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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黎明:亲历伊朗伊斯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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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3/31 出处：大旗网 |
（一）
1977年至1983年，我在伊朗工作，亲历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和两伊战争的爆发。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段经历。
上个世纪70年代是伊朗的暴富时期。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猛涨，波斯湾沿岸一批产油国迅速致富。几年内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好几番。1973年我初次陪同姬鹏飞外长访问伊朗时，看到首都德黑兰一片繁荣的景象，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公路四通八达，200万辆小汽车使首都的交通拥挤不堪。这一切对于我这个来自当时温饱还成问题的国度的外交官着实有点眼花缭乱。但是，正当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伊朗社会内部各种固有的矛盾也激化了。
由于石油价格猛涨，伊朗石油收入迅速增加。据统计，1972～1973年度，伊朗政府的石油收入为28亿美元，1974～1975年度上升到178亿美元。伊朗获得巨额的石油美元，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这时，伊朗石油年产量达到约两亿吨，居中东首位，世界第四位，一跃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富裕国家。
巴列维原本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但是，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刺激了他重温昔日波斯帝国旧梦的欲望。他一再修订经济发展计划，大幅度地增加投资，强行加速度地推进工业建设，并宣称到本世纪末要把伊朗建成一个与工业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工业国，成为世界“第五大强国”。 他过于天真地想用石油所获得的财富买一个现代化。强国梦的悲剧由此就产生了。
大批失地农民流入城市，首都德黑兰集中了伊朗1/5的人口。以国王、王室为首的2000家豪富聚敛财富，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挥金如土，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几乎未从激增的石油财富中受益，贫富差距与社会财富同步增长。巴列维依靠军警和秘密特务组织“萨瓦克”加强专制统治。在外交上，巴列维对美国唯命是从，甘心充当美国在波斯湾的宪兵，民族矛盾伴随着人民对西方文化大举吞食伊斯兰文化的愤怒，使巴列维政权坐到了火山口上。
1977年底，我以一名年青外交官的身份被派往我国驻伊朗使馆工作。我到了德黑兰之后不久，正好巴列维在华盛顿访问，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前的草坪上主持欢迎仪式，当时大批伊朗留美学生到白宫草坪附近举行反国王的示威，规模很大，美国警方控制不住，最后使用催泪弹来驱散人群，但是由于当时风向不对，催泪弹的烟雾反而飘向白宫草坪。我当时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两位元首都被催泪弹烟雾熏得泪流满面。实际上，反巴列维运动的序幕在华盛顿已经拉开了。
1977年12月，流亡在伊拉克纳杰夫的霍梅尼向国内学生和信徒发出进行反对国王的“圣战”的号召。引发伊朗国内大规模反国王示威游行的导火索是1978年初刊登在伊朗《新闻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亵渎了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为此，1月7日至9日，数千名神学院学生在宗教圣城库姆举行抗议游行示威，遭到镇压，造成约7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流血惨剧。库姆流血事件点燃了1978～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火焰。
1978年2月，抗议运动已经席卷全国。1978年的3月21日是波斯新年，每年这一天所有的外国驻伊朗使节都要到伊朗王宫给巴列维国王拜年，使节们排列的顺序按照他们递交国书的先后站立，然后国王过来和使节们一一握手，与每位大使寒暄几句。非常凑巧的是，焦若愚大使和当时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递交国书的时间是一前一后，因此排队的时候就在旁边，我就站在焦若愚大使的身后给他们两人做翻译，正当巴列维国王从远处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沙利文突然对焦若愚大使说：“这个国家缺少领袖！”我把这句话翻译给焦大使，焦大使一听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您是不是指的这个人？”他说：“是的。”实际上美国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对巴列维丧失了信心了。沙利文退休后写了一本名叫《出使伊朗》的回忆录，其中他就写道，当时他给美国国务院写的报告就认为美国仅仅依靠巴列维是很危险的。
