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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与希特勒文化控制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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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4/04 出处：凯迪网络 |
一
苏联的文化审查始于一九二零年，国营出版社获得政府授权，可以检查“不洁”的书稿，以免漏网排印。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国家文学与出版管理总局正式成立，拟定了一份禁书名单，起初只是列出不宜公开的禁书，后来则包含所有公众不宜的出版物。一九二三年，国家剧目管理总局成立，负责审查所有上演的戏剧作品。一九三六年，以上两局直接听命于苏共中央，苏联各地并设立相类的地区机构。截止一九三九年，苏联的文化审查机关已有六千多名雇员。
“荣登”黑名单的禁书，无论本国还是外国作品，都一概没收，交与NKVD（即人民内务委员会）封存。若禁书印数太多，就大量销毁。一九三八与三九年间，就查禁了一万六千四百五十三册，超过二千四百万本“有害书籍”化为纸浆。不独如此，审查官还深入各个图书馆，仔细翻检各类书籍，用墨水将被贬黜或失宠的人名抹去（这一做法，笔者儿时翻读红色中国一些读物，亦曾见识且难以忘怀。譬如文革前出版物内的诸多人名，因为其人已在文革中打倒，名字亦被革命群众用墨水涂污或打上红叉）。
苏联审查官的工作效率很高。一九三四年十月某日，某地集体农庄一份期刊被发现违禁内容，审查官立即出动，务必要将流入市面的一千九百份期刊“捉拿归案”。他们的战果如下：在农庄邮局没收一千五百零七份，在报摊没收三百份，另外五十份被发现用作墙纸，再有十二份被人拿来当厕纸。糟糕的是，还有十一位订户拒绝交出，这些觉悟不高的公民，随即受到有关方面正式警告。
领袖像是审查重点。印在纸上的斯大林像，必须对着光线详察，免得背面重叠了亵渎内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有位审查官写信到莫斯科，说某份小册子的领袖像，其衣袖处有墨索里尼的影子，而希特勒的大名，竟然隐隐约约横跨伟大领袖的胸膛。
一九三五年，国家文学与出版管理总局发令，名为“关于维护俄罗斯语言纯洁性的斗争”。斗争的对象，包括“粗鄙用语与咒语”等。“娼妇”这个词不能讲了，精简为一个字母，到了四十年代，干脆删掉了事。书籍中凡是涉及性器的词汇都得除掉。俄语中有个“粗俗”单词khren（辣根，乃一种植物），语含双关，影射男人那话儿（chlen），结果亦被揪出来就地正法。
二
比起苏联，德国的查禁主要集中于犹太人著作与“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等非我族类的文化产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到五月十日，德国经历了四个星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一运动，知之者甚多，此次无需赘述。运动的高潮，乃最后一日柏林、慕尼黑、布雷斯劳、法兰克福、德累斯顿等地轰轰烈烈的焚书“嘉年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位德国作家Oskar Maria Graf，因为自己的著作没有列入第一批禁书名单而深感愤怒，还向当局强烈抗议。剧作家布莱希特曾有一诗述其本事，这里援引如下：
当这个政权，下令有害的书本
都要公开焚毁，从四面八方
一辆又一辆的牛车，被迫载满书籍
来到火堆前。一位流亡的作家
最好的作家之一，审视
那份焚书名单，他惊讶的发觉
自己的著作不在名单之列。他满腔愤怒
冲向书桌，写信给那些当权者
把我的书也烧了吧！他奋笔疾书，把我的书也烧了吧！
难道我的书
讲述的不是真理？
