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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中正论中俄革命之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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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4/04 出处：历史研究 |
我现在先从理论上比较研究共产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差别，再研究这两种革命，那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
先从革命的动机说，俄国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根本不同，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所以民国十二年总理对苏俄代表越飞说：「俄国革命是由于恨人，我之所以从事革命是由于爱人」。这一句话很可以说明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动机上的差异。中国两百多年来受了满清的专制，人民痛苦已经是水深火热，近八十多年来又加上一重帝国主义的束缚，人民的痛苦，更加利害。总理满眼充满了中国人民受压迫的事实，满耳充满了中国人民求生存的呼声，所以毅然决然担负起拯救民族的责任，领导人民实行革命。所以总理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体人民，整个民族，不是在求本身的利益，这是因为他的革命，是由于爱。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例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许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革命的动机不同，革命的结果也当然两样，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一点。
次就革命的性质说，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他们的主张，究竟是否能够真正的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现在姑且不论。然而以一般社会利益供牺牲，只图无产阶级的利益，却是共产革命的特性。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除却军阀官僚以及依附帝国主义者的买办阶级以外，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时实现，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毫不忽视。不过我们认为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而且我们认为解救全民族，事实上就是解救无产阶级，实现全社会的利益，事实上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总而言之，共产革命是以单一阶级为本位，国民革命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二点。
最后就革命的方法来研究。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画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而要得到民众拥护，非民众服从共产党指挥不可，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民众而可曰夺取，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其居心可知矣。一方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为共产党效力，别方面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这便是共产革命的另一方法。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国民革命的方法，当然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详细说，就是只要服膺三民主义参加国民革命的人，不问他是属于那一阶级，都要统一在一个联合战线之下，在革命势力的内部，既不许有任何的对立，更不许有任何的冲突，集中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以充实革命的势力，便是国民革命的方法。至于国民革命，当然是要民众参加的，然而我们要民众参加，不是采夺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训练的方法。我们既不以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饵，而引诱其为我们的工具，更不以甚么势力做威胁，强迫民众服从。我们只在宣传主义，使民众了解实行三民主义，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民众了解了三民主义，自然会自动的参加革命，不须去夺取。总而言之，各有各的革命方法，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的不同的第三点。
苏俄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已从动机、性质和方法三方面来比较研究了，究竟那一种革命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我当时以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力与之争，即此一点，就可证明，我对共产党革命的态度，其始并无丝毫成见。所以俄国革命之初，我就决心亲赴苏俄实地考察；因为当时国内革命环境，不许我离开，所以没有实行。十一年陈炯明叛变，我赴难到粤，后来在由粤到港的船中，和我们 总理深谈了一夜。 总理当即准许我照预定计划前往苏俄，切实考察。后来陈逆虽然逃窜，广州虽然克服，而杨希闵刘震寰飞扬跋扈，日益嚣张。当时革命环境，恶劣万分，我更觉得中国革命若不改弦更张，另辟新路，决不容易成功。于是摆脱一切，决心赴俄。那晓得到俄考察的结果，令我以前对于共产党革命的一切希望，全归泡影，就是考察以后觉得共产党所号召的目的，以共产党的方法，决不能达到。所以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所以回国以后，对于共产党加入本党的问题，曾对总理表示异议，这是很多同志所知道的。我对于苏俄革命的感想，可分两时期：从苏俄革命时起，到我赴俄之时止，为第一时期；赴俄之后到了现在，为第二时期。第一时期的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对的！这种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现在许多青年，因为没有实地考察，所以对于共产革命，不少盲从。我现在特本个人经验，再强调说明共产革命不适合于中国的理由如下：
第一，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那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革命的行动，既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就绝对不能采用，这是苏俄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一点。
再从革命的性质说。共产革命，是阶级的，前面曾经说过；单一阶级的革命，在产业十分发达；阶级对立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或者可以实行，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实行于中国。第一，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第二，在军阀已经打倒的现在，国内实在没有某一阶级十分压迫某一阶级的现象，只有整个民族，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事实。所以现在应该只有民族的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如果以阶级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不能实现，阶级的利益也不能实现。因为整个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栖息于民族内部的某一阶级，那里能够得到利益。印度朝鲜的无产阶级状况，就是明证。但是如果以民族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可以达到，民族中各阶级的利益，亦可以实现。因为整个民族，能够发荣滋长，民族内部的各阶级生活，当然可以增进。这是从中国民族的国际地位，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总而言之，无论就中国的社会状况或国际地位说，阶级革命，都没有在中国实行的余地。这是俄国共产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第二点。
最后从革命方法的研究。以阶级为本位的革命，不能适用于中国，前面也已经说过。那末，中国革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方法，乃是当然的结论。中国目前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然而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国家具有统一的实力，因此必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事业发达，则国家的实力，才能形成。阶级斗争，和武装暴动，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建设事业，乃是很明显的事。我们即使把杀人放火的暴动，暂置不论，只就罢工、怠工和抗租等举动而言，也会使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发生莫大的影响，受莫大的障碍。所以为充实国家实力，以打倒帝国主义者计，不仅武装暴动的阶级斗争，绝对不能实行，就是罢工、怠工，和抗租等阶级斗争的行为也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倒帝国主义，别方面又用暴动、罢工、抗租等方法，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不仅是帝国主义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国主义者，有益加侵略之机会，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动吗？不待说，罢工是工人谋利益的武器，抗租是农人谋利益的手段。但是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产业发达以后，不能实现。如果没有工厂收容工人，工人的单纯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里能够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罢工、怠工，致妨碍产业的发展，乃是自杀。农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过高，国民政府当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来减轻，不待农民的要求，更不须农民的运动。如果因抗租而扰乱社会秩序，致生产事业不能发展，也是自取灭亡。总而言之，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是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和平的中国民族，前面都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说，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这便是苏俄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的第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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