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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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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4/03 出处：党史研究 |
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没有突
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後，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
。胡耀邦看了这为讲话後，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
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仲仲。我当然
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非多虑，而是他过於大意了。仅仅一年
，《苦恋》（即《太阳和人》）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间，引起轩然大波。
据外电报道：中国不少有地位的人士愤怒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
的帽子，押送还乡，劳动改造。个别人的主张尤为极端。有些人为了某种不可告
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说成是“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後台”。这样一来，一
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电影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洽问题了，中国人立即敏感地
联想到《清宫秘史》、《海瑞罢官》。中国知识分子凭籍历史的经验，完全能嗅
到山两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拍案而起者有之，投书抗辩者有之，从此躺倒者有
之……已故的中央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
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的一
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个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於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
治运动。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
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
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
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
书就不赞同。”这次见面还是在那间小客厅里，比上次多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张藤
椅。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後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
椅上看。”後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真的很遗憾，一九八一年全年，举国
上下都卷人了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事件，和共和国的主人——所有的普通
人民一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却没看过这部影片。春节後，一个日
本有影响的报纸发出一则消息，题目是：《批〈苦恋〉意在阻挠胡耀邦出任党主
席》。是海外传媒经常把中国的文艺和政治扯在一起呢？还是中国的文艺本来就
和政治分不开?
一九八一年四月廿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的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
反》。举国哗然！举国愕然！文化部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如火如
荼的批判与过去历次批判运动相反，出现的是与原声迥异的回声。五月十七日，
胡耀邦有一个讲话，希望了解并考虑知识分子的情绪。七月十七日，邓小平召见
几位意识形态方面的负责人，很激动地对《苦恋》的问题。对自由化泛滥讲了一
番十分严厉的话（显然，他看到不少这方面的报告）。这篇讲话後来经胡乔木按
自己的纪录在语气和用词方面进行了修改，比原话缓和很多。然後作为文件下达
，并选入“邓选”。八月三日，胡耀邦受命主持召开思规战线座谈会，作为当事
人，我在武汉军区接受批判，而没能参加。胡耀邦的讲话已经尽了他之所能，把
调子压低了很多。他说：“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
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
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个错误倾向。”我相信
这是他所能说和必须说的话。十月十三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刚刚从
巴黎国际笔会回来的巴金。一见面就问：“巴老！你看过我的文章吗？”巴金回
答说：“没有。”胡耀邦说：“我的文章本来把批《苦恋》应彼结束的意思放在
前面，有些老同志的气不顺，我只好把这样的意思摆在後面。你在文学界德高望
重，应该给中青年作家以正确的引导。”巴金没有顺应胡耀邦当时非说不可的意
思，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
少批评。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多产的中青年作家——比如白桦等。”
原载《怀念耀邦》第三集
邓小平:
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
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
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
，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
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个文联筹备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
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
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
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
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
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
《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
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
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
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
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
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对我们党员
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而
现在的许多问题正出在我们党内。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
呢？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
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
坚决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
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
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
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我刚才提出的需要进行批评的作品、观点，只是
一些例子，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文章，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不一一列举了。《苦恋》和那个青年诗人的讲话，为什么还有那么一些人支持？
这值得我们思想战线上的同志深思。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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