一九三四年，德国当局关闭了一千家报纸，另有三百五十份自动停业。德国所有文学艺术出版物，都要接受审查。通过审查的出版物，扉页要有如下字句，譬如某某机构对本出版物的出版不含异议（笔者正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其中讲到陆定一、胡乔木协助毛改组延安《解放日报》，确立毛氏新闻学原则，实在与苏联德国做法相类。反用托翁的话：所有不幸的国家都是一样的，而幸福的国家各有各的好——盖因选择多也）。
三
苏联官方不喜爵士乐。三十年代早期，爵士乐就被视为文化颠覆。随着爵士乐起舞，亦为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一。可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诱惑太大，官方不得不让步，成立国营爵士乐团，但只允许演奏旋律柔和的舞厅曲目，或是改编自俄罗斯民歌的音乐。一九四五年以降，爵士乐因为冷战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更是罪加一等。到了一九四九年，苏联萨克斯风的生产与销售皆为非法（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亦不喜欢爵士乐，一九三五年就禁止电台播放。德国的舞厅亦有“洁本”爵士，但只能用小提琴与大提琴演奏。至于当代，声称Holocaust为神话的伊朗“愤青”总统，有禁止国家电台播放西方“颓废”音乐的奇举，可与前人媲美）。
早在一九一九年，苏联就开始发展广播业。一九二四年，电台节目与播音时间趋于固定。一九三三年，苏联有六十个电台，一九四零年，发展到九十个。在此同一时间，政府许可的收音机数量稳步增长，由一百三十万台增加到七百万台。为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文艺方针，电台节目主要包括音乐（约占所有节目的四分之三）、经典文学与戏剧朗读、政治教育等等，由国家文学与出版管理总局监控。
德国的广播始于一九二三年。一九三三年，全国有多家小型地方电台，主要由帝国广播协会监管。希特勒上台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将此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下。一九三三年七月，帝国广播协会归宣传部属下之广播局管理。全德所有地方电台，都要接受内政部监管，各电台还需专设一文化委员会以监控广播节目。国家社会主义的广播方针，用某位官员的话说，即广播乃宣传工具，可以塑造德国的国民性与意志力。
与苏联类似，德国电台的节目约七成亦为音乐，并以古典与轻音乐为主。为使广播走进千家万户，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当局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大量生产一种廉价收音机，名曰“人民收音机”（第一个型号为VE301，乃纪念一月三十号元首登基的大喜日子，售价七十六马克）。一九三九年，更为廉价的新品出现了，它比VE301小巧，只需三十五马克。一九三三年，德国的收音机数量为四百五十万台。一九四一年，增至一千五百万台（说起苏德两国的广播，笔者想起最近看过一部关于北韩的纪录片。平壤的公寓楼，每家每户都有预置的收音机。说是收音机，其实就是挂在墙上的扩音器，因为根据纪录片解说，那是不能关闭的，最多只能调低音量。这样的管制，实在不如以前的中国，虽然当年中国与希特勒德国与斯大林苏联一样，收听敌台都是反革命行为，但中国政府并未连短波收音机亦一并禁止）。
（本文资料来源：Richard Overy: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Stalin’s Russia. Penguin Books 2005. T his book was joint winner of the Wolfson History Prize in 2005.）
革命偶像与革命粉丝[/]