当年9月，爆发了持续好几周的总罢工，全国陷入严重瘫痪状态。12月10～11日，首都德黑兰发生大规模示威，有成百万群众参加，包括来自农村的支持者。游行的组织者发表17点声明，要求结束君主制，接受霍梅尼为最高领导人，建立伊斯兰政府，恢复农业，保护宗教，让流放者回国等。12月18日，为抗议军队镇压，全国爆发总罢工，政府机构完全陷于瘫痪。国王被迫于12月30日任命“民族阵线”领导人之一巴赫蒂亚尔为首相，并于1979年1月13日组成以巴赫蒂亚尔为首的摄政委员会。
巴赫蒂亚尔虽同意组阁，但要求解散现议会和萨瓦克，由政府控制军队警察，国王立即出国度假，将来做一名立宪君主。但巴赫蒂亚尔本人却因与国王合作被民族阵线开除。革命浪潮已不可阻挡。1978年底国王统治的基础走向崩溃，它赖以维持统治的军队发生了动摇，一些士兵倒向革命阵营，王室成员、高级官员及军官纷纷向海外转移财产。巴列维的统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美国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一贯支持国王的态度，准备放弃巴列维政权，转而与霍梅尼合作。早在霍梅尼流亡巴黎的时候，卡特派了秘密特使到巴黎和霍梅尼谈判，当时双方达成了一个秘约：只要美国说服伊朗的军队不发动政变，同时把巴列维赶出伊朗，霍梅尼执政后将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关系。协议达成后不久美国就派了美国驻北约总司令休斯将军到伊朗。对于此事，巴列维流亡国外后写的回忆录中有描述：休斯抵达伊朗后，没有去找他，而是把伊朗军队的高级将领统统召集在一起开会，要求他们不再追随巴列维，新政权上台以后不要发动政变，要支持新的政权。当时伊朗的军队有50万人，装备精良，在中东地区实力非常强大。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怕的就是军队发动政变。休斯把军队稳定下来之后就去了王宫，告诉巴列维，要求他十天之内离开伊朗。巴列维在回忆录中说：“我像一只死耗子一样被美国扔出了伊朗。”其实他早应明白，美国在外国扶植的傀儡下场大多如此。
1979年的1月26日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乘飞机出国流亡，消息一传出，德黑兰万人空巷，数百万群众涌上街头，载歌载舞，那天我正好在德黑兰市中心，目睹了这一欢庆的场面。许多市民当街宰羊，所有的汽车同时打开大灯并鸣笛，开动竖起的雨刷插上了鲜花来回飞舞，我乘坐的汽车里被欢庆的群众扔满了糖果和甜点，德黑兰市内几十座巴列维父子的铜像被群众推倒。不到十天，霍梅尼就从巴黎回到伊朗，建立了伊斯兰政权。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波斯强国梦被击得粉碎，统治了伊朗半个世纪的巴列维王朝从此寿终正寝。
（二）
1979年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美国相信此前在巴黎与霍梅尼达成的密约，对伊斯兰政权还心存幻想，甚至企图借助霍梅尼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入侵阿富汗，美伊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美国大使沙利文留驻德黑兰。
1979年10月形势急转直下。被废黜的国王巴列维离开伊朗后辗转到了摩洛哥、墨西哥和巴哈马。由于受到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强大压力和追杀令的威胁，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愿接纳他定居。在此期间，巴列维罹患淋巴癌，他的家属通过洛克菲勒和基辛格等人向美国政府申请赴美治疗。卡特政府犹豫再三，于1979年10月2日宣布，出于“人道主义”同意巴列维赴美治病，引起伊朗公众的愤怒。伊朗伊斯兰政权怀疑美国爽约转而支持巴列维杀回马枪。10月29日，霍梅尼在库姆市发表演说时宣称，“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谴责美国政府支持巴列维，表示伊朗人民将给予回击。伊朗国内掀起反美浪潮。当时正在阿尔及利亚与美国代表谈判关系正常化的伊朗临时政府总理巴扎尔甘回国后就被赶下了台。
1979年11月4日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数百名伊朗男女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使馆人员当作人质，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引渡巴列维。美国政府断然拒绝伊朗方面的要求。伊朗方面表示，若不引渡巴列维，则不释放人质。
11月4日当天，我正好陪同林兆南临时代办到伊朗外交部办事，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美国大使馆被占领，结果到了伊朗外交部门口的时候看到美国临时代办的专车停在那里。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美国代办带领两个随员到伊朗外交部进行抗议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提完抗议之后，伊朗外交部的官员就告诉他们：不得离开伊朗外交部。这样美国大使馆的52名人质被扣押在使馆，美国代办和两名随员被扣押在了伊朗外交部的一个房间里，在那里呆了444天。
