把這個原理顛倒過來，讓意識來決定社會存在。於是，「階級」就不再是一個人的實際社會狀態，而變成了一個人的心靈狀態。如果一個人有了正確的內心道德狀態，具備了正確的思想意識，那麼，即使他並非在無產階級家庭中長大，即使他並非城市產業工人，他也具有「無產階級覺悟」。誠然，毛從來沒有這樣說過，但從他的種種政策來看，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論者經常指出，中國的共產主義──尤其在延安時期──十分強調正確思想的教育和灌輸。階級鬥爭成為一齣永不停息的道德戲劇，這是靈魂內部的善惡鬥爭，類似於摩尼教的那種鬥爭。這就是為甚麼一些研究文革的學者採用了「德治」（virtuocracy）的概念4。毛主義的這種傾向怎麼是「不得已而甘願為之」的表現呢？延安有一些甚麼樣的客觀條件呢？共產黨及其所支配的社會的實際社會存在又如何呢？就毛澤東領導的政黨而言，其領導層幾乎完全是由境遇較好的社會階層組成的，毛本人也不例外。這個政黨的正當性和歷史作用要歸因於其無產階級性質，然而，在這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層中間，沒有一個人算得上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因為沒有一個人在城市產業工業家庭中長大，並以產業工人的身份做苦工。不僅如此，黨的活動中心是在最土氣的農村地區，方圓幾百英里看不到一家現代化工廠，被組織起來的是徹頭徹尾的農村人口。考慮到這些客觀情況，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很難稱得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這樣，強調主觀方面似乎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在毛所處的環境中，日本人在客觀的軍事技術實力和組織方面佔盡優勢。因此，毛就強調他所能控制的那些因素的首要性，這就是士氣和道德，也就是戰爭中的主觀因素。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毛為甚麼強調灌輸和教育的重要性，並賦予意識和主觀狀態以首要性，使之凌駕於客觀因素之上。
毛的思想之所以表現出這種傾向，或許是由於他有一種「不得已而甘願為之」的傾向。不過，毫無疑問，他也從中國的（或儒家的）世界觀中繼承了某種東西。有幾位學者已經指出，中國傳統思想將思想覺悟放在首位5。一些論者認為，按照新儒家思想，只要有正確的思想覺悟，就沒有辦不成的事情6。在中國傳統中，學習不只是一種智性行為。通過學習，一個人不僅要提高知識水平，而且還要提高道德水平。畢竟，傳統科舉考試的目的就是要遴選出德才兼備的人。在中國傳統中，經常是以小組形式展開學習的，其結果就是，一個人在知識和道德兩方面都得到了完善。孔孟與其弟子的學習小組是這樣，晚清康有為或其他改良派人士的學習小組，以及普通中學生的學習小組都是這樣。1949年以後的學習小組制度也是仿照這個模式建立起來的，只不過用「政治」代替了道德。
（八）反智主義
中國的不同傳統對毛和文革有著顯而易見的影響，考慮到這一點，如何解釋文革期間對知識份子的攻擊呢？從某些方面來看，這種攻擊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很大的矛盾。這裏牽涉到許多因素，在此，我只想討論一下反現代化這個因素，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過去幾個世紀，出現了愈來愈強大的專業化傾向，這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正如各類官僚機構的建立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一樣（如前所述，官僚化本身就是一種針對行政職能而建立的專業化體制，隨著時間的推移，官僚機構的各部門日益提升了其職能的專業化水平）7。正規的專上教育就是形成和強化這種專業化職能分工的手段。就其本質來看，現代「知識份子」都是專家。如同工廠的製造活動一樣，知識份子的日益專業化在各個技術領域──醫學、信息管理、產品和服務的生產等等──創造了更大的效率。在延安時期，這種現代類型的知識份子是比較少的，而現代類型的技術人員就更少了。在黨內或根據地，知識份子大多是中學畢業生。這樣一來，人們就不甚重視知識份子的那些與實際經濟生產相脫節的理論知識，而更加重視來自直接經驗的知識。
毛主義的一系列特徵的對立面是甚麼？當然就是城市，因為城市是專家、技術人員和官僚的大本營。這些人的錯誤就在於脫離群眾，由此就必然形成了極端的不平等。城市不是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的用武之地，而是形成一種等級結構，擁有特權，一切都按部就班。城市是現代化的中心。毫無疑問，毛並不反對工業化，但他卻總是傾向於將企業分散在農村地區，而不是集中在大城市。這一點在大躍進和文革期間表現得尤為明顯。