第一尊大型列宁塑像现身于斯大林格勒，时在一九二五年，列宁这位革命导师早已升天，向共产主义老祖宗马克思报到去了。第二年，又一尊革命导师的大型塑像耸立于列宁格勒芬兰火车站。其实，为社会主义英雄人物塑像，始作俑者正是列宁。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一八年，列宁率先提出为红色英雄竖立各种塑像，包括全身立像、半身胸像以及浮雕等等，但是在他心中，可能主要限于“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烈士。不过，一九二四年以降，苏联的宣传画、公众画像与塑像中，活着的英雄，却渐渐抢夺起死去英雄的地盘来了。
列宁升天，成为红色祭坛的图腾。一九二四年二月，根据苏共指示，苏联各地出现了千千万万个“列宁角”，由机关、工厂、农庄设立，乃纪念革命导师的小神坛。“列宁角”包括列宁半身像，底座蒙有红旗，墙上张贴列宁语录。革命群众麇集于此，学习最高指示，讨论天下大事，其乐融融，真是一个革命教育的好课堂。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深谙革命厚黑学的斯大林脱颖而出，慢慢登上独裁宝座。一九三二年五一节游行，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斯大林的巨幅肖像终与列宁像 “平起平坐”。从此，斯大林像风行苏联各地，深入千家万户。根据洋人研究，早期斯大林像尚有几分人间气，常见他神情自如面带笑容，惟有脸上麻点与黝黑肤色统统消失，盖因革命美容师的艺术加工也。
但随着革命不断深化，画像中的斯大林亦愈加不苟言笑，多半冷若磐石，目光射向遥远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一九三五年，苏联官办《艺术》杂志向社会主义美术工作者发令，名曰“论领袖肖像画”，具体规定表现领袖形象的条条框框。一九三九年斯大林六十大寿，官方又颁条文，题为“撰写斯大林同志生平事迹之注意事项”。
研究共产国家的人名与肖像排序乃一大学问，常可窥见政坛与权利走向。据说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宣传画，革命导师列宁的位置还很突出，斯大林跟随其后，而且身形较小。跨入三十年代，二者渐成鼎足之势。三十年代中期，列宁画像开始缩水，譬如退化成革命旗帜上一张面孔，或是隐入背景的身影，面带微笑望向画面中心他的“首席弟子”。
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像的发行量通常为十五万份或二十万份，列宁像却不超过三万份。一九四零年有张著名宣传画，名曰“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心系全国人民”。夜深人静，领袖呈坐姿，忙于灯下万机，而列宁连影子亦阕如。斯大林死前还有张宣传画，“伟大的斯大林——共产主义的灯塔”，列宁只是斯大林手中书本封页的一行名字。
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如日中天。肉麻吹捧遍布苏联各种媒体。一九三六年，《真理报》有“当代最伟大的智者”之类谀词。同年，一位诗人赞美斯大林：“您是高耸入云的天才。”另一诗人写道：“但是您，斯大林，您比天堂的顶点还高。”苏联各地的农庄、城镇、戏院等，争相以斯大林命名。翻开一九四零年前的苏联地图，除了斯大林格勒，还有Stalinsk、Stalinogorsk、Stalinbad、Stalinski、Stalinograd、Stalinsi、Stalinaoul等一脉相承、“近亲繁殖”的城镇。一九三七年，多位革命粉丝写信给亲爱的党，要求将莫斯科改名为Stalinodar或Stalindar（意为斯大林的礼物）。另有狂热的粉丝，建议更改日历，从伟大领袖的生日那天算起，而非始于麻痹人民的耶稣基督。一九三六年，《消息报》一篇社论写道，只要提起斯大林，苏联作家就拙于措辞，不晓得用什么比喻好；苏联的诗人，亦缺乏珠玑般的语言来描述伟大领袖。
不愿做革命粉丝的当然有。三十年代，苏联民间就有关于偶像崇拜的闲言碎语，譬如一位工人抱怨说：“人人都在赞美斯大林，说他是神，就是没人批评一声。”不过，这多半属于夜半无人的私语，不比公开批评斯大林，未必招来杀身之祸。据说斯大林见马克思之前，唯一公开发表文章唱对台戏的诗人Naum Mandel竟然肉身不灭，原因很是简单：当局认为这家伙是个疯子。