事件发生后，美国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希望人质获释。11月18、19日，伊朗方面释放了人质中的13名妇女和黑人，其余53名人质仍被扣押在美国使馆里。伊朗方面坚持将引渡巴列维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美国卡特政府见外交斡旋努力难以奏效，遂采取强硬手段，驱逐了183名伊朗外交官和不符合在美居住手续的伊朗留学生。伊朗立即还以颜色，宣布停止向美输出石油，准备提取在美的存款，不接受以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支付货币，不偿还巴列维政权欠下的债款。美国针锋相对，采取反措施，下令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冻结伊朗在美资产，上诉海牙国际法庭。
这次人质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许多国家以不同方式表示希望遵循国际法准则尊重外交人员豁免权，释放人质，和平解决美伊两国争端。12月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呼吁伊朗释放美国外交人员。伊朗拒绝接受安理会决议。人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美国决心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1980年4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正式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美国还要求西欧盟国采取同样措施。
4月22日，卡特总统下令执行武装秘密营救人质的“蓝光”计划。结果机毁人亡，美国在世人面前丢尽了面子。
当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美国人质遂成为伊朗的包袱。11月2日，伊朗议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释放人质的4项条件：美国作出不干涉伊朗内政的保证，解除伊朗在美国资产的冻结，撤消美国对伊朗的一切要求与制裁措施，将前国王巴列维的财产归还伊朗。11月11日，美国表示原则上接受上述条件作为解决人质问题的基础。经阿尔及利亚等国斡旋，美伊双方终于在1981年1月19日在阿尔及尔签署了关于解决人质问题的协议：美国分三次归还伊朗140亿美元的资产，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释放全部美国人质。次日，被扣押14个半月的美国人质全部获释离开伊朗。
旷日持久的美国人质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它为日后的美伊关系打下了难以解开的结。在美国人心目中，人质事件是美国人自越战以后遭受到的最大的耻辱。美国这个超级大国面对伊朗竟然束手无策。美国外交官被蒙上眼睛反绑双手遭伊朗学生羞辱的照片和图象在美国传媒反复刊登和播放，伊朗人进入美国大使馆之后把里面所有的秘密文件拿出来示众，对美国公众的刺激极大。1980年2月，当52名人质获释返回美国时，美国各地公众在树上和家门口挂满黄丝带，可见此事在美国影响之大。这个事件也成了美国公众对伊朗的一个仇恨点，此后美国历届政府不管采取如何敌对伊朗的政策，在美国国会没有阻力，美国公众也都能接受。
人质事件加上新政权公然宣传 “输出革命” 极大损害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象，因此在日后爆发的两伊战争中，尽管伊朗是被侵略的一方，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谴责萨达姆，也没有一个国家同情伊朗。
（三）
在冷战年代，巴列维在美国的压力下，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伊朗才与中国建交。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紧张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把大批导弹对准中国的领土，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改善，我国奉行 “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就是要建立起一条东起美国西迄欧洲的反苏统一战线。这样中美关系就从敌对转变为互相倚重。在这“一条线”中，伊朗和土耳其正处于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个思想指导着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中国对伊朗的外交和对伊朗形势的调研和观察。
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虽然中伊还为建交，但关系已开始松动。巴列维国王派他的两位姐妹先行来中国“探路”。周总理都亲自出面会见宴请。有一次，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阿什拉芙公主时，周总理还亲自在烤鸭店门口迎接。记得1971年中国和伊朗签署建交公报时的时候，我还在外交部在山西离石的干校劳动。1972年9月的一天，干校的军代表通知我说，外交部要求我次日即赶往北京参加接待伊朗王后和首相胡韦达访华。他们到达北京的那天，周总理还亲自到机场去迎接。车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周总理陪同伊朗王后乘坐敞蓬车接受数千名群众的夹道欢迎。除了游览故宫和长城由郭沫若陪同外，周总理在北京几乎全程陪同。这令伊朗王后和首相十分感动。