我在1973年初訪問過延安南面比較有名的南泥灣五七幹校，親眼目睹了毛主義和文革的所有這些特徵。五七幹校的學員都是來自西安市的一些專家。我記得曾經與一些外科醫生和建築工程師談到他們在幹校裏的生活。有三件事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幹校基本上再現了延安時期。幹校建在一個偏僻的農村地區，是由學員們自建的一個營地。如同外來移民一樣，學員們自己種菜燒飯，料理家務。幾位醫生特別告訴我，所有的用具都是他們就地製作或獲得的。他們似乎對他們就地取材建造的一架手術台非常自豪。手術台很不穩當，非常危險，只要往上面放點東西，就會歪斜。建築工程師將水泥混合起來，鋪磚，蓋屋頂，凡是與建造房屋有關的事情，都由他們負責。就像外科醫生因陋就簡建造的手術台一樣，建築工程師蓋的房子看上去也搖搖欲墜，屋頂可能還滲水。但是，這恰恰是毛的理想的本質所在。每個人都採取同樣的生活方式，同樣的消費模式。如同在延安的那些黃金歲月一樣，人們用的是土辦法，因為沒有其他選擇，但是，這種技術上的落後性質卻被說成是幹校的寶貴財富。現代專家只能起非專家的作用，其結果可想而知。這與投入產出的優化原則截然相悖。再過一百年，人們在回憶文革時會看到，文革是要按延安模式來改造整個社會，帶有各種各樣的反現代化特徵。
劉 鋒 譯
註釋
1 朱生豪的譯文並未清楚譯出"make a virtue of necessity"這一英文說法的真正意思。這個說法的意思是指：某人要做一件迫不得已、非做不可的事，但卻裝成很樂意很自願的樣子。比如，市長迫於選民壓力，不得不削減預算，但卻裝成自動自發的樣子，還大力譴責政府的花費。引文中說話的人是盜匪頭目，他遇上一個從城市被放逐出來的年輕紳士。他就叫紳士來做匪幫首領。因為紳士已被「逼上梁山」，他就「假裝甘願為之」了。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這個原本是「城市」政黨的領袖，也被「驅逐」到落後偏遠的農村，但在這種環境中形成了積極正面的政治觀和文化觀。
2 「現代化」（按照韋伯[Max Weber]原來的定義，就是理性化）的本質就是專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在任何一種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從狩獵採集的社會一直到今天），一切技術的、經濟的和組織的進步顯然都表現為一種直線發展，即專業化水平愈來愈高，勞動分工愈來愈精細。在文明的開端，專業化水平相對較低，只有少部分人承擔各種專業職能（統治階層、武士階層、神職人員、技師／工匠等等，大多數人都耕種土地）。職能愈是專業化──技師愈是專業化，專業化帶來的益處就愈大。最近幾十年，許多學者都變成了「後現代主義者」，認為一切關於「現代化」的論述都已經過時，只反映了一種直線進步觀，將民族國家當作歷史的主體。韋伯的理性化的本質實際上就在於，人類支配自然以求生存的方法愈來愈有效率。後現代思想家認為，理性化是一件壞事。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其重要著作《後現代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1979）中把對效率的追求（即投入產出的總體關係的優化）稱為「運作可行性」。他將這一點與現代聯繫起來，但是，「運作可行性」作為一個標準，是與人類一道出現的。畢竟，投入產出的優化乃是一切人類社會謀求生存的方式。限於篇幅，我不能討論後現代主義這個問題，在此，我只想提一點：後現代主義挑戰了韋伯的理性化概念。
3 極端民粹主義是指一些聲稱代表著整個民族的運動和意識形態，它經常聲稱代表著貧窮的大眾，將其調動起來。
4 謝淑麗（Susan Shirk）在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一書中將「德治」一詞用於文化大革命。
5 例如，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的極端反傳統主義》一書中認為，在儒家思想中，意識是最重要的。
6 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就是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7 職能愈是專業化──技術人員愈是專業化──投入產出的優化水平就愈高。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革命實際上是朝著經濟角色的更大的職能專業性的一次大躍進。在經濟中，勞動分工愈來愈精細，形成一個以專業化的機器操作者、而非手藝師傅為主幹的製造系統。在現代官僚國家中，這一分工原則也被用來管理社會（勞動分工愈來愈精細）。
艾 愷（Guy Alitto）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及東亞語言和文化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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