[b]苏俄灭神记
布尔什维克枪杆子里出政权，信邪不信神，俄罗斯宗教在其眼中，自是麻痹人民的鸦片。十月革命巨炮刚刚响过，俄国东正教会就予谴责，说这帮人承袭反基督衣钵。教会并且告知神职人员，基督精神超越世俗政争，乃唯一真理。数年后，被当局监禁的多名俄国主教，还联名写信重申教义：“道德、公义与律法之准则不容置疑且不容更改”，而共产主义，不过朝生暮死之时代产物。
布尔什维克逐步消灭宗教，首先从教会做起。一九一八年，俄国东正教会正式与国家分离，宗教亦从学校课程中消失。教会虽然未亡，但资产被清算，教堂亦被一间间关闭，而这一关，就足足关了二十年。信教没有明令禁止，但预设前提，不得危害所谓公共秩序与干预政治（此一前提，不知当今中国是否承袭自苏俄。梵蒂冈新近任命香港敢言主教陈日君为枢机，实为全球华人信众与非信众之光。但北京依然老调重弹，贻笑大方，教人不忍卒听）。
在尊奉唯物主义的官方眼中，信教就是迷信，而迷信，注定要被科学取代。破除迷信，当然要从娃娃抓起。共青团是反宗教先锋之一。到了平安夜，共青团员高举红色圣诞树，沿街高唱挖苦宗教的歌曲，向红色政权的臣民宣示红色福音。既然《圣经》满纸荒唐言，巴库一班学童，就成了破除迷信的实验品。这些孩子被真正别有用心的成人带去公园，要他们祈求上天赏赐免费午餐。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于是又教他们向列宁求救。片刻之间，革命导师果然派人送来丰盛食物。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此话看来不假。经此测验，小子们终于明白了一大革命硬道理：派面包的不是上帝，是列宁（中共仇教灌输，笔者儿时亦受害不浅。举凡教会所办育婴堂，皆为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之所在。幼年读连环画，有讲邪恶修女拿祖国花朵做医学实验的，看得毛骨悚然。至于洋教士与洋修女，多为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间谍。前些年翻书，见识清末仇教宣传，实与当政同一伎俩，不禁哑然）。
为了借科学光芒驱除愚昧，一九二一年，列宁要求苏共实施“战斗无神论”与“战斗唯物主义”。一九二三年六月，苏共成立无神论者联盟。一九二九年，联盟已有九千个宣传小组，会员达四十六万五千人。翌年，战斗唯物主义者协会光荣诞生。苏联各地，掀起波澜壮阔的灭神运动。无神论者掘开五十八位圣徒坟墓，意在唤醒愚昧信众，所谓圣徒，不过一堆白骨。然而老天总算有眼，某圣徒虽然见光，肉身居然不坏。于是观者雀跃，信者弥坚。那位修院的共党管理人，当场吃了反革命暴徒一顿毒打（犹记某年，某老伯向笔者宣传无神论，说美国太空人升月，哪见什么仙男仙女，不过荒漠一片。笔者尊老，未克当场反驳。近来读书，知美国首位登月者阿姆斯特朗脚踏耶路撒冷圣地，情绪激动，自认内心体验远超登月，不禁再次哑然）。
一九二二年，灭神周刊《无神论》问世，销量成千上万。又有《劳工无神论》月刊，主要面向普罗大众。一九二五年，《无神论者》杂志创刊，以深奥科学文章为主，意在精神颠覆顽固之教会智识阶层。一九二零年代，苏联学府常有灭神与护法辩论，教会人士亦蒙准参与。据说无神论者提问往往一剑封喉，譬如“真有上帝否”、“死而复生有无可能”……然而鸡同鸭讲，真理愈辩愈糊涂。辩论之走火入魔，莫过右列两端：为证永生不靠信仰，苏联生物学家开展实验，用科学方法延缓人体老化，复兴衰退器官。一九二八年，某信徒欲求物质不灭，结果死于输血。
一九二二年，苏联当局以赈灾为名，下令教会交出包括圣杯、法衣在内诸多珍宝。迫于压力，牧首Tikhon勉强尊命，但拒绝交出与圣事有关的财物，结果惹恼当局，实行明火执仗，霸王硬上弓。征收期间，总共一千四百起冲突，八千教士被杀。当局并从重从快，举行五十四起公审，处决一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坏分子，包括深得穷人拥戴的列宁格勒大主教本雅明。牧首Tikhon亦以反革命罪锒铛入狱，要在《消息报》发表悔过书才能过关：“本人谨此声明，从今以后，绝不再与苏维埃政府为敌。”