1975年5月，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孪生姐妹阿什拉芙公主访华，她是周总理1955年万隆会议就结识的老朋友。重病中的周总理在医院会见了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1978年，伊朗爆发了全国性规模的反巴列维运动。这也使“蜜月”期的中伊关系面临严峻考验。1978年4月，中央决定由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华国锋同志当年8月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当时我国领导人出访乘坐的专机是波音707客机，飞欧洲途中必须降落加油，由于德黑兰位于航线的中点，又是交通要道，加上伊朗当时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往返都在德黑兰停降，并在回程时作正式的访问。
1978年6月，时任外长的黄华访问伊朗，为华国锋访华进行前期准备。由于当时中国外交全神贯注的是苏联问题，黄华外长在他和伊朗外交大臣哈拉巴里会谈中首先发言讲述苏联在阿富汗、索马里、红海、波斯湾地区以及南下印度洋的扩张的势头。当时我担任的翻译。轮到对方发言的时候，哈拉巴里居然只字不提苏联问题。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伊朗古代有位星象学家，夜间走路时总是抬头望着观察星象，有一天晚上，正当仰天望星走路时，没有想到前面有个坑，一下子就掉进坑里面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他讲这个故事是在暗示我们，他们的政权已经很危险了。
1978年8月，这个时候伊朗国内的局势已经是严重恶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尤其是华国锋已经快完成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准备返回的时候更是如此，伊朗国内因为动乱，死伤的人数相当的大，巴列维国王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更换首相，内阁进行改组。这时华国锋已经完成了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在铁托的陪同下在布列俄尼岛休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国最高决策当局就犹豫了：还要不要进行访问？代表团联名给我驻伊朗大使焦若愚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西亚北非司司长周觉已先期到达德黑兰。焦大使会同何英副部长和周觉司长连夜开会，我当时在伊朗使馆调研室工作，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经过反复斟酌，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伊朗是“一条线”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尽管局势动乱，过门不入会影响两国关系。特别是，根据我们对形势的估计：当时的伊朗国内的局势是得到苏联插手的，巴列维正处于一种比较困难的处境，因此，从我们整个“联美反苏”的大战略考虑，应该支持巴列维一下，因此使馆最后得出的结论，不宜改变行程。
这样华国锋就如期进行了对伊朗的国事访问，我作为华国锋的翻译随行。实际上这个时候局势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华国锋抵达之后，由于大街上到处都是游行示威的队伍，治安形势非常的不好，专机抵达之后，所有的参观项目取消，仅在机场、宾馆、王宫三点之间活动，汽车不能坐，只能坐直升飞机，由于局势动荡，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去活动准备了六架直升飞机，事先也不指定坐哪一架，随意坐，坐上之后六架飞机飞往不同的方向。
我印象最深的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就是华国锋和巴列维之间的一次单独会谈，那次会谈除了我这个翻译之外没有任何人，会谈中巴列维的情绪已经相当低落，他说，伊朗的形势已经非常的困难，他的前途是个“未知数”。我听到这句话感到非常的吃惊：他作为一个国家元首，竟然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这次访问严重影响了伊斯兰革命后的中伊关系。伊朗公众普遍认为中国是巴列维的“朋友”。中国领导人在巴列维行将灭亡时候访问伊朗是为旧政权打气。伊朗伊斯朗革命胜利后，大街上到处写的口号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打倒中国！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伊关系相当的冷淡。直到1984年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伊朗才冰释前嫌。
此后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走向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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