Tikhon牧首入狱期间，官方还支持激进教士自立门户，成立爱国教会。一九二五年，爱国教会所辖教区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三个，共有一百九十二名主教。但爱国教会缺乏虔诚信徒拥戴，很快失宠于官方。Tikhon牧首一九二五年荣归主怀。一九二七年，Sergei Stragorodsky正式接掌俄国东正教会。同年七月二十九日，饱受当局监禁与逼供的Stragorodsky发表声明，承认苏维埃联盟为教会之世俗祖国，祖国的荣耀，就是教会的荣耀。然而数百教士仍然不服，坚持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据估计，截至一九三零年代，在苏联北方某劳改营，大约五分之一的犯人，都是与社会主义祖国作对的教士。
二十年代末，尽管俄国教会因当局打压苟延残喘，但俄罗斯民众的宗教热诚并未寿终。一九三零年，斯大林在苏共十六大发言，指责宗教为社会主义建设绊脚石。其实苏共中央年前已经决定，要发动更大规模的灭神运动。一九二九年开始，当局的灭神口号注入更多暴力语言，譬如要求民众“日日痛击宗教的脑瓜”。在斯大林治下，俄罗斯宗教的浩劫愈演愈烈，东正教堂、犹太教堂、修道院、清真寺等多被关闭或没收，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要么进了劳改营，要么死于非命。一九二八年以降，当局关闭的宗教场所不过五百三十二所，到了一九四零年代，苏联大部分宗教场所要么炸掉，要么关闭，要么改为他用。莫斯科市中心有名的Strastnoi修院，摇身一变成了国立反宗教博物馆，而小型的科学无神论博物馆亦遍布全国各地。
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东正教会共有四万六千四百五十七座教堂，一千零二十八所修院。一九三九年，估计只有一百或少于一千座还在运作。在莫斯科，一九一七年有六百个各类宗教社团。一九三九年，只剩二十个。就连上文提到的爱国教会亦难逃一劫。列宁格勒本是其根基扎实的据点，但一九四零年，爱国教会只馀一座教堂。二十与三十年代就职的东正教与革新派主教，分别为二百九十与四百位。一九四一年，在位的各剩十名。这些主教，有的死于劳改营，有的因为反革命罪被处决，其余不知所终。二十年代，教区牧师约四万人。一九四零年，还剩四千人（宗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之劫难，包括西藏在内，至今未有全面权威之专著问世。将来若秘密档案公开，相关统计数字，或许更为可观骇人）。
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官方又立法限制宗教组织，明令宗教不得传教，禁止宗教学社，禁止青年与女子宗教团体，禁止教会读书会与图书馆，禁止所有形式的宗教教育，禁止……教士从此真正赋闲，只剩撞钟做做法事。不过撞钟亦没那么轻松，因为官方规定，教堂内除了祷文，不得陈列与收藏其他书籍，且做法事需在指定处所，而教士亦必须是该区居民之一（估计有利街道居委会革命群众监控）。官方还对教士课以百分之八十的所得重税，另有百分之二十，乃惩罚不当红军为国效力的教士。教士服务天主，以教堂为家，本来天经地义，但当局灭神苛令，却使很多教士要靠教民施舍，才能借得一间屋子栖身，或是勉强求得三餐。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苏联明令穷困教士不得成为国家包袱，一举剥夺了他们的养老金、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
立法限制宗教组织的同时，苏共中央并设立监管灭神的委员会。为更好肩负起灭神教育重任，无神论者联盟更名为战斗无神论者联盟。一九二九年，该联盟只有四十六万五千会员。一九三二年，会员增至五百六十万。苏共文宣部门并将灭神宣传权下放，由联盟在农庄、工厂与机关举办各类灭神讲座。一九二零年，苏共举办的类似活动只有两百三十起。一九四零年，猛增到二十三万九千起，听众达一千一百万。无神论教员向农民传授“无神气象学”，农庄开辟“无神田”，教育村民只有依靠科学才能果实累累，而非祈祷迷信。一九二九年，官方推行“连续工作周”，将大多数周日变成工作日，意在阻止信众前往教堂。最后，连圣诞节亦更名为工业化日，以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科学唯物主义大获全胜。
可是神依然在。一九三七年人口普查，百分之五十七的苏联民众，承认自己为信徒。这一结果，当局一方面不相信，一方面亦适当放松，采取有限的怀柔政策。但紧随而至的大清洗与大恐怖，教会与教士又遭劫难。一九三七年，官方认可谢尔盖大主教与五十一名主教执掌俄国东正教会，但就在同一年，其中五十名主教因为反革命与间谍罪被捕，有的被处决，有的被监禁。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以破竹之势攻入苏联，共产政权摇摇欲坠。斯大林祭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法宝，奄奄一息的俄罗斯宗教，亦重新有了利用价值。当局允许教堂重开，允许教会声讨德国法西斯，声援伟大卫国战争。一九四七年，苏联约有两万座教堂与六十七所修院，但相比十月革命初期规模，仍然不可同日而语。即使这样，苏联官方对宗教的监控亦从未放松。一九四四年，苏共中央号召恢复针对宗教迷信的科学教育。一九四七年，成立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取代一九四三年解散的战斗无神论者联盟。一九四八年，多名学生因为聚会讨论宗教而被捕，据说他们言语不敬，对马列主义多所责难。
读苏俄宗教受难简史，笔者最受打动的故事之一，乃一九三零年某位荷兰神学家的访苏经历。他发现自己入住的莫斯科某旅社，对面就是一家小小礼拜堂。他留心观察，看路过那里的行人，究竟有多少会向礼拜堂点头鞠躬，当然他们的致敬，身体语言可能细微得难以觉察。他穿过马路走向礼拜堂，看到门口大幅标语写有马克思名言：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他走进礼拜堂，见到一位法衣褴褛的教士正向信众布道，而旁边站了一群无神论小子，嘘声不断。他后来听教士说，礼拜堂就快转做文化中心了，而附近的圣弗拉基米教堂，早已成了电影院。教士还告诉他，电影院的门厅，以前挂了一幅圣母像，现在的观众经过，还有人在自己胸前划十字。
一九六/四年，苏联某地调查显示，该地居民只有百分之七点九承认自己为教徒，另有百分之五十九点四以无神论者自居。一九三六年，谢尔盖大主教接受私下采访，他说自己要以无比的耐心，等待耶稣基督在俄罗斯获胜的那一天。——他说得完全没错，虽然这一天，足足等了半个多世纪。
古拉格逃亡记
一
索尔仁尼琴说，旧俄时代当政治犯是种骄傲，亲属不会因为家人坐牢而断绝关系，还有素不相识的女子装成未婚妻来探监。不独政治犯“风光“，到了圣诞夜，在俄国，不先给无名囚犯送点东西，哪家也不会开斋：“送去圣诞节的火腿、大馅饼、烤饼、甜面包。一个贫穷的老太婆也会拿去十个上色的鸡蛋，她的心里才觉得松快。”
Anne Applebaum研究苏联劳改营，前两年出过一本荣获普利策奖的杰作《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她也引述苏联劳改犯人回忆，证明苏俄早期，民间还保持以上传统。譬如外省某城，一队犯人行过市街，不少妇人紧紧跟随。她们一边咒骂押送士兵为刽子手，一边将面包、土豆、烟肉等等扔给犯人。目击者回忆道，有位妇人脱下披肩大衣，送给身无御寒之物的人犯。这位叙述者也幸运，他得了一双羊毛手套（儿时看苏联电影《复活》，女主角流放途中，仿佛也有这样的镜头）。
苏联劳改营主要分布于人烟稀少的高寒地带。天苍苍野茫茫，逃亡多半徒劳，但也不乏事例。据说沙皇时期，西伯利亚民众对越狱犯人与逃亡农奴常伸奥援之手。这也是传统：夜间在门口放上一条面包一碗牛奶，让饥寒交加者有了继续逃亡的动力（记得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写瑞士高山土著常将食物饮料摆在窗台门旁，虽是接济疲惫旅人，但异曲同工）。十月革命前有首老歌如此唱道：“农妇给我牛奶，小伙给我烟草。”但到了斯大林时代，这个传统烟消云散，代之以举报邀赏，或出于恐惧，或因为贪婪。对此，不妨听听索尔仁尼琴的愤怒之语：“这种俄罗斯的仁慈之心丢到哪里去了呢？它被自觉性所代替了！我们的人民被吓得那么厉害，那么不可救药，已经不会关心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了。”
凡举报捉拿逃犯者，当局都有奖赏。有些劳改犯人回忆说，北方的爱斯基摩与南方的哈萨克最为热衷此道。奖赏有两斤茶叶一袋面粉，也有几百卢布的现钱。信不信由你：在西伯利亚的金矿科雷马（该地为“享有盛誉”之苏联劳改营），当地居民可以拎着一颗逃犯的人头邀赏，回报是二百五十卢布。还有警惕的居民认出逃犯向警察报告，结果此君也收了同样卢布，他的儿子因为亲自到警察局举报有功，得了一百五十卢布。
逃犯的下场是悲惨的。不少就地正法，尸体放在营地示众。其情景，有人回忆如同恶梦：走近大门，只见一具裸尸悬在栏杆，手脚都被绑住，脑袋歪向一旁，眼睛半开半闭。尸体上方有个牌子写了字——凡想逃出Norilsk者，皆如此下场（Norilsk为另一“享有盛誉”之苏联劳改营）。还有科雷马的犯人回忆，逃犯的尸体摆在营房中央空地，有时摆上一月之久，以收杀鸡儆猴之效。另据英国历史学家Richard Overy专著《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Stalin’s Russia》，某劳改营擒获小众逃犯，先是放狗咬得鲜血横流，再让他们享受吃枪子的待遇。最后，这些不幸者的尸体，被装进一辆大车，放在营地门口示众三日。
不光逃犯，饿死病死冻死累死的犯人，劳改营也害怕因“善后”不细致而有漏网之鱼，要求守卫士兵认真检查运出营地的尸体。为了“保密”，很多劳改营都在夜间处理尸体，将之运到秘密地点集体掩埋（先于夏季挖好大坑）。有位犯人在Vorkuta（该地亦为“享有盛誉”之苏联劳改营）意外见到如下情景：死者都是赤裸抬上雪撬，头朝外，脚朝里。每具尸体都有标签，套在右脚的大趾，上面是犯人姓名与编号。每架雪撬离开前，秘密警察都要拿起一把铁镐，敲碎雪撬上诸位死者的脑袋，确保没有诈死者或奄奄一息的犯人逃出苏维埃的正义之网。不过，有时尸体太多，这种验尸法也会与时俱进，不再用铁镐费力敲破死者脑袋，而改用烧红的铁棍或锐利的粗铁丝来刺探僵尸。
二
虽说天网恢恢，但总有疏漏。捷尔纳文（Tchernavin）是位渔业专家，因为反对渔业公司五年计划之假大空，以“破坏”罪名被判刑五年，送往苏联大西北锻炼筋骨。比起很多犯人，他还算幸运，竟以囚犯专家身份，为捕鱼企业出谋划策。跟着几年，捷尔纳文韬光养晦，渐渐赢得劳改营的信任。一九三三年，表现良好的捷尔纳文获得营方恩准，可让太太与十五岁的儿子安德烈来劳改地探亲。同年夏天，这家人以野餐为名，一去永不复返。在逃亡路上，捷尔纳文夫妇才告诉儿子真相，说他们准备步行跨越苏联国境。捷尔纳文后来写道：“我们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南针。我们穿山越岭，直到芬兰，直到自由。”数十年后，安德烈回忆说，他父亲当年想以亲身经历形诸文字，改变世界对共产苏俄的乐观看法。书是写了，但全球亲苏左派的花岗岩脑袋，哪有那么容易转过弯子（最近第三度看法国电影《东方西方》——二战结束，法国妻子随俄国丈夫返回苏联为国效力，受尽苦难。直到六十年代，才设法逃离共产世界。电影结尾一个情景一句台词，笔者每次都看得听得热泪盈眶：法国妻子随同俄国丈夫出访索菲亚，通过凯撒琳德纳芙饰演的法国左派帮忙，她与儿子骗过法国大使馆门前的共党守卫与秘密警察，成功闯入使馆。就在他们进到使馆大院的刹那，德纳芙高声说道：你踏上了法国土地，你自由了！）。
不过，古拉格的逃亡者多以职业罪犯为主，因为他们一旦成功，生存的机会更大，譬如真的穿州过县到了大城，有兄弟伙掩护与接济，既有伪造的证件蒙混，亦有藏身之处。据说职业罪犯逃亡的动机，倒不是想回什么自由世界（他们呆在劳改营，可能更加如鱼得水，因为在共党治下，刑事犯的地位已然高过反革命犯，前者是可以改造的社会亲近分子，后者是无药可救的社会异己分子），而仅仅为了好玩或出去放放风。反正都判了例如二十五年，若被抓回，再锦上添花个十年刑期有啥大不了。根据某劳改犯回忆，有位女刑事犯，她逃跑不过为了跟情夫幽会。二进宫之后，这位娘儿们虽然马上进了惩诫室，但心情舒畅容光焕发。此外，劳改营追捕逃亡的刑事犯与反革命也有轻重缓急，前者常常不那么用心，而后者往往深入发动千家万户人民群众，撒下天罗地网，并要求边境部队参与搜索，因为反革命多半逃往国外，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哪有容身之地？
职业罪犯逃亡之路不简单，常见血腥野蛮，由此可窥俄国黑帮之凶险。他们不光杀守卫，连自己人亦干掉，只是干掉的方式颇实用——路上不致饿死。据说标准做法是：几位难友同意第三者（行话叫“肉”）加入逃亡行列，而这块“肉”就供大家途中“享用”。有回忆说某劳改营当年一桩案子，乃被捉回的逃犯供认，他和另一人结伙，与劳改营的厨子一起逃跑，这厨子就是他们“会走路的补给”。一开始，计划很顺利，“肉”被割来吃了。但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路途太长，“肉”吃完还会饿。如何是好呢？剩下的两个好朋友心照不宣，都晓得最先累倒饿倒的那位，必定成为对方的“肉”。于是他们都装着不累，晚上互相说故事消磨长夜。最后，终算有人先倒了，没倒的那人把死者做成了“肉”。他被捕的时候，随身袋子里还发现数块“生肉”（“肉”的故事虽不普遍，但亦不少，可见并非故意抹黑比反革命尚高贵一等的“社会亲近分子”。有位科雷马劳改犯回忆，两名逃犯被判死刑，因为他们带了一位男孩逃跑，将之做成“腌肉”。另：二十年代末，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消灭所谓富农，将两百多万富农迁移西伯利亚蛮荒自生自灭，不仅催毁俄国乡村，更导致随后几年乌克兰与南俄罗斯六七百万人饿死。据说饥荒时期，灾民亦有人吃人。二战期间，德军残酷对待苏联战俘，苏军战俘以死去难友充饥。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采访幸存者，有言多吃肉，少吃内脏。再有，二战结束后，苏联中亚与乌克兰，又现饥荒与人吃人）。
以上逃亡，不过古拉格史事九牛一毛。一九四一年德国进攻苏联，留在社会主义祖国西部的多个劳改营与监狱，不得不展开官式逃亡（政治正确的术语，应叫撤退或战略转移）。在早几年前被苏联吞并的波兰东部与波罗的海小国，因为德军进展神速，苏联秘密警察不及转移塞满狱中的“反苏恐怖分子”（Richard Overy说得好，苏联当时的镇压亦以反恐为名，但真正的恐怖分子寥寥无几），只好大开杀戒。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亦即德国进攻苏联同一日，秘密警察开始枪杀靠近德苏边境某城的反革命。但动手之际，一队由乌克兰人领军的起义者包围该城，秘密警察只得暂时放弃监狱。一些囚犯逃出来，另外一些却不敢，害怕是个圈套，出去就会遭到秘密警察枪击。结果，六月二十五日，秘密警察卷土重来，先放掉所谓的普通犯人，再于监狱地下室用机枪扫射剩下的反革命。据统计，该城所有监狱共有四千名囚犯死于秘密警察之手。他们的遗体，因为秘密警察的战略撤退实在仓促，只能用一层沙土草草覆盖。
劳改营的撤退惨不忍睹。机器比犯人重要，所以后者多半步行（有押送犯人的卫兵声称：“我们没有运输工具。能走的就走，不管说什么都得走。不能走的，就毙掉。我们不给德国人留下一个。你们自己决定吧）。一九四一年八月，某政治犯走在撤退行列中，头顶是乌克兰的骄阳，手中是随身包裹，里面有枕头、床单等等。她甚至还带了件大衣，因为她知道没有这个，冬天可能熬不过去。但是，天气实在太热了（摄氏三十五度），路途实在太远了。走了三十公里，包裹只好扔掉。她身旁有位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头发灰白，是她同室的难友（也是反革命？）。老太太走不动，她一路拖着她。老太太不停唠叨，念她相依为命的孙子，担心十五岁的孙子也被捕了（毫不奇怪，劳改营中小反革命多得很）。走啊走，两个人都摇摇晃晃了。老太太央求不要管她了：“我歇一会儿，自己一个人走好了。”——“她马上就落后两米了。我们当时在队伍的最后。我觉得她落在后面了。我回头望望，想帮她——我看到他们杀了她，从后面，用刺刀。她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显然，他们晓得怎么做。她连动都没动一下。后来我想通了，她死得比别人轻松。她没见到刺刀。她也来不及害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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